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 分析腹腔镜技术治疗老年急性肠梗阻患者的安全性与可行性.方法 采用前瞻性双中心单臂临床研究方法.选择 2017 年 10 月至 2021 年 10 月在龙游县人民医院和青海大学附属医院普通外科接受治疗且符合纳入标准的 441 例急性肠梗阻患者作为研究对象.10 例患者伴慢性阻塞性肺疾病(COPD),术后给予机械通气、无创呼吸、持续性低流量吸氧,雾化吸入、扩张支气管治疗.12 例患者伴慢性肾脏疾病(CKD),术后给予血液透析治疗.441 例患者接受腹腔镜探查、小肠减压术、确定性手术,术后采用静脉营养、使用抗菌药物、皮下注射低分子肝素(10 U/kg).观察术前、术后、出院时患者血气分析(伴COPD)、肾功能(伴CKD)、体质量和体质量指数(BMI)、并发症及预后情况.结果 441 例老年性肠梗阻患者中男性 240 例,女性 201 例;病程(74.2±6.4)h,BMI为(25.4±6.7)kg/m2.束带黏连280例行肠黏连松解术;小肠坏死87例,小肠脂肪血管瘤19例,行小肠切除吻合术;闭孔疝 21 例,行疝修补术;小肠柿石 34 例,行小肠切开取柿石术.10 例COPD患者,术后血气明显改善,动脉血氧分压(PaO2)较术前明显升高[mmHg(1 mmHg≈0.133 kPa):80.3±3.3 比 72.6±2.7,P＜0.01],动脉血二氧化碳分压(PaCO2)较术前明显降低(mmHg:35.7±3.6 比 47.6±1.3,P＜0.01),4 例死于Ⅱ型呼吸衰竭,6 例患者出院时PaO2[(77.4±6.7)mmHg]较术后明显降低(P＜0.01),PaCO2[(42.1±5.2)mmHg]较术后明显升高(P＜0.01).12 例伴CKD患者,术后尿素氮(BUN)和血肌酐(SCr)均较术前明显升高[BUN(μmol/L):79.5±8.5 比 18.8±4.7,SCr(μmol/L):312.7±12.1 比 138.4±9.7,均P＜0.01],2 例死于肾衰竭,8 例出院时BUN[(9.2±0.7)μmol/L]和SCr[(112.5±3.8)μmol/L]均较术后明显降低(均P＜0.01).术前、术后与出院时BMI和体质量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BMI(kg/m2):25.4±6.7、24.9±3.9 比 23.9±3.5,体质量(kg):74.2±6.8、73.7±3.3比72.8±4.6,均P＞0.05].435例患者痊愈出院,均无下肢静脉血栓形成、肠漏、切口裂开、切口感染.结论 采用腔镜探查、肠道减压、确定性手术、治疗基础疾病以及低分子肝素皮下注射等策略,治疗老年急性肠梗阻患者,是安全且可行的.

目的:探讨空气加压法在腹腔镜腹壁嵌顿疝修补术中的临床疗效.方法:回顾分析 2020 年 6 月至 2022 年 6 月收治的16 例腹壁嵌顿疝患者的临床资料,其中腹壁疝8 例(侧腹壁切口疝4 例,中线切口疝2 例,造口旁疝2 例),脐疝8 例.在空气加压法辅助下行腹腔镜手术,分析手术时间、术中疝大小与还纳情况、术后排气时间、住院时间、并发症等相关指标.结果:16 例患者均在空气加压法辅助下顺利完成嵌顿疝的还纳与修补.手术时间85～220 min,平均(154.70±39.06)min,还纳疝内容物时间(18.35±4.98)min,疝环口直径 3～10 cm.16 例患者均伴有小肠嵌顿,5 例肠管坏死中转开腹,行小肠切除术;术中发现隐匿性缺损2 例.术后排气时间1～5d,平均(3.00±1.08)d;术后疼痛评分(3.56±4.01)分,予以对症治疗后疼痛缓解.术后住院3～10d,平均(6.27±1.93)d.随访8～32 个月,中位随访时间24 个月,均未出现切口感染、肠梗阻、补片感染、复发等并发症.结论:熟练掌握腹腔镜疝修补术技巧,严格掌握手术适应证,空气加压法辅助腹腔镜手术治疗腹壁嵌顿疝是安全、可行的,值得推广.

目的:总结胃癌术后发生Petersen疝患者的诊断及处理方法。方法:对静冈癌症中心2014年1月至2019年12月期间诊断Petersen疝并行手术治疗的6例胃癌患者进行回顾性分析。结果:6例患者均为男性，中位发病年龄76岁，2例曾行机器人辅助全胃切除术，2例曾行腹腔镜远端胃切除术，2例曾行腹腔镜近端胃切除术。初次胃癌手术时均已关闭Petersen间隙。症状在术后1～55个月出现，上腹痛伴恶心、呕吐为最常见的临床表现。6例腹部CT检查表现为小肠扩张，肠梗阻样改变；3例CT呈漩涡征改变。6例患者均手术探查未见肠坏死并再次缝合Petersen间隙，术后顺利出院，随访至今未见再发。结论:Petersen疝是胃术后的一种罕见并发症。应根据临床病史和体格检查结果，尽早进行腹部CT并积极手术治疗。

探讨MR小肠造影（MRE）对肠白塞病的诊断价值。收集2018年9月至2019年11月武汉大学中南医院确诊的6例肠白塞病患者，分析其MRE征象。6例患者在MRE上均表现为回盲部深大溃疡伴肠壁息肉样增厚，病变肠壁扩散受限，均无肠腔梗阻征象。1例患者回盲部邻近腹膜轻度增厚并强化程度增高，手术证实为回盲部溃疡穿孔。本研究表明MRE能无创性定性评估肠白塞病，及时发现穿透性并发症。

黑斑-息肉综合征（Peutz-Jeghers syndrome，PJS）是一种常染色体显性遗传疾病，以皮肤黏膜色素沉着、胃肠道多发错构瘤性息肉和肿瘤易感性为主要特征。小肠是PJS息肉好发部位之一，易伴发肠套叠、肠梗阻、消化道出血、癌变等并发症。随着小肠内镜技术的迅速发展，小肠镜已经成为PJS诊治的关键技术，在小肠息肉诊断及治疗中发挥重要作用。近年来，随着对PJS临床实践和认识的不断深入，我国消化内镜医师对PJS诊治有了较为丰富的经验积累。为进一步促进小肠镜技术在该领域的推广应用，有必要制定中国小肠镜诊治PJS的专家共识意见。本共识基于循证依据及专家经验对PJS的流行病学、遗传特征、临床表现、诊断标准、内镜治疗、外科手术、息肉监测及随访等方面进行梳理，以便于指导专科医师、内镜医师加强对PJS患者全生命周期的规范诊治和管理，从而更好地发挥小肠镜在PJS患者小肠息肉诊治中的作用。

回肠末端是小肠病变的好发部位，但多数疾病无诊断金标准，患者的症状、体征和实验室检查等缺乏特异性，给疾病的病因诊断和治疗带来了不小难度。本例患者病史长，以口腔、外阴和回肠末端溃疡为主要表现，先后并发不全性肠梗阻、消化道出血，经消化内科、消化外科、病理科、影像科等多学科协作诊治，最初考虑白塞病可能，最终诊断为CD，经积极治疗病情得以控制。

目的:总结新生儿先天性肠闭锁合并巨结肠的特点，探讨其诊断与治疗经验。方法:回顾性分析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儿童医院2016年5月至2021年8月收治的5例先天性肠闭锁合并巨结肠患儿的临床资料。5例均行剖腹探查术，均为单发肠闭锁(4例回肠闭锁、1例升结肠闭锁)。其中2例回肠闭锁患儿行闭锁肠段切除及一期吻合术，2例回肠闭锁及1例结肠闭锁患儿一期行闭锁肠段切除及小肠造瘘术。结果:2例一期行肠吻合术患儿术后因肠梗阻再次行剖腹探查，发现原吻合口通畅，远端结肠仍细小痉挛，行小肠造瘘及肠壁多点活检后确诊合并先天性巨结肠；3例一期行闭锁肠段切除及小肠造瘘术患儿术后恢复良好，其中2例回肠闭锁患儿行下消化道造影及直肠黏膜活检，确诊合并先天性巨结肠，1例升结肠闭锁患儿经一期术中乙状结肠活检确诊先天性巨结肠。5例均行巨结肠根治术，最终确诊先天性巨结肠病理类型为：3例全结肠型巨结肠、1例全肠型巨结肠以及1例长段型巨结肠。5例最终均恢复良好。结论:肠闭锁矫治术中探查远端肠管形态、乙状结肠长度以及完善肠壁活检对肠闭锁治疗方式的选择十分重要。对远端肠管功能存疑的患儿，行肠造瘘术可以减少肠闭锁矫治术后因急腹症再次手术的可能。下消化道钡剂造影及直肠黏膜活检对进一步明确远端肠管形态及功能具有重要价值。

目的:总结新生儿坏死性小肠结肠炎(necrotizing enterocolitis，NEC)保守治疗后因肠狭窄行手术治疗患儿的临床特点和诊治经验，比较NEC单发与多发肠狭窄的预后情况。方法:回顾性分析2014年1月至2020年12月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新生儿外科收治的67例行NEC保守治疗后发生肠狭窄且接受手术治疗患儿的临床资料，收集患儿基本信息、NEC发病情况、肠狭窄术前检查、手术情况及术后恢复情况，分析NEC保守治疗后的临床特点及与肠狭窄发生之间的关系、手术预后以及诊治经验。将肠狭窄患儿分为单发狭窄组和多发狭窄组，比较两组预后情况。结果:67例行NEC保守治疗后出现肠狭窄的患儿中，术前经肛门造影阳性率为83.9%(47/56)。60例行一期肠切除肠吻合术，7例行肠造瘘术。中位手术时间为发生NEC后第39天，中位手术时体重为2.53 kg。术中证实单发肠狭窄34例(34/67，50.7%)，多发肠狭窄33例(33/67，49.3%)。共123处狭窄，除1处狭窄横跨小肠和结肠(自末端回肠至乙状结肠)以外，小肠狭窄65处[以末端回肠为主(37处)]，结肠狭窄57处[以升结肠为主(27处)]。2例术后放弃治疗，2例一期吻合患儿因病情加重改行肠造瘘术，其中1例死亡，1例于术后12个月关闭造瘘。6例出院后出现并发症，其中肠管脱垂2例，黏连性肠梗阻4例；其余61例均恢复良好。手术治疗NEC保守治疗后肠狭窄的长期存活率为95.5% (64/67)。多发狭窄组切除肠管长度和手术时间显著长于单发狭窄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但两组达到全肠内喂养时间和术后并发症情况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 结论:NEC保守治疗后肠狭窄的发生率虽然不高，但多发狭窄比例较高；且狭窄好发于末端回肠和结肠，术前下消化道造影阳性率较高。术中应仔细探查、彻底切除狭窄段；多发狭窄通常不影响术后恢复及预后。

目的:探索一种用改良方法建立的大鼠术后早期炎性肠梗阻动物模型。方法:健康成年无特定病原体(SPF)级Wistar大鼠72只，按照随机数字表法被随机分为3组，对照组(生理盐水组)24只；腹腔感染组24只；模型组24只。首先建立腹腔感染模型，腹腔感染建立6 h后行剖腹手术，轻轻取出全部小肠置于两层湿纱布之间，用带有滑石粉的手套进行手术操作，用盐水棉签从小肠末端自下而上到幽门环擦拭小肠浆膜层，反复6次，共15 min。分别于第3、5、7天处死大鼠，行胃肠道传输速率测定和腹部立位腹部平片检查。术后观察肠管粘连情况，血清超氧化物歧化酶(SOD)和丙二醛(MDA)检测，免疫组织化学染色观察小肠组织诱导型一氧化氮合酶(iNOS)、C-kit原癌基因蛋白(C-kit)表达。组间比较先采用One-way ANOVA检验，之后采用Dunnet t检验进行两两比较；计数资料用率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χ2检验或者Fisher精确检验。 结果:模型组大鼠胃肠道传输速率术后第3、5、7天分别为(21.25±2.68)%、(21.90±0.96)%、(21.17±2.47)%；而对照组分别为(62.61±3.25)%、(59.76±4.92)%、(57.18±4.30)%。腹腔感染组分别为(50.66±5.95)%、(48.89±3.15)%、(47.58±3.74)%，模型组与对照组和腹腔感染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χ2＝204.924、228.536、193.761， P均<0.01)。模型组大鼠组织SOD含量术后第3、5、7天分别为(263.12±18.50)、(260.14±29.53)、(261.43±47.92) U/ml，与对照组和腹腔感染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χ2＝17.506、28.863、37.244， P均<0.01)。模型组大鼠组织MDA含量术后第3、5、7天分别为(7.36±1.38)、(6.14±1.02)、(6.49±0.65) nmol/ml，与对照组和腹腔感染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χ2＝43.692、11.190、16.156， P均<0.01)。免疫组织化学染色结果，模型组大鼠小肠iNOS阳性表达显著增强，C-kit阳性表达显著减弱，与对照组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均<0.01)。 结论:改良方法建立的大鼠术后早期炎性肠梗阻模型与临床上发生的炎性肠梗阻指标基本一致，该方法能成功建立大鼠术后早期炎性肠梗阻的动物模型。

目的:分析"肠粘连方"治疗肠道疾病可能的活性成分，构建其"中药-成分-靶点"网络，探究其潜在作用机制。方法:通过查阅文献、应用TCMSP数据库整理"肠粘连方"各中药的化学成分，再根据口服生物利用度（oral bioactivity，OB）和类药性（drug likeness，DL）筛选活性成分并整理各化学成分对应潜在靶点基因；通过GeneCards数据库整理肠粘连、肠梗阻、新生儿坏死性小肠结肠炎的疾病相关靶点基因；将各活性成分潜在靶点与疾病相关靶点基因进行比对分析，得到"肠粘连方"治疗新生儿肠道疾病的潜在靶点基因；使用Matascape数据库对筛选出的潜在靶点基因进行GO富集和KEGG通路注释；应用Cytoscape _v3.7.2构建"肠粘连方"治疗新生儿肠道疾病的"中药-成分-靶点"关系网络；利用PDB数据库、DiscoveryStudio、AutoDockTools、Pymol等软件对筛选出的部分活性成分与关键靶点进行分子对接。结果:"肠粘连方"共含11味中药，合计120个非重复活性成分，与246个靶点基因存在潜在作用关系，其中与肠道疾病相关的靶点基因78个，影响了包括TNF signaling pathway、AGE-RAGE signaling pathway in diabetic complications、Pathways in cancer等24条信号通路；分子对接结果预测出了MOL000098、MOL000791与VCAM1、MAPK1最可能的结合位点。结论:"肠粘连方"可通过多种活性成分抑制TNF等信号通路，抑制炎症进展，从而被应用新生儿肠粘连、肠梗阻的保守治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