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探讨mFOLFOX7方案全身化疗联合卡瑞利珠单克隆抗体和阿帕替尼治疗肝细胞癌合并Vp4型门静脉癌栓的疗效。方法:采用单臂、开放、探索性临床研究方法。收集2021年4月至2023年10月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收治的15例肝细胞癌合并Vp4型门静脉癌栓患者的临床病理资料；男14例，女1例；年龄为48（33~67）岁。患者均行mFOLFOX7方案+卡瑞利珠单克隆抗体+阿帕替尼治疗。观察指标：（1）临床疗效。（2）生存情况。偏态分布的计量资料以 M（范围）表示。计数资料以绝对数或百分比表示。 结果:（1）临床疗效。15例患者均行mFOLFOX7方案+卡瑞利珠单克隆抗体+阿帕替尼治疗。根据实体瘤反应评价标准v1.1评估，15例患者客观缓解占比为10/15，完全缓解占比为1/15，部分缓解占比为9/15，疾病控制占比为15/15；中位无进展生存时间和中位总生存时间均未达到（>9个月）。根据改良实体瘤反应评价标准评估，15例患者客观缓解占比为12/15，完全缓解占比为6/15，部分缓解占比为6/15，疾病控制占比为15/15；中位无进展生存时间和中位总生存时间均未达到（>9个月）。15例患者中，7例成功转化（手术转化占比为7/15，均实现R 0切除），6例转化失败，2例尚在转化治疗。7例成功转化患者中，5例病理学完全缓解；1例主要病理学缓解，90%肿瘤坏死；1例影像学检查完全缓解，但在继续观察中肝脏出现多处新发病灶，予以手术切除，组织病理学检查证实有肝内多发转移。15例患者治疗相关不良反应发生占比为13/15，其中≥3级不良反应发生占比为7/15，包括腹泻（3/15）、中性粒细胞减少（2/15）、血小板减少（2/15）和丙氨酸转氨酶增高（2/15）。同1例患者可发生≥1种不良反应。患者均经对症治疗后好转。（2）生存情况。15例患者均获得随访，随访时间为13.0（2.0~31.0）个月。随访期间3例患者死亡，其中1例为部分缓解，发生上消化道出血死亡，生存时间为7.5个月；1例为肝内多发转移，肿瘤>70%肝体积，生存时间为9.5个月；1例为肝脏多发肿瘤合并双肺转移，达到部分缓解，病情进展后死亡，生存时间为13.5个月。7例行手术患者术后随访时间为14.0（2.0~25.0）个月。7例患者中，1例术后20.0个月复发，6例至随访截止时间均无复发（3例治疗结束进入随访观察），最长生存时间为31.0个月。 结论:mFOLFOX7方案全身化疗联合卡瑞利珠单克隆抗体和阿帕替尼治疗肝细胞癌合并Vp4型门静脉癌栓安全、可行。

小细胞肺癌(SCLC)属于恶性程度高的神经内分泌肿瘤，侵袭性强，可迅速进展，是肺癌的一种特殊类型。SCLC对放疗和化疗敏感，多年来，放化疗一直是SCLC的主要一线治疗手段，但治疗后极易耐药，因此抗血管生成治疗的研究受到关注。目前，抗血管生成药物主要聚焦于单克隆抗体(如贝伐单抗)、内源性血管生成抑制剂(如恩度)、抗血管生成融合蛋白(如阿柏西普)和小分子酪氨酸激酶抑制剂(如安罗替尼等)4类。但抗血管生成药物的研究和临床应用还存在一些瓶颈，探索更好的联合治疗方案和有效的双领域、多靶点药物是努力的正确方向。

肝细胞癌（HCC）分子靶向药物及免疫检查点抑制剂（ICIs）治疗已成为不可切除HCC一线治疗方案及根治性治疗高复发风险患者抗复发治疗的选择之一。一线分子靶向药物联合ICIs治疗或双免治疗的中位总生存期、客观缓解率均较单一靶向药物显著改善。HCC靶向及免疫治疗适用于Child-Pugh A～B级患者，靶向药物所致肝损伤包括转氨酶、胆红素异常，严重者可发生低蛋白血症、腹水等。ICIs相关性肝炎多发生于1～3个疗程（4～12周），其治疗可应用糖皮质激素，必要时加用吗替麦考酚酯等免疫抑制剂治疗，肝功能复常后可根据全身状况及肿瘤治疗需求选择不同作用机制靶向药物及ICIs治疗。

目的:探究 125I-RSOAds-hTERT/PSA溶瘤腺病毒对前列腺癌靶向治疗作用以及对肿瘤微环境的影响。 方法:采用PCR扩增技术及双酶切连接技术构建 125I-RSOAds-hTERT/PSA溶瘤腺病毒( 125I-病毒复合物)。通过缺口末端标记法(TUNEL)染色，流式细胞实验以及Caspase-3的免疫印迹实验分别从体内和体外检测 125I-病毒复合物对前列腺癌细胞的杀伤作用。通过酶联免疫吸附实验(ELISA)法检测人前列腺癌细胞株PC3和小鼠前列腺癌细胞株RM-1培养上清液及血清中的白介素2(IL-2)、IL-10、肿瘤坏死因子α(TNF-α)、γ干扰素(IFN-γ)等的分泌水平，探究 125I-病毒复合物对瘤组织细胞因子分泌水平的影响。通过免疫组织化学法以及免疫荧光实验探究 125I-病毒复合物对前列腺癌组织及癌细胞中CD24、CD44以及前列腺干细胞抗原(PSCA)表达的调节，同时检测瘤组织中CD32和血管内皮生长因子(VEGF)表达水平，以及CD4＋、CD8＋和巨噬细胞浸润情况。 结果:125I-病毒复合物体内、体外均可显著诱导癌细胞凋亡，同时显著高于 125I组和病毒复合物组。同时IL-2( t＝-183.30、-38.20， P<0.05)、IL-10( t＝113.80、92.71， P<0.05)、TNF-α( t＝-73.20、-73.91， P<0.05)、IFN-γ( t＝-65.37、-139.70， P<0.05)在体内体外含量均升高。 125I-病毒复合物可降低癌细胞及癌组织中CD24、CD44以及PSCA表达，减小癌组织重量( t＝8.55， P<0.05)，抑制癌组织血管生成，同时调节肿瘤组织中免疫反应。 结论:125I-病毒复合物溶瘤腺病毒对前列腺癌靶向可显著杀伤癌细胞，减少癌组织重量和血管生成，同时改善肿瘤微环境。

目的:探讨抗程序性死亡受体配体1（PD-L1）单抗阿替利珠单抗联合抗血管生成药物及化疗治疗三阴性乳腺癌（TNBC）脑膜转移的效果。方法:回顾性分析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2020年11月收治的1例合并脑、脑膜转移TNBC患者的临床资料。治疗方案为阿替利珠单抗、贝伐珠单抗联合含铂双药化疗。按实体瘤疗效评价标准1.1以及患者中枢神经系统（CNS）症状的缓解情况及脑脊液细胞学评价临床疗效，并结合文献复习。结果:经过联合治疗，患者颅内病灶、CNS症状明显缓解，持续缓解时间达到7个月，超过了既往文献报道的TNBC脑膜转移患者的平均无进展生存时间，且未见明显不良反应。结论:对于合并脑、脑膜转移的TNBC患者，化疗基础上联合靶向PD-L1的免疫治疗及抗血管生成治疗有望改善患者的CNS症状，提高患者生命质量。

抗血管内皮生长因子(VEGF)治疗应用于眼底新生血管疾病领域以来，在提高视力、稳定疾病病变和在某些情况下逆转疾病方面显示了卓越的效果。但抗VEGF治疗需要频繁玻璃体内注射给药，患者治疗负担重，长期疗效受影响。前期临床研究发现，调控血管生成素(Ang)/含免疫球蛋白样环和上皮生长因子样域酪氨酸激酶(Tie)通路在眼底新生血管疾病的治疗中有较好的效果。目前已发布了3个Ang/Tie通路阻断药物治疗眼底新生血管疾病的临床研究数据，其中靶向VEGF-A和Ang-2的双特异性免疫球蛋白G1抗体faricimab进入了Ⅲ期临床试验并达到终点，faricimab的2种延长治疗间隔(12周和16周)的给药方案均被证实有效。本文基于已发表的研究报告，就调控Ang/Tie通路在眼底新生血管性疾病治疗中的作用及临床应用作一综述，总结分析Ang/Tie通路的作用机制以及未来药物的应用前景。

晚期胆道肿瘤患者中位生存期不足1年，化疗仍然是其主要治疗手段。近年来，新型分子靶向疗法和免疫疗法在晚期胆道肿瘤领域得以广泛研究。其中，成纤维细胞生长因子受体抑制剂、抗血管生成药物、c-Met抑制剂等新药治疗晚期胆道肿瘤获得了令人鼓舞的疗效。免疫检查点抑制剂和双功能免疫新药为晚期胆道肿瘤患者的治疗带来了希望。一些在研Ⅲ期临床研究有望改变晚期胆道肿瘤临床治疗现状，为患者带来更多生存获益。

铜是生命体重要的微量元素之一,铜缺乏和铜过载均会对细胞造成损害,因此,细胞内的铜含量维持在一个合理的范围内十分重要.铜死亡是被确立的一种新型独立的程序性细胞死亡方式,主要是线粒体功能受损,细胞中铜过载会导致三羧酸循环中的酯酰化蛋白异常寡聚,铁-硫簇蛋白丢失,造成蛋白毒性应激反应,从而破坏细胞内稳态引发铜死亡.肝细胞癌(HCC)中的铜浓度高于正常是铜死亡发生的条件之一.铜死亡在HCC发生发展中至关重要,对促进血管生成、免疫逃逸、调节经典信号通路以及诱导其他细胞死亡方式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铜死亡影响细胞稳态、参与调节多种生物学过程;在HCC免疫微环境中,生物信息学分析揭示了铜死亡与CD8+T细胞、滤泡树突细胞、T辅助细胞等免疫细胞浸润具有相关性,其分子调控机制在克服靶向药物的耐药性中具有潜力,包括抗PD-L1的免疫逃逸、抗索拉非尼耐药性等.铜离子载体双硫仑可激活其他细胞死亡程序,增强了 HCC治疗的敏感性及克服耐药性,铜纳米颗粒联合铜离子载体的抗肿瘤策略具有发展前景.基于铜死亡相关基因建立HCC预后模型存在优势,但仍需要进一步的机制研究和临床验证.综上,笔者就铜死亡在HCC发病机制中的重点进展和关注点进行总结和论述,以期为相关研究提供参考.

DNA损伤引发细胞启动一系列DNA损伤应答(DNA damage response,DDR),包括DNA损伤修复、细胞周期检查点激活、细胞周期阻滞、各种细胞内信号转导途径的活化和细胞凋亡等.DNA损伤修复(DNA damage repair)是细胞维持基因组稳定性的重要机制,于2015年获得诺贝尔化学奖.DNA损伤修复途径主要包括:碱基切除修复(base-excision repair,BER)、核苷酸切除修复(nucleotide excision repair,NER)、错配修复(mismatch repair,MMR)、同源重组(homologous recombi-nation,HR)和非同源末端连接(non-homologous end joining,NHEJ)等,分别在DNA单链断裂(sin-gle-strand break,SSB)或双链断裂(double-strand break,DSB)等损伤修复中发挥重要作用.DNA损伤修复缺陷与肿瘤发生发展密切相关,同时也是肿瘤治疗的重要靶点.DNA损伤修复通路的多聚ADP核糖聚合酶(poly-ADP-ribose polymerase,PARP)与乳腺癌易感基因BRCA1/2等存在合成致死(synthetic lethality)作用,使PARP抑制剂(PARP inhibitor,PARPi)成为第一个也是目前唯一上市的肿瘤治疗合成致死靶药.PARPi在卵巢癌及多种实体瘤治疗中疗效良好,使DNA损伤修复及相关DDR通路的合成致死靶药研发成为热点,其他在研靶点主要包括:共济失调毛细血管扩张突变蛋白(ataxia telangiectasia-mutated protein,ATM)、共济失调毛细血管扩张与 RAD3 相关蛋白(ataxia telangiectasia and Rad3 related protein,ATR)、DNA 依赖性蛋白质激酶催化亚单位(DNA-dependent protein kinase catalytic subunit,DNA-PKcs)、细胞周期检测点激酶 1(checkpoint kinase1,CHK1)、细胞周期检测点激酶2(checkpoint kinase 2,CHK2)、阻止有丝分裂的蛋白质激酶WEE1等.PARPi与其他DDR靶药、抗血管生成药物及免疫检查点抑制剂的联用,有可能成为克服PARPi耐药、提高疗效的有效手段和发展前景.本文针对DNA损伤修复及相关DDR通路的关键分子和潜在肿瘤治疗靶点进行综述,阐述了 DNA损伤修复相关通路的合成致死靶点研究及在卵巢癌的应用和前景,为基础研究及临床应用提供指导.

烟雾病是一种慢性进展性脑血管疾病,其特征为双侧颈内动脉末端及其主要分支的渐进性闭塞以及颅底异常血管网的形成.烟雾病是青年卒中的主要病因之一,但其发病机制尚未明确,可能与遗传、免疫、炎症等多种因素有关.作为烟雾病的主要易感基因,环指蛋白213(ring finger protein 213,RNF213)基因在疾病的进展和预后中起着关键作用.尽管目前的RNF213基因编辑动物模型未能完全模拟出烟雾病的典型病理改变,但现有研究揭示了RNF213在血管生成、炎症反应及免疫调节中的重要作用.RNF213基因突变影响内皮细胞和平滑肌细胞的功能,可能与烟雾病中的血管重构密切相关.此外,RNF213还参与包括抗感染反应在内的多种细胞生物学过程,这些过程可能与烟雾病的发病机制关联.综上所述:RNF213基因不仅在烟雾病的发生发展中发挥多重作用,也是未来治疗策略研究的关键靶点.本文旨在综述RNF213基因的多功能性及其在烟雾病发病机制中的作用,以期为深入理解该疾病提供新的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