目的:探讨120例复发性流产(RSA)病因组成，并观察环孢素A(CsA)在不明原因复发性流产(URSA)中的临床疗效。方法:收集2017年12月至2019年10月在湖南省职业病防治院妇科就诊的120例复发性流产患者病历资料，分析其病因，并将60例不明原因复发性流产患者(URSA)按患者意愿分成观察组和对照组，观察组(30例)采用环孢素A＋地屈孕酮治疗，对照组(30例)采用地屈孕酮治疗，并随访截止2019年10月1日。比较两组患者妊娠成功率及两组在孕6、8周外周血绒毛膜促性腺激素(HCG)、孕酮(P)和雌二醇(E 2)水平。 结果:120例RSA患者，父母染色体异常7例(5.83%)，解剖异常10例(8.33%)，内分泌异常6例(5.00%)，凝血异常6例(5.00%)，感染因素2例(1.67%)，男方因素5例(4.17%)，复合因素异常22例(18.33%)，不明原因62例(51.67%)。观察组保胎成功率90.00%(27/30)，足月分娩健康儿12例，15例在孕中期，3例再次自然流产；对照组保胎成功率66.67%(20/30)，足月分娩健康儿8例，1例早产，11例在孕中期，10例再次自然流产。观察组孕6周和8周的HCG、E 2水平显著高于对照组( P<0.05)，两组血清P水平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 结论:RSA病因以不明原因为主，其次为复合因素。不明原因复发性流产加用环孢素A治疗提高了保胎成功率，为URSA患者提供新的保胎药物选择。

目的:探讨MRI预测剖宫产切口瘢痕妊娠（CSP）术中大出血风险的价值。方法:回顾性分析2018年1月至12月北京大学第三医院经手术及病理证实的77例CSP患者资料，均在术前行MRI平扫检查，按其终止妊娠术中出血量分为术中大出血组11例和非术中大出血组66例。记录患者的临床资料，包括年龄、停经时间、剖宫产次数、距末次剖宫产时间、人工流产次数、术前人绒毛膜促性腺激素（β-hCG）值，并记录术前MRI影像特征（CSP分型、孕囊的最大直径、子宫下段瘢痕厚度及孕囊周围或宫腔出血）。采用独立样本 t检验或配对秩和检验比较两组间计量资料的差异，采用χ2检验比较计数资料的差异。将两组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的危险因素进行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绘制受试者操作特征曲线，评估预测术中大出血的效能。 结果:停经时间、孕囊最大直径、子宫下段瘢痕厚度在CSP术中大出血组和非术中大出血组间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P<0.05）。年龄、剖宫产次数、距末次剖宫产时间、人工流产次数、术前β-hCG值、CSP类型、孕囊周围或宫腔出血在两组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两组间仅子宫下段瘢痕厚度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02，比值比为4.222，95%可信区间为1.679~10.614）。停经时间、孕囊最大直径、子宫下段瘢痕厚度的预测术中大出血的曲线下面积分别为0.750、0.829和0.899，最佳预测指标为子宫下段瘢痕厚度，其预测的最佳阈值为2.25 mm，诊断灵敏度、特异度、约登指数分别为90.9%、75.8%和66.7%。 结论:子宫下段瘢痕厚度是CSP术中出血的独立危险因素，术前MRI仔细观察子宫下段瘢痕形态，客观、准确地测量其厚度，可较准确预测术中大出血风险。

目的:比较不同核型、年龄及社会性别性腺发育异常(DSD)患儿抗缪勒管激素(AMH)、抑制素B(INH-B)及性激素水平。方法:选取2019年1月至6月期间在本院体检经血清学检查疑似儿童性腺发育异常、并最终经病理活检确诊的患儿共101例。参考既往发表的同类型研究，本研究纳入的101例患儿年龄共分为4层(<1岁，1～2岁，2～4岁，>4岁)，社会性别分为社会性别男、社会性别女2层。同期选取本院89例无内分泌异常的性腺发育正常儿童作为对照。采用化学发光法测定血清AMH、INH-B、促黄体生成素(LH)、卵泡刺激素(FSH)、雌二醇(E2)、泌乳素(PRL)、睾酮(T)水平。结果:101例中社会性别男62例，女39例；年龄23日龄至12岁，中位年龄3.3岁；染色体核型：52例为46，XX；21例为46，XY；12例为45，X；7例为46X，del(Xq)；5例为46X，i(Xq)；2例为45X，inv9；2例为45X/46XX。部分性腺发育不良65例，睾丸消失综合征25例，混合性腺发育不良11例。1例患儿家族中有不孕不育病史。患儿就诊原因中，最常见的为外生殖器外观异常(54例，53.47%)，其次为阴茎发育小和(或)阴囊空虚(25例，24.75%)，其他就诊原因包括原发性闭经、双侧腹股沟包块、高血压、阴蒂肥大、小阴唇粘连。性腺发育异常组血清AMH、INH-B、T水平显著高于性腺发育正常组，而LH、FSH、E2、PRL水平显著低于性腺发育正常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所有核型不同年龄段性腺发育异常患儿的INH-B水平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其中<1岁性腺发育异常患儿INH-B水平最高，2～4岁性腺发育异常患儿INH-B水平最低；46，XX核型以及其他核型不同年龄段性腺发育异常患儿的LH、FSH、E2、PRL、T水平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其中>4岁性腺发育异常患儿与其他年龄段相比，LH、FSH、E2、PRL水平相对较高，T水平相对较低；46，XY核型不同年龄段性腺发育异常患儿的E2、PRL、T水平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其中>4岁性腺发育异常患儿与其他年龄段相比，E2、PRL水平相对较高，T水平相对较低。社会性别男性腺发育异常患儿的AMH、LH、FSH、E2、PRL水平低于社会性别女的患儿( P<0.05)，INH-B、T水平高于社会性别女的患儿( P<0.05)。 结论:性腺发育异常患儿抗缪勒管激素、抑制素B及性激素水平与正常群体存在差异，可能与患儿年龄、染色体核型以及社会性别的分配存在关联，但存在部分混杂因素(如病因、治疗方案、是否行hCG刺激试验)的影响，故需要更多样本加以验证。

目的:探讨产后胚物残留合并子宫动静脉瘘发生的危险因素。方法:选取河北省唐山市妇幼保健院2000年1月至2020年12月近20年内产后胚物残留合并子宫动静脉瘘患者26例作为病例组；选取同时段产后胚物残留未并发子宫动静脉瘘患者32例作为对照组，病例组及对照组均为剖宫产瘢痕部位胚物残留。通过单因素及多因素Logistic分析，筛选产后胚物残留合并子宫动静脉瘘发病的危险因素。结果:病例组患者共26例，其中药物流产术后患者3例，人工流产术后患者17例，剖宫产术后患者2例，中期引产产后患者4例。对照组患者32例，其中药物流产术后患者7例，人工流产术后患者11例，剖宫产术后患者8例，中期引产产后患者6例。病例组中因大出血就诊患者11例，对照组中因大出血就诊患者3例。单因素分析结果显示：产后胚物残留合并子宫动静脉瘘的发生与阴道出血时间( t＝3.481)、治疗前后血绒毛膜促性腺激素(human chorionic gonadotropin，HCG)值( t值分别为5.206、3.707)、治疗前血红蛋白值( t＝6.245)、血小板计数( t＝0.910)、残留胚物面积有关( t＝2.137)( P均<0.05)。多因素回归分析显示：治疗前血HCG升高( OR 20.319，95% CI 1.348～306.187)、治疗前血红蛋白值降低( OR 0.870，95% CI 0.788～0.960)是产后胚物残留合并子宫动静脉瘘的独立危险因素( P<0.05)。 结论:治疗前血HCG值升高、血红蛋白值降低的产后胚物残留患者，存在并发子宫动静脉瘘的风险因素，应高度警惕，尽量减少临床漏诊率。

目的:探讨卵泡期长效长方案在子宫内膜异位症患者体外受精（ in vitro fertilization，IVF）/卵胞质内单精子注射（intracytoplasmic sperm injection，ICSI）助孕过程中的作用。 方法:回顾性队列研究分析2015年7月1日至2019年6月30日期间在青岛大学附属烟台毓璜顶医院生殖医学中心第一次行IVF/ICSI助孕的383例子宫内膜异位症患者的临床资料。根据促排卵方案将患者分为卵泡期长效方案组（A组）、长方案组（B组）和拮抗剂方案组（C组），采用单因素分析和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比较各组患者的临床结局。结果:A组与B组和C组相比，促性腺激素（gonadotropin，Gn）启动日和人绒毛膜促性腺激素（human chorionic gonadotropin，hCG）注射日的血清促黄体生成素（luteinizing hormone，LH）水平［0.64（0.35，0.99） IU/L比1.78（1.42，2.05） IU/L比5.00（3.63，6.46） IU/L；0.89（0.37，1.33） IU/L比2.48（1.76，3.25） IU/L比2.46（1.66，3.67） IU/L］和雌二醇水平［6.70（5.00，16.90） μg/L比7.93（6.50，7.93） μg/L比34.05（22.99，45.58） μg/L；1.82（1.11，2.75） μg/L比2.97（2.16，4.24） μg/L比2.03（1.49，2.96） μg/L］显著降低（ P均<0.001）；Gn使用总量［2700（2250，3200） IU比1875（1575，2250） IU比1800（1425，2250） IU］和Gn使用时间［11（9，13） d、9（8，10） d和8（8，9） d］显著增加（ P均<0.001）；临床妊娠率［76.53%（75/98）、61.39%（62/101）和54.39%（31/57）， P=0.010］、胚胎种植率［54.10%（99/183）、42.63%（81/190）和40.19%（43/107）， P=0.029］和活产率［66.33%（65/98）、53.47%（54/101）和47.37%（27/57）， P=0.046］显著提高。 结论:与长方案和拮抗剂方案相比，卵泡期长效长方案能改善子宫内膜异位症患者IVF/ICSI的临床结局。

目的:观察孕早期胎儿颈项透明层(NT)超声检查联合母体血清癌胚抗原(AFP)、游离人绒毛膜促性腺激素(F-β-HCG)检测应用于诊断胎儿发育异常的临床价值。方法:选取2015年3月至2019年3月于诸暨市人民医院定期接受产前检查的孕早期女性2 000例为研究对象，所有研究对象于孕11～13 ＋6周进行胎儿NT超声检测，并于孕16～20 ＋6周进行母体血清AFP和F-β-HCG水平检测，对所有研究对象进行随访，确认胎儿发育情况，统计分析各种检测方法的灵敏度、准确度、特异性、阳性预测值和阴性预测值，评估对于胎儿发育异常的诊断效能。 结果:在2 000例中，胎儿发育异常39例，异常发生率为1.95%；男性胎儿与女性胎儿孕早期NT检测值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t＝0.326， P＝0.617)，年龄≥35岁孕妇胎儿NT检测值(2.39±0.79)mm，显著高于年龄<35岁孕妇的(1.76±0.65)mm( t＝2.958， P＝0.013)，且发育异常胎儿NT检测值(3.48±0.83)mm，显著高于发育正常胎儿的(1.49±0.67)mm( t＝6.724， P＝0.000)；孕早期胎儿NT检测对胎儿发育异常的诊断灵敏度(84.61%)、特异性(98.27%)和准确度(98.00%)均高于孕中期母体血清生化指标检测(56.41%、96.43%和95.65%)；而孕早期胎儿NT联合孕中期母体血清生化指标检测的诊断灵敏度(97.44%)均显著高于各单项检测(84.61%、56.41%)，联合检测的诊断特异性(94.75%)和准确度(94.38%)均低于各单项检测方法(98.27%和96.43%；98.00%和95.65%)。 结论:孕早期胎儿NT增厚与胎儿发育异常密切相关，孕早期胎儿NT联合孕中期母体血清生化指标检测可提高胎儿发育异常的检测灵敏度，有效防止发育异常胎儿的漏检。

目的:探讨长效生长激素预处理对高龄不孕患者体外受精/卵胞质内单精子显微注射（ in vitro fertilization/intracytoplasmic sperm injection，IVF/ICSI）临床结局和安全性的影响。 方法:采用前瞻性、自身前后对照研究分析2018年5月至2019年11月期间在郑州大学第三附属医院生殖医学科进行IVF/ICSI助孕患者的临床资料。选取女方年龄35~39岁，单侧基础窦卵泡数≥5个，基础卵泡刺激素（follicle-stimulating hormone，FSH）<10 IU/L，且前次IVF/ICSI周期≥50%的Ⅳ级胚胎为A1组，再次助孕添加生长激素6周以上预处理为A2组。平行对照选取同期行IVF/ICSI助孕患者，入组标准同上，第一周期常规IVF/ICSI助孕，未使用生长激素（B1组）；第二周期采用与第一周期相同的控制性超促排卵方案，未使用生长激素（B2组），主要观察指标为累积活产率（cumulative live birth rate，CLBR）。结果:促性腺激素（gonadotropin，Gn）使用时间、人绒毛膜促性腺激素（human chorionic gonadotropin，hCG）注射日子宫内膜厚度、hCG注射日雌激素、hCG注射日孕酮水平及IVF受精比例前后自身对照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均 >0.05）。A2组的Gn用量高于A1组［（3 880.4±902.0）IU比（3 485.6±1 054.0）IU， P=0.012］，B2组的Gn用量高于B1组［（3 377.7±899.2）IU比（3 117.8±891.3）IU， P=0.025］。A2组的可利用胚胎率［55.17%（160/290）］、优质胚胎率［21.38%（62/290）］、冻融胚胎移植临床妊娠率［60.87%（14/23）］、累积妊娠率［61.11%（22/36）］和CLBR［50.00%（18/36）］均显著高于A1组［45.98%（120/261）， P=0.031；12.64%（33/261）， P=0.007；17.39%（4/23）， P=0.003；17.50%（7/40）， P<0.001；2.50%（1/40）， P<0.001］，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B2组与B1组比较，可利用胚胎率、优质胚胎率、新鲜周期临床妊娠率、冻融胚胎移植临床妊娠率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均 >0.05），累积妊娠率［34.21%（13/38）比12.50%（5/40）， P=0.023）］、CLBR［26.32%（10/38）比2.50%（1/40）， P=0.003］增加，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A2组与B2组比较，可利用胚胎率［55.17%（160/290）比45.56%（113/248）， P=0.026］、优质胚胎率［21.38%（62/290）比13.31%（33/248）， P=0.014］、累积妊娠率［61.11%（22/36）比34.21%（13/38）， P=0.021］和CLBR［50.00%（18/36）比26.32%（10/38）， P=0.036］显著增高，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A2组卵巢过度刺激综合征（ovarian hyperstimulation syndrome，OHSS）发生率、多胎妊娠率和异位妊娠率较A1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但A2组流产率小于A1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18.18%（4/22）比71.43%（5/7）， P=0.016］。A2组应用生长激素前、后Gn启动日和取卵日空腹血糖组间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 结论:生长激素可能改善高龄患者的助孕结局，临床应用相对安全。

目的:总结误诊为宫内孕的宫颈妊娠病例临床与超声影像学特征，以提高临床医师对宫颈妊娠早期诊断的能力。方法:回顾性分析2010年1月至2019年12月期间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妇产医院生殖调节/计划生育科收治的11例误诊为宫内孕的宫颈妊娠患者生育史、专科查体、误诊前后的超声影像学特征及治疗结局。结果:11例病例中已育者7例，其中有剖宫产史6例；9例有流产刮宫术史；误诊为宫内早孕6例，误诊为稽留流产3例，误诊为难免流产2例，其中误诊时行药物流产或刮宫术8例，4例出现大出血。9例行子宫动脉栓塞术；6例行宫腔镜明确诊断及手术；平均住院6 d，术后血β-人绒毛膜促性腺激素（human chorionic gonadotropin，hCG）恢复正常中位时间为20 d。结论:宫颈妊娠临床症状不典型，超声检查是主要的诊断依据，早期妊娠超声影像学提示是误诊主要原因，动态观察超声特征可帮助早期识别宫颈妊娠。

目的:分析卵泡期长效长方案在符合卵巢高反应预测指标患者中的运用及高反应发生的危险因素。方法:运用病例对照研究方法，回顾性分析2016年1月1日至2019年6月1日期间于福建省妇幼保健院生殖中心就诊的符合卵巢高反应预测指标的664例患者的临床资料。通过logistic回归，筛选卵巢高反应的独立危险因素。运用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下面积 （area under the curve， AUC）评估所筛选各卵巢高反应独立危险因素的预测准确度。结果:664例患者中10例（1.51%）发生卵巢低反应，356例患者（53.61%）取得正常的卵巢反应，298例患者（44.88%）发生高反应。正常反应组的中重度卵巢过度刺激综合征发生率［3.09%（11/356）］显著低于高反应组［8.39%（25/298）， P=0.003］；每移植周期临床妊娠率与高反应组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高反应组流产率为正常反应组的2倍多，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多因素logistic回归提示人绒毛膜促性腺激素（human chorionic gonadotropin， hCG）注射日黄体生成素（luteinzing hormone， LH）水平与卵巢高反应的发生呈显著负相关。hCG注射日LH水平预测卵巢高反应发生的AUC为0.594，hCG注射日LH水平≤1.0 IU/L是高反应发生的独立危险因素。 结论:卵泡期长效长方案运用于符合卵巢高反应预测指标的患者可获得较为理想的临床结局。控制性卵巢刺激过程中适当添加外源性LH可能有助于减少卵巢高反应的发生。

Objective::To compare the efficacy and safety of four surgical strategies currently used for the management of deep implantation cesarean scar pregnancy (CSP-II).Methods::This was a retrospective clinical cohort study, and, in total, 131 women diagnosed with CSP-II and primarily treated in our hospital were recruited. Women treated using laparoscopy assisted by operative hysteroscopy (LAOH; Group A, n = 25), uterine artery embolization (UAE) followed by LAOH (Group B, n = 21), ultrasound-guided dilatation and curettage (D&C; Group C, n = 24), and UAE followed by D&C (Group D, n = 61) were evaluated. Univariate and multiple logistic analyses were performed to identify the risk factors. Results::No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 was found in patient age, gestational age, size of lesion, and pretreatment serum β-human chorionic gonadotropins (β-hCG) level. Operation time was longer ( P < 0.001) and the success rate was higher ( P = 0.01) in both Group A and Group B than in Group C and Group D. When the cohort was further analyzed regarding patients with myometrial thickness ≤3 mm ( n = 75, defined as CSP-IIb), a lower rate of perioperative complications ( P = 0.036) and a higher success rate ( P < 0.001) remained in Group A ( n = 15) and Group B ( n = 15) but not in Group C ( n = 11) or Group D ( n = 34). In multiple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is, the risk factors related to lower treatment efficacy for patients with CSP-II were thinner myometrial thickness of cesarean scar (CS) (≤3 mm) (odds ratio [ OR] = 5.470, P = 0.062), number of cesarean sections (a2) ( OR = 8.877, P = 0.013), mass protruding into the bladder or abdominal cavity ( OR = 25.507, P < 0.001), and direct D&C modality ( OR = 38.247, P = 0.010). Conclusions::Compared with D&C ± UAE, LAOH ± UAE showed a higher success rate for patients with CSP-II, especially when the zygote was more deeply implanted with a myometrial thickness of CS ≤ 3 mm. CSP-II treatment should be individualized on the basis of many risk factor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