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探讨成人依恋、拒绝敏感性与抑郁症状的关系。方法:采用分层整群抽样法对705名大学生进行大学生亲密关系经历量表(experience in close relationships inventory，ECR)、拒绝敏感性量表(rejection sensitivity questionnaire，RSQ)和贝克抑郁量表(Beck depression inventory，BDI)的问卷调查。根据贝克抑郁量表抑郁症状筛查标准，将抑郁问卷得分<5分者划为无抑郁症状组( n＝373)，≥5分者划分为抑郁症状组( n＝332)，用SPSS 17.0及AMOS 19.0软件对结果进行数据分析，并用Bootstrap法进行中介效应检验。 结果:(1)抑郁症状组在焦虑依恋[71.00(57.00，80.00)分]上得分显著高于无抑郁组[65.00(52.50，74.00)分]， Z＝－7.29， P<0.01，回避依恋得分[66.00(55.00，72.00)分]显著高于无抑郁组[66.00(51.50，72.00)分]， Z＝－2.85， P<0.01，拒绝敏感性[9.78(8.27，11.06)分]得分显著高于无抑郁组[9.39(7.63，10.67)分]， Z＝－6.15， P<0.01。(2)焦虑依恋与拒绝敏感性、抑郁症状呈显著正相关( r＝0.33、0.33， P<0.01)，回避依恋与拒绝敏感性、抑郁症状呈显著正相关( r＝0.15、0.10， P<0.01)，拒绝敏感性与抑郁症状呈显著正相关( r＝0.28， P<0.01)。(3)大学生拒绝敏感性在成人依恋与抑郁情绪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其中拒绝敏感性在焦虑依恋对抑郁症状影响的中介效应量为8.7%，占总效应量百分比为39.73%；拒绝敏感性在回避依恋对抑郁症状影响的中介效应量为3.0%，占总效应量百分比为29.90%。 结论:成人依恋不仅能直接影响抑郁症状，还能通过拒绝敏感性间接影响抑郁症状。

目的:探讨晚期肺癌患者疾病感知和希望在依恋与应对方式之间的链式中介效应，为改善晚期肺癌患者应对方式提供理论依据。方法:便利抽样法选取2021年10月至2022年6月安徽医科大学第一、二附属医院收治的354例晚期肺癌患者为研究对象。采用一般资料调查表、亲密关系经历量表、简易疾病感知问卷、Herth希望量表、医学应对问卷进行横断面调查。采用SPSS 25.0软件及Bootstrap法构建并验证链式中介模型。结果:最终纳入336例晚期肺癌患者，其中男214例，女122例，年龄27~79（59.43 ± 8.61）岁。晚期肺癌患者依恋回避得分为（3.31 ± 1.01）分，依恋焦虑得分为（3.86 ± 1.17）分，疾病感知得分为（40.07 ± 12.01）分，希望得分为（34.05 ± 5.87）分，面对应对得分为（18.75 ± 5.34）分，回避应对得分为（15.47 ± 1.97）分，屈服应对得分为（9.62 ± 3.85）分。晚期肺癌患者依恋回避和依恋焦虑均与屈服应对呈正相关（ r=0.448、0.747，均 P<0.01），与疾病感知呈正相关（ r=0.356、0.627，均 P<0.01），与希望呈负相关（ r=-0.406、-0.670，均 P<0.01）；疾病感知与屈服应对呈正相关（ r=0.744， P<0.01），与希望呈负相关（ r=-0.628， P<0.01）；希望与屈服应对呈负相关（ r=-0.769， P<0.01）。中介模型表明，晚期肺癌患者依恋回避→疾病感知→希望→屈服应对的链式中介作用显著，效应值为0.009，效应量为13.95%，依恋焦虑→疾病感知→希望→屈服应对的链式中介作用显著，效应值为0.010，效应量为8.27%。 结论:依恋既能直接预测晚期肺癌患者屈服应对，又可以通过疾病感知和希望的链式中介作用间接预测屈服应对。

目的:采用基于健康测量工具的共识标准（COSMIN）指南对母婴依恋测量工具进行系统评价。方法:计算机检索PubMed、Scopus、Embase、Web of Science、中国生物医学文献数据库、中国知网、万方数据库、维普网中有关母婴依恋测量工具的研究，检索时限均为建库至2023年10月30日。由2名接受过循证方法学培训的评审员独立筛选文献，提取并汇总整理数据，采用COSMIN指南偏倚风险清单及良好测量学属性标准对测量工具的属性进行系统评价。结果:共纳入35项研究，包括7种母婴依恋测量工具，其中母胎依恋工具内容效度质量充分（证据质量为高级）、结构效度质量不确定（证据质量为中级）、内部一致性质量为充分（证据质量为高级）、假设检验质量为充分（证据质量为高级），为A级推荐。结论:本研究系统评价了7种母婴依恋的测量工具，其中母胎依恋工具为A类工具，推荐使用。

目的:探讨中青年维持性血液透析（MHD）患者失志变化轨迹，并分析影响轨迹类别的因素，为制订个体化干预方案提供理论依据。方法:本研究为横断面研究。便利抽样选取2020年4月至2021年4月绍兴市上虞人民医院接受MHD治疗的中青年患者，对其进行4次追踪调查，调查工具包括一般资料调查表、中文版失志量表（DS-MV）和亲密关系经历量表简版（ECR-S）。使用潜类别增长模型识别潜在的失志轨迹类别，采用Logistic回归方程分析失志轨迹类别的预测因素。结果:本研究最终纳入105例患者，共识别出3种失志轨迹类别，根据其特征分别命名为稳定高水平组、缓慢降低组、持续降低组，分别为24、39、42例。单因素分析显示，年龄、职业状态、家庭人均月收入、合并症数量、依恋焦虑得分与失志轨迹类别有关（ F = 15.92， χ2值为9.16~15.95，均 P<0.05）；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年龄、职业状态、家庭人均月收入、合并症数量、依恋焦虑得分是中青年MHD患者失志轨迹类别的重要预测指标。 结论:中青年MHD患者呈现3种异质化失志变化轨迹，临床护理应根据患者失志轨迹类别制订个体化干预策略。

目的:探讨社会支持在中青年腹膜透析患者成人依恋和家庭抗逆力间的中介调节作用，旨在为中青年腹膜透析患者心理健康护理提供参考。方法:2019年9月至2022年2月，采用前瞻性研究方法，对湖南省人民医院进行腹膜透析的100例中青年患者进行调查，调查表包括一般资料调查表、亲密关系经历量表简版、社会支持量表、家庭抗逆力评定量表。通过多元线性回归和结构方程模型评价社会支持在成人依恋和家庭抗逆力间的中介作用。结果:中青年腹膜透析患者亲密关系经历量表简版中依恋焦虑和依恋回避得分分别为（46.47 ± 10.23）分和（63.67 ± 10.37）分，社会支持量表得分为（36.40 ± 7.27）分，家庭抗逆力评定量表得分为（94.21 ± 11.40）分。依恋焦虑、依恋回避与社会支持量表总分及各维度得分、家庭抗逆力总分及各维度得分均呈负相关（ r值为-0.844~-0.373，均 P<0.05）。依恋焦虑和依恋回避通过社会支持对中青年腹膜透析患者家庭抗逆力的间接效应明显，社会支持的间接效用分别占总效应的41.6%和48.8%。 结论:社会支持在中青年腹膜透析患者成人依恋和家庭抗逆力中起中介作用，护理人员应以社会支持为切入点，减少成人依恋对家庭抗逆力带来的不良影响。

目的:探讨大学前不同阶段性虐待经历与大学生成人依恋的关联。方法:于2018年10月，采用分层整群抽样的方法从合肥市4所高校抽取4 034名大学生为研究对象，通过自制问卷收集人口学特征、大学前不同阶段性虐待经历、成人依恋等信息，采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分析大学前不同阶段、不同类型性虐待经历与成人依恋的关联性。结果:研究对象大学前性虐待的总报告率为14.1%（569例），非接触性、接触性性虐待报告率分别为12.7%（512例）、5.4%（219例）。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分析结果显示，大学前总体性虐待经历与安全型依恋得分［β（95% CI）=-0.205（-0.292，-0.117）］呈负相关，与焦虑型［β（95% CI）=0.211（0.110，0.310）］和回避型依恋［β（95% CI）=0.117（0.020，0.216）］得分呈正相关。大学前非接触性性虐待的发生阶段数与安全型依恋［β（95% CI）=-0.106（-0.171，-0.041）］得分呈负相关，与焦虑型依恋得分［β（95% CI）=0.158（0.084，0.231）］和回避型依恋［β（95% CI）=0.080（0.008，0.152）］得分呈正相关。高中阶段的非接触［β（95% CI）=0.427（0.018，0.775）］和接触性虐待［β（95% CI）=0.468（0.251，0.687）］经历均与焦虑型依恋得分呈正相关（ P<0.05）。 结论:大学前不同阶段、不同类型性虐待经历均与大学生成人依恋有关联。

目的:探讨成人依恋和心理资本在父母教养方式与大学生心理健康之间的链式中介作用。方法:采用简式父母教养方式问卷(short-form egna minnen av barndoms uppfostran，s-EMBU)、亲密关系经历量表(experiences in close relationship inventory，ECR)、积极心理资本问卷(positive psycap questionnaire，PPQ)、居民心理健康自评量表(mental health scale for residents，MHSR)对北京市23所高校的1 415名大学生施测。采用SPSS 24.0进行Pearson相关分析、回归分析，用Mplus 8.0软件构建结构方程模型，并使用Bootstrap法进行中介效应检验。结果:大学生心理健康[(241.48±30.19)分]与父母积极教养方式[父亲情感温暖(2.97±0.67)分、母亲情感温暖(3.10±0.62)分]、心理资本[(4.91±0.84)分]呈正相关( r＝0.40~0.84，均 P<0.01)，与父母消极教养方式[父亲拒绝(1.42±0.53)分、母亲拒绝(1.42±0.51)分、父亲过度保护(2.06±0.53)分和母亲过度保护(2.18±0.55)分]、成人依恋[依恋回避(3.31±0.88)分、依恋焦虑(3.66±0.97)分]呈负相关( r＝－0.36~－0.18，均 P<0.01)。成人依恋是父母教养方式(拒绝、情感温暖、过度保护)和心理健康之间的中介变量( β＝－0.04、0.04、－0.04，95% CI＝－0.08~－0.01、0.02~0.07、－0.07~－0.02)，心理资本是父母情感温暖和心理健康间的中介变量( β＝0.21，95% CI＝0.14~0.26)，心理资本和成人依恋在父母教养方式和心理健康间起链式中介作用( β＝－0.15、0.11、－0.12，95% CI＝－0.21~－0.10、0.07~0.16、－0.18~－0.07)。 结论:父母教养方式可以直接影响大学生心理健康，也可以通过成人依恋的中介、成人依恋与心理资本的链式中介间接作用于大学生心理健康。

母婴依恋指的是婴儿和母亲之间强烈的情感联结和精神纽带，它是在婴儿和母亲的亲子互动中逐渐形成的。在对陌生环境进行探索时，婴儿把母亲作为自己的安全基地。母婴关系作为婴儿的第一关系，是之后同伴关系和成人关系的基础，对婴儿的认知、人格、行为产生深远的影响。多种因素会对母婴依恋的发展产生影响，主要包括孩子方面的因素(如婴儿自身的气质和身体状况等)、父母方面的因素(如父母的依恋类型和母亲的敏感性等)、家庭养育方面的因素(如养育方式和家庭环境等)。在这三方面因素的相互作用下，最终形成了母婴之间不同的依恋类型。

目的:从忆溯角度分析研究强迫症的人格发生发展情况。方法:2016年1月至2017年5月，选取103例强迫症患者(患者组)以及88例在汪卫东忆溯性人格发展量表(Wang Weidong memory-tracing personality developmental inventory，WMPI)全国城市人口常模数据库中年龄、性别、文化程度等条件相匹配的正常被试(对照组)。采用WMPI对所有被试进行评估与比较。统计软件使用SPSS 22.0，数据统计使用独立样本 t检验和非参数检验。 结果:1．人格发展外部影响因素方面：生活事件方面，患者组童年期家庭内部事件得分高于对照组( P<0.05)；教养方式方面，患者组童年期严厉[(5.637±3.463)分]与惩罚[(6.275±4.565)分]得分高于对照组[(4.341±3.092)分，(5.000±3.698)分， t＝-2.703，-2.093，均 P<0.05]。2.人格要素发展方面：(1)胆气分量表中，在童年时期，自然恐惧[(7.686±3.441)分]、适应能力[(15.000±5.321)分]两维度患者组比对照组[(6.023±3.991)分，(12.841±6.070)分]得分高( t＝-3.085，-2.613，均 P<0.05)。人际恐惧维度的3个年龄段，患者组[(20.284±8.255)分，(22.804±7.458)分，(22.725±7.145)分]均较对照组[(16.205±7.937)分，(19.841±6.319)分，(18.364±6.277)分]得分高( t＝-3.458，-2.929，-4.437，均 P<0.01)。(2)人际关系分量表的依恋性维度中，童年期患者组[(10.804±3.621)分]得分高于对照组[(8.830±4.850)分， t＝-3.205， P<0.01]。(3)性发展分量表中，在少年期，异性交往[(11.941±4.878)分]、爱情观[(15.098±4.180)分]与性观念[(8.892±2.988)分]患者组得分均高于对照组[(9.125±5.040)分，(11.761±5.202)分，(6.943±3.288)分，均 P<0.01]。(4)自我分量表中，在童年期患者组自理性维度得分[(6.465±2.890)分]比对照组[(4.239±2.861)分]得分高( P<0.01)，在童年与少年时期患者组自主性维度得分[(10.772±2.694)分，(11.347±2.621)分]较对照组[(8.011±4.039)分，(9.818±2.693)分]得分高(均 P<0.01)。(5)思维方式分量表中，在童年期，患者组绝对化思维维度得分高于对照组( P<0.01)。谨慎维度中患者组在童年期与少年期得分均高于对照组(均 P<0.01)。(6)意志力分量表的果断性维度中，患者组在少年期与青年期较对照组得分高(均 P<0.01)。在青年期患者组自觉性维度得分比对照组得分高( P<0.01)。坚持性维度中，患者组在童年期与青年期较对照组得分高(均 P<0.01)。(7)世界观分量表，动机、事业观与友谊观3个维度中，在少年期患者组比对照组得分高( P<0.01)。价值观维度中，在青年期患者组较对照组得分低( P<0.01)。 结论:强迫症患者童年时的教养方式中存在较多严厉与惩罚，导致童年呈现出胆气不足、人际关系不良、低自理自主性、高依恋性、思维绝对化及较多自我压抑等表现；在青少年时期，胆气的缺乏、自理自主性差、谨慎固执的思维会进一步加重并显现出较保守的性发展与传统的世界观。

目的:修订客体依恋问卷并在中国大学生群体中检验其信效度。方法:对1 350名大学生施测客体依恋问卷中文版、囤积行为量表、依恋焦虑量表及情感依恋量表，28 d后对其中的100人实施客体依恋问卷中文版重测。项目分析、相关分析、探索性因素分析和信度分析等采用SPSS 24.0，验证性因素分析、聚敛效度分析等采用AMOS 21.0。结果:探索性因素分析发现，修订后的客体依恋问卷中文版包含2个维度12个条目。验证性因素分析发现，两因素模型拟合良好( χ2/ df＝3.76，GFI＝0.93，CFI＝0.90，TLI＝0.87，IFI＝0.90，RMSEA＝0.08)。外部效度及聚敛效度检验表明，客体依恋问卷中文版与依恋焦虑量表、囤积行为量表及情感依恋量表均呈显著正相关( r＝0.22，0.34，0.63，均 P<0.01，CR＝0.74~0.85， P<0.01，AVE＝0.29~0.39， P<0.01)。信度检验结果显示，客体依恋问卷中文版的分半信度为0.60~0.76( P<0.01)；Cronbach’s α系数为0.78~0.83( P<0.01)；重测信度为0.87~0.97( P<0.01)。 结论:修订后的客体依恋问卷中文版符合心理测量学要求，信效度指标良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