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究分化型甲状腺癌(DTC)术后首次131I清除残余甲状腺组织(简称清甲)患者的疗效反应及与血清抗甲状腺球蛋白抗体(a-TgAb)、甲状腺球蛋白抗体(TgAb)水平的相关性.选取2021年1月-2022年12月接受治疗的DTC患者98例纳入研究,分析术后首次131I清甲治疗效果,并根据治疗效果进行分组,对患者进行6个月随访.比较组间a-TgAb、TgAb水平差异,分析影响患者疗效的因素.98例DTC患者首次清甲后,清甲成功51例,成功率为52.04％.治疗前血清a-TgAb、TgAb水平比较,治疗有效组低于治疗无效组(P＜0.05),与治疗前相比较,治疗后两组血清a-TgAb、TgAb水平均较同组降低,且治疗有效组低于治疗无效组(P＜0.05).经单因素分析,治疗有效组和治疗无效组在BMI、病灶最大径、术后是否存在转移方面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但在性别、年龄、清甲治疗时间、TNM分期方面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多因素分析显示:a-TgAb、TgAb、病灶最大径、术后转移均会影响患者的疗效(P＜0.05).ROC曲线分析显示,a-TgAb、TgAb及两者联合检测对患者治疗无效的预测价值其AUC值分别为0.867、0.867、0.949(P＜0.05).DTC患者术后首次131I清甲的效果与其血清a-TgAb和TgAb水平、病灶最大径、术后转移有关,且血清a-TgAb和TgAb水平及其联合检测对患者治疗无效具有-定预测价值.

目的:表达和纯化人A组G1P[8]轮状病毒VP7蛋白(G1 VP7)；制备VP7多克隆抗体并进行抗体功能鉴定。方法:利用杆状病毒系统表达G1 VP7蛋白，通过亲和层析法进行蛋白纯化。将纯化后的G1 VP7蛋白免疫新西兰大白兔制备兔多抗血清，纯化得到G1 VP7兔多抗。通过免疫印迹(Western blot, WB)、酶联免疫吸附(ELISA)和免疫荧光试验进行多抗功能验证。结果:利用杆状病毒表达系统获得人A组G1P[8]轮状病毒可溶VP7蛋白，并且G1 VP7蛋白主要以三聚体形式存在；制备得到G1 VP7多抗，ELISA结果显示VP7多抗具有较高的效价；WB和ELISA实验表明VP7多抗能够识别多个G型轮状病毒的VP7；免疫荧光试验结果进一步显示G1 VP7多抗可以结合不同A组轮状病毒，包括Wa株(基因型G1P[8])、DS-1(基因型G2P[4])、SA11(基因型G3P[2])、人G9P[8]株。此外，双夹心ELISA初步结果显示包被VP7多抗可以检测到轮状病毒临床样本。结论:本研究成功得到可溶G1 VP7蛋白并制备VP7多抗；G1 VP7多抗可以结合多种G型轮状病毒，为不同G型轮状病毒检测方法的建立奠定基础。

目的:分析抗黑色素瘤分化相关基因5(MDA5)抗体阳性皮肌炎患者的肌肉FDG代谢、肿瘤发生率以及肺间质性改变在 18F-FDG PET/CT的影像特征及其鉴别抗MDA5抗体阳性皮肌炎的价值。 方法:回顾性分析2016年6月至2019年7月在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接受 18F-FDG PET/CT检查的75例(34例抗MDA5抗体阳性，41例抗MDA5抗体阴性)皮肌炎患者[男21例、女54例，年龄(52.3±14.3)岁]和30名健康对照者[男10名、女20名，年龄(53.5±11.8)岁]的影像和临床资料，测定并计算肌肉SUV max及肌肉SUV max平均值(mSUV max)；统计皮肌炎患者合并肿瘤性病变的情况；测定皮肌炎合并间质性肺炎患者肺炎病灶的SUV max。采用两独立样本 t检验、单因素方差分析、SNK检验和 χ2检验分析数据；行ROC曲线分析肌肉mSUV max鉴别抗MDA5抗体阳性皮肌炎的诊断效能。 结果:健康对照者、抗MDA5抗体阳性和抗MDA5抗体阴性皮肌炎患者的肌肉mSUV max分别为0.39±0.05、0.66±0.21和0.87±0.29( F＝39.93, P<0.001)；皮肌炎患者的肌肉mSUV max均高于健康对照者( q值：6.76、12.63，均 P<0.001)；抗MDA5抗体阴性患者高于抗MDA5抗体阳性患者( q＝5.79， P<0.001)。ROC AUC为0.74，当肌肉mSUV max取最佳阈值0.75时，在皮肌炎中鉴别出抗MDA5抗体阳性的准确性为74.7%(56/75)。抗MDA5抗体阴性患者中，恶性肿瘤6例(14.6%，6/41)；抗MDA5抗体阳性患者中，无恶性肿瘤病例(0/34; χ2＝5.41， P＝0.020)。抗MDA5抗体阴性伴发间质性肺炎11例(26.8%, 11/41)，抗MDA5抗体阳性伴发间质性肺炎33例(97.1%, 33/34; χ2＝37.81， P<0.001)；抗MDA5抗体阳性患者肺炎FDG代谢高于抗MDA5抗体阴性患者(SUV max：3.65±1.83和2.38±1.27； t＝2.13， P＝0.039)。 结论:抗MDA5抗体阳性皮肌炎患者的肌肉FDG代谢高于健康对照者，但低于抗MDA5抗体阴性患者。抗MDA5抗体阳性患者肿瘤性病变发生率低于抗MDA5抗体阴性患者。抗MDA5抗体阳性患者发生间质性肺炎的比例和严重程度均高于阴性患者。 18F-FDG PET/CT对于鉴别抗MDA5抗体阳性皮肌炎具有一定价值。

目的:分析自身免疫性脑炎（AE）患者短期预后的危险因素，并评估其预测价值。方法:收集2016年3月至2021年1月于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及福建省神经医学中心诊治的81例AE患者资料进行回顾性分析。根据患者出院时的临床表现，采用改良Rankin评分量表（mRS）将AE患者分为预后良好组（mRS≤2分，48例）和预后不良组（mRS>2分，33例），比较2组患者的基本人口学资料、主要临床表现、头颅磁共振和脑电图，以及血液和脑脊液（CSF）检测指标。采用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AE患者短期预后的危险因素，并通过受试者工作特征（ROC）曲线评估其预测效能。结果:与预后良好组比较，预后不良组患者的住院时间较长（ P<0.05），入院病情严重、精神行为异常、异常脑电图δ波和δ刷比例较高（ P均<0.05）。2组间血白细胞计数、中性粒细胞计数、淋巴细胞计数、单核细胞计数、C反应蛋白、降钙素原、丙氨酸氨基转移酶、天冬氨酸氨基转移酶、乳酸脱氢酶、肌酸激酶、肌酸激酶同工酶、载脂蛋白A1/B、Ca 2+、Na +、阴离子间隙、CSF寡克隆带、CSF-IgG指数和血清抗体滴度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均<0.05）。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入院病情严重（ OR=1.816，95% CI 1.250~2.639， P=0.002）、血清降钙素原（ OR=1.345，95% CI 1.008~1.794， P=0.044）、血清抗体滴度（ OR=1.422，95% CI 1.071~1.888， P=0.015）、CSF-IgG指数（ OR=1.802，95% CI 1.035~3.138， P=0.037）和阴离子间隙（ OR=1.640，95% CI 1.191~2.259， P=0.002）是AE患者短期预后的危险因素，5项指标联合预测AE短期预后的ROC曲线下面积为0.920（95% CI 0.834~0.971），敏感度83.87%，特异度88.37%。 结论:入院病情严重、血清降钙素原、血清抗体滴度、CSF-IgG指数和阴离子间隙是AE患者短期预后的独立危险因素，5项指标联合可较好地预测患者短期预后。

目的:探究克罗恩病患者抗肿瘤坏死因子-α(TNF-α)单克隆抗体(简称单抗)治疗中发生原发性失应答(PNR)的独立危险因素并构建预测模型。方法:纳入2018年12月1日至2022年7月31日于武汉大学人民医院行抗TNF-α单抗治疗的103例克罗恩病患者(建模组)，选择武汉大学中南医院同期行抗TNF-α单抗治疗的109例克罗恩病患者(验证组)。收集所有患者首次行抗TNF-α单抗治疗前的基线临床资料，包括C反应蛋白(CRP)、简化克罗恩病活动指数(CDAI)、克罗恩病改良乘数简化内镜评分(MM-SES-CD)等。采用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筛选克罗恩病患者抗TNF-α单抗治疗中发生PNR的独立危险因素并构建列线图预测模型。通过比较受试者操作特征曲线(ROC)的曲线下面积(AUC)，计算净重新分类指数(NRI)、综合判别改善指数(IDI)，以及决策曲线分析(DCA)评估预测模型的预测效能和临床应用价值。统计学方法采用DeLong检验。结果: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基线CRP较高[ OR＝1.030，95%置信区间(95% CI) 1.002~1.059]、高简化CDAI( OR＝1.399，95% CI 1.023~1.913)和高MM-SES-CD( OR＝1.100，95% CI 1.025~1.181)为克罗恩病患者抗TNF-α单抗治疗中发生PNR的独立危险因素( P＝0.033、0.036、0.008)。ROC分析显示，CRP、简化CDAI、MM-SES-CD、预测模型在建模组和验证组的AUC分别为0.697(95% CI 0.573~0.821)、0.772(95% CI 0.666~0.879)、0.819(95% CI 0.725~0.912)、0.869(95% CI 0.786~0.951)、0.856(95% CI 0.756~0.955)，预测模型在建模组的AUC大于CRP和简化CDAI，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Z＝3.00、2.75， P＝0.003、0.006)，与MM-SES-CD和验证组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但建模组预测模型相对MM-SES-CD的NRI与IDI分别为0.205(95% CI 0.002~0.409， P＝0.048)和0.098(95% CI 0.022~0.174, P＝0.011)，提示预测模型的预测能力较MM-SES-CD更佳。DCA显示，预测模型在建模组和验证组中均有较大的临床获益。 结论:基于克罗恩病患者抗TNF-α单抗治疗中发生PNR的独立危险因素成功构建了预测模型，经验证，该预测模型具有良好的预测效能和较大的临床获益。

目的:评价维奈克拉单药或联合CD20单克隆抗体（单抗）治疗复发/难治性慢性淋巴细胞白血病（R/R CLL）的安全性。方法:检索PubMed、Embase、中国知网、万方医学网、维普网、中国生物医学文献数据库以及ClinicalTrials.gov、美国食品药品监理局和欧洲药品管理局等网站，收集结局指标包含安全性的维奈克拉单药或联合CD20单抗治疗R/R CLL的临床研究，提取安全性相关数据，采用R软件进行meta分析，效应量为相对风险比（ RRR）及其95%置信区间（ CI）。 结果:共纳入9项研究，全部为单臂临床研究（前瞻性研究8项，回顾性研究1项），共纳入819例患者，其中单药组719例，联合用药组100例。维奈克拉单药或联合CD20单抗最常见的不良事件为血液系统不良事件，3~4级中性粒细胞缺乏、血小板减少和贫血发生的风险分别为46.96%（95 %CI：40.27%~53.76%）、20.46%（95 %CI：14.79%~27.59%）和15.31%（95 %CI：10.30%~22.15%）。其他3~4级不良事件主要包括感染[17.79%（95 %CI：15.15%~20.77%）]、肿瘤溶解综合征[3.00%（95 %CI：1.75%~5.09%）]、高血糖[5.98%（95 %CI：3.80%~9.29%）]和低钾血症[4.27%（95 %CI：2.54%~7.08%）]。因为不良事件，28.82%（95 %CI：16.56%~45.24%）的患者中断维奈克拉治疗≥1次，17.19%（95 %CI：10.96%~25.94%）的患者降低维奈克拉剂量，9.56%（95 %CI：7.64%~11.89%）的患者永久停用维奈克拉，1.90%（95 %CI：0.86%~4.17%）的患者死亡。接受维奈克拉联合CD20单抗治疗的患者3~4级中性粒细胞减少发生风险和维奈克拉减量风险明显高于单用维奈克拉患者(57.00%比41.69%， RRR=1.36，95 %CI：1.12~1.66；38.18%比14.97%， RRR=2.55，95 %CI：1.48~4.39)。 结论:维奈克拉治疗R/R CLL的不良事件主要为血液系统不良事件，3~4级中性粒细胞减少发生风险超过40%。联用CD20单抗后，除3~4级中性粒细胞减少和因不良事件导致维奈克拉减量的风险明显增加外，其他不良事件发生风险并未增加。

患者男，61岁，因"腹胀、腹泻伴右下腹疼痛1个月"于2017年5月8日就诊。既往体健，吸烟史10年(平均20支/d)，饮酒史8年(平均100 ml/d)，一妹妹有乳腺癌病史。初诊时腹部CT示，回盲部占位性病变，肠系膜淋巴结肿大。癌胚抗原(carcinoembryonic antigen, CEA)7.29 ng/ml。5月21日行剖腹探查+右半结肠切除+腹腔淋巴结清扫+末段回肠横结肠吻合术。术后病理诊断：(结肠)黏液腺癌，部分呈印戒细胞癌，侵及肠壁全层。免疫组化染色：癌细胞错配修复蛋白同源物1(mutL protein homolog 1, MLH1)、减数分裂后分离增强蛋白2弱阳性，错配修复蛋白同源物2(mutS protein homolog 2, MSH2)、错配修复蛋白同源物6阴性，Ki－67指数约为70%，肠周淋巴结可见转移癌(5/17)。术后病理分期为T3N2aM0 ⅢB期。术后3个月复查肿瘤标志物CEA，在正常范围。6—12月接受奥沙利铂+卡培他滨方案辅助化疗8个周期。末次化疗后3个月(2018年3月6日)常规复查腹部增强CT，见腹主动脉旁增大淋巴结，转移不除外。进一步行正电子发射计算机断层显像(positron emission tomography－computed tomography, PET－CT)检查，示腹腔多发增大淋巴结，代谢异常增高，考虑转移(图1)。患者当时无特殊不适症状，未接受进一步治疗。2018年6月患者开始出现腰腹部疼痛并逐渐加重，伴体重减轻，口服阿片类止痛药物症状缓解。8月21日行腹部增强CT检查，示吻合口周围肠管扩张，腔内积液，并可见气液平面，考虑肠梗阻；腹主动脉旁淋巴结较前明显增大，局部呈肿块样改变，与邻近降主动脉及脊柱分界不清(图2)。对手术标本进行基因检测，结果提示为微卫星高度不稳定(high frequency microsatellite instability, MSI－H)，肿瘤突变负荷为36.67个/Mb，检测到MLH1 K196fs、MSH2 Y757X基因突变，未检测到Kirsten大鼠肉瘤病毒癌基因同源物、神经母细胞瘤RAS病毒癌基因同源物、鼠类肉瘤病毒癌基因同源物B基因突变。遗传性肿瘤变异基因检测未见致病性胚系突变。患者入组了恩沃利单抗纳米抗体Ⅰb期临床试验，于9月3日开始接受恩沃利单抗治疗，180 mg(2.5 mg/kg体重)，皮下注射，每周1次。11月21日(治疗后3个月)首次疗效评价达部分缓解(partial remission, PR)。之后恩沃利单抗维持治疗2年，末次用药日期为2020年10月12日，后停药观察，维持PR，截至影像学末次疗效评价日期(2022年7月20日)依然未见复发(图2)，期间未出现明显的免疫治疗相关不良反应。

表皮生长因子受体(EGFR)在多种恶性肿瘤的发生、发展中有重要作用，目前针对EGFR的分子靶向治疗方兴未艾。分子影像可在体揭示EGFR表达状态与突变情况，可利用核素标记靶向EGFR的分子探针进行显像，其中以 11C标记酪氨酸激酶抑制剂研究为主。利用PET对EGFR表达与突变情况在体可视化，可无创筛选适合靶向治疗的患者及评价疗效。该文对上述探针的临床研究及临床试验进行综述，总结其临床价值，为未来进一步转化和应用提供依据。

SLE是一种累及全身的自身免疫病，异常自身抗体可致全身多器官损害。细胞外囊泡作为广泛存在的一类细胞间通讯方式，在对SLE的发生发展有着重要作用。细胞外囊泡内部的核酸可作为自身抗原，其表面的磷脂参与免疫复合物的形成，细胞外囊泡还可调节炎性反应、促进高凝状态并致内皮损伤，而体外细胞外囊泡输注或可成为治疗SLE的有效途径。本研究针对细胞外囊泡在SLE起病中的作用及其诊疗价值做一综述，为后续相关研究及临床应用提供参考。

细胞因子是免疫原、丝裂原或其他刺激剂诱导多种细胞产生的，能在细胞间传递信息、具有免疫调节和效应功能的低分子量可溶性蛋白质。目前常用的细胞因子检测方法包括生物活性检测法、免疫学检测法和分子生物学方法。细胞因子参与了众多自身免疫病的发生发展，不仅可以作为疾病重要的生物标志物，还能够用于不同自身免疫病的鉴别诊断，是疾病临床过程监测及预后的重要靶点。此外，针对细胞因子的抗体和小分子抑制剂被逐步应用于临床，也为自身免疫病提供了更安全有效的治疗策略。本文论述了不同细胞因子在自身免疫病中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