患者男性,61岁,因扩张型心肌病、阵发性心房颤动、心力衰竭、室性心动过速发作安置单腔埋藏式心脏转复除颤器.术后3个月因频繁放电,常规心电图发现心房起搏心律、胸部X线显示电极脱位至心房,程控确认为感知心房颤动波而导致频繁误电击治疗.经行原电极拔除,重置一新电极后患者症状消失.

目的 探讨冠状动脉(冠脉)痉挛合并阻塞性狭窄患者的临床特点及支架植入对其预后的影响.方法 采用回顾性观察性研究方法,选取南京江北医院2009年6月至2021年6月入院诊断冠脉痉挛综合征(CASS)的患者44例,根据冠脉造影(CAG)检查结果中,痉挛冠脉是否存在直径≥50％的狭窄,分为冠脉痉挛合并阻塞性狭窄组(n=24)和冠脉痉挛无阻塞性狭窄组(n=20),观察药物治疗或联合支架植入的疗效,随访观察主要不良心血管事件(MACE)或死亡情况.结果 冠脉痉挛合并阻塞性狭窄组与不合并阻塞性狭窄组性别、年龄、危险因素(高血压、糖尿病、酗酒、吸烟)、实验室检查指标[血糖(Glu)、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LDL-C)、总胆固醇]、心肌损伤标志物[心肌肌钙蛋白T(cTnT)、肌酸激酶同工酶CK-MB)]峰值、射血分数(EF)、心电图下壁ST段抬高比例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冠脉痉挛合并阻塞性狭窄24例中,5例(20.83％)药物治疗,19例(79.17％)行PCI[其中15例(78.95％)在痉挛伴狭窄冠脉实施,4例(21.05％)在非痉挛冠脉实施].痉挛冠脉无狭窄20例中,16例右冠脉(RCA)痉挛(其中13例RCA完全正常伴痉挛,3例伴20％～30％狭窄),4例左前降支(LAD)痉挛(2例完全正常,2例伴30％～40％狭窄),仅1例(5.00％)在非痉挛冠脉行PCI.冠脉痉挛合并阻塞性狭窄组随访24～129(64.13±29.80)个月,心绞痛复发4例,支架内狭窄1例,1例支架极晚期血栓导致急性心肌梗死行紧急PCI.冠脉痉挛无狭窄组随访30～168(64.75±32.54)个月,心绞痛复发7例,死亡1例,两组MACE的发生率(25.00％vs 40.00％)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 冠脉痉挛合并阻塞性狭窄患者可选择药物联合支架植入治疗,能取得良好预后,但应在腔内影像指导下实施.

心房颤动(简称"房颤")是一种常见的心律失常疾病,其治疗以节律控制为关键目标.针刺内关穴能够使房颤转复窦性心律、缩短房颤持续时间、缓解临床症状,对房颤治疗具有多方面的积极作用;其机制可能与良性调节心脏自主神经、双向调节心率、改善心肌结构重构及电生理重构等作用有关.通过对针刺内关穴治疗房颤的相关临床与机制研究进行评述,为针刺内关穴对房颤节律控制的有效性提供依据,并为未来的相关研究方向提供思路.

心源性栓塞性卒中,简称心源性卒中,是指来自心脏和主动脉弓的心源性栓子通过循环导致脑动脉栓塞引起相应脑功能障碍的临床综合征.与其他病因所致的缺血性卒中相比,心源性卒中的病情程度相对更重、预后更差、复发率更高.其病因主要包括持续性或阵发性房颤、心力衰竭、急性冠脉综合征、卵圆孔未闭、主动脉弓粥样硬化、风湿性心脏病、人工心脏瓣膜、感染性心内膜炎、扩张性心肌病和心脏黏液瘤等.目前心源性卒中无统一的诊断标准,鉴于此,我们组织国内专家撰写了心源性卒中的诊断专家共识,基于临床特征和神经影像学特点,结合血管和心脏评估检查等要素,将心源性卒中分为"确诊的"(definite)、"很可能(probable)"和"可能的(possible)"3个等级.对于心源性卒中的治疗,在急性期治疗时间窗内进行静脉溶栓和(或)血管内治疗,以尽可能最大程度地挽救缺血半暗带,减少神经功能残疾;针对心源性卒中的不同病因采取相应的治疗措施,以预防脑卒中的复发,并积极进行神经康复治疗.

目的:了解云南省及周边高海拔地区胎儿心脏缺陷的现状及影响其妊娠结局的社会因素。方法:本研究为回顾性研究。连续纳入2017年6月至2021年1月于云南省阜外心血管病医院超声科行胎儿超声心动图检查并确诊为心脏缺陷的病例。根据胎儿心脏出生缺陷临床预后评分体系和分级标准对入选病例的预后进行评级（Ⅰ至Ⅳ级），分析比较各预后等级病例的比例及病种分布情况、妊娠结局。依据妊娠结局将病例分为继续妊娠组和终止妊娠组，采用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影响妊娠结局选择的社会因素。结果:收集到行胎儿超声心动图检查病例4 929例，4 464例（90.57%）来源于云南省及周边高海拔地区。最终纳入心脏缺陷病例2 166例，其中先天性心脏病（先心病）998例，心脏肿瘤、心肌病及心律失常93例，卵圆孔、动脉导管异常及正常变异1 075例。孕妇年龄为（29.2±5.0）岁，孕（25.6±3.8）周。预后等级为Ⅰ至Ⅳ级的例数分别为1 037例（47.88%）、620例（28.62%）、314例（14.50%）、44例（2.03%），未分级者151例（6.97%）。病种分布情况方面，正常变异和主动脉弓发育偏细分别占42.66%（924/2 166）和5.22%（113/2 166）；评级为Ⅱ级的病例中占比排名前3位的病种为室间隔缺损、主动脉缩窄和轻-中度肺动脉瓣狭窄，均为简单先心病，在所有心脏缺陷病例中占比分别为11.63%（252/2 166）、3.92%（85/2 166）和2.35%（51/2 166），在先心病病例中占比分别为25.25%（252/998）、8.52%（85/998）和5.11%（51/998）；评级为Ⅲ级、Ⅳ级病例中以复杂先心病居多，且病种较为分散，Ⅲ级中较常见的为完全型大动脉转位［占所有心脏缺陷病例的2.40%（52/2 166）、占所有先心病病例的5.21%（52/998）］和Ⅰ至Ⅲ型肺动脉闭锁合并室间隔缺损［占所有心脏缺陷病例的2.17%（47/2 166）、占所有先心病病例的4.71%（47/998）］，Ⅳ级中较常见的是单心室［占所有心脏缺陷病例的0.74%（16/2 166）、占所有先心病病例的1.60%（16/998）］和左心发育不良综合征［占所有心脏缺陷病例的0.65%（14/2 166）、占所有先心病病例的1.40%（14/998）］。成功随访1 084例，其中出生675例，终止妊娠392例，自然流产17例。预后等级Ⅰ至Ⅳ级的病例中终止妊娠者占比逐渐增加［等级内占比分别为5.24%（21/401）、27.78%（70/252）、89.54%（214/239）和95.56%（43/45）］，在终止妊娠的病例中预后等级为Ⅲ级者占比最高［54.59%（214/392）］；终止妊娠病例中病种分布主要为复杂先天畸形或预后极差的病种（Ⅲ、Ⅳ级），可见正常变异或预后好的Ⅰ、Ⅱ级病例［在终止妊娠病例中占比分别为5.36%（21/392）和17.86%（70/392）］。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低学历（高中及以下： OR=2.73，95% CI 1.26~5.93， P<0.001；文盲： OR=3.27，95% CI 1.29~7.10， P<0.001）和低家庭收入（年收入<10万元： OR=2.47，95% CI 1.69~5.12， P<0.001）是选择终止妊娠的影响因素。 结论:云南省及周边高海拔地区心脏出生缺陷胎儿中，病种分布以简单或低危病种为主，但复杂畸形特别是预后差的病种占比也较高；部分预后良好的病例被终止妊娠，孕妇的文化程度和家庭收入可能会影响其对心脏缺陷胎儿妊娠结局的选择。

动脉粥样硬化是一种多见于中老年的慢性进展性疾病，常累及心、脑血管，临床上动脉粥样硬化性缺血性卒中（IS）或短暂性脑缺血发作（TIA）常与冠心病（CHD）同时并存。与未合并CHD者相比，合并CHD的IS患者多数病情更严重，死亡风险更高，预后更差。本共识根据病因和临床特点，将其分为脑-心综合征、急性冠脉综合征（ACS）相关IS/TIA、动脉粥样硬化性IS/TIA与CHD共存三大类，并制订了相应的诊断标准。在急性期治疗时间窗内针对卒中进行静脉溶栓和（或）血管内治疗，针对CHD则视情形采取分期或同期颈动脉干预［颈动脉支架成形术（CAS）或颈动脉内膜剥脱术（CEA）］+心肌血运重建［冠状动脉旁路移植术（CABG）或经皮冠状动脉介入（PCI）］治疗，并进行围手术期管理。在二级预防方面给予危险因素控制和生活方式改变等措施，并积极进行心脏和神经康复治疗。

脓毒症（sepsis）是机体对感染反应失调导致的危及生命的器官功能障碍 [1]。脓毒症及其引发的后续器官功能障碍是急危重症医学领域的难点 [2]。脓毒症患者最为常见的并发症是心肌损伤导致的心功能障碍，发生率高达40%~50%，它的出现提示疾病严重程度和预后都较差，对患者生命造成严重威胁 [3]。目前脓毒症心肌损伤尚无靶向治疗措施，主要是抗感染、补液等对症支持治疗 [4,5]，患者病死率逐年递增。脓毒症心肌损伤有着极其复杂的致病机制，几乎涵盖心肌细胞病理生理学所有方面，包括促炎/抗炎反应失调、氧化应激损伤、能量缺失以及线粒体功能障碍、细胞凋亡等，目前具体发病机制仍未完全阐明。Notch信号通路是一个高度保守且广泛应用于细胞之间通讯的信号通路，对细胞的诸多生理及病理过程都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6,7]，现有研究证实Notch信号可调控脓毒症心肌损伤的发生发展。线粒体作为脓毒症心肌损伤的重要发病机制之一已得到学界公认。研究发现，Notch信号与线粒体会产生交互作用，参与脓毒症心肌损伤的发展过程。本文就Notch信号和线粒体在脓毒症心肌损伤发病机制中的交互作用做一综述，以期为脓毒症心肌损伤的诊断和治疗提供理论基础以及新的发展方向。

目的:调查民航飞行员心肌桥的检出情况及心肌桥飞行员心室复极是否存在异常，探讨心肌桥对心室复极的影响。方法:采用回顾性研究，分析2019年≥40岁的民航飞行员次极量平板运动试验资料。排除患有影响心室复极的心血管疾病者。测定飞行员运动前静息心电图及运动结束后1 min QT间期，计算QT间期离散度（QT dispersion，QT d）。根据是否检出心肌桥分为心肌桥组和对照组，对比分析心肌桥组与对照组飞行员的平板运动试验阳性率及室性早搏发生率。对行24 h动态心电图检查者，统计分析QT/RR斜率。 结果:共有243例飞行员纳入研究，其中男性242例，女性1例。243例民航飞行员中检出心肌桥27例，主要见于左冠状动脉前降支（25/27，92.6%）；17例行24 h动态心电图检查，其中心肌桥组6例，对照组11例。心肌桥组飞行员总飞行时间多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Z=2.29， P=0.022）；次极量平板运动试验的阳性率或可疑阳性率及室性早搏的发生率均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χ2=52.74、5.78， P<0.001、=0.016）；平板运动试验恢复1 min后QT d延长大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Z=-2.20， P=0.028）；24 h室性早搏的平均发生次数、QT e/RR斜率和QT a/RR斜率高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t=2.37、4.26、2.51， P=0.034、<0.001、=0.024）。 结论:飞行员心肌桥可能导致心室复极时间延长，易发生室性心律失常。平时航空卫生保障工作中应重视心肌桥飞行员的体检和飞行适应性评定，尤其要加强对心室复极异常飞行员的日常健康管理，以确保飞行安全。

患者男性，21岁。因皮疹1年、水肿2个月收入北京协和医院风湿免疫科。诊断系统性红斑狼疮（SLE），累及肾脏、心脏、血液系统，血红蛋白70 g/L，血小板计数47×10 9/L，血肌酐586 μmol/L，24 h尿总蛋白8.2 g。心脏超声示心肌病变、左心室收缩功能减低、重度肺高压。予甲泼尼龙冲击（1 g，1次/d，3 d，静脉滴注）效果不佳，出现少尿、恶性高血压，外周血涂片见破碎红细胞，考虑继发血栓性微血管病（TMA）。血浆置换后可短暂缓解，但TMA仍反复发作，查血管性血友病因子裂解酶（ADAMTS 13）活性为100%，ADAMTS 13抑制物阴性。予利妥昔单抗（100 mg，1次/周，4周，静脉滴注）、甲泼尼龙（0.5 g，1次/d，3 d，静脉滴注），病情缓解。3个月随访时血红蛋白91 g/L，血小板计数223×10 9/L，血肌酐283 μmol/L。SLE继发TMA时需评估ADAMT 13，其活性正常的患者治疗反应差。早期、积极治疗获得原发病缓解是关键，血浆置换有助于病情控制。

白细胞介素-6(IL-6)能修复多种组织损伤。IL-6信号通路中的关键转录因子——信号转导及转录活化因子3 (STAT3) 具有保护心脏的功能。研究发现，IL-6通过介导STAT3信号传导通路(IL-6/STAT3信号传导通路)，在心脏创伤、心肌炎、心脏衰竭等多种心脏疾病造成的损伤中发挥促进心脏修复的作用。深入研究IL-6/STAT3信号传导通路对心脏疾病有积极的治疗意义，现就该通路在心脏修复中的作用进展进行综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