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调查分析三级甲等儿童医院血液肿瘤科护士专业生活品质的现状及其影响因素，为提高儿童血液肿瘤科护士专业生活品质提供一定的参考。方法:本研究为横断面调查。采取便利抽样法，于2021年7—9月使用一般资料调查表、专业生活品质量表和护理实践环境量表对4所三级甲等儿童医院205名血液肿瘤科护士进行问卷调查，采用多元线性回归分析护士专业生活品质的影响因素。结果:血液肿瘤科护士低度慈心满意、高度工作倦怠和高度二次创伤应激分别占21.0%（43/205）、26.3%（54/205）和36.6%（75/205）。多元线性回归分析显示，心理健康辅导情况、家庭支持情况和护士参与医院事务3个因素是血液肿瘤科护士慈心满意的主要影响因素（ t=2.08、4.21、2.34，均 P<0.05），可解释总变异的60.3%；家庭支持情况、离职意向、充足的人力和物力、年龄、子女人数5个因素是血液肿瘤科护士工作倦怠的主要影响因素（ t值为-4.42~2.33，均 P<0.05），可解释总变异的55.8%；家庭支持情况、充足的人力和物力、年龄3个因素是血液肿瘤科护士二次创伤应激的主要影响因素（ t=-2.37、-2.22、2.82，均 P<0.05），可解释总变异的15.3%。 结论:三级甲等儿童医院血液肿瘤科护士的专业生活品质有待进一步提高。护理管理者应借鉴先进管理理念，积极改善血液肿瘤科护士实践环境，增加护士人力配比，鼓励护士参与医院事务，同时重视对护士的情感支持，定期开展心理健康辅导，不断提升护士的专业生活品质。

目的:探讨恶性肿瘤患儿死亡后父母心理调节的方式与不足，为指导患儿父母心理调节提供借鉴措施。方法:采用目的抽样法，于2022年6—12月从佛山市第一人民医院、中山大学肿瘤防治中心、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3所医院的病历或随访资料中，选取已死亡的恶性肿瘤患儿病例，联系其父母进行半结构式访谈，最终完成访谈共11名。对访谈内容使用Colaizzi七步分析法进行分析、归纳总结和主题提炼。结果:11名被访谈者年龄为28~42岁，男3名，女8名。恶性肿瘤患儿父母面对患儿死亡的心理调节有多种方式，主要包括5个主题：自我调节可促进积极应对，但缺乏坚定理念；专业人员的指导能缓解茫然无措和矛盾心理，但专业人员对哀伤辅导缺乏关注；家庭支持可缓解负性情绪，但缺乏长期支持；同伴支持可促进情感表达，但缺乏可及平台；社会团体可给予疏导支持，但缺乏足够资源。结论:恶性肿瘤患儿死亡后其父母心理调节方式多样，但存在不足，医务人员应根据心理调节方式的不足，制订针对性的哀伤辅导支持，促进其早日回归社会。

目的:分析儿童埋藏式自动心律转复除颤器（ICD）植入病例的临床特点、植入效果、术后并发症情况及处理对策。方法:回顾性分析2009年1月至2020年1月在上海儿童医学中心接受ICD植入的6例患儿的临床及随访资料，分析其病因、术后并发症及处理情况。结果:患儿年龄6岁5月龄~16岁2月龄，体重15.4~49.8 kg。其中3例为长QT综合征；1例为儿茶酚胺敏感性室性心动过速；1例为肥厚性心肌病；另1例为心脏离子通道病。所有患儿植入前均有室性心动过速、心室颤动发作病史，且药物治疗无改善。ICD植入后3例患儿出现术后电风暴，分别给予氯丙嗪、右美托咪定或咪达唑仑联合芬太尼镇静镇痛后好转，并调整ICD参数（关闭抗心动过速起搏、上调除颤阈值及除颤能量），接受心理干预；另3例患儿术后即接受咪达唑仑联合芬太尼镇静镇痛，并优化ICD参数设置，按需进行心理辅导，均无并发症发生。所有患儿术后继续给予抗心律失常药物治疗，并密切随访。随访1个月~7年，至末次随访均存活，2例患儿曾有室性心动过速、心室颤动事件发生，ICD成功识别并除颤成功。结论:ICD植入术在儿童及青少年病例中具备可操作性，且能有效预防猝死发生。术后易出现电风暴， 合适的参数设置以及镇静、镇痛药物使用配合、心理干预等有助于降低电风暴发生率。

目的:探究卡通游戏式健康教育联合团体辅导干预应用于难治性多发性抽动症患儿的护理效果。方法:选取2018年2月—2019年5月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收治的93例难治性多发性抽动症患儿为研究对象，按照随机数表法分为联合组、观察组与对照组，每组各31例。对照组采取儿科常规护理干预，观察组在对照组基础上实施团体辅导干预，联合组在观察组基础上联合卡通游戏式健康教育进行干预。干预前后采用注意缺陷多动障碍量表（SNAP-Ⅳ）、Yale-Brown强迫量表（Y-BOCS）、Piers-Harris儿童自我意识量表（PHCCS）、中文版-韦氏儿童智力测验系统（C-WISC）评分、耶鲁抽动症整体严重程度量表（YGTSS）和儿少主观生活质量问卷（ISLQ）评价3组干预效果。结果:干预4周后，3组患儿心理障碍、意识状态、临床症状和生活质量均有改善，联合组SNAP-Ⅳ（21.29±5.15）分、Y-BOCS（12.93±3.53）分、YGTSS（25.47±4.09）分、ISLQ（48.77±8.81）分，均低于对照组和观察组；PHCCS（54.07±6.48）分、C-WISC（97.23±5.94）分，均高于观察组和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0.05）。 结论:卡通游戏式健康教育联合团体辅导可有效改善难治性多发性抽动症患儿临床症状，缓解其情绪与心理障碍，提高生活质量。

目的:探讨正念认知疗法(mindfulness-based cognitive therapy，MBCT)对广泛性焦虑障碍(generalized anxiety disorder，GAD)患者正念注意觉知、经验性回避、认知融合的干预效果。方法:选取2021年5月至2022年9月在杭州市第七人民医院焦虑障碍门诊就诊的年龄在18~60岁之间的符合DSM-5诊断标准的GAD患者53例，在常规治疗的基础上，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分为两组，一组为MBCT组( n＝26)，进行为期8周的正念认知治疗的团体心理辅导；另一组为健康教育组( n＝27)，进行为期8周的健康教育。分别于干预前、干预后采用广泛性焦虑量表(general anxiety disorder-7，GAD-7)、接纳与行动问卷第二版(acceptance and action questionnaire-2nd edition，AAQ-Ⅱ)、认知融合问卷(cognitive fusion questionnaire，CFQ)、正念注意觉知量表((mindful attention awareness scale，MAAS)对两组被试进行评估。采用SPSS 26.0对数据进行卡方检验、独立样本 t检验、配对样本 t检验。 结果:(1)干预前两组MAAS得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42.63±10.18)分，(47.67±9.52)分， t＝－1.55， P＝0.13]；干预后MBCT组的MAAS得分显著高于健康教育组[(54.42±9.87)分，(47.83±7.59)分， t＝－2.27， P＝0.03]。(2)干预前两组CFQ得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57.11±15.97)分，(53.50±12.01)分， t＝－0.77， P＝0.45]；干预后MBCT组的CFQ得分显著低于健康教育组[(38.32±10.31)分，(47.11±10.66)分， t＝－2.57， P<0.01]。(3)干预前两组AAQ-Ⅱ得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33.79±7.90)分，(30.00±7.23)分， t＝1.52， P＝0.14]；干预后MBCT组的AAQ-Ⅱ得分显著低于健康教育组[(21.89±8.69)分，(30.22±8.68)分， t＝－3.51， P<0.01]。 结论:MBCT团体心理辅导对GAD患者的正念注意觉知、认知融合、经验性回避有一定的改善作用。

目的:探究基于书写表达的积极心理干预对脑卒中患者希望水平、创伤后成长的影响。方法:选取2021年1月至2022年10月菏泽市第三人民医院收治的脑卒中偏瘫患者共计168例。根据纳入时间的先后顺序进行分组，其中2021年1～12月期间收治的患者为传统干预组(77例)，接受常规心理干预；2022年1～10月期间收治的患者为创新干预组(91例)；接受基于书写表达的积极心理干预。比较两组研究对象接受干预前后，自我效能(GSES)评分、脑卒中患者自我管理评分、Herth希望量表评分(HHI)、创伤后成长评定量表(PTGI)以及两组患者出院时对护理服务的满意度。结果:两组研究对象接受干预后，GSES评分、自我管理评分、希望水平(对现实与未来的积极态度、采取积极的行动、与他人保持亲密关系)评分、创伤成长情况评分(人际关系、精神改变、个人力量、人生感悟、新的可能性)相比治疗前均出现升高，且创新干预组高于传统干预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创新干预组患者对护理服务、健康宣教、心理辅导以及综合满意度评分高于传统干预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 结论:基于书写表达的积极心理干预能显著改善脑卒中患者希望水平、促进创伤后成长，同时提升患者对护理服务的满意度，应用价值高。

护士心理健康促进中常用的团体心理辅导技术包括基于正念的团体辅导、巴林特小组、心理剧、萨提亚模式。团体心理辅导主要通过减轻护士压力、改善负性情绪、降低职业倦怠、提升职业获益感、改善人际关系和提高适应能力来促进护士的心理健康。本文对团体心理辅导在护士心理健康促进中的常用技术和应用现状进行综述，并分析团体心理辅导在护士心理健康促进中的优势与挑战，以期为相关领域研究者开展为基于团体心理辅导的护士心理健康促进研究与实践提供借鉴。

目的:分析医学技术类专业大类招生、大类培养和专业分流现存问题，为优化改进当前医学技术类专业人才培养模式提供参考。方法:2021年9月，以天津医科大学医学技术学院2019级和2020级431名学生为研究对象，采用调查问卷方法，对大类招生，大类培养和专业分流3个方面情况进行调研。对学生第一学年必修课程平均加权成绩和专业分流结果进行一般线性模型分析，评估学生专业选择情况。结果:381份有效问卷的分析结果显示，249人(65.4%)认为大类培养能够提高学习积极性，为专业分流提供帮助，217人(57.0%)对大类招生政策缺乏了解；285人(74.8%)对于大类培养课程设置表示满意；105人(27.6%)在专业分流后感到焦虑和沮丧，而且认为没有分配到理想专业会影响其学习积极性。2019级医学检验技术、医学影像技术等专业学生第一学年平均加权成绩分别为(82.56±2.94)分、(79.15±4.17)分，2020级学生成绩分别为(83.30±2.61)分、(79.29±2.93)分，2个年级的各专业学生间成绩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01)。2019级与2020级专业分流第一志愿报名医学检验技术专业的人数比例分别为55.3%(119/215)和40.7%(88/216)，其他专业报名比例均低于30.0%。各专业学生成绩和志愿分布结果显示，专业分流开始出现冷热门分化趋势。 结论:大类招生、大类培养和专业分流可加速医学技术类专业人才培养模式改革、提高人才培养质量，但需要加强大类招生大类培养宣传力度，增加专业引导，建设学生专业分流后心理辅导，探索新的用于专业分流的评价机制。

目的:探究基于"知信行"的团体心理辅导对晚期肠癌患者自我感受负担、自我效能与情绪的影响。方法:选取2017年10月至2018年10月中山市中医院收治的80例晚期肠癌患者，采用数字随机法分成两组，对照组(40例)采用常规护理，观察组(40例)采用基于"知信行"的团体心理辅导护理。比较两组患者干预前后自我感受负担量表(SPBS)评分和生活质量评分。结果:干预后观察组SPBS、抑郁自评量表(SDS)、焦虑自评量表(SAS)评分均显著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5)；自我效能量表(CSES)、癌症治疗功能性量表中文版量表(FACT-L)总评分显著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5)。 结论:对晚期肠癌患者行"知信行"团体心理辅导，有助于帮助患者改善自我感受负担和抑郁、焦虑等情绪，并增强患者自我效能和生活质量。

为提高外切眼袋美容手术效果，术前护理人员对患者进行心理辅导和健康教育。2021年6月至2022年6月，西安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医疗美容部将手术外切眼袋美容女性患者100例分为试验组[年龄32~39(36±3)岁]和对照组[年龄33~40(37±3)岁]各50例。试验组使用延续性自我护理教育和人文关怀理念的护理模式，对照组使用常规护理。比较两组焦虑情绪、医疗纠纷、疼痛评分、患者满意度4项指标。实施延续性自我护理教育和人文关怀理念后，试验组较对照组疼痛评分低( P<0.001)；焦虑情绪评分低( P<0.001)；患者满意度更高(试验组非常满意与满意人数占84%，对照组非常满意与满意人数占50%)。结果表明，延续性自我护理教育和人文关怀理念可有效缓解患者焦虑情绪、疼痛感觉，可避免不必要的医疗纠纷，提高患者满意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