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 探讨葛根芩连汤对肠道湿热证泄泻模型小鼠肠道机械屏障的作用机制.方法 选取 15只SPF级雄性昆明小鼠,随机分为正常组 5 只和模型组 10只.采取"高糖高脂+高温高湿+白酒稀释液+冰水法"复制肠道湿热证泄泻小鼠模型,造模成功的10 只小鼠随机分为自愈组和治疗组,每组5只.治疗组灌胃5.07 g/(kg·d)葛根芩连汤水煎液,正常组和自愈组给予等容积无菌水,连续灌胃4d后无菌提取各组小鼠十二指肠、空肠和回肠肠段.观察各组小鼠一般状态;HE染色观察各组肠段形态;采用Image J图像处理软件测量各组绒毛长度(villus height,VH)、隐窝深度(crypt depth,CD),计算VH与CD的比值(绒隐比,V/C)、杯状细胞数目和紧密连接蛋白平均光密度值(average optical density value,AOD);采用二步法免疫组织化学法分析各肠段密封蛋白 1(Claudin 1)、闭合蛋白(Occludin)和紧密连接蛋白-1(zonula occluden-1,ZO-1)的表达.结果 正常组小鼠毛发有光泽,精神状态佳,饮水量、肛温和二便均正常;治疗组小鼠毛发洁白、精神状态良好、大便颗粒饱满、肛温恢复正常、泄泻症状消失;自愈组小鼠毛发暗淡、肛温高、大便含水量较多、挤压不成型.与正常组相比,自愈组十二指肠、空肠和回肠肠黏膜结构部分受损,小肠腺出现萎缩,出现炎性症状.与自愈组相比,治疗组肠黏膜结构较清晰,肠上皮细胞和固有层细胞排列紧密,炎症情况明显改善.与正常组相比,自愈组十二指肠CD升高(P<0.01),十二指肠V/C和杯状细胞数降低(P<0.05,P<0.01);治疗组十二指肠V/C降低(P<0.05).与正常组相比,自愈组空肠、回肠VH和V/C均明显降低(P<0.05,P<0.01).与自愈组相比,治疗组十二指肠CD显著降低(P<0.01),十二指肠、回肠V/C升高(P<0.05,P<0.01).十二指肠肠段,与正常组相比,自愈组和治疗组Claudin 1、Occludin、ZO-1 AOD值降低(P<0.05,P<0.01);与自愈组相比,治疗组Claudin 1、Occludin、ZO-1 AOD值显著升高(P<0.01).与正常组比较,自愈组空肠、回肠肠段Occludin AOD值明显降低(P<0.01).与自愈组比较,治疗组空肠肠段Claudin 1 AOD值升高(P<0.05),回肠肠段Occludin AOD值明显升高(P<0.01).结论 葛根芩连汤可改善肠道湿热证泄泻小鼠肠道炎症水平、促进紧密连接蛋白Claudin1、Occludin和ZO-1 的表达,其机制可能与修复肠道机械屏障功能有关.

目的:总结新生儿先天性肠闭锁合并巨结肠的特点，探讨其诊断与治疗经验。方法:回顾性分析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儿童医院2016年5月至2021年8月收治的5例先天性肠闭锁合并巨结肠患儿的临床资料。5例均行剖腹探查术，均为单发肠闭锁(4例回肠闭锁、1例升结肠闭锁)。其中2例回肠闭锁患儿行闭锁肠段切除及一期吻合术，2例回肠闭锁及1例结肠闭锁患儿一期行闭锁肠段切除及小肠造瘘术。结果:2例一期行肠吻合术患儿术后因肠梗阻再次行剖腹探查，发现原吻合口通畅，远端结肠仍细小痉挛，行小肠造瘘及肠壁多点活检后确诊合并先天性巨结肠；3例一期行闭锁肠段切除及小肠造瘘术患儿术后恢复良好，其中2例回肠闭锁患儿行下消化道造影及直肠黏膜活检，确诊合并先天性巨结肠，1例升结肠闭锁患儿经一期术中乙状结肠活检确诊先天性巨结肠。5例均行巨结肠根治术，最终确诊先天性巨结肠病理类型为：3例全结肠型巨结肠、1例全肠型巨结肠以及1例长段型巨结肠。5例最终均恢复良好。结论:肠闭锁矫治术中探查远端肠管形态、乙状结肠长度以及完善肠壁活检对肠闭锁治疗方式的选择十分重要。对远端肠管功能存疑的患儿，行肠造瘘术可以减少肠闭锁矫治术后因急腹症再次手术的可能。下消化道钡剂造影及直肠黏膜活检对进一步明确远端肠管形态及功能具有重要价值。

目的:总结新生儿坏死性小肠结肠炎(necrotizing enterocolitis，NEC)保守治疗后因肠狭窄行手术治疗患儿的临床特点和诊治经验，比较NEC单发与多发肠狭窄的预后情况。方法:回顾性分析2014年1月至2020年12月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新生儿外科收治的67例行NEC保守治疗后发生肠狭窄且接受手术治疗患儿的临床资料，收集患儿基本信息、NEC发病情况、肠狭窄术前检查、手术情况及术后恢复情况，分析NEC保守治疗后的临床特点及与肠狭窄发生之间的关系、手术预后以及诊治经验。将肠狭窄患儿分为单发狭窄组和多发狭窄组，比较两组预后情况。结果:67例行NEC保守治疗后出现肠狭窄的患儿中，术前经肛门造影阳性率为83.9%(47/56)。60例行一期肠切除肠吻合术，7例行肠造瘘术。中位手术时间为发生NEC后第39天，中位手术时体重为2.53 kg。术中证实单发肠狭窄34例(34/67，50.7%)，多发肠狭窄33例(33/67，49.3%)。共123处狭窄，除1处狭窄横跨小肠和结肠(自末端回肠至乙状结肠)以外，小肠狭窄65处[以末端回肠为主(37处)]，结肠狭窄57处[以升结肠为主(27处)]。2例术后放弃治疗，2例一期吻合患儿因病情加重改行肠造瘘术，其中1例死亡，1例于术后12个月关闭造瘘。6例出院后出现并发症，其中肠管脱垂2例，黏连性肠梗阻4例；其余61例均恢复良好。手术治疗NEC保守治疗后肠狭窄的长期存活率为95.5% (64/67)。多发狭窄组切除肠管长度和手术时间显著长于单发狭窄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但两组达到全肠内喂养时间和术后并发症情况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 结论:NEC保守治疗后肠狭窄的发生率虽然不高，但多发狭窄比例较高；且狭窄好发于末端回肠和结肠，术前下消化道造影阳性率较高。术中应仔细探查、彻底切除狭窄段；多发狭窄通常不影响术后恢复及预后。

目的:对天然猪小肠黏膜下层(SIS)膜进行表面修饰以提升其生物学活性。方法:采用溶胶-凝胶法对天然SIS膜进行了纳米羟基磷灰石(nHA)表面涂层以获得新型SIS/nHA膜，将0.5 mol/L四水硝酸钙[Ca(NO 3) 2·4H 2O]溶于无菌去离子水并搅拌均匀，随后将0.5 g SIS膜基材浸没其中持续搅拌20 min，加入0.3 mol/L磷酸氢二铵[(NH 4) 2·HPO 4]溶液，并滴加氢氧化铵(NH 4OH)调节溶液pH至10，37 ℃下磁力持续搅拌直至溶胶形成，待反应完全后，取出SIS基材，用磷酸盐缓冲液(PBS)洗涤3次，室温干燥。重复上述溶胶-凝胶过程3次，获得SIS/nHA膜。然后利用能谱-扫描电镜对材料表面理化性质进行表征，再将小鼠前成骨细胞以5×10 4细胞/膜的密度接种于各组材料，通过死活染色和噻唑蓝(MTT)试剂盒检测细胞在1、3、7 d增殖活性，同时将人脐静脉内皮细胞悬液(100 μl，1×10 5/ml)接种于铺有Matrigel胶的96孔板，比较SIS/nHA和SIS诱导成管能力。组间比较采用独立样本 t检验。 结果:溶胶-凝胶法成功将nHA沉积于SIS膜表面，与单纯的天然SIS膜比较，修饰后的SIS/nHA具有更理想的纳米磷灰石表面拓扑形貌；而且，体外实验证实培养1 d时，SIS和SIS/nHA的成骨增殖活性差异无统计学意义(0.215±0.027比0.230±0.035， t＝0.588， P>0.05)；而持续培养3 d(0.382±0.041比0.261±0.031， t＝4.077， P<0.05)和7 d(0.543±0.055比0.392±0.040， t＝3.846， P<0.05)后，SIS/nHA的成骨增殖活性显著高于SIS，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体外成骨结果表明，SIS/nHA诱导4 h形成的成管节点数显著高于SIS组[(46.5±6.4)个比(31.3±5.1)个， t＝3.217， P<0.05]，同时SIS/nHA诱导形成的管腔长度也显著高于SIS组[(5 170.6±620.5) μm比(3 482.2±480.1) μm， t＝3.727， P<0.05]，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结论:nHA涂层修饰有效提升了SIS膜的表面生物活性，可在一定程度上为SIS的表面改性提供实验依据。

目的:构建基于X线计算机体层摄影术(CT)检查的小肠三维数字化模型，探讨其在减重手术前预测小肠长度的应用价值。方法:采用回顾性描述性研究方法。收集2018年12月至2019年1月陆军军医大学大坪医院收治的3例肥胖症患者的临床资料；男2例，女1例；中位年龄为25岁，年龄范围为24～44岁。患者术前均行腹部增强CT检查并构建小肠三维数字化模型。3例肥胖症患者中，2例行袖状胃切除术，1例行Roux-en-Y胃旁路术，根据手术时间将3例患者编号为1、2、3号。观察指标：(1)小肠三维数字化模型构建及术前预测小肠长度。(2)术中测量小肠长度及术前预测小肠长度与术中测量小肠长度的相对误差。计数资料以绝对数或百分比表示。结果:(1)小肠三维数字化模型构建及术前预测小肠长度：3例患者均完成术前小肠三维数字化模型构建。3例患者术前小肠三维数字化模型数据[小肠体积、10个(1～10)横截面面积、平均横截面面积及术前预测小肠长度]分别为1号患者：1 312 985 mm 3，(174、154、143、172、345、213、357、173、382、154 mm 2)，227 mm 2，578 cm；2号患者：1 817 224 mm 3，(274、196、487、413、520、254、231、170、212、168 mm 2)，293 mm 2，620 cm；3号患者：2 183 019 mm 3，(320、408、281、222、194、219、188、419、326、235 mm 2)，281 mm 2，777 cm。(2)术中测量小肠长度及术前预测小肠长度与术中测量小肠长度的相对误差：3例患者术中测量小肠长度分别为1号患者：570 cm；2号患者：600 cm；3号患者：780 cm。3例患者术前预测小肠长度与术中测量小肠长度的相对误差分别为1.40%、3.33%、0.38%。 结论:小肠三维数字化模型可预测减重手术前小肠长度。

目的:探讨自制的可调节闭合环在辅助治疗小儿肠切除术后发生短肠综合征(Short Bowel Syndrome，SBS)中的有效性和安全性，为SBS患者如何改善水电解质平衡提供参考。方法:分析2017年1-12月在西安交通大学附属儿童医院新生儿外科行小肠T型造瘘术的2例患儿临床资料，手术时年龄分别为1个月、3个月，女婴，术后保留的近端肠管长度为65 cm、60 cm；2例患儿术后经口喂养后均出现了SBS表现，每日经造瘘口排出大量稀水便；将自制的闭合环用来控制大便的排出起到水电解质重吸收的作用。比较安装闭合环前后外置肠管的血运情况、体质量、体质量指数(BMI)、造瘘口以及肛门排便、腹部情况、营养状态变化、护理方便性、肠道感染易感性等。结果:2例患儿对闭合环适应性良好，与腹壁及造瘘肠管的兼容性良好；无肠管坏死；经造瘘口排出稀水便量减少、营养状态改善、体质量增加，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5)；水电解质吸收增加，造瘘护理管理更加方便，2例患儿治疗期间均未出现肠道感染。 结论:采用自制闭合环辅助治疗T型造瘘的SBS患儿有助于肠道管理，值得进一步研究。

目的:探讨小肠最小化切除策略对预防慢性放射性肠损伤（CRE）术后吻合口漏和短肠综合征等并发症的效果。方法:采用回顾性队列研究方法。合并肠狭窄和肠梗阻的小肠CRE可分为以下两种分型：（1）Ⅰ型：回肠末端病变，但在回肠病变与回盲部之间始终存在2~20 cm的正常回肠段；（2）Ⅱ型：病灶位于距离回盲部较远的小肠，病灶外的肠段通常广泛受损。最小化肠切除术适应证：Ⅰ型小肠CRE、直肠乙状结肠无放射性损伤、无结肠梗阻。禁忌证包括各种原因导致的盲肠远端狭窄性或穿透性病变、急诊手术、恶性肿瘤复发或复发性恶性肿瘤的放疗史、放疗与手术时间间隔<6个月、术前小肠切除史或腹腔化疗史。根据上述指征，回顾性分析2017年4月至2019年12月期间，接受最小化肠切除术策略治疗的40例Ⅰ型CRE患者病例资料（最小化肠切除组，其中东部战区总医院13例，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九人民医院16例，徐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11例）；同时纳入2015年10月至2017年3月期间，40例接受切除肠狭窄病变及回盲部的Ⅰ型CRE患者作为历史对照（传统肠切除组，均来自东部战区总医院）。最小化肠切除组采用小肠最小化切除策略，即一期回肠部分切除+回肠-回肠吻合术+保护性小肠造口术。传统肠切除组采用回盲部切除+回肠升结肠吻合术。观察两组手术情况、术后并发症的发生情况、术后恢复情况和手术前后生活质量变化。术后并发症严重程度采用Clavien-Dindo和综合并发症指数（CCI）评估。采用卡氏评分（KPS）对两组患者术前和术后的生活质量进行评价，得分越高，表示生活质量越好。结果:两组基线资料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与传统肠切除组相比，最小化肠切除组的小肠切除长度［51（20~200）cm比91（60~200）cm， Z=5.653， P<0.001］、术后全肠内营养时间［9（3~18）d比12（4~50）d， Z=2.172， P=0.030］和术后住院时间［17（9~24）d比29（13~57）d， Z=6.424， P<0.001］均更短，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最小化肠切除组术后并发症发生率低于传统肠切除组［20.0%（8/40）比28/40（70.0%），χ 2=19.967， P<0.001］，其中短肠综合征［5.0%（2/40）比25.0%（10/40），χ 2=6.274， P=0.012］、吻合口漏或瘘［2.5%（1/40）比22.5%（9/40），χ 2=7.314， P=0.014］和胸腔积液的发生率［7.5%（3/40）比25.0%（10/40），χ 2=4.500， P=0.034］均低于传统肠切除组。最小化肠切除组CCI指数也低于传统肠切除组［CCI>40：2.5%（1/40）比12.5%（5/40）， Z=18.451， P<0.001］。最小化肠切除组术后1个月和3个月的KPS评分均高于术前1 d［（79.9±4.7）分比（75.3±4.1）分，（86.2±4.8）分比（75.3±4.1）分，均 P<0.05］。在最小化肠切除组中，7例患者对目前的生活质量满意，随访时拒绝接受肠造口还纳手术；1例患者由于直肠出血暂缓造口还纳；其余32例于术后3~12个月行造口还纳术，其中26例行回肠-回肠吻合术，余6例切除造口至回盲部肠段，行回肠-升结肠吻合术。 结论:小肠最小化切除策略可以减少切除小肠的长度，降低术后并发症的风险和严重程度，对改善放射性肠损伤患者的预后和生活质量具有积极意义。

患者男，42岁，因“突发背部及腹部疼痛不适9 h”入院。CTA示：B型主动脉夹层（图1）。1周后在全身麻醉下行胸主动脉覆膜支架腔内隔绝术。沿左侧股动脉入路送入猪尾导管，沿途逐段造影明确位于真腔，将猪尾导管送至升主动脉（图2A），交换8F长鞘至主动脉弓部。沿长鞘送入抓捕器捕获左侧肱动脉泥鳅导丝经左股动脉鞘管引出建立导丝轨道，沿长鞘送入超硬导丝至升主动脉。沿左侧股动脉入路导入单内嵌分支覆膜支架（34-28-200 mm），紧贴左颈总动脉远心端释放，完全释放后回撤输送系统至支架下端。此时DSA透视下见支架逐渐向远端移动（图2B），支架下端移位至第一腰椎水平后支架固定。左侧肱动脉入路引入导管造影示：支架内血流淤滞，支架远端不显影，考虑术中主动脉内膜脱套堆积于支架下端，堵塞腹主动脉及内脏动脉（图2C）。与家属沟通后决定中转开腹，采用腹部正中切口，腹腔探查见肠管及肝脏颜色暗淡。将小肠推向右侧，打开后腹膜，显露腹主动脉，离断左肾静脉，游离肠系膜上动脉及双肾动脉，分别套带控制。将肾动脉上方、下方腹主动脉套带控制，阻断腹主动脉及双侧肾动脉后，于腹主动脉前壁纵行切口约5 cm，可见内膜堆积，近端内膜向远心端折返，将内膜小心剥离，6-0滑线固定远心端内膜，4-0滑线缝合腹主动脉前壁切口，开放腹主动脉及双侧肾动脉，见腹主动脉及双侧肾动脉搏动良好。检查剥脱内膜长度约20 cm，其上可见腹腔干、肠系膜上动脉及双肾动脉开口（图2D）。沿左肱动脉入路引入导管至支架内造影，可见：支架内及腹主动脉血流通畅，腹腔干未见显影，肠系膜上动脉显影，但支架下端覆盖肠系膜上动脉开口，双侧肾动脉显影良好。于小肠系膜游离显露肠系膜上动脉，直视下逆行穿刺肠系膜上动脉，置入鞘管，将导丝沿鞘管送至腹主动脉建立通路，沿导丝送入8 mm×80 mm自膨式裸支架，精确定位后于肠系膜上动脉开口处释放。再次造影见：腹腔干、肠系膜上动脉及双肾动脉显影良好。重建左肾静脉。术后给予禁饮食、抗感染、抗凝、补液等治疗，患者康复出院。术后6个月复查CTA：主动脉及支架内血流通畅，锁骨下动脉远心端残留少量内膜组织，腹腔干、肠系膜上动脉及双肾动脉显影良好。

目的:报告本团队近10年开展小肠系膜固定术治疗小肠系膜扭转的初步结果，重点介绍小肠系膜扇形固定术预防小肠系膜扭转复发的情况。方法:对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重庆医院2010年12月至2022年3月期间的12例术前急诊CT确诊或剖腹探查确诊为全小肠系膜扭转患者，行小肠系膜扇形固定术预防小肠系膜扭转复发。该技术适应证为术前急诊CT确诊或剖腹探查确诊为全小肠系膜扭转患者，经系膜扭转复位后小肠系膜及肠管无坏死的病例。小肠系膜扇形固定术包括以下4个部分：（1）剖腹探查，检查肠管有无坏死以及除扭转外有无其他病变；（2）肠扭转复位；（3）小肠系膜线性固定，将小肠系膜的右后下缘（末端回肠系膜）间断缝合固定于右下腹的后腹膜，增加小肠系膜根部的宽度；（4）小肠系膜扇形固定，将小肠系膜向左下方扇形展开，呈扇形固定于后腹膜，缩短系膜长度并进一步增加系膜与后腹膜固定的宽度。结果:12例患者共施行15次小肠系膜扭转手术。其中行小肠大部分切除3例，无复发；单纯性肠扭转复位术3例共4次，2例复发，其中1例2次复发；肠扭转复位+线性固定术4例，1例复发；肠扭转复位+小肠系膜扇形固定术4例，无复发。结论:小肠系膜扇形固定术可能是降低或避免术后复发的一种有效治疗方式。

目的:探讨早发型坏死性小肠结肠炎（NEC）肠造瘘患儿的临床特征，并分析术后并发症的危险因素。方法:回顾性分析2016年5月至2023年5月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收治的因NEC行肠造瘘患儿的临床资料（围产期情况、临床特征、临床结局等）。根据发病日龄不同分为早发型肠造瘘组（<14日龄）和晚发型肠造瘘组（≥14日龄）；根据NEC患儿肠造瘘术后是否合并并发症，分为并发症组和无并发症组，分析各组患儿临床资料的差异，总结早发型NEC肠造瘘患儿临床特征；采用多因素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NEC肠造瘘患儿术后并发症的危险因素。结果:共纳入68例患儿，其中早发型肠造瘘组43例［男26例，女17例，日龄（6.5±3.0）d］，晚发型肠造瘘组25例［男15例，女10例，日龄（21.0±3.0）d］；NEC患儿肠造瘘术后并发症组有28例（男17例，女11例），日龄［ M（ Q1， Q3）］为9（5，14）d，无并发症组有33例（男22例，女11例），日龄14（6，21）d。与晚发型肠造瘘组相比，早发型肠造瘘组患儿生后合并脑室内出血［30.2%（13/43）比8.0%（2/25）］、血流动力学意义的动脉导管未闭［37.2%（16/43）比12.0%（3/25）］、生后机械通气≥72 h［39.5%（17/43）比16.0%（4/25）］、Ⅲ期NEC［69.8%（30/43）比40.0%（10/25）］及广泛型NEC［27.9%（12/43）比8.0%（2/25）］、短期术后并发症［56.8%（21/37）比29.2%（7/24）］的发生率更高，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5）。多因素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结果显示，造瘘近端小肠剩余长度是NEC患儿肠造瘘术后并发症的保护因素（ OR=0.764，95% CI：0.648~0.901， P=0.001）；而Ⅲ期NEC是其危险因素（ OR=1.042，95% CI：1.004~5.585， P=0.017）。 结论:早发型NEC肠造瘘患儿术后并发症发生率高，预后差；造瘘近端小肠剩余长度是NEC肠造瘘术后并发症的保护因素，而Ⅲ期NEC是其危险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