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探索一种利用医疗大数据算法筛选临床数据库中能够用于评估老年肺炎患者预后的核心指标。方法:基于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医联体朝阳急诊病房临床数据库，应用大数据检索技术，以数据库中老年肺炎患者为研究对象，根据出院时预后将患者分为死亡组和存活组。收集患者的一般资料，包括性别、年龄、血气、实验室指标集合数据，使用计算机语言Python批量计算出影响老年肺炎患者死亡的关键指标，并采用Logistic回归分析实验室指标与患者预后的相关性；绘制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ROC曲线），分析本研究使用的筛选方法对患者预后的预测价值。结果:最终入选265例患者，死亡64例，存活201例。取每例患者入院首次检测指标的数据，最终从472项指标中筛选出23项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的关键指标，包括：血常规指标7项、血气指标3项、肿瘤标志物指标3项、凝血功能相关指标4项、营养及器官功能相关指标6项。①肺炎死亡患者血气关键指标：51.6%（33例）的患者Cl -浓度为97～111 mmol/L，81.2%（52例）的患者血乳酸（Lac）为0.5～2.5 mmol/L，87.5%（56例）的患者H +浓度为0～46 mmol/L。②肺炎死亡患者血常规关键指标：46.9%（30例）的患者血红蛋白（Hb）为80～109 g/L，67.2%（43例）的患者血中嗜酸粒细胞比例（EOS%）为0.000～0.009，51.6%（33例）的患者血中淋巴细胞比例（LYM%）为0.00～0.09，50.0%（32例）的患者血中红细胞计数（RBC）为（3.0～3.9）×10 12/L，54.7%（35例）的患者血中白细胞计数（WBC）为（0.0～9.9）×10 9/L，48.4%（31例）的患者血中红细胞分布宽度变异系数（RDW-CV）为10.0%～14.9%，48.4%（31例）的患者血中C-反应蛋白（CRP）为0.0～49.9 mg/L。③肺炎死亡患者肿瘤标志物关键指标：76.6%（49例）的患者血游离前列腺特异抗原/总前列腺特异抗原（FPSA/TPSA）为阴性（比值为0），92.2%（59例）的患者细胞角蛋白19片段（CYFRA21-1）为0.0～11.0 μg/L，75.0%（48例）的患者糖类抗原125（CA125）为0～104 kU/L。④肺炎死亡患者凝血功能关键指标：68.8%（44例）的患者活化部分凝血活酶时间（APTT）为57～96 s，73.4%（47例）的患者D-二聚体为0～6 mg/L，93.8%（60例）的患者凝血酶时间（TT）为14～22 s，89.1%（57例）的患者二磷酸腺苷（ADP）的抑制率为0%～53%。⑤肺炎死亡患者营养及器官功能关键指标：92.2%（59例）的患者B型脑钠肽（BNP）为0，46.9%（30例）的患者前白蛋白（PA）为71～140 mg/L，90.6%（58例）的患者尿酸（UA）为21～41 μmol/L，75.0%（48例）的患者白蛋白（Alb）为10～20 g/L，93.5%（60例）患者白蛋白/球蛋白比值（A/G比值）为0～0.9，84.4%（54例）的患者乳酸脱氢酶（LDH）为0～6.68 μmol/L·s -1·L -1。⑥ Logistic回归和ROC曲线分析：Logistic回归分析表明，PA和Lac是影响患者预后的因素，PA可使死亡风险降低0.9%，Lac可使死亡风险增加69.4%；实验室指标与患者死亡预测模型预测效果的ROC曲线下面积（AUC）＝0.80，说明本研究使用的筛选方法效果较好，通过本研究模型能较好地预测老年肺炎患者预后。 结论:运用大数据技术可从急诊病房临床数据库中筛选出23项用于评估老年肺炎患者预后的核心指标，为临床评估老年肺炎患者预后提供了新的角度和方法。

目的:比较2型糖尿病（T2DM）患者与非糖尿病患者癌抗原19-9（CA19-9）、癌胚抗原（CEA）表达情况，探讨白细胞介素-6（IL-6）、肿瘤坏死因子-α（TNF-α）和高敏C反应蛋白（hs-CRP）在调节CA19-9和CEA中的作用。方法:选取2016年1—12河北省秦皇岛军工医院T2DM患者146例（T2DM组），根据年龄、性别、体质量指数（BMI）、腰围和臀围进行倾向评分匹配，按照1∶1不取代的最近邻匹配法完成健康对照组匹配共146例。将T2DM患者根据糖化血红蛋白（HbA 1c）水平分为四组：HbA 1c<7% 16例（A亚组），7% ≤ HbA 1c<9% 38例（B亚组），9%≤HbA 1c<11% 44例（C亚组），HbA 1c ≥ 11% 48例（D亚组）。采用逐步线性回归确定T2DM患者CA19-9、CEA水平升高机制中IL-6、TNF-α、hs-CRP的中介效应。 结果:T2DM组空腹血糖（FBG）、HbA 1c、IL-6、TNF-α、hs-CRP、CA19-9、CEA均明显高于健康对照组[（9.95 ± 2.98）mmol/L比（4.89 ± 0.77）mmol/L、（9.85 ± 2.18）%比（5.71 ± 1.91）%、（46.51 ± 13.17）ng/L比（32.41 ± 13.74）ng/L、（45.41 ± 17.25）ng/L比（21.54 ± 15.01）ng/L、（4.99 ± 3.51）mg/L比（3.19 ± 3.15）mg/L、（13.35 ± 5.34）U/L比（8.58 ± 1.08）U/L和（2.51 ± 1.04）μg/L比（2.14 ± 1.01）μg/L]，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1）。A亚组、B亚组、C亚组和D亚组性别构成、腰围、臀围、病程和FBG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四亚组年龄、BMI、IL-6、TNF-α、hs-CRP、CA19-9和CEA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1或<0.05）。T2DM患者HbA 1c与IL-6、TNF-α、hs-CRP、CA19-9和CEA呈正相关性（ r=0.863、0.802、0.495、0.883和0.766， P<0.01）。IL-6、TNF-α、hs-CRP在HbA 1c调节CA19-9中起着部分中介效应[分别为20.5%（0.181/0.883）、17.8%（0.157/0.883）、8.2%（0.072/0.883）]，TNF-α在HbA 1c调节CEA中起着部分中介效应[24.0%（0.184/0.766）]。 结论:T2DM患者的肿瘤标志物水平升高与血糖有相关性，其中炎性反应是二者之间潜在调节变量。

目的:通过全外显子组测序(WES)技术筛查原发性胆汁性胆管炎(PBC)家系共有的低频变异位点，以期发现与PBC相关的新易感基因。方法:收集2000年1月至2017年12月于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诊断的3个PBC家系的7例PBC患者和2名健康对照者的临床资料，提取血液DNA样本并进行WES，应用SAMtools 1.3软件检测基因单核苷酸多态性(SNP)和得失位变异位点，并于已知数据库1000 Genome、ExAC、ESP6500和诺禾-中华基因数据库筛选低频变异位点。应用Pymol V2.3.2软件模拟主要组织相容性复合体-Ⅱ(MHC-Ⅱ)分子三维结构，观察家系间共有变异位点对应的氨基酸位置。结果:7例PBC患者首诊年龄为(61.2±10.2)岁。血清检测结果示7例患者的ALP为(306.9±242.5) U/L，GGT为(121.7±85.9) U/L，ALT为(47.6±33.1) U/L，AST为(55.7±34.1) U/L，免疫球蛋白G为(14.9±3.1) g/L；抗核抗体核型均存在胞质颗粒型特征；抗线粒体抗体均为阳性。5例PBC患者出现腹腔内淋巴结肿大；2例患者合并肝外自身免疫病；2例患者肝脏活组织检查结果均提示界面性肝炎和小胆管病变。3个PBC家系间共有18个SNP位点，分别位于 OTOA、 OBSCN和人类白细胞抗原- DRB1( HLA- DRBI)基因。 OTOA基因的rs200988634是3个家系共有的多态性位点； OBSCN基因的rs746424683、rs545316651、rs553144914、rs533059830和rs56087721分别导致9种氨基酸的改变；基因 HLA- DRB1共有12个不同的SNP位点，分别导致12种氨基酸的改变，其中rs16822698、rs112796209和rs11554463核苷酸突变分别导致MHC-Ⅱ分子β链的G154A、Y152C和Y107X氨基酸改变，Y107X氨基酸位于MHC-Ⅱ分子与抗原肽结合凹槽区域。 结论:对PBC家系进行WES是阐明恶性变异候选基因 OBSCN和 OTOA较好的策略。 HLA- DRB1为PBC的易感基因，可能通过改变氨基酸序列影响MHC-Ⅱ分子介导的抗原提呈过程。

目的:探讨自拟益气养阴方对胃癌晚期化疗患者免疫功能、血清肿瘤标志物及化疗毒副作用的影响。方法:将符合入选标准的2018年12月－2020年12月本院胃癌晚期患者88例，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分为2组，每组44例。对照组采用替吉奥+奥沙利铂化疗，治疗2周，间隔1周为1个化疗周期，连续4个化疗周期；观察组在对照组基础上服用自拟益气养阴方，3周为1个疗程，连续4个疗程。分别于治疗前后进行中医症状评分，采用免疫比浊法测定IgG、IgA和IgM水平，ELISA法检测癌胚抗原（carcinoembryonic antigen，CEA）和癌抗原125（cancer antigen 125，CA125）水平，记录并评估治疗期间的胃肠道反应、血小板减少、贫血、白细胞降低、神经毒性反应，评价临床疗效。结果:观察组总有效率为81.8%（36/44）、对照组为61.4%（27/44），2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χ2=4.53， P<0.05）。治疗后，观察组胃痛胃胀、食少纳呆、气短乏力、精神萎靡评分均低于对照组（ t值分别为17.28、11.91、5.02、5.65， P值均 <0.001），血清IgG［（9.39±0.46）g/L比（8.54±0.23）g/L， t=10.96］、IgA［（1.35±0.42）g/L比（1.07±0.15）g/L， t=6.90］和IgM［（0.92±0.09）g/L比（0.78±0.10）g/L， t=4.17］水平均高于对照组（ P<0.01）；血清CEA［（9.07±1.01）μg/L比（14.89±2.13）μg/L， t=16.38］、CA125［（24.87±4.68）kU/L比（30.75±5.33）kU/L， t=5.50］水平均低于对照组（ P<0.01）。治疗期间，观察组胃肠道反应、血小板减少、贫血、白细胞下降、神经毒性的毒副作用程度低于对照组（ Z值分别为18.52、2.54、3.12、3.84、2.34， P<0.05）。 结论:自拟益气养阴方可明显改善晚期胃癌化疗患者中医症状，提高机体免疫力，降低血清肿瘤标志物水平，减轻化疗毒副作用。

患者 男性，55岁，因“发现肝脏原发性恶性肿瘤 4个月，经导管动脉化疗栓塞（transcatheter arterial chemoembolization，TACE）治疗4周”，为求进一步治疗于2021年6月29日收入我科。患者5个月前出现腹痛、腹胀，并逐渐加重，2021年2月28日于当地医院行上腹部CT检查，结果提示肝内肿块，考虑为肝癌；2021年3月1日在该院行上腹部MRI检查，提示肝内肿块，肝癌。曾被收入我院介入科，结合患者情况，如行右半肝切除，切除后余肝体积不足，发生肝功能衰竭的风险大，符合TACE联合仑伐替尼的治疗指征，遂分别于2021年3月11日、2021年4月22日、2021年5月31日于我院介入科接受TACE治疗，期间联合口服仑伐替尼。患者既往有乙肝、肝硬化病史，未正规治疗。无长期吸烟、饮酒史。患者父亲有肝癌病史。本次入院实验室检查：血红蛋白119 g/L，白细胞计数4.4×10 9/L，血小板计数212×10 9/L；甲胎蛋白498.30 μg/L，癌胚抗原1.64 μg/L，CA19-9 80.31 U/ml；ALT 10 U/L，AST 29 U/L，总胆红素8.8 μmol/L，直接胆红素8.4 μmol/L。CT检查结果显示，病灶占据肝脏5、6、7、8段，大小虽由未接受相关治疗时的11 cm×10 cm增至13 cm×11 cm，但肿瘤内部出现明显坏死，且碘油沉积充分，瘤内出现气体（图1）。术前肝功能Child-Pugh分级为A级，吲哚菁绿15 min潴留率为5.9%；拟行右半肝切除术，余肝比例预计为38%。

目的:探讨人类白细胞抗原G 3′非翻译区（human leucocyte antigen-g 3′ untranslated region，HLA-G 3′ UTR）基因单核苷酸多态性以及单倍型在不明原因复发性流产患者中的分布情况及可能的预测作用。方法:采用病例对照研究。选择2017年6月至2018年7月温州市中医院70例不明原因复发性流产（unexplained recurrent spontaneous abortion，URSA）妊娠患者（病例组）以及54例产前检查健康妇女（对照组），采集外周全血和血清。离心柱法提取外周全血基因DNA，PCR扩增HLA-G 3′UTR DNA。Sanger测序法测得基因序列并进行基因分型。SHEsis在线软件分析单核苷酸多态性（single nucleotide polymorphism，SNP）位点等位基因和基因型的频率，比较分析对照组和病例组的分布差异。Phase软件构建单倍型。ELISA检测血清可溶性HLA-G（soluble human leucocyte antigen-G，sHLA-G）浓度。两组间SNP位点基因型及单倍型比较采用χ 2检验，两组sHLA-G浓度比较采用 t检验。 结果:URSA组和对照组均检测出8个多态性位点，包括14bp ins/del、+3003C/T、+3010G/C、+3027A/C、+3035C/T、+3142C/G、+3187A/G及+3196C/G，均符合哈迪-温伯格平衡（Hardy-Weinberg，H-W）检验平衡检验，比较分析显示+3010G/C、+3142C/G、+3187A/G三个位点在两组间的分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 2=8.514， P=0.004；χ 2=0.552， P=0.021；χ 2=8.183， P=0.005）。携带+3010C等位基因、+3142G等位基因患病风险相对较高（ OR=2.131，95 %CI=1.278~3.552，χ 2=8.514， P=0.004； OR=1.813，95 %CI=1.091~3.013，χ 2=0.552， P=0.021）；携带+3187G等位基因患病风险相对较低（ OR=0.476，95 %CI=0.285~0.794，χ 2=8.183， P=0.005）。8个位点紧密连锁，单倍型分析显示UTR-1（DTGCCCGC）可能是URSA的保护因素（ OR=0.497，95 %CI=0.295~0.837，χ 2=6.987， P=0.008），UTR-3（DTCCCGAC）可能是URSA的危险因素（ OR=1.732，95 %CI=1.009~2.974，χ 2=3.998， P=0.045）。UTR-1/UTR-1纯合子频率在URSA患者中显著低于健康妊娠人群（ OR=0.381，95 %CI=0.165~0.879，χ 2=5.292， P=0.024），可能是URSA的一个保护因素。未发现血清sHLA-G与HLA-G 3′UTR基因单倍型的关联性（ t=1.578， P=0.119）。 结论:HLA-G 3′UTR基因多态性及单倍型与URSA具有一定相关性，可能为临床诊疗和预测提供依据。

目的:观察人白细胞抗原G(human leukocyte antigen G，HLA-G)在人T淋巴细胞白血病1型病毒(human T-cell leukemia virus type 1，HTLV-1)阳性T细胞中的表达情况，研究其在影响HTLV-1感染发生发展中的作用。方法:采用Western blot及real-time PCR检测HLA-G在HTLV-1阳性T细胞系(MT2和MT4)中的表达。构建HLA-G基因沉默的siRNA，用于敲低MT2和MT4细胞中的HLA-G，在mRNA和蛋白质水平观察HLA-G对HTLV-1蛋白Tax、P19表达的影响，同时在RNA水平监测HLA-G基因沉默后MT2和MT4细胞中细胞因子的表达变化。CCK8法观察MT2和MT4细胞的增殖能力，Western blot检测信号传导与转录激活因子3(signal transducer and activator of transcription 3，STAT3)通路相关蛋白。结果:与HTLV-1阴性T细胞(Jurkat和MOLT4)比较，MT2和MT4细胞均高表达HLA-G分子。siRNA敲低MT2和MT4细胞中的HLA-G后，HTLV-1 Tax和P19的mRNA和蛋白质表达水平均下降，抗病毒因子IFN-γ和TNF-α表达升高，MT2和MT4细胞的增殖能力和STAT3磷酸化水平均降低。结论:HTLV-1能诱导T细胞高表达免疫耐受分子HLA-G，抑制HLA-G表达可促进抗病毒因子的产生，降低IL-6及STAT3磷酸化水平，从而有效抑制HTLV-1的复制。

1例74岁女性多次发作性头晕、心悸、大汗，其中2次发作时静脉血糖分别为2.4 mmol/L、2.5 mmol/L时，C肽分别为6.79 μg/L、6.24 μg/l，胰岛素>1 500 mU/L，胰岛素原2 896 ng/L、2 989 ng/L；尿酮体（-），胰岛素自身抗体（IAA）>400 RU/ml，符合胰岛素介导的低血糖症。患者有间断服用奥美拉唑用药史，无糖尿病病史，否认外源性胰岛素、磺脲类及含巯基药物用药史。根据体检和相关检查，结合患者人类白细胞抗原（HLA）分型为HLA-DRB1 04∶03和用药史，考虑患者为奥美拉唑致胰岛素自身免疫综合征可能性大。停用奥美拉唑，调整饮食结构并加用阿卡波糖治疗3个月后，患者IAA水平降至36 RU/ml，空腹胰岛素降至131.7 mU/L；9个月后，患者IAA转阴，空腹胰岛素降至23.3 mU/L，未再发生低血糖。

目的:探讨黄芩苷对U-251胶质瘤细胞增殖和侵袭的影响及可能机制。方法:人星形细胞瘤细胞(U-251胶质瘤细胞)购自中国科学院典型培养物保藏委员会细胞库。采用0、10、20、50、100和200 mg/L等浓度黄芩苷处理U-251胶质瘤细胞筛选出半数抑制浓度(IC 50)。将U-251胶质瘤细胞分为对照组(未行任何处理)、黄芩苷组(50 mg/L黄芩苷处理)和肿瘤坏死因子-α(TNF-α)组(50 mg/L黄芩苷和10 μg/L浓度TNF-α处理)，分别采用克隆形成实验和Transwell实验检测细胞增殖和侵袭；酶联免疫吸附法检测炎症因子白细胞介素-1β(IL-1β)和白细胞介素-6(IL-6)水平；蛋白免疫印迹法检测增殖细胞核抗原(PCNA)、基质金属蛋白酶-2(MMP-2)、基质金属蛋白酶-9(MMP-9)、核因子活化B细胞-κ轻链增强子(NF-κB)、磷酸化-NF-κB(p-NF-κB)、NF-κB抑制蛋白α(IκBα)和磷酸化-IκBα(p-IκBα)蛋白表达水平，组间两两比较采用SNK- q检验。 结果:黄芩苷处理U-251胶质瘤细胞48 h的IC 50为47.91 mg/L。黄芩苷组U-251胶质瘤细胞克隆形成率、侵袭细胞数、IL-1β和IL-6水平、PCNA、MMP-2、MMP-9、p-NF-κB和p-IκBα蛋白表达水平低于TNF-α组和对照组[克隆形成率分别为(21.04±2.42)%、(49.73±5.04)%和(56.29±5.37)%，侵袭细胞数分别为(40.02±4.16)、(68.18±5.22)和(76.25±6.50)个，IL-1β分别为(19.26±2.04)、(35.18±3.82)和(42.08±4.12) ng/L，IL-6分别为(113.38±10.24)、(204.55±20.16)和(216.07±18.52) ng/L，PCNA分别为(0.28±0.03、0.56±0.05和0.64±0.06)，MMP-2分别为(0.09±0.01、0.19±0.02和0.22±0.02)，MMP-9分别为(0.14±0.01、0.28±0.02和0.31±0.03)，p-NF-κB为(0.17±0.02、0.38±0.04和0.35±0.03)，p-IκBα为(0.14±0.01、0.41±0.04和0.37±0.03)]，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F＝157.904、112.532、103.507、100.032、137.829、139.004、158.786、102.137、77.871， P<0.05)。 结论:黄芩苷通过抑制NF-κB信号通路调控炎症反应抑制U-251胶质瘤细胞增殖和侵袭。

目的:探讨血清可溶性人类白细胞抗原G（sHLA-G）、α-羟丁酸脱氢酶（α-HBDH）和信号转导与转录激活因子1（STAT1）在急性髓系白血病（AML）中的表达意义及与预后的关系。方法:选取温州医科大学附属萧山医院2016年6月至2019年6月收治的AML患者107例为研究对象；选取2016年6月至2019年6月于温州医科大学附属萧山医院进行健康体检志愿者100例为对照组。采集AML患者与健康体检者血清标本，以酶联免疫双抗体夹心法测定血清sHLA-G浓度，以速率法测定血清α-HBDH浓度。采集AML患者与健康体检者外周血，以实时荧光定量（qRT-PCR）法测定STAT1相对表达量。结果:AML患者sHLA-G［（13.26±2.19）μg/L］和α-HBDH［（362.17±38.47）U/L］浓度均高于对照组［（5.08±0.43）μg/L、（108.94±12.19）U/L］（ t=36.69、62.93，均 P < 0.05）。AML患者STAT1相对表达量（3.17±0.25）高于对照组（1.01±0.01）（ t=86.32， P < 0.05）。sHLA-G高表达血红蛋白（Hb）≤ 80 g/L患者例数显著高于sHLA-G低表达（χ 2=7.15， P < 0.05），白细胞计数（WBC）> 10×10 9/L患者例数显著高于sHLA-G低表达（χ 2=17.31， P < 0.05）；α-HBDH高表达Hb ≤ 80 g/L患者例数显著高于α-HBDH低表达（χ 2=10.76， P < 0.05），WBC > 10×10 9/L患者例数显著高于α-HBDH低表达（χ 2=13.17， P < 0.05）；STAT1高表达Hb ≤ 80 g/L患者例数显著高于STAT1低表达（χ 2=18.14， P < 0.05），WBC > 10×10 9/L患者例数显著高于STAT1低表达（χ 2=18.51， P < 0.05）。sHLA-G高表达患者总生存时间［（17.92±1.72）个月］、α-HBDH高表达患者总生存时间［（19.34±1.57）个月］和STAT1高表达患者总生存时间［（16.36±2.08）个月］均短于低表达患者［（28.93±1.46）个月、（27.53±1.89）个月、（30.48±1.12）个月］（ t=35.08、24.07、38.32，均 P < 0.05）。 结论:sHLA-G、α-HBDH和STAT1在AML患者中异常表达，表达越高预后越差，故可作为AML治疗及预后预测的潜在靶点，具备显著创新性和科学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