宫颈的机械功能对正常妊娠过程至关重要.在正常妊娠期间,宫颈显著软化,顺应性增加,从而维持妊娠并允许成功分娩,异常的宫颈重塑被认为是导致自发性早产的原因之一.目前,自发性早产的预测手段十分有限,临床工作中最常应用的是经阴道超声测量宫颈管长度.随着生物工程的发展,其相关技术应用于科学研究并进一步在临床工作中进行实践成为可能.主要总结了电阻抗图谱、超声剪切波弹性成像、弥散张量成像、宫颈抽吸、拉曼光谱等生物工程原理技术在预测自发性早产、建立宫颈重塑模型中的应用,以及应用生物相容性水凝胶等新型材料在预防自发性早产发生中的探索.

出生缺陷(birth defects,BDs)是指胚胎在形成和发育过程中受到致畸因子的作用而导致身体结构、功能、代谢等方面发育异常,是流产、死胎、新生儿残疾甚至死亡的重要原因.随着医疗水平的提升,全球新生儿病死率不断下降,但BDs所致婴幼儿病死率仍有增加并占较大比重.有报道指出,全球每年分娩BDs儿约790万[1],我国是BDs的高发国家,发生率约为5.6％[2].

哺乳期乳腺炎(lactation mastitis,LM)不仅危害母亲的身心健康,且与新生儿/婴儿获得乳汁的持续与否密不可分.因多发于产褥期,LM患者遭受乳汁淤积的痛苦被放大,患者自报告其疼痛程度甚至较分娩更为强烈[1].若多次复发,患者将对哺乳产生恐惧[1],LM也被视为母乳喂养中断的第三大原因[2].患者经历的母乳喂养困难作为中介因素,可增加产后抑郁发生的风险[3].在世界范围内,LM患病率约为2.5％～40.0％[4],复发率约为8.5％[5].随着我国三胎政策的推行,LM患者或将成为一个庞大群体.自我管理是患者通过保持或促进自身健康,监管疾病症状,减少疾病对自身社会功能、情感和人际关系的不良影响并坚持治疗的一种健康行为,包括疾病管理、角色管理及情感管理[6].高质量的自我管理能够延缓病情进展,甚至帮助乳汁淤积期的轻症患者实现自我治愈,但此过程中患者的复杂体验将影响自我管理效果[7].现有质性研究多注重LM患者的患病经历[1,8,9],忽视了自我管理中的真实感受和体验.因此,本研究对LM患者进行深度半结构化访谈,旨在深入挖掘其患病期间的真实体验,分析问题所在,为完善或制订LM自我管理策略提供依据.

目的:总结母亲新型冠状病毒Omicron变异株感染新生儿的临床管理及近期结局。方法:回顾性分析2022年3月15日至5月30日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隔离病房收治的158例母亲确诊新型冠状病毒Omicron变异株感染的新生儿的母婴资料，总结新生儿出生后防控隔离措施、临床特征及近期临床结局。根据母亲有无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症状分为母亲有症状组和母亲无症状组，采用秩和检验或χ 2检验比较2组间的临床结局。 结果:158例新生儿在产时复苏、转运过程及新生儿隔离病房内均全程严格落实新型冠状病毒感染防控要求。其中男75例（47.5%），出生胎龄（38 +3±1 +3）周，出生体重（3 201±463）g，10例（6.3%）早产，最小出生胎龄为30 +1周。6例（3.8%）出现呼吸困难，其中4例为早产儿，需要气管插管机械通气。158例新生儿均在出生后7 d每日进行鼻拭子新型冠状病毒核酸检测，结果均为阴性。156例（双胎妊娠2例）母亲确诊新型冠状病毒Omicron变异株感染至分娩的时间为7（3，12）d，其中有症状组88例（56.4%），均无需接受重症监护治疗。母亲有症状组新生儿的末梢血白细胞计数显著高于母亲无症状组［23.0（18.7，28.0）×10 9比19.6（15.4，36.6）×10 9/L， Z=2.44， P<0.05］。 结论:母亲妊娠晚期新型冠状病毒Omicron变异株感染的新生儿近期结局良好，病毒未通过胎盘垂直传播引起胎儿宫内感染，新生儿在出生时及出生后给予全程严格的防疫隔离措施可有效避免感染。

目的:探讨产后发生脓毒血症的相关危险因素，为临床预防产后脓毒血症的发生提供参考依据。方法:采用回顾性分析方法，选取2016年1月至2018年12月于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就诊并生产的产后患者为研究对象，选取99例产后患脓毒血症患者作为病例组，应用简单随机方法选取同期不伴有产后脓毒血症患者212例作为对照组，通过查阅医院电子病历系统对两组患者的临床资料进行收集整理，采用单因素、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产后脓毒血症的危险因素。结果:99例产后脓毒血症患者的感染部位主要为生殖道、呼吸系统，分别占28.28% （28/99）、26.26%（26/99）；99例产后脓毒血症患者血培养检出病原菌以革兰阳性菌比例最高，占58.59%（58/99），其中以链球菌为主，占23.23%（23/99）。革兰阴性菌占38.38%（38/99），其中以大肠埃希菌为主，占31.31%（31/99）；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妊娠期糖尿病（ OR=2.643，95% CI 1.123 ~ 6.276）、合并生殖道感染（ OR=7.542，95% CI 3.571 ~ 15.959）、阴道试产（转剖宫产）（ OR=1.218，95% CI 1.008 ~ 1.493）、胎膜早破（ OR=1.152，95% CI 1.019 ~ 1.449）、产后出血（ OR=1.562，95% CI 1.263 ~ 1.881）及剖宫产分娩（ OR=2.074，95% CI 1.442 ~ 2.993）是产后脓毒血症的危险因素。 结论:影响产后脓毒血症的主要危险因素有妊娠期糖尿病、合并生殖道感染、阴道试产（转剖宫产）、胎膜早破、产后出血及剖宫产分娩，针对危险因素在临床治疗过程中要加强预防，采取相应干预措施，对防治产后脓毒血症有重要意义。

目的:探讨胎粪性腹膜炎产前超声诊断与胎儿临床结局的相关性，重新认识胎源性疾病。方法:收集2013年5月至2019年12月在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三医院产前超声诊断、出生后证实的46例胎粪性腹膜炎患儿病例，保守治疗组35例（男18例，女17例），胎龄（38. 42±0. 86）周；手术组11例（男8例，女3例），胎龄（37. 85±1. 65）周。胎粪性腹膜炎产前超声诊断标准为腹腔内钙化灶，伴或不伴腹水、假性囊肿、肠管扩张和羊水过多等超声声像学表现。所有诊断病例均动态监测孕期过程至分娩，超声检查对病灶形态、大小或内部回声等发生变化进行分析和形态描述，结合产前临床胎儿学分析和孕期管理。生后进行临床追踪复查及随访，有明确手术指征者手术治疗。结果采用 χ2检验进行统计学分析。 结果:产前超声诊断胎粪性腹膜炎共46例，腹腔内钙化灶46例（100%），钙化灶合并腹水25例（54. 3%），合并假性囊肿18例（39. 1%），合并肠管扩张12例（26%），合并羊水过多11例（23. 9%）。46例胎粪性腹膜炎全部出生，生后体检和X线检查再次得到确定诊断，35例（76%）生后仅需要保守治疗，11例（23. 9%）生后因肠梗阻新生儿手术治疗。所有病例均治疗成活，随访1~5年均健康发育，有2例分别于6个月和8个月因腹股沟疝和隐睾腹腔镜手术检查发现腹腔钙化灶已经吸收。腹腔内钙化合并腹腔积液、腹腔内假性囊肿、肠管扩张和羊水过多的发生比例在各组手术之间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 05 ）。结论:胎粪性腹膜炎产前超声与胎儿临床结局关系密切，需要从胎源性疾病再认识。大多数胎粪性腹膜炎出生后仅需要保守治疗，小部分需手术治疗，临床结局均良好。

本文报道了1例房间隔膨出瘤并发心房扑动早产儿的诊断及治疗过程。患儿男，胎龄35周 +2，因"心动过速、气促、呻吟15 min"入院。患儿母亲胎心监护提示胎动过速，胎心率230~240次/min，急诊剖宫产分娩。患儿入院心电图显示心房扑动，心房率440次/min，心室率220次/min，呈2∶1传导；超声心动图提示房间隔膨出瘤、动脉导管未闭、卵圆孔未闭。用去乙酰毛花苷、胺碘酮24 h，未恢复窦性心律，后用同步电复律电能为4 J（1.8 J/kg），患儿恢复窦性心律。随访至2019年12月18日（纠正胎龄41周 +4），患儿心房扑动未再复发。

目的:系统评价男性参与创伤性分娩体验的质性研究，为促进准父亲的身心健康及制订相关干预措施提供参考。方法:计算机检索PubMed、Embase、Web of Science、Spring Link、Cochrane Library、中国知网、中国生物医学文献数据库、万方数据库公开发表的关于男性参与创伤分娩体验的质性研究，检索时限从建库至2022年6月，采用澳大利亚JBI循证卫生保健中心质性研究质量评价标准对文献进行质量评价，运用Meta整合中的汇集性整合方法进行结果整合。结果:共纳入12篇文献，提炼出51个主题，进一步归纳为10个类别，综合形成4个整合结果：负性情感体验突出；决策参与缺乏、与医护人员沟通有限；创伤分娩经历对男性的影响；创伤分娩后的感悟及应对。结论:医护人员要重视男性参与创伤分娩的情感体验，满足其陪产过程中的决策信息需求，产后及时识别负性情绪并给予帮助与支持，强化以家庭为中心的围生期健康服务模式，促进准父亲的身心健康，增进家庭福祉。

目的:基于胎盘植入患者临床高危因素及超声征象建立一种胎盘植入性疾病(PAS)的风险模型，以识别重型胎盘植入。方法:回顾性分析2018年1月至2022年6月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妇产医院收治并于分娩过程中临床分型诊断或病理诊断的PAS患者121例。根据植入类型分为轻型组和重型组，比较两组之间的临床高危因素、超声征象的差异。基于临床高危因素及超声征象建立一种PAS的风险模型，预测围产期并发症。结果:经临床诊断和(或)胎盘病理诊断的PAS 130例，剔除临床资料不全或超声图像显示不规范9例，余121例纳入研究。121例患者中粘连型64例，植入型39例，穿透型18例。粘连型为轻型，植入型和穿透型统称为重型，其中轻型组64例，重型组57例。两组间前置胎盘、宫腔操作史次数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两组间剖宫产次数、子宫肌层变薄、胎盘陷窝、子宫－膀胱交界面异常血管化、子宫膀胱交界面桥接血管、胎盘隆起以及宫颈受累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5)。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胎盘陷窝、子宫－膀胱交界面异常血管化及剖宫产次数是重型PAS的独立危险因素，基于此建立风险模型，并分别绘制各独立危险因素及风险模型ROC曲线，风险模型AUC为0.826，较其他独立危险因素有良好的诊断效能。 结论:在PAS高危患者的产前超声分型诊断中，胎盘陷窝、子宫－膀胱交界面异常血管化及剖宫产次数三者联合建立PAS风险模型，对于重型胎盘植入具有良好的诊断效能。

目的:探讨体外受精-胚胎移植（ in vitro fertilization-embryo transfer，IVF-ET）中单角子宫并卵巢异位的临床处理策略。 方法:回顾性分析2例罕见的行IVF-ET的单角子宫合并卵巢异位患者的临床资料，并进行相关文献复习。结果:2例左侧单角子宫合并原发不孕患者阴道超声提示右侧卵巢未探及，进一步行腹部核磁共振和腹部超声提示右侧卵巢腹腔异位。病例1在超促排卵过程中诉右侧腰部胀痛，血清雌激素水平和阴道超声下左侧卵泡数量不一致，继而阴道联合腹部超声同步监测卵泡发育，给予经腹部及阴道联合采卵，经冻胚移植后成功妊娠并于36周分娩。病例2亦在超促排卵过程中同步监测两侧卵巢卵泡发育，经阴道联合腹部采卵后获得2枚囊胚冻存，解冻单囊胚移植后自然流产。结论:卵巢异位多无明显临床表现，极易被漏诊。对于单角子宫行辅助生殖技术助孕的患者，如阴道超声未能探及单/双侧卵巢，应进一步行腹部超声或核磁共振检查有无卵巢异位；如确诊合并卵巢异位，患者在超促排卵过程中应同步监测双侧卵巢卵泡发育，采用经阴道联合腹部采卵，最大程度增加患者的获卵率和妊娠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