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调查3岁及以下儿童屏幕暴露的时间和特征，分析其影响因素，为儿童屏幕暴露干预提供科学依据。方法:采用方便抽样方法对2019年12月至2020年12月于首都儿科研究所附属儿童医院保健科门诊正常体检的317名0~36月龄儿童家长进行问卷调查，收集基本信息、家庭养育环境及屏幕暴露相关情况等信息。分别将0~<18月龄儿童使用电子产品、18~36月龄儿童使用电子产品时间>1 h/d定义为屏幕暴露，采用非参数秩和检验比较不同年龄组儿童屏幕暴露时间差异，χ2检验和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屏幕暴露的影响因素。结果:317名儿童中男209名、女108名，年龄（28±10）月龄；0~<18月龄117名、18~36月龄200名。0~<18月龄、18~36月龄儿童每日屏幕时间分别为0.3（0，1.0）h、1.2（0.6，2.0）h，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Z=-6.770， P<0.01）；存在屏幕暴露的占比分别为25.6%（30/117）和49.0%（98/200）。0~<18月龄儿童中第二胎及以上（ OR=3.81，95% CI：1.13~12.77， P=0.030）、带养人在儿童面前使用电子产品时间≥1 h/d（ OR=7.39，95% CI：2.24~24.46， P=0.001）、带养人认为屏幕暴露可促进儿童早期发展（ OR=4.14，95% CI：1.26~13.52， P=0.019）为儿童屏幕暴露的危险因素；18~36月龄儿童中带养人在儿童面前使用电子产品时间≥1 h/d（ OR=3.29，95% CI：1.78~6.08， P<0.01）为儿童屏幕暴露的危险因素；0~<18月龄、18~36月龄儿童中母亲文化程度本科及以上（ OR=0.19，95% CI：0.05~0.66， P=0.009； OR=0.35，95% CI：0.19~0.66， P=0.001）和卧室无电视（ OR=0.11，95% CI：0.03~0.42， P=0.001； OR=0.45，95% CI：0.21~0.98， P=0.045）均为儿童屏幕暴露的保护因素。 结论:3岁及以下儿童屏幕暴露问题普遍，随年龄增大暴露时间增加，并受到多种因素影响。

目的:探讨养育心理灵活性、家庭功能和小学生问题行为之间的关系，为改善小学生问题行为提供依据。方法:整群选取北京市两所小学全体学生的父亲或母亲为被试，采用Conners儿童行为问卷(child behavior rating scale，CBRS)、养育心理灵活性问卷(parental psychological flexibility questionnaire，PPFQ)和家庭功能评定量表(family assessment device，FAD)进行施测。采用SPSS 24.0与AMOS 24.0对数据进行χ 2检验、Mann-Whitney U检验、 t检验、Pearson相关分析、验证性因素分析，用Bootstrap法进行中介效应检验。 结果:小学生问题行为总检出率为18.72%。通过与常模比较将所有儿童分为正常组( n＝825)与问题组( n＝190)，正常组PPFQ总分和认知解离、承诺行动和接纳维度得分均显著高于问题组[(86.67±13.57)分和(77.18±14.40)分，(43.65±8.71)分和(37.98±9.68)分，(13.26±4.70)分和(12.07±4.72)分，(29.75±4.50)分和(27.13±5.66)分，均 P<0.01)]，正常组FAD总分和各维度得分均显著低于问题组[(120.01±15.31)分和(129.34±15.75)分，(11.69±2.02)分和(12.19±2.29)分，(17.64±3.09)分和(19.25±3.60)分，(23.01±3.21)分和(24.68±3.33)分，(12.44±2.26)分和(13.65±2.73)分，(14.28±2.49)分和(15.76±3.07)分，(19.04±2.54)分和(19.92±2.62)分，(21.91±4.12)分和(23.88±4.15)分，均 P<0.01)]。正常组与问题组的PPFQ总分均分别与FAD、CBRS的总分呈负相关( r＝－0.47、－0.42， r＝－0.49、－0.38，均 P<0.01)。正常组与问题组的FAD总分均与CBRS总分呈正相关( r＝0.37、0.28，均 P<0.01)。结构方程模型检验显示，正常组FAD中介模型拟合良好(χ 2/ df＝2.45，RMSEA＝0.04，GFI＝0.97，NFI＝0.97，IFI＝0.98，TLI＝0.97)，PPFQ分别对FAD和CBRS、FAD对CBRS影响的路径系数显著( β＝－0.62，－0.48，0.12，均 P<0.01)，问题组FAD中介模型拟合欠佳，但PPFQ分别对FAD和CBRS影响的路径系数显著( β＝－0.70、－0.56，均 P<0.01)。Bootstrap分析显示正常组FAD在PPFQ和CBRS关系里的中介效应显著(95% CI：－0.0854，－0.0408)，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25.52%，问题组FAD的中介效应不显著。 结论:在正常与问题儿童群体中养育心理灵活性对家庭功能和儿童行为均有直接作用；正常儿童群体中家庭功能在养育心理灵活性与儿童行为间存在部分中介作用。

目的 探讨父母养育方式与阅读障碍(DD)儿童情绪行为问题的关联,为开展相应的家庭支持和干预提供参考.方法 2023年6-9月,采用随机整群抽样法从新疆某地区4所小学的三～六年级学生中筛选出符合条件的DD组儿童和年龄、性别匹配的正常对照组儿童各201名,进行父母养育方式量表儿童版和长处与困难量表调查.采用x2检验和Wic-oxon秩和检验比较两组儿童父母养育方式和儿童情绪行为问题发生情况,采用广义线性回归分析父母养育方式与儿童情绪行为问题的关联性.结果 DD组儿童情绪行为问题的检出率为45.77％,正常对照组儿童为15.42％.DD组和正常对照组儿童父/母在情感温暖、抚养焦虑和过度保护方面的养育方式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Z值分别为4.02,29.03;4.94,26.32;23.47,5.30,P值均＜0.05).广义线性回归分析显示,DD组儿童父亲情感温暖与情绪症状、多动、同伴交往问题和亲社会行为均呈正相关(β值分别为0.08,0.05,0.05,0.09),DD组儿童母亲情感温暖与情绪症状、品行问题、多动和同伴交往问题均呈负相关(β值分别为-0.18,-0.08,-0.07,-0.08)(P值均＜0.05).结论 父母养育方式是DD儿童情绪行为问题的重要相关因素,改善父母的养育方式可减少DD儿童情绪行为问题的发生.

目的 观察家庭社交行为干预对家族性高风险孤独症谱系障碍(autism spectrum disorder,ASD)婴幼儿社交行为、神经发育轨迹及结局的影响.方法 将在清远市妇幼保健院儿童康复科招募的110名年龄为6个月的家族性高风险ASD婴儿(ASD患儿的年幼同胞)作为研究组,同期在儿童群体保健科招募58名年龄为6个月的家族性低风险ASD婴儿(正常发育儿童的年幼同胞)作为对照.将研究组按随机数表法分为研究组A和研究组B,研究组A采用家庭社交行为干预,研究组B和对照组则采用常规养育方法,持续追踪至24个月,在6月、12月、18月大时研究组和对照组均采用婴儿孤独症观察量表(autism observation scale for infants,AOSI)、盖泽尔发展量表(gesell developmental scale,GDS)分别评估其社交行为及神经发育功能.在24个月大时则采用GDS、儿童孤独症评定量表等工具评估幼儿神经发育和ASD核心症状,同时依据美国《精神疾病诊断与统计手册(第5版)》中相关诊断标准对三组幼儿的发育结局进行判断.结果 组内比较,三组研究对象AOSI总分和GDS各能区得分与评估时间均呈线性关系,不同时间点得分相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组间比较,AOSI总分和GDS各能区得分,均为对照组优于研究组A,研究组A优于研究组B,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对照组在幼儿2岁时诊断为ASD的比例为1.7％,语言障碍1.7％,ASD高危儿1.7％,语言行为异常共3例(5.2％);研究组A在幼儿2岁时诊断为ASD的比例为5.5％,语言障碍5.5％,ASD高危儿3.6％,语言行为异常共8例(14.5％);研究组B在幼儿2岁时诊断为ASD的比例为16.4％,语言障碍18.2％,ASD高危儿5.5％,语言行为异常共22例(40％).结论 与家族性低风险ASD儿相比,家族性高风险ASD儿在婴幼儿期存在更多的ASD样行为,其神经发育也相对落后;且更容易发展为ASD或存在不同程度的语言行为问题.从婴儿期开始家庭社交行为干预可以有效促进家族性高风险ASD儿的语言-社交行为发展和神经发育,进而减少ASD或语言行为异常的发生.

目的 近些年非自杀性自伤(Non-suicidal self-injury,NSSI)行为在青少年群体中患病率呈现不断升高的趋势,是相关领域关注的热点问题,本研究对伴发NSSI的青少年患者展开研究,旨在探讨患者与正常青少年应付方式及父母养育方式的区别.方法 选取2019年9月～2020年12月于安徽医科大学附属巢湖医院就诊的伴发NSSI行为的106名青少年患者,与此同时选取一定数量年龄与之匹配的健康青少年进行对照研究.在经过简明国际神经精神障碍访谈(MINI)量表访谈评估确认入组之后,再对入组人群采用一般临床资料、应付方式量表、父母养育方式等量表进行评估.结果 研究结果发现青少年NSSI患者和健康青少年之间一般资料的性别、是否为独生子女、亲子矛盾、父母离异、家庭经济状况、应付方式及父母养育方式等方面存在统计学差异(P＜0.05).此外相关分析显示应付方式与养育方式之间存在明显的相关性.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青少年患者NSSI行为与应付方式及父母养育方式的分因子相关,其中采取解决问题、求助的应付方式非自伤行为发生更低,而父亲过度干涉及母亲过度干涉与保护的教养方式下的青少年患者NSSI行为发生相对更高.结论 伴发NSSI的青少年患者的自伤行为与采取的应付方式及父母养育方式有关,消极的父母养育方式可能会导致NSSI行为的发生,这值得我们更进一步探究早期对父母养育方式干预的意义,以期减少青少年NSSI行为的发生.

目的 了解我国城市地区0～3岁早产/低出生体重儿的家庭主要养育问题与需求,为我国儿童健康临床工作者针对性地开展高危儿家庭养育指导提供依据.方法 采用我国14省15个城市的1 989名0～3岁儿童及家长的家庭养育调查资料进行研究,比较分析早产/低出生体重儿家庭与正常儿童家庭面临的养育问题及其影响因素.结果 接受调查的城市地区早产/低出生体重儿151名(7.6%),其中76.8%的早产/低出生体重儿的家长在过去3个月内遇到了≥3个家庭养育问题,高于正常组的66.8%,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6.44,P=0.011).早产/低出生体重儿的家庭养育问题主要集中在喂养或进餐(67.6%)、睡眠(66.2%)和行为(61.6%)三方面.多因素logistic回归发现,早产/低出生体重儿是婴幼儿家庭养育问题的风险因素(P<0.05);早产/低出生体重儿家庭养育问题的发生与儿童性别、儿童年龄、主要照养人、家庭结构等因素有关.结论 早产/低出生体重儿的家长面临养育问题风险普遍较高,且不同年龄阶段存在具体问题差异,有必要及时发现养育风险因素,为该群体提供有针对性的养育照护咨询指导.

目的:本研究旨在考察父亲养育压力对儿童内化问题的影响机制,以及父亲心身问题的中介作用和儿童性别的调节作用.方法:采用育儿压力指数简表、简明症状量表(BSI)、儿童行为评定量表(CBCL)对四川省332名学前儿童的父亲进行问卷调查.结果:(1)父亲养育压力对儿童内化问题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2)父亲心身问题在父亲养育压力和儿童内化问题之间起显著中介作用;(3)儿童性别在父亲养育压力对儿童内化问题的中介效应前半路径中起调节作用,与男孩父亲相比,女孩父亲的养育压力对父亲心身问题的正向预测作用更强.结论:父亲心身问题在其养育压力与儿童内化问题之间起中介作用,儿童性别在中介路径的前半段起调节作用.

目的:考察家庭读写环境和学习品质在父母养育倦怠对幼儿执行功能影响中的中介作用.方法:采用父母养育倦怠评估量表、儿童执行功能量表、家庭读写环境问卷和学前儿童学习行为量表对294名幼儿母亲进行问卷调查.结果:(1)父母养育倦怠、幼儿的执行功能、家庭读写环境与学习品质两两之间均呈显著相关(r=-0.504～0.392,P＜0.05);(2)控制性别和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的作用后,父母养育倦怠对幼儿执行功能问题有正向预测作用(β=0.249,P＜0.001),在此预测关系中,家庭读写环境和幼儿学习品质既可单独发挥中介作用,也可以通过"家庭读写环境→学习品质"路径发挥链式中介作用,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36.42％.结论:父母养育倦怠是幼儿执行功能发展的重大风险因素,会通过损害家庭读写环境和阻碍幼儿学习品质的发展而影响幼儿的执行功能.

在国家积极生育配套支持措施框架下,本文分析广西壮族自治区三孩生育政策及配套支持措施落实情况及城乡居民生育、养育、教育现状,指出广西壮族自治区生育、养育、教育配套支持政策在整体视角、多主体合力和发展普惠托育服务等方面存在的问题,提出持续推进三育一体化政策、将女性视角融入家庭支持政策、加快完善生育配套支持政策、加快建立普惠托育服务体系及加大对边境地区的关注支持等优化策略建议.

目的 了解上海市徐汇区散居2～3岁幼儿养育现状、母亲生活质量及幼儿行为问题发生情况及相关影响因素,以更好地促进母子身心健康.方法 采用随机抽样方法,使用自制家庭一般情况问卷、母亲生活质量量表(QOL)及长处和困难问卷(SDQ)对徐汇区散居2～3岁幼儿母亲进行问卷调查.结果 本次调查结果祖父母参与养育比例占79.9％,父母和祖父母共同养育类型中母亲生活质量问卷的身体和社会关系领域得分最高(P＜0.05),同时当祖父母与母亲在育儿意见上一致时母亲各领域QOL得分都最高(P＜0.01),儿童行为问题更少,亲社会行为得分更高,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经多元回归分析,家庭年收入越高、祖父母照顾孩子时间越长、提供帮助越大对祖父母及父亲的育儿方式越满意,母亲的QOL得分就越高,以及妈妈QOL得分对孩子各个领域的SDQ得分以及总分都有影响,且以女孩更为明显.结论 祖父母与父母共同养育孩子仍是我国目前育儿的主要模式,祖父母参与养育、且养育者在养育方式上的互相认同有利于提升母亲生活质量,而母亲的生活质量会直接影响到孩子的身心健康及社会适应.我们应为家庭育儿提供科学指导及方法培训,进而提升母亲及孩子的身心健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