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文献研究,从晋唐经方盛行的时代背景和晋唐方书的内容两方面入手探究晋唐经方的辨证方式.发现晋唐经方中蕴含辨方证论治、辨病论治和辨证论治的多元化辨证体系.辨证方式因方书的受众不同而不同.方书具便民的实用特质,故对民众而言是据病选药的工具,辨方证论治和辨病论治的辨证方式居主导地位.对医者而言,方书是明理的工具,辨证论治方式居主导地位."病源"是晋唐医家关注的焦点,辨证论治是晋唐医家的核心辨治方式.《诸病源候论》作为医经和经方的交集,体现了晋唐经方背后的理性内核.

《救急易方》为明人赵季敷编撰的一部急救类方书，因救急而简便易行在当时广泛传播。为进一步深入探究其流传情况及影响，首次详细考证了赵季敷之生平、家系，发现其祖父为朱丹溪弟子赵良仁、其父为著名儒医赵友同，从而梳理了赵氏一脉的医学传承情况。对《救急易方》的编排特色、选方用药进行了统计与分析，并将其与张时彻《急救良方》进行了对比研究，指出《急救良方》实际上就是《救急易方》的增补本，并介绍了《救急易方》存世版本。

《本草图经》在本草学术史上占有不可替代的学术地位，其成书于宋初，所载宋以前的医籍内容未经宋臣校改，保存了较早文献原貌。国内外学者以对其本草学与本草图考证、学术价值研究为主，关于其中亡佚医籍的专门研究较为少见。通过《本草图经》中以“××方”或“某某方”命名者进行梳理，初步统计出今已亡佚的方书约46种。以韦宙《独行方》、刘禹锡《传信方》、《天宝单方图》（《天宝单行方》）举例示之，发现《本草图经》记载的亡佚方书资料丰富，线索明晰，对于相关方书的研究与辑佚具有进一步发掘空间。

方书的体例自秦汉时期确立以来不断发展完善，至两宋方书体例的创新达到一个高潮。《普济本事方》在方剂的基础上，增加了许叔微的临床医案及其"所得新意"，因此以"本事"为名。从《普济本事方》编撰伤寒内容的体例出发，以方剂、医案、医论3种要素的编排体例为研究对象，探讨其学术重点的表达与著作体例结构变化之间的内在关系。全书以方为纲，通过医案、医论对方剂进行解释说明，并勾连方剂之间的关系，扩展相关内容，将方、案、论合为一体，结合临床实际与理论分析，进一步解释、证明所载方剂的疗效，并结合历代方书体例的变迁，阐述案论结合佐证方剂有效性是方书类编撰体例的重要特征。

《师古斋汇聚简便单方》系明万历年间（1573—1620）徽州刻书家吴勉学唯一本自己收集编撰的方书，共7卷，通行本为6册。该书收集约1 460余首民间单方、小方和验方，将涉及的百余种病证分为111门，约于17世纪初刊印行世。目前存世的版本有3种，天津医学高等专科学校藏有明刻本残本（存卷4～5）；上海中医药大学藏有清顺治十七年（1660）序残刻本（存卷1～2、卷6～7）和一种未知何时的残刻本（存卷4、卷6～7）；日本国立文书馆内阁文库藏3种全本，分别是明刻本、清顺治十七年序刻本以及江户抄本。经过考证，国内和日本藏清顺治十七年序刻本之序为伪作，正文实为使用明刻本书板翻印而成。日本抄本是江户末期由日人笠原英粲依据明刻本抄录、丹波元坚校正。

宋代以前半夏的炮制方法主要是汤洗，《太平惠民和剂局方》新法半夏汤的“新法”，是半夏用姜制、矾浸、制曲等区别于汤洗的炮制方法。元代《御药院方》收载“法制半夏”的依据是《太平惠民和剂局方》，收载的法制温半夏、法制白半夏、法制红半夏是添加多种药物的成药制法。明代始有法半夏之名，其炮制辅料为生姜与白矾，方书开始收载含有法半夏的方剂。《本草纲目》将元代的法制白半夏简称为“法制半夏”，在“附方”项而非“修治”项下阐述，可见仍将其视为中成药。本草文献中记载法半夏的炮制辅料增多，包括石灰、甘草、皂角、朴硝等。清代道光以后，名家医案中的法半夏应用较多，当时法半夏即是仙半夏。仙半夏有两种配方：一种是用七道工序炮制者，一种是矾水甘草水浸泡者。民国时期章次公亦指出法半夏是仙半夏经漂洗煮制后切片，而仙半夏的炮制方法为半夏用生姜白矾制。叶橘泉指出所谓“法”字，既非古法亦非新法，对半夏反复浸泡的工艺提出质疑。1949年后，医界同仁对法半夏的质疑仍未停止。受此影响，1960年出版《北京市中药饮片切制经验》收载了白矾甘草石灰水浸泡的方法，并被1963年出版《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收载；1985年出版《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收载了该法减少浸泡时间并去除白矾浸泡的工序，并沿用至今。

目的 探索麻黄"先煮""去沫"的历史演变规律,并探讨其机制.方法 检索古代文献含麻黄的本草著作及方书,构建麻黄本草数据库及含麻黄内服汤剂数据库,并结合现代文献,探索古今医家对麻黄"先煮""去沫"的要求及认识.结果 古代文献中,不同朝代、不同本草、不同方书及方剂中对麻黄的煎煮要求及煎煮程度不尽相同.东汉至唐代时要求麻黄"先煮""去沫"的占比急剧下降,唐至宋金元时期小幅度下降,金元至明清时期无太大变化.汉晋时期含麻黄汤剂中要求麻黄"先煮"的占58.33％、"去沫"占55.56％,唐代时分别占20.87％、20.08％,至清代时分别仅占12.50％、12.50％.麻黄日剂量在2.01～10.00 g时,要求麻黄"先煮""去沫"的仅占8.41％和5.61％,而麻黄日剂量大于60 g时"先煮""去沫"的占比均超过50.0％,相关性分析结果也显示麻黄日用剂量与"先煮""去沫"之间存在弱的正相关关系,相关系数r1=0.259、r2=0.263,(P＜0.001).结论 自汉唐至明清乃至现代都有麻黄"先煮""去沫"的记载,但未形成统一的认识,现代医家多已不再沿用"先煮""去沫"的特殊煎煮方法,临证用药时可结合自身诊疗经验及麻黄用量等选择煎煮方式.

痛风病是与高尿酸血症、尿酸盐沉积密切相关的慢性、进展性、致残性代谢疾病.本文旨在系统梳理痛风病各阶段相关的中医药古籍记载,厘清其中医药认识发展脉络,明确各时期对痛风病的认知及其特点,为痛风病深入研究和临床防治提供中医药理论支撑.通过查阅先秦至明清时期中医医论、方书、本草及医案106部,从中归纳整理有关痛风病的中医药认识,包括病名、症状、病因病机及治疗用药等,探析其发展源流.先秦时期,中医药古籍零星记载了痛风病各阶段的症状、病名和(或)病因病机;汉至隋唐,医家在扩充病名、症状及病因病机的基础上,提出了多种内外治法,标志着痛风病理论形成;宋元明清,证候分型、鉴别诊断及饮食禁忌等论述丰富了这一理论.中医药对痛风病的认识萌芽于先秦,理论形成于汉至隋唐,丰富发展于宋元明清,逐渐形成了一套较为全面的痛风病中医理论体系.

款冬花首载于《神农本草经》,历代本草专著和方书典籍中有关其药用历史的记载十分丰富,是临床中常用的止咳化痰药.目前,关于款冬花的基原、产地、规格等级等已有较多综述,但性味、功效记载的变迁,以及古代应用的考证及现代应用的评述未见相关综述.性味是中药药性理论的核心部分,反映中药性质、性能,是临症治法、遣药组方的重要依据.此外,历代典籍中记载了大量的款冬花方剂和应用,有值得深入挖掘的价值..

通过查阅历代的医籍、方书,对经典名方中大枣的释名、基原、功效、药用部位、道地产区、采收加工、炮制方法进行系统概括整理,从而为含大枣的经典名方进一步开发利用提供依据.大枣的基原始于汉代,之后历代各有补充,直至民国时期正式确定.大枣的入药部位繁多,主要为全枣、枣肉、枣核,此外枣树的叶、根、皮、木心等均有入药的记载.大枣的道地产区从最早的河东平泽(今山西地区),逐渐发展为山东、河北等各地.大枣的采收加工方法一般为八月采收,曝干,炮制方法包括修制、烧制、炒制、煅制和其他制法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