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 比较X线片、超声、CT、锥形束CT(CBCT)对不同位置下颌下腺结石的检出率,探讨三维可视化技术在下颌下腺结石诊疗中的辅助价值.方法 回顾性分析2014年11月至2021年3月宁夏医科大学总医院113例下颌下腺结石患者的X线片、超声、CT、CBCT检查资料,比较4种成像方法对不同位置结石的检出率及总检出率.利用Mimics 19.0软件和CBCT数据对结石进行3D重建,从可视化角度观察结石的位置、大小、形态及数目.结果 CBCT和CT对下颌下腺结石的总检出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98.2％(111/113)vs 95.6％(108/113),P＞0.05],但均高于X线片(65.5％,74/113)和超声(73.5％,83/113)的总检出率.超声对导管前、中段结石的检出率最低[分别为 63.6％(21/33)、72.2％(26/36)],与 CBCT[分别为 97.0％(32/33)、100.0％(36/36)]、CT[分别为93.9％(31/33)、97.2％(35/36)]相比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P＜0.05).X线片对导管后段结石的检出率低于超声、CBCT、CT[40.9％(18/44)vs 81.8％(36/44)、97.7％(43/44)、95.5％(42/44),均P＜0.01].将CBCT数据导入Mimics 19.0软件后,成功地对不同大小、形态及数目的下颌下腺结石进行了可视化重建,重建图像清晰,结石与下颌骨的解剖位置关系显示直观.结论 CBCT对下颌下腺结石的诊断具有良好的应用价值,可替代传统CT进行涎石病诊断.对于双手双合诊未查及但超声提示的导管后段结石,可直接行CBCT检查进行精确诊断;对于导管前、中段结石,可考虑X线片和CBCT检查.可视化技术有助于临床患者宣教及制定个体化治疗方案.

目的:对面部偏斜患者的颌面部结构进行锥形束CT三维扫描成像并测量，分析面部偏斜患者下颌骨的结构特征以及空间位置。方法:选取面部偏斜的患者61例为研究组(男7例，女54例)，年龄(23.97±5.80)岁，选取15例个别正常 患者为对照组(男2例，女13例)，年龄(22.47±5.49)岁，进行病例对照研究。对所选取研究对象进行颅面部锥形束CT成像，利用三维测量软件(Invivo5)的3D分析功能描绘测量相关解剖标志点，比较两组患者下颌骨形态与位置差异。 结果:①研究组偏斜侧下颌升支高度(54.78±6.30) mm与偏斜对侧(56.22±5.25) mm ( P＝0.004)，偏斜侧下颌体总长度(116.15±6.00) mm与偏斜对侧(117.96±6.20) mm ( P＝0.001)，偏斜侧髁突高度(23.34±3.80) mm与偏斜对侧(24.50±3.40) mm ( P＝0.001)，偏斜侧上颌尖牙垂直向位置(24.72±4.35) mm与偏斜对侧(25.29±4.32) mm ( P＝0.028)，偏斜侧上颌第一磨牙垂直向位置(22.60±4.51) mm与偏斜对侧(23.13±4.12) mm ( P＝0.041)，偏斜侧下颌升支内倾角度84.21°±3.16°与偏斜对侧82.87°±3.81° ( P＝0.015)比较，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对照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②研究组偏斜侧与偏斜对侧下颌体长度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结论:成年面部偏斜患者双侧存在多部位解剖结构的不对称性，偏斜侧的下颌升支高度、髁突高度更小，牙弓平面更高，下颌升支内倾角度更大。

目的:评估中老年患者在数字化导板辅助下行种植全口固定义齿修复的长期临床效果。方法:收集2012年11月至2016年1月在滨州医学院附属烟台市口腔医院种植科行数字化导板辅助下种植全口固定义齿修复的15例患者，年龄（58.6±5.3）岁（50~67岁），男性11例，女性4例。其中上颌牙列缺失15例，下颌牙列缺失8例，共植入145枚种植体。对比术后与术前设计的种植体三维位置，评估数字化导板精度。对患者进行为期5年的随访，评估种植体的存留率，并分别通过影像学检查及临床检查对种植体周围边缘骨吸收及并发症进行评估。结果:对数字化导板精确度评估结果显示，种植体肩部偏差为（0.78±0.59） mm，根部偏差为（1.38±0.63） mm，深度偏差为（0.65±0.35） mm，角度偏差为4.12°±2.77°。种植体5年累计存留率为98.6%（143/145），145枚种植体中，种植相关生物并发症发生率为4.1%（6/145）；修复相关机械并发症发生率为57%（13/23）。负荷5年后，边缘性骨吸收为（0.69±0.35） mm；患者对种植修复的效果满意。结论:中老年患者在数字化导板辅助下行种植全口固定义齿修复的长期临床效果良好，患者满意度较高。

目的:比较骨支抗方式和牙支持方式快速扩弓联合前方牵引治疗上颌发育不足的骨性Ⅲ类错 的疗效差异。 方法:回顾性选取2020年8月至2022年6月于南京大学医学院附属口腔医院·南京市口腔医院正畸科进行快速扩弓联合前方牵引治疗的处于替牙列中晚期或恒牙列早期的骨性Ⅲ类错 伴上颌发育不足的患者26例。患者分为2组（每组13例）：骨支抗方式组使用骨支抗方式快速扩弓联合前方牵引装置进行矫治，其中男性4例，女性9例，年龄（10.2±1.7）岁；牙支持方式组使用牙支持方式快速扩弓联合前方牵引装置进行矫治，其中男性5例，女性8例，年龄（10.1±1.0）岁。于矫治前后头颅侧位X线片上测量矢状向线性指标［Y-Is距和Y-Ms距（分别为上切牙切缘点、上颌第一恒磨牙近中接触点至垂直参考轴的距离）、上下颌磨牙相对距离、前牙覆盖等］10项、垂直向线性指标［PP-Ms距（上颌第一恒磨牙近中接触点至腭平面的距离）等］6项和角度指标［SN-MP角（前颅底平面与下颌平面相交的上外角）、U1-SN角（上中切牙长轴与前颅底平面相交的下内角）等］8项，于矫治前后锥形束CT上测量冠状向指标（上颌左侧和右侧第一磨牙倾斜度等）6项；计算矫治前后前牙覆盖变化量中骨性效应和牙性效应占比。比较各指标矫治前后变化量的组间差异。 结果:矫治后两组前牙反 均解除，磨牙建立中性或远中关系。骨支抗方式组Y-Is距、Y-Ms距、上下颌磨牙相对距离的矫治前后变化量［分别为（3.23±0.70）、（1.25±0.34）和（2.54±0.59）mm］均显著小于牙支持方式组［分别为（4.96±0.97）、（3.12±0.83）和（4.92±1.35）mm］（ t=-5.92， P<0.001； t=-7.53， P<0.001； t=-5.85， P<0.05）。骨支抗方式组前牙覆盖矫治前后变化量［（4.45±1.25）mm］显著小于牙支持方式组［（6.14±1.29）mm］（ t=-3.38， P<0.05）；骨支抗方式组前牙覆盖矫治前后变化量中骨性效应占80%，牙性效应占20%；牙支持方式组前牙覆盖矫治前后变化量中骨性效应占62%，牙性效应占38%。骨支抗方式组PP-Ms距矫治前后变化量［（-1.62±0.25）mm］显著小于牙支持方式组［（2.13±0.86）mm］（ t=-15.15， P<0.001）。骨支抗方式组SN-MP角、U1-SN角矫治前后变化量（分别为-0.95°±0.55°、1.28°±1.30°）显著小于牙支持方式组（1.92°±0.95°、7.78°±1.94°）（ t=-9.43， P<0.001； t=-10.04， P<0.001）。骨支抗方式组上颌左侧和右侧第一磨牙倾斜度矫治前后变化量（分别为1.50°±0.17°、1.54°±0.19°）均显著小于牙支持方式组（分别为2.26°±0.37°、2.25°±0.35°）（ t=6.47， P<0.001； t=6.81， P<0.001）。 结论:骨支抗方式快速扩弓联合前方牵引能减少传统牙支持方式快速扩弓联合前方牵引时发生的上前牙唇倾、前牙覆盖增加、磨牙前移伸长颊倾以及下颌平面角增大等不利的牙齿代偿效应。

目的:探索颞下颌关节紊乱病（temporomandibular disorders，TMD）患者颈部肌肉压力疼痛阈值（pressure pain threshold，PPT）与头前伸姿势及颈部功能之间的关系。方法:纳入2019年12月至2020年4月就诊于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九人民医院康复科的145例TMD患者，其中男性23例，女性122例，年龄为28（9）岁。评估所有患者的头前伸角度、颈部特定肌肉PPT。通过照片拍摄法测量耳屏与C7棘突的连线和水平线之间的夹角为头前伸角度（头颈角），头颈角≤51°为头前伸组，头颈角>51°为非头前伸组。PPT的测定点为上束斜方肌的中点及C5-C6棘突旁1 cm。患者填写颈椎功能障碍指数量表（neck disability index，NDI）。两组患者的年龄符合正态分布但方差不齐，采用独立 t′检验；两组患者的PPT、NDI和头颈角数据均不符合正态分布，用中位数（四分位数间距）表示，采用Mann-Whitney U检验及Spearman相关分析。 结果:头前伸组患者70例，非前伸组患者75例。头前伸组患者的斜方肌PPT［2.82（0.86） kg］显著大于非前伸组［2.46（0.80） kg］（ P<0.01）。两组患者的C5-C6棘突旁PPT及NDI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0.05）。头颈角与斜方肌PPT呈低度负相关（ r=-0.273， P<0.01），与C5-C6处PPT不相关（ r=-0.124， P>0.05）；NDI与斜方肌PPT呈中度负相关（ r=-0.301， P<0.01），与C5-C6处PPT呈低度负相关（ r=-0.206， P<0.05）。 结论:TMD患者仅颈部斜方肌PPT与头前伸姿势呈低度负相关，患者头愈前伸反而颈部肌肉抗压痛能力愈强。颈部功能与头前伸角度不相关，但与肌肉压痛阈值密切相关，阈值愈高颈部功能愈好。

目的:探讨减数下颌第一前磨牙正畸治疗前后下颌第三磨牙萌出状态的变化，并分析影响其倾斜角度变化的因素。方法:本研究为回顾性研究，样本最终纳入正畸患者40例，共含68颗下颌第三磨牙，利用三维测量软件测量分析下颌第三磨牙位置及角度。配对 t检验及秩和检验比较下颌第三磨牙的位置变化，多元回归分析可能影响其近中倾斜角度变化的因素。 结果:正畸治疗后下颌第三磨牙近中移动(1.59±3.35) mm ( P＝0.012)，向近中倾斜10.24°±18.82°( P<0.001)。患者治疗前ANB角，下颌平面角，萌出高度(8Cp-X)，初始角度(∠78)以及下颌第二磨牙远中间隙的变化(ΔD7-Xi)对第三磨牙近中倾斜角度变化(Δ∠78)的影响无统计学意义( F＝2.153， P＝0.071)。 结论:正畸减数下颌第一前磨牙后，下颌第三磨牙有近中移动和近中倾斜角度加大的趋势，临床医师在治疗设计时应综合考量。

目的:研究下切牙长轴(long axis of the lower incisors, IA)与颏轴(long axis of the mandibular symphysis, MA)在天然状态下的一致性情况，为正畸治疗中下切牙的健康定位提供参考。方法:从头颅侧位片数据库中等量选取安氏Ⅰ、Ⅱ、Ⅲ类治疗前患者共300例，定义四种颏轴，分别测量四种颏轴与下切牙长轴所成角度(angle between MA and IA，MIA)以及下中切牙角(incisor-mandibular plane angle, IMPA)，按照不同水平向和垂直向骨面型分组进行方差分析。结果:用于定义颏轴的标志点中，颊舌侧下齿槽缘点的中点Id-c和下颌联合中心点D，不同研究者定点的变异系数最小，可重复性最好。由Id-c和D构成的颏轴与下中切牙长轴所成角度MIA在安氏Ⅰ、Ⅱ、Ⅲ类的平均值分别为(9.45±4.06)°、(10.56±3.57)°、(4.35±3.71)°；在Ⅲ类高、均、低角分别为(2.89±0.87)°、(3.66±0.43)°、(5.84±0.71)°。既体现了下切牙牙轴在不同矢状向和垂直向骨面型的代偿倾向，又基本与颏轴保持一致，二者所成角度80%位于(2.18～13.87)°区间。结论:天然状态下，下切牙长轴与颏轴方向基本一致，颏轴与下中切牙长轴所成角度MIA与下中切牙角IMPA相比，受不同水平向和垂直向骨面型变异的影响更小，更能代表符合生理要求的下切牙倾斜度。正畸治疗可以考虑以此为进行下切牙的合理定位，从而确保咬合力的健康传递。

目的:评价自主式口腔种植机器人手术系统（Autonomous Dental Implant Robotic System， ADIR）在动物口内进行种植手术的准确性。方法:选择9只中华田园犬（3岁，性别不限），拔除下颌双侧前磨牙，制作牙列缺损模型。每只犬下颌骨每侧缺牙区各植入2枚种植体，分别由ADIR（机器人组）和1名有丰富种植手术经验的副主任医师使用数字化全程导板（导板组）完成，每组18枚。术后评价种植体实际植入位置与规划位置的偏差，包括颈部、根部和角度偏差；测量种植体初期稳定性，比较机器人组与导板组差异。结果:ADIR能顺利在全身麻醉动物口内完成种植体植入。机器人组种植体颈部偏差［ M（ Q）］为0.269（0.152） mm、根部偏差为0.254（0.218） mm、角度偏差为0.989°（0.517°），均显著小于导板组［颈部偏差为0.910（0.872） mm、根部偏差为1.179（1.176） mm、角度偏差为4.209°（5.208°）］（ P<0.05）。两组种植体初期稳定性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 结论:本课题组研发的ADIR在动物口内进行种植体手术的准确性优于数字化全程导板。

方法:在7例新鲜人颅颈段标本上采用经口咽逐级扩大入路行经斜坡置钉枕颈固定：单纯经口咽入路、经口咽软腭切开入路、经口咽软硬腭切开入路、经口咽下颌骨切开入路、经口咽下颌骨-舌体切开入路。在切开入路过程中观察咽后壁软组织的分布并测量其厚度，观察椎动脉走行及其至中线的距离，测量斜坡的显露范围、椎骨显露范围及斜坡置钉角度范围（下切牙或下颌骨基底中点处至斜坡显露端的连线与斜坡骨面切线的夹角）。结果:咽后壁软组织厚度于斜坡咽结节以上为（3.5±0.6）mm，C 1~C 5椎前为（5.0±0.5）mm。双侧椎动脉至中线的距离在C 1，2、C 2，3、C 3，4和C 4，5水平分别为（19.5±1.2）mm、（14.6±2.7）mm、（14.0±2.7）mm和（13.9±2.7）mm。单纯经口咽入路：斜坡显露纵径为（8.3±3.0）mm，下切牙至斜坡显露上缘、斜坡下缘、C 1前结节、C 2椎体及C 3椎体的距离分别为（104.7±4.3）mm、（99.2±6.8）mm、（81.4±4.3）mm、（75.1±4.0）mm及（68.7±6.5）mm；6例标本颈椎显露达C 3椎体，1例显露至C 2椎体。经口咽软腭切开入路：斜坡显露纵径为（18.5±4.8）mm，下切牙至斜坡显露上缘、咽结节距离分别为（107.9±6.7）mm、（104.8±6.7）mm。经口咽软硬腭切开入路：斜坡显露纵径为（26.3±1.8）mm（斜坡全长），下切牙至斜坡显露上缘的距离为（112.4±12.6）mm。经口咽下颌骨切开或下颌骨-舌体切开入路均显露斜坡全长，下颌骨基底中点处至斜坡上、下缘及咽结节的距离分别为（141.8±15.7）mm、（131.0±9.9）mm及（120.5±8.2）mm；颈椎显露最下缘可达C 5，6椎间隙。单纯经口咽入路由于斜坡显露范围不够，无法完成斜坡理想置钉；经口咽软腭切开入路和经口咽软硬腭切开入路的斜坡置钉率分别为71%（5/7例）和86%（6/7例），置钉角度为92.6°±7.7°；经口咽下颌骨或下颌骨-舌体切开入路的斜坡置钉率为100%，置钉角度为75.1°±7.7°。 结论:经口咽软腭切开及软硬腭切开入路基本能满足前路枕颈固定术的斜坡置钉要求。对口裂较小或张口受限、颅底扁平、颅底凹陷所致斜坡倾斜角度较小或需下颈椎固定重建者，应采用经口咽下颌骨切开入路。

目的:分析寰枢关节旋转固定性脱位(atlanto-axial rotatory dislocation，AARD)患儿的CT数据，探讨AARD患儿寰枢和寰枕旋转分离角的特征。　方法:本研究为回顾性研究，以2016年6月至2023年6月在北京大学第三医院骨科就诊并接受手术治疗的19例AARD患儿为研究对象，收集患儿术前CT影像、术前诊断、年龄、性别等临床资料。以双下颌支后缘连线代表枕骨实时位置，寰椎横突连线代表寰椎实时位置，枢椎椎体后缘平行线代表枢椎实时位置，测量寰枢旋转分离角(rotated separation angle of atlanto-axial joint，C1C2)、寰枕旋转分离角(rotated separation angle of occipito-atlantal joint，OcC1)以及枕枢旋转分离角(rotated separation angle of occipito-axial joint，OcC2)。以寰椎相对枢椎的旋转方向为正，根据寰枕关节旋转是否在儿童生理旋转范围内，将所有患儿分为OcC1绝对值(|OcC1|)≤3°组( n＝9)和|OcC1|>3°组( n＝10)，采用线性回归分析法计算各组OcC1的预测方程。 结果:19例AARD患儿年龄(10.12±0.55)岁，病程中位数7个月；C1C2、OcC2分别为(24.5±2.9)°，(15.3±1.4)°；OcC1为－1.3 (－14.4，0.9)°。OcC1与C1C2呈显著负相关( r＝－0.704， P<0.001)，OcC2与C1C2呈显著正相关( r＝0.602， P＝0.006)，OcC1与OcC2的相关性不显著( r＝－0.033， P＝0.892)。|OcC1|≤3°组和|OcC1|>3°组的C1C2分别为(14.7±9.9)°和(30.8±14.0)°，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11)；而两组间OcC2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719)。分组对OcC1与C1C2、OcC2与C1C2进行回归分析，发现|OcC1|>3°组的OcC1与C1C2(OcC1＝－0.79×C1C2+10.44 ， R2＝0.823， P<0.001)以及|OcC1|≤3°组的OcC2与C1C2(OcC2＝0.95×C1C2+1.09 ， R2＝0.987， P<0.001)线性拟合程度较高。 结论:寰枕关节代偿角度与寰枢关节的旋转程度成正比；当AARD患者寰枢旋转分离角大于临界值(20.8°)时，其寰枕关节才可能开始反向旋转代偿寰枢关节的旋转移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