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了解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暴发流行对HIV感染者卫生需求影响，为政府和感染者社区快速制定应对措施提供参考依据。方法:于2020年2月5-10日，通过网络招募年满18周岁并已开始服用抗反转录病毒药物（ARV）的HIV感染者参加网络匿名调查，了解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流行期间，受访者在预防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获取HIV防治相关服务和心理支持需求等方面的信息。结果:调查共收集1 014份来自全国各省的HIV感染者的调查问卷，93.79%的调查对象表示自己所在的社区提供了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预防信息，同时更加关心HIV感染者相关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预防措施以及防护品短缺问题；32.64%的调查对象表示自己现有的ARV不足以满足交通和旅行管制期间的需求，其中部分感染者在未来1个月面临断药风险。湖北省需要补充药物的HIV感染者中，64.15%的人表示因为"封锁和行动受限"而难以获得HIV治疗药物。调查还发现，28.93%的调查对象希望获得社会心理支持；对政府的期待方面，85.31%的调查对象希望可以进一步完善HIV感染者异地取药流程。结论:HIV感染者希望了解该人群预防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暴发的相关信息，部分返乡或居住在交通管制地区的感染者，仍存在定期领药等方面的困难。疫情形势下，HIV感染者获取药物面临困难，我们应当进一步开展系统调查了解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流行对HIV感染的影响，并提高卫生系统应急储备和处置能力。

目的 分析中医药养生保健服务政策工具使用情况,为后续政策的调整和优化提供参考.方法 基于Rothwell和Zegveld对政策工具分类的方法,结合卫生系统宏观模型构建中医药养生保健服务政策分析框架,政策工具分类维度为X维度,卫生系统宏观模型维度为Y维度,运用Nvivo对2013-2022年国家公开发布的50份中医药养生保健服务政策进行量化分析.结果 X维度共142个文本编码,Y维度共154个文本编码,环境型、供给型、需求型政策工具分别占50.00％、38.73％、11.27％;内、外部子模指标分别占47.40％、52.60％.在三大政策工具中,策略性措施、法规管制和示范项目等政策子工具使用频率较多;在卫生系统宏观模型维度,监管系统、社会系统和政治系统子工具使用率较高.结论 中医药养生保健服务政策以环境型为主导,需求型应用相对不足,系统内、外部子模指标分布仍需调整.建议政府有关部门加强市场引导、加大政策扶持、加快高层次人才培养,综合运用政策工具促进中医药养生保健服务发展.

目的 分析短缺药品特性,为解决药品短缺问题提供建议.方法 结合5个短缺药品特性,即是否市场原有、是否临床必需、是否不可替代、是否价高量小、是否原料依赖,构建短缺药品分级分类方法,应用经济学理论研究药品短缺问题并提出针对性干预策略.结果 针对非临床必需的短缺药品,基于政府干预理论,采用市场策略和信息策略;针对临床必需、可替代的短缺药品,基于必需品理论,采用价格管制和信息策略;针对临床必需、不可替代但量大的短缺药品,基于替代品理论,采用政府扶持和信息策略;针对临床必需、不可替代、价高量小且非原料依赖的短缺药品,基于风险分摊理论,采用医疗保险策略;针对原料依赖的短缺药品,基于垄断性理论、稀缺品理论、缓冲器理论,采用反垄断、竞争和储备策略.结论 基于药品短缺程度综合运用各种干预策略,可以提高政府对药品短缺事件处理的效率和精细化水平.

为促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推动地区生态产业化和产业生态化,完善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多元化路径和政策制度体系,对当前中央和地方政府发布的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相关政策文本展开分析,并提出优化建议,为后续相关政策配置与优化提供参考.通过选取2019年—2022年8月间36份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政策文本作为研究对象,构建政策工具-政策目标二维分析框架,借助质性分析工具Nvivo12对其进行量化分析和综合评价.研究发现,政策文件以通知和实施方案为主;政策工具覆盖较为全面,但内部存在分配不太协调的现象.政策目标维度中生态环境优美化受关注度较高,而生态产业高效化较少.工具-目标配置上,存在多对多的关系,不同政策目标对应的政策工具也存在差异.为进一步优化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政策供给,从政策工具上应以战略、具体规划为重点,平衡政策工具内部结构比例;从政策目标上应强调从金融和技术方面助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同时,也需要加强法规管制力度,推出更专业化和可操作性的具体举措,因地制宜凸显区域化特色和差异,真正将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政策落到实处,确保成果看得见摸得着.

医药价格与人们的生活和健康息息相关,医药价格的重要性不容忽视.目前,我国已经放开除麻醉药品和第一类精神药品外的药品政府定价.随着药价管制的放开,人们开始担心药价是否会飞涨,居民是否能够承受得起,放开药价是好事还是坏事等问题.国家放开对药价的管制,总体上来说是好事,但任何事物都有着利弊共存的双重性,因而兴利除弊尤为重要.

目的 代孕问题牵涉到诸多特殊人群的利益,在法律层面如何加以规制需要全方位和谨慎的思考.世界范围内的代孕问题法律规制模式包括私法自治型、政府管制型与完全禁止型,但无论哪种模式都考虑到孩子利益的最大化.本文提倡有限度的放开代孕,这可以满足特殊人群的需要,也不会扰乱伦理秩序,并且可以减缓代孕黑市的乱象.

药品治理是医疗卫生保障体制改革的关键,也是近年来医改工作的重点.《“十三五”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规划》中,着重提出取消药品加成以推进药品价格朝着可及性、公平性方向发展.然而近年来“药价高、看病贵”问题依旧存在,部分药品零售价高于成本十倍以上,药品价格矛盾依旧尖锐.基于利益相关者理论,分析药品价格相关利益主体,发现政府主导的政策管制对药价治理已无明显积极作用,应放开管制发挥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并通过提高医生待遇,减少医院医生的双向垄断优势减少道德风险;同时,由于患者信息知识等多重不足容易发生羊群效应,不仅会加剧药价攀升,还阻碍其接受药品服务的公平可及性,应加速药品信息公开平台建设.

马来西亚的传统与辅助医药(Traditional and Complementary Medicine,T&CM)指以传统医学和辅助医学为主的医学,其体系由传统医学、辅助医学、顺势疗法及伊斯兰教医学组成,而传统医学包括马来传统医学、中医学和印度传统医学.2001年《传统与辅助医药的国家政策》明确指定马来西亚政府(以下简称"政府")从临床、药物、科研和教育这4个领域推动发展,协助体现传统与辅助医药在卫生、经济和社会中的价值.2007年政府首次将传统与辅助医药服务纳入政府公立医院服务体系,为促使传统与辅助医药成为马来西亚国家卫生体系中重要环节,迈向关键的第一步.《传统与辅助医药法令》(T&CM Act 2016)于2016年8月1日生效.随着各种立法,30年来传统与辅助医药的临床、医药、教育从行业自我管理过渡至立法管制;科研则从本地研究走向国际合作化研究.传统与辅助医药的作用随着全球化的大趋势,正在从维护国民健康的初衷,提升与拓展成国家经济增长的新热点和国家级文化遗产.

长期护理保险受制于信息不对称、动态市场合约、保单定价与受益结构、消费者有限知识、公共提供以及非正式照顾等因素,面临着有限的市场份额问题.为促进长期护理保险市场的发展,各国采取了多样性措施,将政府管制、产品创新与消费者教育相结合.基于国情差异,相关研究结论并不能直接运用于我国,但国外长期护理保险市场已有的运作经验与研究框架仍可为我国商业长期护理保险发展所借鉴.

去行政化是公立医院改革的最佳切入点,构建治理机制是公立医院改革的最终目标.公立医院去行政化改革的核心是破除政府对公立医院的不当和过度行政管制.文章概括了政府对公立医院行政管制的主要形式,分析了政府对公立医院行政管制的制度缺陷,提出了以治理机制取代行政管制的公立医院改革思路,为我国促进医药卫生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理论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