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利用乳腺X射线摄影检查资料，描述和评估受检者女性不同年龄段乳腺体积密度(VBD)的分布规律。方法:基于北京市某三甲医院2010年1月—2016年12月期间1 140人次乳腺X射线摄影图像，使用Volpara 1.5.1评估女性的VBD。根据美国乳腺影像报告和数据系统对VBD进行分级，将样本群体年龄根据中位数分成两组，两组间均数比较采用两独立样本 t检验。为进一步分析年龄因素的影响，将年龄细化分为4组(< 40岁、40~49岁、50~59岁、≥60岁)，多组间均数比较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评估，分别评估不同年龄组受检者的乳房压迫厚度(CBT)、乳房体积(BV)、腺体体积(GV)和VBD。 结果:年龄中位数为50岁，50岁及以上受检者的CBT和BV明显>50以下受检者( t＝-8.99、-7.92， P<0.001)，而GV和VBD明显<50以下受检者( t＝8.11、18.49， P<0.001)。CBT、BV、GV和VBD各指标在4个年龄组间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F＝27.10、22.34、25.70、122.03， P<0.001)。年龄在60岁及以上的受检者的VBD最低( t＝－12.56、－15.27、－4.57， P<0.001)，VBD与年龄呈负相关( r＝0.47， P<0.001)。 结论:受检者CBT和BV与年龄呈正相关，GV和VBD与年龄呈负相关。

目的:探讨超声、MRI及乳腺X射线摄影对不同分子分型乳腺癌的诊断价值。方法:回顾性分析2018年1月至2022年4月在惠州市中心人民医院就诊的212例女性乳腺癌患者的临床资料和影像资料，年龄（47.6±9.3）岁。根据其组织病理学和免疫组织化学检查结果分为4组：Luminal A型31例，年龄（49.2±10.8）岁；Luminal B型104例，年龄（46.1±8.9）岁；人表皮生长因子受体2（HER-2）过表达型45例，年龄（49.6±10.1）岁；三阴性乳腺癌（TNBC）32例，年龄（48.5±8.5）岁。分析患者的临床特征、超声、MRI及乳腺X射线摄影的影像特征。计量资料的组间比较采用两独立样本 t检验；计数资料的组间比较采用 χ2检验或Fisher确切概率法；具有统计学意义的特征进一步采用有序Logistic回归分析及曲线下面积（AUC）对诊断效能的准确性进行评估。 结果:在临床特征中，不同分子分型乳腺癌患者的绝经情况、淋巴结转移情况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χ2=10.345、10.026， P=0.016、0.018）。超声检查结果显示，Luminal A型乳腺癌肿瘤边缘多表现为模糊，Luminal B型和HER-2过表达型乳腺癌肿瘤边缘多表现为成角或毛刺，TNBC肿瘤边缘多为分叶状；四者肿瘤内部回声多为不均匀回声，更多见于Luminal B型；Luminal A型和TNBC肿瘤内血流Alder分级多为0或Ⅰ级血流信号，Luminal B型和HER-2过表达型乳腺癌肿瘤内血流Alder分级多为Ⅱ或Ⅲ级，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χ2=33.542、12.283、10.699，均 P<0.05）。MRI检查结果显示，Luminal A型、Luminal B型及HER-2过表达型乳腺癌肿瘤强化特征以不均匀强化为主，TNBC肿瘤环形强化的占比高于其他三者，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χ2=30.142， P<0.001）。乳腺X射线摄影检查结果显示，Luminal B型及HER-2过表达型乳腺癌肿瘤内多伴有钙化，Luminal A型及TNBC肿瘤内多无钙化；Luminal A型与Luminal B型乳腺癌肿瘤内钙化形态以点状钙化为主，HER-2过表达型及TNBC肿瘤内钙化形态以多形性或线样为主，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χ2=9.627、11.792，均 P<0.05）。乳腺癌患者绝经情况与肿瘤边缘可作为乳腺癌分子分型的独立预测因子（ B=0.729、0.775， OR=7.053、23.696，95% CI：0.193~1.267、0.463~1.087，均 P<0.05），AUC为0.635（95% CI：0.528~0.742）。 结论:不同分子分型乳腺癌的超声、MRI及乳腺X射线摄影特征存在差异，均对其具有一定的诊断价值。

目的:探讨数字乳腺X射线摄影中不同靶/滤过组合时降低管电流量(mAs)对图像质量与辐射剂量的影响。方法:不同靶/滤过组合时，以自动曝光模式(AEC)的mAs为基础，分别降低10%、20%、30%、40%、50%时对厚度为4.4 cm的模体进行曝光，测量所得图像的对比噪声比(CNR)、信噪比(SNR)、品质因子(FOM)与平均腺体剂量(AGD)。在满足图像质量要求的前提下，通过计算FOM，找出两种靶/滤过下最优mAs及相应的AGD。对模体中3种结构影像特征进行主观评价，同时比较计算AGD与显示AGD间关系。另外，对满足图像质量要求的mAs与密度曝光档位相对应，计算并比较两者mAs均值。结果:两种靶/滤过中显示AGD均小于计算AGD，Mo/Mo被低估22.5%~23.7%，计算AGD值与显示AGD值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F＝4 982.86、5 555.48， P<0.05)。W/Rh被低估13.1%~14.2%，计算AGD值与显示AGD值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F＝18 859.09、15 973.55， P<0.05)。Mo/Mo组合中，mAs降低20%时，FOM可增加9.6%为最大值，且计算AGD减少18.8%。W/Rh组合中，mAs降低10%，FOM可增加5.1%为最大值，且计算AGD减少11.9%。在满足图像质量的前提下，两种靶/滤过组合评价模拟纤维时，mAs降低30%；评价模拟钙化时，mAs降低20%；评价模拟肿块时，Mo/Mo组合mAs降低40%，W/Rh组合mAs降低30%；影像质量评分均与AEC无明显差异( P>0.05)。密度曝光档位(-1~-3)可与降低的mAs(10%~30%)对应。 结论:不同靶/滤过组合时，调节管电流量可以在不影响图像质量的同时降低辐射剂量。

目的:对比分析数字乳腺X射线断层融合成像和全数字化乳腺X射线摄影两种模式下乳腺X射线摄影剂量比较，以及平均腺体剂量与乳腺密度、压迫厚度的关系。方法:回顾性收集2020年10月至2022年5月在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行数字乳腺X射线断层融合成像(DBT)的乳腺疾病患者以及同时期在本院行全数字化乳腺X射线摄影(FFDM)的体检人群的乳腺X射线摄影资料，记录压迫厚度、压迫力度及平均腺体剂量(AGD)，由两名从事乳腺影像诊断的高年资医师依照2013年ACR BI-RADS MAMMOGRAPHY对乳腺腺体密度进行分型，分为a(腺体组织<25%)、b(腺体组织约25%~50%)、c(腺体组织约50%~75%)、d(腺体组织>75%)4型，分析在FFDM、DBT模式下，不同腺体密度、不同压迫厚度与AGD的关系。结果:无论是FFDM还是DBT模式，随着乳腺腺体密度增加AGD逐渐增加，AGD a型

乳腺X射线摄影在乳腺癌的筛查和诊疗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X射线的使用在提高乳腺癌检出率的同时也会增加乳腺癌的发病风险，这种风险随着辐射剂量的增加而变大。乳房腺体组织是辐射敏感组织，国际社会非常关注乳腺X射线摄影检查中受检者平均腺体剂量的评估。传统的二维乳腺X射线摄影和数字乳腺体层合成摄影中受检者剂量学研究已较为成熟，较新的乳腺锥形束CT扫描中受检者剂量的评估方法尚在研究阶段。本文对不同类型乳腺X射线摄影检查设备中受检者辐射剂量的评估方法及辐射剂量相关影响因素的研究现状进行综述和探讨。

目的:调查估算江苏省乳腺X射线摄影的频度，进而估算乳腺摄影对江苏省女性人口的剂量负担，并评估乳腺摄影对江苏省各年龄组女性人口诱发乳腺癌的风险。方法:采用分层随机抽样调查的方法，通过调查30台乳腺摄影设备年检查人数和受检者年龄分布，估算全省乳腺摄影的频度，并计算乳腺摄影对女性人口的剂量负担。使用美国科学院电离辐射生物效应报告BEIR-Ⅶ中的超额归因风险(EAR)模型估算乳腺摄影检查对3个年龄组诱发乳腺癌的风险。结果:江苏省乳腺摄影检查的频度为3.77次/千人口；乳腺摄影对江苏省女性人口剂量负担为0.02 mGy/人。每次乳腺摄影检查对0～15岁组、16～40岁和>40岁3个年龄组的乳腺癌终生归因风险(LAR)分别为138/10万人、14.7/10万人和1.0/10万人。结论:乳腺摄影对人群乳腺癌诱发风险较小，但低年龄组的风险较大，提示针对低年龄乳腺摄影检查仍应慎重。

目的:探讨某综合医院近四年放射诊断检查频次的变化趋势及其相关影响因素。方法:利用医院信息系统和放射信息系统收集2019—2022年门急诊、住院人数和放射诊断检查信息。使用数据透视表对各种影像设备的检查频次和占比进行统计，并计算各检查项目频次及其占比。统计放射诊断检查的阳性率、患者性别和年龄分布情况；对放射检查人次数与门急诊、住院人数的关系采用Spearman相关分析。结果:2019—2022年放射诊断检查每年的频次分别为307 306、245 418、317 250、325 625人次，累计1 195 599人次；其中CT、X射线摄影、床旁X射线摄影、骨密度、消化道造影、乳腺X射线摄影的占比分别为59.74%、38.04%、1.39%、0.42%、0.21%、0.19%。各年度中，CT在所有放射诊断检查中的占比依次为49.58%、63.40%、60.40%、65.20%。急诊CT和急诊胸部CT检查频次与急诊就诊人次数具有相关性( r＝0.63、0.61， P<0.05)，非急诊CT检查频次与门诊、住院人次数有相关性( r＝0.61、0.66， P<0.05)。CT检查阳性率除2021年最低为79.95%外均高于80%。 结论:放射检查尤其是CT检查显著增加，在疾病诊断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但应重视CT检查正当性的判断。及时统计分析放射检查信息，可为放射检查科学管理提供数据支持和参考。

目的:掌握天津市医用X射线诊断设备质量控制基本情况，探讨设备质量控制存在的问题，并为监管部门提供技术依据。方法:采用分层随机抽样的方式，选择天津市111家医疗机构中的401台医用X射线诊断设备作为研究对象，使用X射线多功能剂量仪等设备，按卫生行业标准等要求进行质量控制状态检测与评价。结果:401台医用X射线诊断设备初检合格率为90.0%，X射线摄影机的初检合格率低于X射线透视机、数字减影血管造影机(DSA)和X射线计算机体层摄影机(CT机)( χ2＝9.203、3.383、5.754， P<0.05)。摄影机中合格率最低的为屏片X射线机，其次为乳腺X射线机和数字X射线摄影机(DR)，主要不合格指标分别为输出量重复性、管电压指示的偏离和极限空间分辨力。X射线摄影机中无基线值占比最高的是DR。X射线摄影机不满足检测条件占比高于X射线透视机( χ2＝8.216， P<0.05)。摄影机中屏片X射线机不满足检测条件的占比最高，其次为计算机X射线摄影机(CR)。此项研究401台设备中，私立医疗机构的初检合格率与公立医疗机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国产设备的初检合格率低于进口设备( χ2＝4.576， P<0.05)。 结论:天津市的医用X射线诊断设备质量控制有待进一步加强，医疗机构应重视医用X射线诊断设备的质量控制检测，监管部门应重点加强含有不合格项目、无基线值和不满足检测条件设备的监督管理。

目的:本研究旨在利用乳腺锥形束CT(CBCT)的三维影像资料，定量分析我国部分地区女性乳腺体积密度和相关乳房特征，比较并分析地区间及年龄间的差异和分布规律。方法:回顾性调查了位于我国华北、西南和华南的3家三级甲等医院的1 440位乳腺CBCT受检者的图像资料。利用科宁Imaging Viewer阅片系统中的测量工具和基于阈值分割的腺体分割显示工具，辅助测量各项乳房特征指标及乳腺体积密度(VBD)。乳房特征在不同地区之间，不同年龄组之间的差异采用Kruskal-Wallis H检验来评估；Spearman相关系数用于分析各项乳房特征与年龄之间，乳房尺寸和乳房密度特征之间的相关性。 结果:被调查女性胸壁有效直径( Deff)和乳房厚度(CNL)、乳房体积( BV)和腺体体积( GV)及VBD的总体中位数分别为12.5和6.8 cm、374.5和48.6 cm 3及14.6%。其中，不同地区女性的 Deff、CNL和 BV显著不同，VBD在不同地区的分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CNL、 BV与年龄呈显著正相关； GV和VBD与年龄呈显著负相关。VBD与 Deff、CNL和 BV均存在显著负相关。 结论:本研究调查了我国多个地区女性的乳房尺寸及密度特征参数，可以为进一步开展非压迫乳房模型的建立、乳腺CBCT患者剂量评估、乳腺癌风险评估等相关研究提供数据基础。

目的:探讨低剂量数字乳腺断层融合X射线成像（DBT）和全数字化乳腺X射线摄影（FFDM）在早期乳腺癌筛查中的价值。方法:前瞻性选取2020年1月至2022年4月在聊城市第二人民医院就诊的以乳腺肿块、乳腺胀痛为主要表现的246例女性患者，年龄（47.3±6.2）岁，范围28~65岁，均进行常规FFDM及低剂量DBT检查，并在超声引导下行穿刺活检。将活检组织病理学检查结果作为"金标准"，对比分析FFDM单独检查、低剂量DBT单独检查及二者联合筛查早期乳腺癌的灵敏度、特异度、准确率、阳性预测值、阴性预测值，并分析比较FFDM单独检查、低剂量DBT单独检查及二者联合检查与组织病理学检查结果的一致性。比较不同检查方法的腺体剂量和检查时间。计量资料的组间比较采用 t检验或单因素方差分析，计数资料的组间比较采用 χ2检验，不同检查方法与组织病理学检查结果的一致性分析采用Kappa检验。 结果:纳入研究的246例患者中，经组织病理学检查确诊为早期乳腺癌192例、乳腺良性病变54例；经FFDM单独检查诊断为早期乳腺癌154例、乳腺良性病变92例；经低剂量DBT单独检查诊断为早期乳腺癌169例、乳腺良性病变77例；经FFDM联合低剂量DBT诊断为早期乳腺癌177例、乳腺良性病变69例。低剂量DBT单独检查诊断早期乳腺癌的灵敏度、特异度、准确率、阳性预测值和阴性预测值均高于FFDM单独检查（86.98%对75.00%、96.30%对81.48%、89.02%对76.42%、98.82%对93.51%、67.53%对47.83%），且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χ2=6.000~13.677，均 P<0.05）；FFDM联合低剂量DBT诊断早期乳腺癌的灵敏度、特异度、准确率、阳性预测值和阴性预测值均高于FFDM单独检查（90.63%对75.00%、94.44%对81.48%、91.46%对76.42%、98.31%对93.51%、73.91%对47.83%），且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χ2=4.285~20.644，均 P<0.05）；与FFDM联合低剂量DBT相比，低剂量DBT单独检查诊断早期乳腺癌的灵敏度、特异度、准确率、阳性预测值和阴性预测值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χ2=0.159~1.283，均 P>0.05）。FFDM单独检查、低剂量DBT单独检查及FFDM联合低剂量DBT诊断早期乳腺癌结果与组织病理学检查结果均具有良好的一致性（Kappa值=0.655、0.722、0.792）。FFDM单独检查[（1.03±0.18）mGy]、低剂量DBT单独检查[（1.04±0.19）mGy]及二者联合检查的腺体剂量[（1.06±0.21）mGy]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F=1.529， P>0.05），FFDM单独检查时间[（6.25±0.52）min]与低剂量DBT单独检查时间[（6.33±0.57）min]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t=1.626， P>0.05）。 结论:相较于FFDM，低剂量DBT在早期乳腺癌筛查中的应用价值更高，且与组织病理学检查结果的一致性良好，可作为临床对早期乳腺癌进行筛查的重要检查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