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探讨不同放疗方案对局限期小细胞肺癌（SCLC）患者近远期预后的影响。方法:回顾性选取2017年9月至2019年9月阳泉市第三人民医院诊治的60例局限期SCLC患者，采取同步放化疗方案患者作为A组（30例），采取序贯放化疗方案患者作为B组（30例）。统计两组近期疗效、不良反应，比较两组治疗前后神经元特异性烯醇化酶（NSE）、胃泌素释放前体（ProGRP）、癌胚抗原（CEA）、血管内皮生长因子（VEGF）、内皮抑素（ES）、循环内皮细胞（CEC）水平，并随访生存状况。结果:A组治疗后疾病控制率高于B组[80.00%（24/30）比53.33%（16/30）]，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χ2 = 4.80， P<0.05）。A组治疗后血清NSE、ProGRP、CEA水平低于B组[（19.42 ± 3.31） pg/L比（24.58 ± 4.42） pg/L、（95.45 ± 10.33） ng/L比（115.54 ± 15.66） ng/L、　（8.25 ± 1.02） μg/L比（10.33 ± 1.15） μg/L]，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A组治疗后VEGF、CEC水平低于B组[（356.62 ± 56.63） ng/L比（442.21 ± 55.38） ng/L、（65.56 ± 5.41） × 10 6/L比　（99.28 ± 7.24） × 10 6/L]，ES水平高于B组[（52.65 ± 6.44） μmol/L比（31.85 ± 5.49） μmol/L]，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0.05）。两组不良反应发生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治疗后1年A组生存率高于B组[82.14%（23/28）比56.00%（14/25）]，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χ2 = 4.28， P = 0.038）。 结论:与序贯放化疗相比，同步放化疗可调节局限期SCLC患者肿瘤标志物水平，抑制血管形成，提高治疗效果及生存率。

目的:探讨尿源性脓毒血症不同阶段炎性指标变化及其临床意义。方法:采用回顾性病例对照研究分析2010年1月— 2018年4月解放军勤联保障部队第940医院收治的71例尿源性脓毒血症患者的临床资料，其中男34例，女37例；年龄39～96岁[(63.1±18.3)岁]。根据2014版中国泌尿外科疾病诊断治疗指南的脓毒性休克和脓毒血症的临床诊断标准分为三组：脓毒血症组21例[序贯器官衰竭评分(SOFA)评分为3.0(2.0，3.0)分]，严重脓毒血症组21例[SOFA评分为9.0(6.0，11.0)分]，脓毒性休克组29例[SOFA评分为15.0(14.0，16.0)分]。采用Spearman相关性分析分析炎性指标(白细胞计数、中性粒细胞百分比、C－反应蛋白、白细胞介素－6、降钙素原、纤维蛋白原、D－二聚体、血小板)与SOFA的相关性；采用多元线性回归分析及逐步回归加权分析分析炎性指标与脓毒血症严重程度的相关性。统计并比较各组炎性指标的水平。结果:(1)Spearman相关性分析：中性粒细胞百分比、D－二聚体、白细胞介素－6、降钙素原与SOFA呈显著正相关，其 r s值分别为0.738，0.712，0.314，0.795( P<0.01)；血小板与SOFA评分呈显著负相关， r s值为－0.661( P<0.01)。(2)多元线性回归分析：中性粒细胞百分比、血小板、D－二聚体、降钙素原与SOFA评分显著相关( P<0.01)；逐步回归加权分析提示模型具有较好的线性关系及拟合度。(3)炎性指标比较：中性粒细胞占比在脓毒血症组、严重脓毒血症组、脓毒性休克组的中位数分别为82.30(76.25，88.45)，90.50(86.55，93.85)，95.10(92.05，97.95)；血小板中位数分别为183.01(144.50，246.50)×10 9/L、149.11(81.04，207.00)×10 9/L、81.26(50.01，93.50)×10 9/L；D－二聚体中位数分别为0.98(0.71，1.74)mg/L、3.45(1.79，5.56)mg/L、7.19(4.26，11.63)mg/L；降钙素原中位数分别为0.55(0.21，1.09)ng/ml、5.45(3.74，11.80)ng/ml、17.68(13.97，26.75)ng/ml，各组间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0.05)。 结论:降钙素原、中性粒细胞百分比、D－二聚体、血小板血清水平在一定程度上能反映尿脓毒血症的严重程度；多指标联合检测更能准确预测尿脓毒血症患者病情的严重程度。

目的:探讨肺水肿放射学评分（RALE）对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ARDS）患者病情严重程度及预后的评估价值。方法:采用回顾性研究方法，选择2016年1月至2020年11月南通大学附属南通第三医院重症监护病房（ICU）收治的ARDS患者。收集患者临床资料，并由2名具有高级职称且不知晓患者临床结局的影像学医师分别对每一张X线胸片进行独立评分，取其均值作为该胸片的RALE结果。根据28 d生存状况将患者分为存活组和死亡组，比较两组间一般资料、氧合指数（PaO 2/FiO 2）、序贯器官衰竭评分（SOFA）、急性生理学与慢性健康状况评分Ⅱ（APACHEⅡ）和RALE评分的差异。根据柏林标准将ARDS患者分层，比较组间RALE评分的差异，并进一步分析RALE评分与PaO 2/FiO 2、SOFA评分和APACHEⅡ评分的相关性。绘制Kaplan-Meier生存曲线，分析RALE评分对ARDS患者28 d预后的评估价值。 结果:98例ARDS患者中有62例纳入最终分析，其中28 d存活39例，死亡23例，28 d病死率为37.1%。与存活组比较，死亡组患者年龄更大（岁：72.83±12.21比64.44±14.68），PaO 2/FiO 2更低〔mmHg（1 mmHg＝0.133 kPa）：122.66±48.32比150.26±50.40〕，SOFA评分及入院第3天与第1天RALE评分差值（D3-D1 RALE）更高〔SOFA评分（分）：11.26±3.91比9.04±3.72，D3-D1 RALE评分（分）：1.35±6.42比-2.74±7.35〕，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5）；而两组间性别、ARDS原因、APACHEⅡ评分以及入院第1天和第3天RALE评分（D1 RALE、D3 RALE）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62例患者中轻度11例（17.7%），中度36例（58.1%），重度15例（24.2%）。轻度和中度ARDS患者D1 RALE评分均显著低于重度ARDS患者（分：19.09±3.65、22.58±6.79比27.07±5.23，均 P<0.05）。相关性分析显示，ARDS患者D1 RALE评分与PaO 2/FiO 2呈负相关（ r＝-0.385， P＝0.002），与SOFA评分及APACHEⅡ评分均呈正相关（ r1＝0.433、 r2＝0.442，均 P<0.001）。Kaplan-Meier生存曲线分析显示，D3-D1 RALE评分≥-1分组ARDS患者28 d累积生存率显著高于D3-D1 RALE评分<-1分组（73.08%比55.56%；log-rank检验： χ2＝3.979， P＝0.046）。 结论:RALE评分是一种简单可靠的非侵入性评估指标，可用于评估ARDS患者的病情严重程度，其早期的差值变化有助于识别预后不良的ARDS患者。

目的:探讨系统免疫炎症指数（systemic immune inflammation index, SII）对危重病患者院内死亡风险的预测价值。方法:提取美国重症监护医学信息数据库-Ⅳ（Medical Information Mart for Intensive Care-Ⅳ, MIMIC-Ⅳ）数据库中危重病患者的基本信息和临床资料，包括人口统计学资料、生命体征、血常规、Logistic器官功能障碍系统评分（Logistic organ dysfunction score, Lods）、牛津急性疾病严重程度评分（Oxford acute severity of illness score, Oasis）、简化急性生理评分（simplified acute physiology score, Saps-Ⅱ）、急性生理学评分-Ⅲ（acute physiology score-Ⅲ，APS-Ⅲ）、序贯器官衰竭评分（sequential organ failure score, SOFA）及结局指标，主要结局指标为院内死亡，次要结局指标为住院时长、连续性肾脏替代治疗（continuous renal replacement therapy, CRRT）、机械通气率及1年病死率。根据院内死亡事件将患者分为两组，比较组间差异。根据SII三分位进一步将患者分成3组进行组间比较，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患者院内死亡风险。结果:共计32 450例危重病患者纳入研究，其中3 765例发生院内死亡，病死率11.6%。①与生存组相比，死亡组患者SII更高，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P<0.05）。②SII三分位分组（<817、817~2 151、>2 151）院内病死率分别为8.4%、10.2%、16.3%，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③进一步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显示，随着组别增加，患者的死亡风险逐渐增加（第一组为参考组，第二组 OR=1.38，95% CI:1.24~1.54，第三组 OR=2.03，95% CI:1.83~2.24， P<0.05）。 结论:SII对危重病患者院内死亡有预测价值，其简便易得可用于危重病患者的危险分层。

目的:评价序贯制临床技能课程体系在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以下简称“住培”）中的应用效果。方法:选取2020至2022年参加某临床医学院住培的300名住院医师为研究对象，其中试验组（46人）本科阶段接受过该临床医学院临床技能培养课程，对照组（254人）本科阶段未接受过该课程培养，观察进入住培基地共同经该课程体系培养后第一到第三年两组的教学效果。采用SPSS 24.0统计软件进行数据分析，主要统计方法有描述性分析、Kolmogorov-Smirnov检验、Mann-Whitney U检验和卡方检验。 结果:进入住培基地前，2020级[60.0（52.0，60.0）分 vs. 51.0（48.0，53.0）分]、2021级[54.0（52.0，56.0）分 vs. 51.0（48.0，53.0）分]和2022级[53.0（51.0，55.0）分 vs. 50.0（47.0，51.0）分]试验组住院医师的入基地成绩与对照组相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住培满36个月，2020级试验组住院医师与对照组在结业考试通过率方面，差异不具有统计学意义（ χ2=1.20， P=0.273）。住培满12个月，试验组住院医师理论考核[124.0（123.8，125.0）分vs. 115.0（101.0，125.0）分]和病史采集[92.0（91.0，95.0）分vs. 85.1（79.3，94.5）分]成绩与对照组相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住培满6个月、18个月、24个月，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0.05）。住培满6个月[93.0（90.0，97.0）分vs. 89.0（86.3，95.0）分]、12个月[94.0（92.0，95.0）分vs. 89.0（87.0，92.0）分]和18个月[90.0（86.5，93.5）分vs. 81.0（69.0，91.0）分]，试验组住院医师体格检查成绩与对照组相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住培满24个月，2020级[92.0（87.5，95.3）分vs. 85.0（79.0，92.0）分]和2021级[94.0（87.0，96.0）分vs. 90.0（84.0，95.0）分]试验组住院医师体格检查成绩与对照组相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 结论:该临床技能课程体系有助于住院医师临床综合能力的提升，应当进一步优化体格检查教学内容和方法，注重住院医师医患沟通技能和人文素养培养。

自2019年以来,医疗器械唯一标识(UDI)推广应用工作正在全国范围内分阶段、分步骤实施.深圳市先行先试,严格按照国家和省市相关政策要求落实相关工作,在UDI政策、标准、技术和应用等多个层面进行了探索,以标准先行、行业宣贯、企业培训、平台应用全方位建设医疗器械追溯体系,UDI的推广实施已取得实质性成效.深圳市形成"一个平台支撑,两个端口发力,三个部门联动,四个标准指引"的工作模式,搭建全省首个UDI追溯平台并于2021年10月14日正式上线启用,以UDI编码为关键信息,采集医疗器械的生产、流通和临床使用信息,为落地实施UDI工作提供技术支撑、精准监管和智慧监管.该平台现已通过数据接口等方式采集了来自深圳400余家制造商的8万多种产品(UDI-DIs),深圳30余家甲级三级医院的100余万条临床患者使用信息.目前,深圳市正以UDI追溯平台作为推动UDI实施工作的实际"抓手",有序扩大UDI实施企业范围,增加医疗机构试点,丰富数据对接方式.本研究总结了深圳市UDI推广实施过程中遇到的挑战以及应对策略和方法,梳理了深圳市推广UDI实施的成效做法,旨在以推广UDI工作为契机,形成推动"三医联动"应用示范效应和可复制的经验总结,为全面实现深圳市医疗器械全生命周期精准追溯和深圳市医疗器械产业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目的 探讨早期唐氏筛查单项值异常的孕妇序贯性无创产前筛查(NIPT)应用价值.方法 选取该院2022年1-10月收集的1 631例传统早期唐氏筛查单项值异常孕妇,均在签署知情同意书条件下 自愿接受了 NIPT,对NIPT发现的高风险样本行侵入性产前诊断,随访追踪妊娠结局,NIPT低风险孕妇在预产期后进行随访.结果 在全部孕妇中,序贯性NIPT共检出10例胎儿染色体非整倍体高风险样本,包括1例21-三体综合征高风险、1例18-三体综合征高风险和7例性染色体异常,1例其他常染色异常.9例NIPT高风险孕妇接受了侵入性产前诊断,5例与NIPT结果一致,阳性预测值为55.56％,其中21-三体综合征、18-三体综合征、性染色体异常、其他常染色体异常阳性预测值分别为100.00％、100.00％、50.00％、0.00％.结论 早期唐氏筛查单项值异常孕妇序贯性NIPT可以提高缺陷胎儿的检出率,对于扩大性筛查降低缺陷患儿出生率具有一定的指导价值,鉴于阳性预测值不是很高,临床上对于唐氏筛查单项值异常孕妇应多加关注,必要时进一步产前诊断以降低出生缺陷儿的出生率.

云南吴佩衡扶阳学术流派历经五代传承,在痹证的辨治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流派第二代传承人、国家级名中医吴生元教授认为痛风可归属于中医痹证范畴,其基本病机为"脾虚湿阻,痰瘀互结",疾病急性发作时的病机要点为"湿热壅盛、痹阻经脉",据此提出了健脾渗湿和清热通络的治法,并创立了健脾渗湿方和清热通络方分别用于痛风非急性期和急性期的治疗.流派第三、四代传承人彭江云教授和李兆福教授则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构建了以"清热通络-健脾渗湿"序贯疗法为主治疗痛风的辨治体系,经临床验证效果显著.该文从理论层面对流派的辨治思路及理论依据进行阐述,以期为痛风及其他慢性疾病的防治提供参考.

目的 从重度胡蜂螫伤患者临床早期易获取的各项指标及常用评分系统中筛选脓毒症的早期危险因素,构建脓毒症早期预测评分模型并提前干预.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6 年 1 月至 2021 年 5 月在西安交通大学医学部附属三二〇一医院重症医学科(ICU)住院时间超过72 h且符合纳入标准的109 例重度胡蜂螫伤患者临床资料,以发生脓毒症作为预后观察指标,采用单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筛选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的危险因素,进一步使用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评价筛选出的指标是否为重度胡蜂蛰伤患者并发脓毒症的早期独立危险因素,并采用最小加权法构建预测评分模型,运用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ROC)检测该预测评分模型的效能.结果 重度胡蜂螫伤患者并发脓毒症的单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影响因素有年龄、蜇伤数目、序贯器官衰竭评分(SOFA)、乳酸(Lac)、C反应蛋白(CRP)(P<0.05).进一步行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年龄(OR=1.107,95%CI:1.023～1.199,P=0.012)、蜇伤数目(OR=1.630,95%CI:1.018～1.175,P=0.006)的增加、CRP(OR=1.057,95%CI:1.022～1.093,P=0.001)是重度胡蜂螫伤患者并发脓毒症的独立危险因素.根据构建的早期预测评分模型,将脓毒症风险分为低危(0～2 分)、中危(3～5 分)、高危(>5 分),三类重度胡蜂蛰伤患者的脓毒症发生率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ROC曲线分析结果显示,该预测评分模型对重度胡蜂螫伤患者并发脓毒症具有优秀的预测能力(AUC=0.954,95%CI:0.916～0.989).结论 构建的预测评分模型对重度胡蜂蛰伤患者并发脓毒症具有早期预测及评估价值,在此基础上进行的危险分层有助于提前采取干预措施降低脓毒症的发生率.

目的 分析乳腺癌保乳术后大分割放疗致急性放射性皮肤损伤的影响因素,并构建其风险预测模型.方法 选择2020 年10 月至2022 年9 月于唐山市人民医院接受保乳切除术的170 例乳腺癌患者的临床资料,将170 例患者按7∶3 分为模型组(119 例)和验证组(51 例).根据急性放射性皮肤损伤发生情况,将模型组患者进一步分为损伤组(89 例)和无损伤组(30 例).比较损伤组和无损伤组的临床资料,采用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其危险因素,并构建列线图风险预测模型.结果 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体质量指数(BMI)≥28 kg/m2,有糖尿病史,肿瘤T分期为T2 期,三阴性乳腺癌,放疗形式为序贯瘤床电子线补量放疗,以及较高的CD4+T淋巴细胞凋亡率及血红蛋白(Hb)水平是患者发生急性放射性皮肤损伤的独立危险因素(P＜0.05).根据这些指标构建列线图风险预测模型.受试者工作特征(ROC)曲线分析结果显示,对于模型组,该模型预测急性放射性皮肤损伤发生风险的曲线下面积(AUC)为0.942(95%CI:0.890～0.974),灵敏度为97.14%,特异度为 86.24%;对于验证组,该模型预测急性放射性皮肤损伤发生风险的 AUC 为0.926(95%CI:0.880～0.966),灵敏度为86.36%,特异度为90.40%.结论 BMI、糖尿病史、肿瘤T分期、三阴性乳腺癌、放疗形式、CD4+T淋巴细胞凋亡率及Hb水平均是乳腺癌保乳术后大分割放疗致急性放射性皮肤损伤的影响因素,以此为基础构建的列线图风险预测模型具有较好的临床应用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