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皮样血管内皮瘤（EHE）是一种罕见的恶性血管肿瘤，其恶性程度介于完全良性的血管瘤和高度恶性的血管肉瘤之间，起源于血管内皮细胞或前内皮细胞，以上皮样或组织细胞样外观的血管内皮细胞增殖为特征。EHE在所有血管肿瘤中发病率<1%，可发生于身体多个部位，最常发生于肝脏，其次是肝和肺同时受累、肺单独受累、骨单独受累。目前在国内未见报道通过骨髓细胞形态学检查诊断EHE的病例。该患者通过骨髓细胞形态学检查发现异常细胞，指引临床下一步诊疗方向，最终诊断为EHE，骨髓细胞形态学检查为临床进一步诊疗提供重要依据。上皮样血管内皮细胞瘤需要与多种良恶性血管源性肿瘤相鉴别，尤其与其他类型的上皮样血管源性肿瘤鉴别困难。目前已经发现该病有特征性的细胞遗传学和分子生物学异常，结合病理组织学形态和免疫组织化学检查，综合考虑可以做出诊断与鉴别诊断。

63岁女性患者，活动后心悸、胸闷2个月余，休息后缓解。1周前受凉后出现咳嗽，咳痰。超声心动图检查示心包大量积液，肺动脉左前见中等回声团块，形态不规则，呈分叶状，可见"裂隙征"。增强CT、MR、PET－CT检查均提示心包内占位性病变。手术完整切除肿瘤，术后病理诊断胸腺瘤，B2型。原发性心包异位胸腺瘤罕见，临床表现不具特征性，部分患者可出现心包压塞症状，术前确诊十分困难。超声心动图和其他影像学检查能为临床诊断提供有价值信息。治疗以手术切除为主，预后与病理组织学类型和分期相关。

目的:系统评价肺泡腔内气道播散（STAS）对Ⅰ期非小细胞肺癌（NSCLC）患者预后的影响。方法:计算机检索PubMed、Embase、Web of Science、Cochrane Library、中国知网、万方数据及维普等数据库，搜集非小细胞肺癌与STAS相关的文献，检索时限为建库至2022年11月。按纳入及排除标准筛选文献，进行资料提取，通过对比是否存在STAS的Ⅰ期NSCLC患者术后的5年总生存期（OS）和无复发生存期（RFS），使用 HR（95% CI）作为有效指标评估STAS阳性对NSCLC预后的影响，并使用纽卡斯-渥太华量表（NOS）评估纳入的每项研究的质量。 结果:依纳排标准共纳入24篇文献，共29项研究，所纳入文献无明显异质性（均 I2<50%）。研究共纳入10 883例Ⅰ期NSCLC患者，其中3 298例（30.3%）为STAS阳性。29项研究结果显示，与STAS阴性Ⅰ期NSCLC患者相比，STAS阳性者5年复发风险更高［合并 HR为1.94（95% CI：1.74~2.16）］；而其中17项研究的荟萃分析显示，STAS阳性患者5年死亡风险更高［合并 HR为2.09（95% CI：1.80~2.43）］。相比于其他手术的Ⅰ期NSCLC患者，接受亚肺叶切除的STAS阳性患者5年复发风险更高（ HR=3.44，95% CI：2.49~4.76），5年死亡风险更高（ HR=3.40，95% CI：2.05~5.64）；病理组织学类型为肺鳞癌的Ⅰ期NSCLC患者相比于其他类型患者5年复发风险更高（ HR=2.48，95% CI：1.71~3.60），5年死亡风险更高（ HR=3.04，95% CI：1.90~4.86）。 结论:STAS阳性是Ⅰ期NSCLC患者预后不良的危险因素，尤其是对于亚肺叶切除和肺鳞癌患者。

目的:探讨NR4A3/NOR-1免疫组织化学染色在涎腺腺泡细胞癌鉴别诊断中的价值。方法:收集2004—2020年解放军东部战区总医院病理科涎腺肿瘤组织学标本142例，包括腺泡细胞癌24例、涎腺分泌性癌12例、导管癌14例、腺样囊性癌16例、基底细胞癌3例、黏液表皮样癌13例、肌上皮癌7例、多形性腺瘤15例、沃辛瘤15例、肌上皮瘤8例、基底细胞腺瘤8例、嗜酸细胞瘤7例；另外收集28例涎腺正常组织及2例胰腺腺泡细胞癌做为对照。运用免疫组织化学染色方法检测这些组织学标本中NR4A3/NOR-1的表达情况，并且和DOG1进行对比。结果:（1）NR4A3/NOR-1阳性定位于细胞核，在涎腺腺泡细胞癌中的阳性率为91.7%（22/24），DOG1阳性定位于细胞质和细胞膜，在涎腺腺泡细胞癌中的阳性率为95.8%（23/24），二者阳性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551），但是细胞定位不同；（2）NR4A3/NOR-1在涎腺正常组织及其他类型的肿瘤中不表达，而DOG1不仅表达在正常涎腺腺泡细胞的腔面，也可以在涎腺分泌性癌、腺样囊性癌、基底细胞癌、黏液表皮样癌、肌上皮癌及基底细胞腺瘤中表达（ P<0.01）；（3）NR4A3/NOR-1在涎腺腺泡细胞癌诊断中的灵敏度（91.7%）和特异度（100.0%）均较高，联合使用NR4A3/NOR-1和DOG1可将涎腺腺泡细胞癌的诊断灵敏度和特异度提高至100%；（4）NR4A3/NOR-1仅表达在涎腺腺泡细胞癌中，2例胰腺腺泡细胞癌未见表达（ P=0.018）。 结论:NR4A3/NOR-1特异性抗体是涎腺腺泡细胞癌敏感和特异的生物学指标，NR4A3/NOR-1和DOG1是诊断涎腺腺泡细胞癌的理想抗体组合。

目的:分析胃部与肠道原发胃肠间质瘤（GIST）的临床病理特征、基因突变特点和中高危险度原发GIST预后间的差异及预后影响因素。方法:采用回顾性队列研究方法。收集2011年1月至2019年12月期间于天津医科大学肿瘤医院就诊的GIST病例资料。纳入初次诊断的胃部或肠道原发GIST、并行内镜或手术切除原发灶和术后经病理证实者；排除术前接受靶向治疗者。根据上述标准，共收集1 061例原发GIST患者入组，其中胃部和肠道原发GIST分别为794例和267例；其中360例为2014年10月本院开展一代测序检测以来，进行基因检测的病例。采用Sanger测序法检测 KIT外显子9、11、13和17及 PDGFRΑ外显子12和18的基因突变情况。本研究观察指标为：（1）临床病理资料：包括患者的性别、年龄、肿瘤原发位置、肿瘤最大径、组织学类型、核分裂象计数（/5 mm 2）和危险度分级；（2）基因突变情况；（3）随访和生存及术后治疗情况；（4）中、高危险度原发GIST预后危险因素分析：包括疾病无进展生存率（PFS）和总体生存率（OS）。 结果:（1）临床病理特征：胃部和肠道原发GIST中位年龄分别为61（8~85）岁和60（26~80）岁；肿瘤最大径的中位值分别为4.0（0.3~32.0）cm和6.0（0.3~35.0）cm；核分裂象的中位值分别为3（0~113）/5 mm2和3（0~50）/5 mm2；中位Ki-67增殖指数为5%（1%~80%）和5%（1%~50%）；CD117、DOG-1和CD34的阳性率分别为99.7%（792/794）、99.9%（731/732）、95.6%（753/788）和100.0%（267/267）、100.0%（238/238）、61.5%（163/265）。与胃部GIST相比，肠道GIST中男性（χ2=6.390， P=0.011）、肿瘤最大径>5.0 cm（χ2=33.593， P<0.001）、高危险度（χ2=94.957， P<0.001）和CD34阴性（χ2=203.138， P<0.001）病例的比例更高。（2）基因突变情况：进行基因检测的360例原发GIST中，胃部和肠道分别为286例（79.4%）和74例（20.6%）。胃部原发GIST中， KIT突变、 PDGFRA突变和野生型分别占79.4%（227/286）、8.4%（24/286）和12.2%（35/286）；肠道原发GIST中， KIT突变和野生型分别占85.1%（63/74）和14.9%（11/74）。与胃部原发GIST比较，肠道GIST中 PDGFRA突变率更低［0比8.4%（24/286），χ2=6.770， P=0.034］、 KIT外显子9突变率更高［22.2%（14/63）比1.8%（4/227）， P<0.001］。而胃部与肠道GIST在 KIT外显子11突变类型和 KIT外显子11缺失突变的不同类型间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3）术后治疗及生存结果：排除228例同时或异时伴发其他恶性肿瘤的GIST后，对其余833例患者进行随访，中位随访53（6~124）个月，随访率为88.6%（738/833），其中295例极低危和低危险度胃部（239例）和肠道（56例）原发GIST术后均未接受靶向治疗。179例胃部（155例）和肠道（24例）原发中危险度GIST中，接受术后辅助治疗的病例分别为88例和11例。264例高危险度胃部（153例）和肠道（111例）原发GIST中，接受术后辅助治疗的病例分别为106例和62例。胃部和肠道原发GIST患者的3年、5年和10年PFS分别为96.5%、93.8%、87.6%和85.7%、80.1%、63.3%（ P<0.001）；3年、5年、10年OS分别为99.2%、98.8%、97.5%和94.8%、92.1%、85.0%（ P<0.001）。（4）中、高危险度GIST预后危险因素分析：对443例中、高危险度原发GIST患者行预后危险因素分析。与肠道原发GIST相比，胃部原发GIST患者的5年PFS更高（89.5%比73.2%， P<0.001），5年OS也更高（97.9%比89.3%， P<0.001）。多因素分析结果显示：高危险度（HR=2.918，95%CI：1.076~7.911， P=0.035）和Ki-67增殖指数>5%（HR=2.778，95%CI：1.389~5.558， P=0.004）是影响中、高危险度GIST患者PFS的独立危险因素（均 P<0.05）；肠道原发（HR=3.485，95%CI：1.407~8.634， P=0.007）和高危险度（HR=3.753，95%CI：1.079~13.056， P=0.038）是影响中、高危险度GIST患者OS的独立危险因素（均 P<0.05）。接受术后靶向治疗是中、高危险度GIST患者PFS和OS的保护因素（HR=0.103，95%CI：0.049~0.213， P<0.001；HR=0.210，95%CI：0.078~0.564， P=0.002）。 结论:肠道原发GIST比胃GIST的临床生物学行为更具有侵袭性，术后更容易进展，且CD34阴性的比例和患者携带伊马替尼不敏感的基因突变类型 KIT外显子9突变的比例高。

目的:评估分析质子束放疗（PBT）在美国中枢神经系统（CNS）肿瘤患者中的使用趋势以及相关影响因素。方法:利用美国国家癌症数据库查询2004－2021年CNS肿瘤患者的资料，根据患者的病理组织学类型、确诊年龄、保险状况、家庭收入水平、受教育水平、就诊医院类型等因素，探讨PBT在CNS肿瘤患者中的使用趋势。采用logistic多因素回归分析进行各种因素与PBT使用的相关性分析。结果:共纳入192 696例CNS肿瘤患者，接受PBT治疗患者为5 901例（3.1%），其中年龄≥18岁患者4 109例（69.6%）。PBT在CNS肿瘤中的使用率从2004年的1.0%增加到2021年的11.4%。在接受PBT治疗的患者中，胚胎瘤是最常见的儿童肿瘤，而星形细胞瘤是最常见的成人肿瘤。logistic多因素回归分析显示，近年来胶质母细胞瘤、室管膜瘤、髓母细胞瘤、生殖细胞瘤患者采用PBT治疗较星形细胞瘤患者增长更迅速。年龄<18岁、无其他合并症、有私人保险、家庭收入水平较高和近年来确诊也与PBT的使用呈正相关。结论:在美国，儿童及青少年患者、无其他合并症、家庭收入水平较高、有私人保险、近年来确诊和特定肿瘤组织学类型的患者更有可能接受PBT治疗。PBT的使用率从2004年的1.0%增加到2021年的11.4%。然而，应接受PBT的患者数量与实际接受PBT的患者数量之间仍存在明显差距。

目的:探讨程序性细胞死亡蛋白1（PD-1）抗体联合全程新辅助治疗对高风险局部进展期中低位直肠癌患者应用的安全性和可行性。方法:采用描述性病例系列研究方法。回顾性分析2019年1月至2021年4月期间，在北京大学肿瘤医院胃肠肿瘤中心三病区24例接受PD-1联合全程新辅助放化疗的高风险局部进展期中低位直肠癌患者的临床资料。纳入标准：（1）经病理学确诊的直肠腺癌，患者年龄范围18~80岁；（2）内镜下肿瘤下缘距离肛缘≤10 cm；（3）美国东部肿瘤协作组（ECOG）体力状况评分0~1；（4）初始MRI局部分期为T 3c、T 3d、T 4a和T 4b，或壁外血管侵犯（EMVI）阳性，或mrN 2，或直肠系膜筋膜（MRF）阳性；（5）治疗前无明确远隔转移证据；（6）无盆腔放疗史、直肠癌手术史或化疗史；（7）不伴需抗生素治疗的全身性感染以及免疫系统疾病。排除标准：（1）预期新辅助治疗后肿瘤仍不可切除；（2）过去5年内罹患过其他可能影响患者结局的恶性肿瘤或过去6个月发生过动脉栓塞性疾病；（3）接受过其他类型的抗肿瘤或试验性治疗；（4）孕期或哺乳期女性；（5）合并有其他疾病或精神状态异常；（6）即往接受过抗PD-1抗体等免疫治疗的患者。新辅助治疗包括3个阶段，即PD-1抗体（信迪利单抗200 mg，静脉滴注，每3周1次）联合CapeOx方案（奥沙利铂+卡培他滨）3周期；长疗程放疗（调强放疗GTV 50.6 Gy/CTV 41.8 Gy/22 f）；放疗结束后CapeOx方案化疗2周期。第3阶段治疗结束后经过肿瘤疗效评估，行手术治疗或选择等待观察。分析其手术安全性、病理组织学改变及近期肿瘤学结局。 结果:24例患者中男性15例，女性9例，中位年龄65（47~78）岁，肿瘤下缘距离肛缘中位距离4（3~7）cm。肿瘤最大径中位值5.1（2.1~7.5）cm。cT 3和cT 4期分别为20例和4例；cN 1、cN 2a和cN 2b期分别为8例、5例和11例。MRF阳性10例，EMVI阳性10例。所有患者均为错配修复蛋白阳性表达（pMMR）。新辅助治疗期间，6例（25.0%）发生了Ⅰ~Ⅱ级治疗相关不良事件，包括3例免疫相关不良事件。截至2021年4月30日，83.3%（20/24）的患者接受了手术治疗，19例为R 0切除，16例接受保留肛门括约肌手术；术后并发症发生率为25.0%（5/20），包括2例Clavien-Dindo Ⅱ级（吻合口出血和伪膜性肠炎各1例），3例Ⅰ级吻合口狭窄。病理学完全缓解（pCR）比例为30.0%（6/20），主要病理学反应率为20.0%（4/20）。 Ras/Raf突变者无一例出现pCR或cCR（0/5），17例 Ras/Raf野生型患者中6例pCR，3例cCR，显著高于 Ras/Raf突变型（ P<0.01）。 Ras/Raf野生型且为分化型腺癌的16例患者，9例达到pCR或cCR。4例未接受手术的患者中，3例为cCR，采取等待观察策略；1例为SD，因无法保肛拒绝手术。末次中位随访时间为11（6~24）个月，仅1例印戒细胞癌患者出现复发。 结论:PD-1抗体联合全程新辅助放化疗治疗局部进展期直肠癌，具有较好的安全性及组织病理学退缩结果。联合组织学及基因检测有助于筛选可能获益人群。

目的:探讨不同结直肠癌根治术的临床疗效与术后并发症影响因素。方法:采用回顾性研究方法。收集2011年7月至2020年9月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收治的3 418例行结直肠癌根治术患者的临床病理资料；男2 060例，女1 358例；年龄为（61±11）岁。患者在符合根治性切除及手术适应证的条件下选择手术方式：开腹结直肠癌根治术、腹腔镜结直肠癌根治术和经自然腔道取标本手术（NOSES）。观察指标：（1）施行不同手术方式患者术中和术后情况。（2）施行不同手术方式患者术前临床特征比较。（3）施行不同手术方式患者术后组织病理学特征比较。（4）施行不同手术方式患者术后发生并发症情况。（5）影响患者术后发生并发症的因素分析。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以 x±s表示；偏态分布的计量资料以 M（范围）表示，组间比较采用Kruskal-Wallis秩和检验比较；等级资料比较采用非参数秩和检验。计数资料以绝对数或百分比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χ2检验。多因素分析采用Logistic回归模型。 结果:（1）施行不同手术方式患者术中和术后情况。3 418例患者中，施行开腹结直肠癌根治术1 978例，施行腹腔镜结直肠癌根治术1 028例，施行NOSES 412例。施行开腹结直肠癌根治术患者手术时间，术中出血量，造瘘情况（永久性造口、预防性造口、未造瘘），术后首次肛门排气时间，术后进食流质食物时间，术后转入重症监护室、术后住院时间分别为145（55~460）min，100（30~1 000）mL，435、88、1 455例，72（10~220）h，96（16~296）h，158例，10（6~60）d；施行腹腔镜结直肠癌根治术患者上述指标分别为175（80~450）min，50（10~800）mL，172、112、744例，48（14~120）h，72（38~140）h，17例，9（4~40）d；施行NOSES患者上述指标分别为180（80~400）min，30（5~500）mL，0、45、367例，48（14~144）h，72（15~148）h，1例，6（3~30）d；3者上述指标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H=291.38、518.56， χ2 =153.82， H=408.86、282.97， χ2 =78.66， H=332.30， P<0.05）。（2）施行不同手术方式患者术前临床特征比较。施行开腹结直肠癌根治术、腹腔镜结直肠癌根治术、NOSES患者性别、年龄、体质量指数、糖尿病、原发性高血压、冠心病、贫血、低蛋白血症、肠梗阻、肿瘤位置、术前癌胚抗原、术前CA19-9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0.05）。（3）施行不同手术方式患者术后组织病理学特征比较。施行开腹结直肠癌根治术、腹腔镜结直肠癌根治术、NOSES患者肿瘤组织学类型、肿瘤分化程度、肿瘤最大径、淋巴结检出数目、神经侵犯、血管侵犯、淋巴结侵犯、T分期、N分期、M分期、TNM分期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0.05）。（4）施行不同手术方式患者术后发生并发症情况。施行开腹结直肠癌根治术、腹腔镜结直肠癌根治术、NOSES患者术后发生吻合口漏、腹腔感染、肠梗阻、吻合口出血、切口并发症、肺部感染、其他并发症分别为52、21、309、8、130、51、59例，33、17、75、3、45、58、9例，13、4、8、0、11、10、15例，3者肠梗阻、切口并发症、肺部感染、其他并发症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χ2 =122.56，13.33，20.44，15.59， P<0.05）；3者吻合口漏、腹腔感染、吻合口出血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χ2 =0.96，2.21，3.08， P>0.05）。（5）影响患者术后发生并发症的因素分析。①结直肠癌根治术后患者发生肠梗阻的影响因素分析：年龄为20~39岁和40~59岁，手术方式为腹腔镜结直肠癌根治术、NOSES是结直肠癌根治术后患者发生肠梗阻的独立保护因素（优势比=0.46，0.59，0.43，0.13，95%可信区间为0.21~1.00，0.36~0.96，0.33~0.56，0.06~0.27， P<0.05）。②结直肠癌根治术后患者发生切口并发症的影响因素分析：体质量指数为24.0~26.9 kg/m 2，手术方式为腹腔镜结直肠癌根治术和NOSES是结直肠癌根治术后患者发生切口并发症的独立保护因素（优势比=0.24，0.63，0.46，95%可信区间为0.11~0.51，0.44~0.89，0.24~0.87， P<0.05）。③结直肠癌根治术后患者发生肺感染的影响因素分析：手术方式为腹腔镜结直肠癌根治术是结直肠癌根治术后患者发生肺部感染的独立危险因素（优势比=2.15，95%可信区间为1.46~3.18， P<0.05）；TNM分期为0~Ⅰ期是结直肠癌根治术后患者发生肺感染的独立保护因素（优势比=0.10，95%可信区间为0.01~0.88， P<0.05）。④结直肠癌根治术后患者发生其他并发症的影响因素分析：年龄（20~39岁、40~59岁、60~79岁），体质量指数（<18.5 kg/m 2、18.5~23.9 kg/m 2、24.0~26.9 kg/m 2、27.0~29.9 kg/m 2），手术方式为腹腔镜结直肠癌根治术是结直肠癌根治术后患者发生其他并发症的独立保护因素（优势比=0.10，0.29，0.37，0.08，0.22，0.35，0.32，0.29，95%可信区间为0.01~0.81，0.13~0.64，0.17~0.78，0.02~0.40，0.09~0.52，0.15~0.83，0.12~0.89，0.14~0.59， P<0.05）。 结论:开腹结直肠癌根治术的手术适应证更广，手术时间更短，但围手术期治疗效果不及腹腔镜结直肠癌根治术和NOSES。具有手术适应证时，患者施行腹腔镜结直肠癌根治术和NOSES可获得较好的手术效果以及更低术后并发症发生率。

目的:探讨梭形细胞/硬化性横纹肌肉瘤（spindle cell/sclerosing rhabdomyosarcoma, SRMS）的临床病理学特征、免疫表型，及MyoD1表达与基因突变的关系。方法:收集2009至2019年20例空军军医大学（第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SRMS病例资料和切片。对肿瘤切除标本进行组织学形态和免疫组织化学EnVision染色，对12例进行MYOD1基因Sanger法测序分析。结果:20例包括儿童12例和成人8例，其中男性11例，女性9例，年龄8个月至85岁，平均22岁。患者临床主要表现为逐渐增大的无痛性肿块。发生于头颈部7例，腹盆腔7例（腹腔4例、盆腔2例、左侧胸腹腔1例），上肢5例（左肩部2例、右腋下1例、右肱骨1例、左前臂1例），背部1例。肿瘤直径2.5~20.0 cm，平均6.2 cm。病理组织学观察，肿瘤主要由梭形细胞组成，呈束状排列，其中7例至少部分区域呈鱼骨样或人字形的束状排列，似成人型纤维肉瘤；4例可见不同程度明显的间质硬化，2例局部可见血管外皮细胞瘤样结构，4例出现疏松黏液样区域，9例可见不同程度的坏死灶。有3例在梭形细胞之间有少量的梭形或多角形的横纹肌母细胞。在该组病例中，16例为纯梭形细胞，2例为纯硬化性，2例为梭形细胞/硬化性混合性横纹肌肉瘤。免疫组织化学显示，梭形细胞均为结蛋白阳性，以及Myogenin和/或MyoD1不同程度阳性；而其他标志物，如广谱细胞角蛋白、间变性淋巴瘤激酶1、CD34、上皮细胞膜抗原、HMB45、H-cald、平滑肌肌动蛋白和S-100蛋白均阴性。12例测序病例中，有4例（4/12）检测到MYOD1基因p.L122R位点突变。有效随访12例，时间1~51个月，3例因多发转移死亡，3例复发，2例带瘤生存。结论:SRMS是少见类型的横纹肌肉瘤，好发于头颈部，多见于儿童，成人较少见。有MYOD1基因突变的SRMS通常有弥漫的MyoD1核阳性，与更具有侵袭性的生物学行为有关。

目的:探讨上尿路尿路上皮癌(UTUC)伴其他组织学类型的临床病理特征及其对预后的影响。方法:回顾性分析2007年1月至2021年4月北京大学人民医院收治的566例UTUC患者的临床资料。男289例，女277例；年龄(67.3±10.0)岁。其中97例有吸烟史，29例有肾移植手术史，120例有糖尿病史，76例有冠心病史，146例有高脂血症史，271例有高血压病史，50例有慢性肾病史。43例既往有膀胱癌病史；确诊UTUC时366例合并肾积水，55例合并膀胱癌。566例中，肾盂癌210例，肾盂输尿管连接部肿瘤5例，输尿管癌226例，多灶肿瘤125例。根据术后病理结果将患者分为单纯UTUC组和UTUC伴其他组织学类型组，比较两组的临床及病理特征。采用logistic回归分析UTUC出现其他组织学类型的危险因素。采用log-rank检验比较两组的总生存率和肿瘤特异性生存率，采用Cox回归分析影响UTUC预后的危险因素。结果:566例中，511例为单纯UTUC；55例伴其他组织学类型，其中伴鳞状分化30例，腺样分化6例，黏液变性5例，肉瘤样癌5例，微乳头状癌2例，神经内分泌癌2例，巨细胞癌1例，其他混合性组织学类型4例。UTUC伴其他组织学类型组中既往有肾移植手术史患者占比大于单纯UTUC组[14.5%(8/55)与4.1%(21/511)]，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03)。UTUC伴其他组织学类型组较单纯UTUC组的术后高级别肿瘤[98.2%(54/55)与80.2%(410/511)]、肌层浸润性肿瘤[89.1%(49/55)与68.1%(348/511)]、淋巴结转移比例[10.9%(6/55)与2.3%(12/511)]和肿瘤最大径[(3.60±2.64)cm与(2.96±1.98)cm]均明显升高( P<0.05)。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肾移植手术史( OR＝4.991，95% CI 1.749~13.615， P＝0.002)是发生其他组织学类型的独立预测因素。随访1~174个月，中位随访时间32.8(13.0，59.5)个月，UTUC伴其他组织学类型组较单纯UTUC组的5年总生存率(35.2%与69.3%)和5年肿瘤特异性生存率(49.9%与77.1%)更低(均 P<0.05)。多因素Cox回归分析结果示，UTUC伴其他组织学类型是影响总生存( HR＝1.860，95% CI 1.228~2.816， P＝0.003)和肿瘤特异性生存( HR＝2.146，95% CI 1.349~3.412， P＝0.001)的独立危险因素。 结论:UTUC伴其他组织学类型的术后肿瘤分级和肿瘤分期均高于单纯UTUC，且伴其他组织学类型是UTUC患者不良总生存和肿瘤特异性生存的独立危险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