免疫介导坏死性肌病(immune-mediated necrotizing myopathy,IMNM)是一种特发性炎性肌病(Idio-pathic Inflammatory Myopathy,IIM)的重要亚型.IMNM的典型临床表现包括对称性四肢近端肌无力,伴随血清肌酸激酶(creatine kinase,CK)等肌酶谱的显著升高.此外,部分患者还可能出现皮疹、间质性肺病和心肌受累等骨骼肌外表现.自2003年首次被国际医学界命名以来,IMNM逐渐被研究者和临床医师所认识.IMNM的发病率和患病率在不同地域和种族间可能有所不同,如在美国的小样本调查中,IMNM的发病率为0.83/10万,患病率为1.85/10万;而在欧洲西班牙北部地区,抗HMGCR抗体阳性患者的IMNM发病率为0.6/10万,患病率为3/10万,目前中国尚缺乏相关数据.IMNM的患病风险因素包括易感等位基因如HLA-DRB1*11,以及使用他汀类药物、免疫检查点抑制剂和感染病毒感染等.诊断IMNM需要综合考虑肌肉受累症状、肌炎特异性自身抗体、肌酶谱水平和肌活检病理等检查结果.目前,IMNM的治疗主要基于临床经验,包括使用糖皮质激素和传统免疫抑制剂.对于难治性患者,可能采用利妥昔单抗和静脉注射人免疫球蛋白等治疗方案.针对B细胞及其致病性自身抗体的产生过程,未来的研究可能揭示新的治疗靶点.本文旨在系统介绍IMNM的临床特征、诊断方法及相关辅助检查,并探讨当前的治疗策略,以期为临床医师提供诊治IMNM的参考和借鉴.

目的:观察人白细胞抗原G(human leukocyte antigen G，HLA-G)在人T淋巴细胞白血病1型病毒(human T-cell leukemia virus type 1，HTLV-1)阳性T细胞中的表达情况，研究其在影响HTLV-1感染发生发展中的作用。方法:采用Western blot及real-time PCR检测HLA-G在HTLV-1阳性T细胞系(MT2和MT4)中的表达。构建HLA-G基因沉默的siRNA，用于敲低MT2和MT4细胞中的HLA-G，在mRNA和蛋白质水平观察HLA-G对HTLV-1蛋白Tax、P19表达的影响，同时在RNA水平监测HLA-G基因沉默后MT2和MT4细胞中细胞因子的表达变化。CCK8法观察MT2和MT4细胞的增殖能力，Western blot检测信号传导与转录激活因子3(signal transducer and activator of transcription 3，STAT3)通路相关蛋白。结果:与HTLV-1阴性T细胞(Jurkat和MOLT4)比较，MT2和MT4细胞均高表达HLA-G分子。siRNA敲低MT2和MT4细胞中的HLA-G后，HTLV-1 Tax和P19的mRNA和蛋白质表达水平均下降，抗病毒因子IFN-γ和TNF-α表达升高，MT2和MT4细胞的增殖能力和STAT3磷酸化水平均降低。结论:HTLV-1能诱导T细胞高表达免疫耐受分子HLA-G，抑制HLA-G表达可促进抗病毒因子的产生，降低IL-6及STAT3磷酸化水平，从而有效抑制HTLV-1的复制。

人类白细胞抗原-G（human leucocyte antigen G，HLA-G）作为非经典的主要组织相容性复合物Ⅰ类分子，在母-胎界面的绒毛膜外滋养层细胞上特异性表达。妊娠期间，胎儿同种异源的绒毛膜外滋养细胞侵入子宫黏膜，却免于母体来源的免疫细胞攻击，其中HLA-G起到极其关键的作用。关于HLA-G在母-胎界面特殊调控方式的研究，特别是与各类免疫细胞及膜表面受体作用的分子机制，引起学者的广泛关注。本文将着重对HLA-G在母-胎界面的表达、调节及与相关免疫细胞作用机制进行综述。

女，16岁，2017年3月诊断急性B淋巴细胞白血病（B-ALL）；行化疗后（具体方案不详）达到缓解，至2019年12月24日停用6-巯基嘌呤、甲氨蝶呤，停药时骨髓为缓解状态。2020年3月2日血常规：WBC 3.87×10 9/L，HGB 108 g/L，PLT 69×10 9/L。2020年3月30日入我院，骨髓象：增生活跃，幼稚淋巴细胞占有核细胞1%。免疫分型：①未见恶性幼稚B淋巴细胞。②CD34 +、CD117 +髓系原始细胞占有核细胞0.25%。HLA-DR、CD33表达减低，部分异常表达CD7、CD96。融合基因筛查阴性（常规检测未包括KMT2A::MAML2融合基因）。白血病少见融合基因及融合基因家族成员分析：KMT2A::MAML2融合基因阳性，融合方式1为KMT2A基因的9号外显子与MAML2基因的3号外显子发生融合；融合方式2为KMT2A基因的10号外显子与MAML2基因的3号外显子发生融合。血液系统遗传病相关基因筛查：CFD、MCM4突变基因阳性。骨髓染色体核型：46,XX,del（6）（p23）,add（10）（p13）,inv（11）（q21q23.3）×2[27]，外周血染色体核型正常。骨髓FISH检测KMT2A双色断裂分离探针：KMT2A基因分离信号间期核占85%（单基因分离间期核35个，占7%，双基因同时分离间期核390个，占78%），提示染色体水平inv（11）（q21q23.3）累及KMT2A基因结构异常。初诊时骨髓涂片FISH检测KMT2A双色断裂分离探针：未见KMT2A基因重排。外周血先天骨髓衰竭综合征基因突变分析检查：阴性。骨髓活检：白血病治疗后，骨髓纤维化，幼稚前体细胞比例未见明显升高，巨核细胞增生较活跃伴发育异常。免疫组化：CD20（少量B淋巴细胞+），CD3（少量T淋巴细胞+），CD138（少量浆细胞+），CD117（少量+），CD163（散在+），CD34（个别+），MPO（粒系+），CD61（巨核细胞+），TdT（少量+），CD71（红系+）。患者未应用升白细胞药物等治疗，门诊监测血常规指标逐步恢复。2020年5月19日血常规：WBC 4.25×10 9/L，HGB 115.8 g/L，PLT 404×10 9/L，中性粒细胞2.3×10 9/L。2020年5月25日复查骨髓免疫残留：未见恶性幼稚细胞。白血病融合基因筛查：阴性。染色体核型：46,XX,del（6）（p23）,add（10）（p13）,inv（11）（q21q23.3）×2[2]/46,XX[28]。FISH检测KMT2A双色断裂分离探针：KMT2A双基因分离间期核3个，占0.6%，异常比例较前显著降低。骨髓象：增生活跃，局部增生明显活跃，幼稚淋巴细胞1%。2020年7月19日复查血常规：WBC 3.18×10 9/L，HGB 111 g/L，PLT 75×10 9/L。骨髓象：增生活跃，原始粒细胞21%，诊断AML-M 2。白血病融合基因筛查：KMT2A-PTD阳性。骨髓免疫分型：未见恶性幼稚B淋巴细胞，33.27%恶性幼稚髓细胞。血液肿瘤突变组分析（86种）：CBL A758D突变阳性。2020年7月28日FISH检测KMT2A双色断裂分离探针：KMT2A基因分离信号间期核占80%，单基因分离（1R1G1F）间期核占8%，双基因分离（2R2G）的间期核占72%。染色体核型：46,XX,del（6）（p23）,add（10）（p13）,inv（11）（q21q23.3）×2[8]/46,XX,del（6）（p23）,del（6）（q13q23）,add（10）（p13）,inv（11）（q21q23.3）×2[11]/46,XX[1]。予地西他滨20 mg/m 2（第1～5天）+阿糖胞苷10 mg/m 2每12 h 1次（第3～16天）+阿克拉霉素7 mg/m 2（第4～11天）+重组人G-CSF 200 μg/m 2（第3～16天）+维纳妥拉口服化疗治疗。过程中出现过敏反应暂停化疗，予抗过敏等治疗。病情好转继续化疗。2020年8月5日患者出现发热，考虑感染，予其加左氧氟沙星、头孢曲松、美罗培南抗感染治疗。血培养汇报：生长大肠埃希菌。2020年8月17日骨髓流式细胞术检测：未见恶性幼稚细胞。KMT2A-PTD基因定量阴性。2020年9月5日开始行供者为非血缘的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治疗，HLA分辨率10/10，血型A供O，预处理方案为Ara-c/Bu/Cy/ATG/Me-CCCNU，应用米芙+他克莫司+甲氨蝶呤预防GVHD。2020年9月17日回输供者外周干细胞，共回输单个核细胞4.72×10 8/kg，CD34 +细胞2.79×10 6/kg。2020年9月18日回输第三方脐带血。+12 d白细胞植活，+9 d血小板植活。移植后定期复查骨髓，均为完全缓解状态。移植后出现急性GVHDⅢ度（肝脏3级，肺部），移植6个月后死亡。

目的:观察人脂肪干细胞(hASCs)与人表皮生长因子(hEGF)对皮肤缺损创面修复的影响。方法:选择郑州大学第二附属医院2020年1月6例患者抽脂减肥的脂肪组织作为hASCs的来源，以酶消化法从人脂肪组织中提取hASCs，将其培养至第3代。利用倒置显微镜对细胞形态进行观察；使用流式细胞仪鉴定细胞表型及分化能力检测。随机将24只新西兰大白兔建立背部全层皮肤缺损模型，并将实验用新西兰大白兔随机分为3组，设立实验组(hASCs+hEGF组)，细胞治疗对照组(hASCs组)和空白对照组[磷酸盐缓冲液(PBS)组]。实验组予以100 μl PBS重悬第3代脂肪来源干细胞(1×10 6个)，以10 μg/L加入人表皮细胞生长因子；细胞治疗对照组予以100 μl PBS重悬第3代脂肪来源干细胞(1×10 6个)；空白对照组取PBS，各组均注射600 μl局部移植至创面边缘及基底部。大体观察创面愈合情况，计算创面面积占初始创面面积百分比；创面组织进行标本苏木精-伊红(HE)染色，免疫组织化学CD31染色检测等方法观察和比较各组创面愈合水平。多样本均数比较采用方差分析，采用 t检验对比组间计量资料。 结果:相差显微镜观察hASCs的细胞形态学特征：可见原代脂肪间充质干细胞(ADSCs)呈梭形，接种后2 h后开始圆形，大部分细胞变形在48 h后，细胞形态以长梭形为主，短梭形、狭长形及多角形较少，胞质丰富，胞核清楚，并分泌大量基质，基质内呈特异性深蓝色，第3代时可见细胞以长梭形为主，漩涡状生长。应用流式细胞仪检测显示CD90、CD105、CD73呈阳性表达，阳性率在95%以上，CD34、CD11b、CD19、CD45及HLADR呈阴性表达；人脂肪源性干细胞(hADSCs)在加入成脂诱导液培养后，hADSCs可向脂肪细胞分化，加入成软骨诱导培养基诱导后，hADSCs可向软骨细胞分化。表明提取培养的细胞为hADSCs。实验组创面完全愈合，被覆盖新生的上皮组织，接近正常皮肤；细胞治疗对照组创面有68%愈合，新生上皮组织较薄，易破裂出血，与实验组比较，愈合质量欠佳；空白对照组创面愈合质量差，愈合面积约41%。创面面积占初始创面面积百分比3组比较，治疗后第7、11、14、18、21天时间点，实验组愈合速度最快，与细胞治疗对照组和空白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F＝21.095、115.094、199.695、204.917、600.699， P<0.05)，而细胞治疗对照组的愈合速度次之，且在7、11、14、18、21 d时间点与空白对照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t＝13.064、13.187、14.315、16.177、14.238， P<0.05)。HE染色法行组织形态学观察实验组创面已经完全愈合，表皮修复情况良好，呈复层上皮排列，同时可见部分炎性细胞浸润；细胞治疗对照组则仍有部分创面未能愈合，肉芽组织以及创面表面仍可见较多的炎性细胞浸润；空白对照组则有相当一部分创面尚未愈合，存在较明显的炎性细胞浸润，且在尚未愈合的创口周围可见有瘢痕组织增生。CD31染色法观察新生微血管：实验组创面已经完全愈合，创面浅面可见新生血管，深部血管则呈垂直创面的方向生长，且血管密度较大；细胞治疗对照组则仍有部分创面未能愈合，肉芽组织生长良好，新生血管密度较为丰富，创面表面仍可见较多的炎性细胞浸润；空白对照组则有相当一部分创面尚未能愈合，炎性细胞浸润较明显，肉芽组织中新生血管数量较前两组有明显减少。 结论:hEGF可提高脂肪干细胞的存活率，并延长细胞的存活时间，从而增强hASCs促进创面愈合的作用。

目的:探讨人类白细胞抗原G 3′非翻译区（human leucocyte antigen-g 3′ untranslated region，HLA-G 3′ UTR）基因单核苷酸多态性以及单倍型在不明原因复发性流产患者中的分布情况及可能的预测作用。方法:采用病例对照研究。选择2017年6月至2018年7月温州市中医院70例不明原因复发性流产（unexplained recurrent spontaneous abortion，URSA）妊娠患者（病例组）以及54例产前检查健康妇女（对照组），采集外周全血和血清。离心柱法提取外周全血基因DNA，PCR扩增HLA-G 3′UTR DNA。Sanger测序法测得基因序列并进行基因分型。SHEsis在线软件分析单核苷酸多态性（single nucleotide polymorphism，SNP）位点等位基因和基因型的频率，比较分析对照组和病例组的分布差异。Phase软件构建单倍型。ELISA检测血清可溶性HLA-G（soluble human leucocyte antigen-G，sHLA-G）浓度。两组间SNP位点基因型及单倍型比较采用χ 2检验，两组sHLA-G浓度比较采用 t检验。 结果:URSA组和对照组均检测出8个多态性位点，包括14bp ins/del、+3003C/T、+3010G/C、+3027A/C、+3035C/T、+3142C/G、+3187A/G及+3196C/G，均符合哈迪-温伯格平衡（Hardy-Weinberg，H-W）检验平衡检验，比较分析显示+3010G/C、+3142C/G、+3187A/G三个位点在两组间的分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 2=8.514， P=0.004；χ 2=0.552， P=0.021；χ 2=8.183， P=0.005）。携带+3010C等位基因、+3142G等位基因患病风险相对较高（ OR=2.131，95 %CI=1.278~3.552，χ 2=8.514， P=0.004； OR=1.813，95 %CI=1.091~3.013，χ 2=0.552， P=0.021）；携带+3187G等位基因患病风险相对较低（ OR=0.476，95 %CI=0.285~0.794，χ 2=8.183， P=0.005）。8个位点紧密连锁，单倍型分析显示UTR-1（DTGCCCGC）可能是URSA的保护因素（ OR=0.497，95 %CI=0.295~0.837，χ 2=6.987， P=0.008），UTR-3（DTCCCGAC）可能是URSA的危险因素（ OR=1.732，95 %CI=1.009~2.974，χ 2=3.998， P=0.045）。UTR-1/UTR-1纯合子频率在URSA患者中显著低于健康妊娠人群（ OR=0.381，95 %CI=0.165~0.879，χ 2=5.292， P=0.024），可能是URSA的一个保护因素。未发现血清sHLA-G与HLA-G 3′UTR基因单倍型的关联性（ t=1.578， P=0.119）。 结论:HLA-G 3′UTR基因多态性及单倍型与URSA具有一定相关性，可能为临床诊疗和预测提供依据。

目的:探讨血清可溶性人类白细胞抗原G（sHLA-G）、α-羟丁酸脱氢酶（α-HBDH）和信号转导与转录激活因子1（STAT1）在急性髓系白血病（AML）中的表达意义及与预后的关系。方法:选取温州医科大学附属萧山医院2016年6月至2019年6月收治的AML患者107例为研究对象；选取2016年6月至2019年6月于温州医科大学附属萧山医院进行健康体检志愿者100例为对照组。采集AML患者与健康体检者血清标本，以酶联免疫双抗体夹心法测定血清sHLA-G浓度，以速率法测定血清α-HBDH浓度。采集AML患者与健康体检者外周血，以实时荧光定量（qRT-PCR）法测定STAT1相对表达量。结果:AML患者sHLA-G［（13.26±2.19）μg/L］和α-HBDH［（362.17±38.47）U/L］浓度均高于对照组［（5.08±0.43）μg/L、（108.94±12.19）U/L］（ t=36.69、62.93，均 P < 0.05）。AML患者STAT1相对表达量（3.17±0.25）高于对照组（1.01±0.01）（ t=86.32， P < 0.05）。sHLA-G高表达血红蛋白（Hb）≤ 80 g/L患者例数显著高于sHLA-G低表达（χ 2=7.15， P < 0.05），白细胞计数（WBC）> 10×10 9/L患者例数显著高于sHLA-G低表达（χ 2=17.31， P < 0.05）；α-HBDH高表达Hb ≤ 80 g/L患者例数显著高于α-HBDH低表达（χ 2=10.76， P < 0.05），WBC > 10×10 9/L患者例数显著高于α-HBDH低表达（χ 2=13.17， P < 0.05）；STAT1高表达Hb ≤ 80 g/L患者例数显著高于STAT1低表达（χ 2=18.14， P < 0.05），WBC > 10×10 9/L患者例数显著高于STAT1低表达（χ 2=18.51， P < 0.05）。sHLA-G高表达患者总生存时间［（17.92±1.72）个月］、α-HBDH高表达患者总生存时间［（19.34±1.57）个月］和STAT1高表达患者总生存时间［（16.36±2.08）个月］均短于低表达患者［（28.93±1.46）个月、（27.53±1.89）个月、（30.48±1.12）个月］（ t=35.08、24.07、38.32，均 P < 0.05）。 结论:sHLA-G、α-HBDH和STAT1在AML患者中异常表达，表达越高预后越差，故可作为AML治疗及预后预测的潜在靶点，具备显著创新性和科学性。

目的:探讨戈谢病临床病理学特点。方法:收集戈谢病1型3例病例进行组织学、免疫组织化学、超微结构及临床病理分析，其中1例进行全外显子测序。结果:患者3例，例1男性，例2和例3均为女性，年龄分别为42、23和26岁。组织学观察，在脾窦、肝窦和骨组织中充满戈谢细胞，呈簇状或片状聚集，组织结构破坏。戈谢细胞体积大，有1个或多个小而深染、偏位的胞核，胞质丰富，呈纤维状或“皱纹纸”状。电镜观察，胞质内有大量特征性的膜结合管状结构的溶酶体包涵体。免疫组织化学显示，戈谢细胞均呈CD68、CD163、CD4、CD11c、CD31、CD45、HLA-DR、溶菌酶和波形蛋白阳性。Ki-67阳性指数<1%。例3进行全外显子测序，发现有复合杂合性GBA c.1226A>G，p.N409S和c.115+1G>A剪接突变。结论:戈谢病病理形态结合免疫组织化学及超微结构，有助于诊断，最终还需基因检测确诊。

目的:探讨骨髓源性间充质干细胞(BMSCs)转化为神经干细胞(NSCs)的能力及其联合治疗对脑外伤的治疗作用。方法:将BMSCs(购自江苏无锡莆禾生物)进行培养和传代，再进行神经球诱导实验诱导分化为NSCs，对诱导后的NSCs进行功能鉴定，并检测其是否具有分化为神经细胞的能力。将15只6周龄、体重约为20 g、合格证号为SCXK(苏)2023-0009的C57BL/6J的雄性小鼠随机分成对照组、TBI组和MSCs+NSCs治疗组，并以水迷宫实验来检测小鼠的学习记忆能力。统计学方法应用GraphPad Prism(V8)统计软件分析，应用Student’s t检验和单向方差分析进行组间比较。 结果:BMSCs的特征性抗原，包括CD90、CD44、CD73和CD105，阳性率>95%；但不表达或低表达CD34、CD45和人类白细胞抗原(HLA-DR)，阳性率<5%。诱导分化的神经球细胞高表达CD90，阳性率>90%；并表达神经干细胞特异标志物巢蛋白(Nestin)和醛脱氢酶(LDHA1)，阳性率均超过10%。对NSCs进行荧光定量PCR检测，可见NSCs组Nestin(6.01±0.17比0.97±0.11， t＝43.74， P<0.05)、sry相关的高流动性组-box蛋白-2(Sox2)(7.92±038比0.94±0.08， t＝31.13， P<0.05)、配对框基因6(PAX6)(4.02±0.32比0.94±0.08， t＝16.71， P<0.05)高于MSCs对照组。免疫荧光检测培养第8天和第14天神经球干细胞，结果均显示NESTIN-PE染色阳性。神经球干细胞诱导神经细胞分化后，进行荧光定量PCR检测，结果显示NSCs诱导神经细胞分化后Nestin基因表达和微管蛋白β3(TUBB3)基因表达与BMSCs对照组比较没有改变；Sox2基因表达(2.48±0.49比1.00±0.08， t＝5.18， P<0.05)、少突胶质细胞系转录因子2(OLIG2)基因表达(4.37±0.23比1.01±0.20， t＝19.23， P<0.05)、PAX6基因表达(1.68±0.31比1.01±0.16， t＝3.33， P<0.05)和微管关联蛋白2(MAP2)基因表达(3.13±0.05比1.03±0.31， t＝11.44， P<0.05)与BMSCs对照组比较显著上调；胶质纤维酸性蛋白(GFAP)基因表达与BMSCs对照比较显著下调(0.05±0.02比1.04±0.38， t＝4.50， P<0.05)。水迷宫实验发现BMSCs+NSCs治疗组和TBI组相比潜伏期显著缩短(39.60±0.97比48.64±1.60， t＝10.81，7 d；29.40±0.55比35.00±1.41， t＝8.26，8 d；12.06±1.28比28.36±1.60， t＝17.83，9 d； P<0.05)。 结论:骨髓源性间充质干细胞具有转化为神经干细胞能力，且其联合治疗可减轻小鼠颅脑外伤后认知功能障碍。

患儿，女，11岁，2022年6月下旬无明显诱因出现乏力、纳差，伴右侧髂骨疼痛，未重视。2022年7月10日起乏力进行性加重，就诊于定西市某三甲医院。查血常规(7月11日)：白细胞计数(white blood cell，WBC)为18.29×10 9/L，血红蛋白(hemoglobin，HGB)为35 g/L，血小板(platelet，PLT)计数为10 6×10 9/L。外周血涂片：原始细胞占总数的12%。骨髓细胞形态学：骨髓象增生明显活跃、原始细胞占总数的17.5%，可见Auer小体。免疫分型：可见约15.4%的髓系原始细胞伴免疫表型异常，表达CD34、CD13、CD33、CD117，部分表达HLA-DR，不表达CD2、CD3、CD5、CD7、CD8、CD10、CD11b、CD14、CD15、CD16、CD19、CD20、CD56、CD64。粒细胞相对比例正常，其免疫表型CD16、CD13、CD15、CD11b可见明显表达紊乱。56种白血病融合基因筛查： WT1阳性。给予成分血输注、对症治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