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评价患者呼吸状态的改变对实时位置监测系统(RPM)引导下自由呼吸立体定向门控放疗影响。方法:通过自行研制运动模体模拟患者治疗过程中出现基线偏移，呼吸频率改变，呼气末延时、吸气末延时，以及不规则呼吸情况，并分析三维适形、固定野动态调强、单弧旋转调强3组计划各状态变化与模体中心小球位置(L)及电离室受照剂量的相关性。结果:自研模体的摆位重复性和测量稳定性良好。L与基线偏移呈现正相关( r＝0.99， P<0.01)。基线偏移小于摆位误差时，剂量变化在4%以内，相对较小，超出后受照剂量快速下降并呈现负相关( r＝ -0.95， P<0.01)，偏移超出与不超出摆位误差时所测得的受照剂量，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Z＝ -3.06， P<0.01)。3组计划受基线偏移的影响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呼吸频率改变对L和剂量影响较小。吸气末延迟和呼气末延迟都导致3组计划剂量下降，最大达-1.74%，同时吸气末延迟相对呼气末延迟影响更大，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Z＝ -2.67， P <0.01)，但延迟时间长短对剂量的影响率没有明显相关性( P>0.05)，3组计划受波形改变的影响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不规则呼吸对剂量影响较大，3组计划重复测量6次受照剂量分别为三维适形(709.68±180.00)cGy；固定野动态调强(751.40±127.16)cGy；单弧旋转调强(750.00±185.60)cGy，均小于处方剂量，一致性欠佳。 结论:患者呼吸状态改变会导致剂量下降，基线偏移超出摆位误差阈值或者波形变异较大出现不规则呼吸时更甚，且与放疗技术不相关。

目的:比较伴或不伴椎体旋转半脱位（rotatory subluxation，RS）的脊柱畸形患者矫形术中神经并发症的发生率，分析RS与术中神经损害的相关性。方法:回顾性分析2012年1月至2017年8月术前合并RS的脊柱畸形接受矫形内固定手术且术前未行牵引及术中三柱截骨手术37例患者（RS组）的病历资料，另选取37例不伴RS的脊柱畸形患者作为对照（对照组）。测量的影像学参数包括主弯侧凸Cobb角、冠状面平衡（coronal trunk balance，CTB）、最大后凸Cobb角（global kyphosis，GK）、矢状面偏移(sagittal vertical axis，SVA)、冠状位椎体半脱位距离（coronal rotatory subluxation，CRS）、矢状位椎体半脱位距离（sagittal rotatory subluxation，SRS）、RS椎体轴面旋转角度（axial rotation，AR）等。记录患者术中出现神经电生理监测不良事件及唤醒试验阳性的发生率。结果:RS组患者年龄为（42.4±17.9）岁（12~74岁），对照组患者年龄为（42.7±18.3）岁（12~74岁），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t=0.0713， P=0.943）。RS组术前主弯Cobb角、CTB、GK、SVA分别为75.4°±29.7°、（38.4±28.4）mm、52.8°±25.2°、（40.3±36.8）mm，对照组分别为75.1°±27.6°（ t=0.045， P=0.964）、（34.8±24.4）mm（ t=0.584， P=0.560）、49.8°±22.5°（ t=0.540， P=0.591）、（38.7±25.3）mm（ t=0.219， P=0.828），两组患者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RS组和对照组患者术后主弯侧凸Cobb角、CTB、GK、SVA、CRS、SRS和AR均得到明显矫正（ P值均<0.05），末次随访时无明显矫正丢失（ P值均>0.05）。术前合并下肢神经功能损害，RS组6例（16.2%）、对照组4例（10.8%）（ F=0.463， P=0.496），Frankel分级均为D级。术中神经电生理监测不良事件，RS组5例（13.5%）、对照组1例（2.7%）（ F=2.902， P=0.088）。2例RS组患者（5.4%）术中唤醒试验阳性（ F=2.056， P=0.493）。 结论:伴RS的脊柱畸形患者具有较高的术前神经损害发生率，术中出现神经电生理监测不良事件及神经损害加重的风险高于对照组，术前合并RS是脊柱矫形手术中发生神经损害的可能危险因素。

目的:验证Varian公司TrueBeam系列加速器机器性能检查(MPC)系统的可靠性、精确度与稳定性。方法:装机完成后通过验收数据与第1次MPC运行的结果进行比较，验证MPC结果可靠性；通过人为引入误差的方法验证MPC结果在图像引导放疗应用中的精确度。收集2019—2020年间60组MPC部分结果求，比较各指标稳定性差异。结果:MPC获得的设备误差参数均低于验收获得的误差参数，两者数据差异最大仅为2mm且占阈值比<20%。MPC对辐射和成像位置偏移的感应精度较高， r值均>90%；其中治疗床Vertical方向对位移精度感应较差， r值<73.7%。对于此次验证指标稳定性最好的为治疗床角度方向，标准差均≤0.01，其余各指标稳定性差异不大。 结论:MPC可以作为图像引导放疗常规质量保证的一种验证工具，对于辐射、成像等中心的验证精度优于机架、准直器和治疗床的机械精度。

目的:开发一款精准位移实时智能捕捉系统，应用于肿瘤放射治疗过程中分次内体位误差偏移监测。方法:在实验室和治疗室内模拟放射治疗环境，使用 xyz三轴位移平台(LD60-LM)和千分表作为位移测量工具，同时运用精准位移实时智能捕捉系统监测位置偏移。另入组23例放疗患者，利用该系统监测分次内体位误差偏移。将摄像机采集到的数据与实际位移对应的偏差值进行相关的描述性分析，计算出平均值和标准偏差。 结果:实验室校准监测发现在20 mm以内位移的差值≤0.5 mm，50 mm位移的最大差值为1.47 mm；治疗室校准结果发现左、右摄像头均显示在 yz轴对应的偏差值为±0.2 mm，中间摄像头显示在 xz轴对应的偏差值为±0.31 mm; 23例患者的37次放疗过程中监测中间摄像头发现5次偏离5 mm阈值，偏差最大时长和位移分别为57.2 s和9.24 mm。 结论:基于机器视觉原理研发的精准位移实时智能捕捉系统在肿瘤放射治疗过程中能实现实时体位偏移误差监测，但仍需进一步完善系统和服役检测。

目的:建立16~40周正常胎儿房间隔卵圆孔瓣膨出指数(ASEI)及卵圆孔瓣开放角度的正常参考值范围，分析正常胎儿ASEI与卵圆孔瓣开放角度之间的相关性。方法:选取2021年1-6月于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邵逸夫医院超声科连续接受胎儿超声心动图检查、孕周为16~40周的正常单胎胎儿378例，并将成功测量的349例胎儿纳入研究。所有胎儿在完成系统切面胎儿超声心动图检查后，在四腔心切面上测量卵圆孔开口直径和卵圆孔瓣开放角度，测量卵圆孔瓣从房间隔基底部偏移至左心房游离壁的最大距离和左心房横径，计算ASEI，比较不同孕周组间ASEI、卵圆孔瓣开放角度、卵圆孔开口直径的差异。采用Pearson法评价胎儿ASEI、卵圆孔瓣开放角度、卵圆孔开口直径之间的相关性。结果:将349例胎儿根据孕周进行分组，其中16~20周17例，21~24周46例，25~28周114例，29~32周105例，33~36周31例，37~40周36例。ASEI的 ± s为0.492 7±0.059 7，95% CI为0.486 4~0.499 0，95%正常参考值范围为0.375 7~0.609 8，ASEI在不同孕周分组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卵圆孔瓣开放角度的 ± s为(44.03±5.48)°，95% CI为43.46~44.61°，95%正常参考值范围为33.29~54.78°，卵圆孔瓣开放角度在不同孕周分组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卵圆孔开口直径的 ± s为(4.32±1.30)mm，95% CI为4.18~4.45 mm，卵圆孔开口直径在不同孕周分组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并且随着孕周增加逐渐增大。ASEI与卵圆孔瓣开放角度存在正相关( r＝0.558， P<0.05)。卵圆孔开口直径与ASEI、卵圆孔瓣开放角度无相关性( r＝-0.166、-0.084，均 P>0.05)。 结论:建立了16~40周正常胎儿的ASEI及卵圆孔瓣开放角度的正常参考值范围，这些数据可能是通过卵圆孔评价舒张期心功能的有用参数。

目的:由于磁场会改变次级电子运动轨迹，继而影响剂量场分布，磁共振加速器(MR-Linac) X线束剂量学特性与常规加速器有差别。本项目旨在测量和分析1.5T MR-Linac的X线束剂量学特性。方法: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于2019年5月安装1台瑞典医科达公司Unity型1.5T MR-Linac，使用磁场兼容工具对其进行测量，测量项目包括表面剂量、最大剂量点深度、射线质、离轴比曲线(OAR)中心位置、对称性、半影宽度、不同机架角度的输出量变化。结果:不同射野面积的平均表面剂量为40.48%，平均最大剂量点深度为1.25 cm。10 cm×10 cm射野面积下， x轴方向的OAR中心位置往 x2侧偏移1.47 mm，对称性为101.33%，两侧半影宽度分别为6.86 mm和7.14 mm； y轴方向的OAR中心位置偏移0.3 mm，对称性为100.85%，两侧半影宽度分别为5.92 mm和5.95 mm。不同机架角度下输出量最大偏差达1.50%。 结论:与常规加速器不同，MR-Linac不同射野面积表面剂量数值趋于一致，最大剂量点深度上升。 x轴方向的OAR中心位置往 x2侧偏移，造成对称性变差和半影不对称。不同机架角度下的输出量变化明显，需要修正。

该研究通过研发的可穿戴式平衡诊疗系统测试，初步探讨可反映前庭性眩晕患者异常平衡功能状态的评估指标。该研究为横断面研究，选取2022年7月至2023年5月复旦大学附属眼耳鼻喉科医院门诊诊断为非急性期前庭性眩晕的30例患者为眩晕组，男13例，女17例，年龄（45.7±13.9）岁；同期选取20名健康人为健康对照组，男8名，女12名，年龄（43.6±8.0）岁。采用由复旦大学附属眼耳鼻喉科医院牵头研发的可穿戴式平衡诊疗系统测试并分析两组静态平衡和稳定极限试验（LOS）结果。在静态平衡测试中，眩晕组睁眼有软垫/睁眼无软垫的比值小于健康对照组［1.20%（0.92%，1.53%）比1.49%（1.22%，1.81%）， P=0.008］。在LOS中，眩晕组8个方向的方向控制力，以及正前、正后、右前、右后的最大偏移，正后、右后、左后的端点行程均小于健康对照组，左后方向的反应时间长于健康对照组（均 P<0.05）。本研究结果提示LOS的方向控制力、最大偏移、端点行程可考虑作为动态平衡功能评估的重要参考指标。

目的:比较酰胺质子转移加权（APTw）成像与时间依赖性扩散MRI（td-dMRI）诊断乳腺恶性病变的效能。方法:该文为横断面研究。前瞻性分析2023年3月至8月在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就诊的乳腺病变患者的临床、病理及影像资料。所有患者首先接受T 2WI、扩散加权成像，然后接受动态对比增强MRI（DCE-MRI），最后以DCE-MRI为参考对乳腺病变进行APTw成像、td-dMRI。通过APTw成像的重建图像测量病变的频率偏移为3.5 ppm的不对称性磁化转移率［MTR asym（+3.5 ppm）］，通过td-dMRI的重建图像测量不同振荡频率梯度下的表观扩散系数（ADC）值（ADC PGSE、ADC 17 Hz、ADC 33 Hz）。采用独立样本 t检验比较乳腺良性与恶性病变、乳腺恶性病变不同分子分型［雌激素受体（ER）阴性与阳性、孕激素受体（PR）阴性与阳性、人表皮生长因子受体（HER-2）阴性与阳性、增殖指数（Ki-67）低表达与高表达］及不同组织学分级（Ⅱ级与Ⅲ级）的APTw成像、td-dMRI参数差异。采用受试者操作特征曲线和曲线下面积（AUC）评估APTw成像、td-dMRI参数鉴别乳腺肿瘤良性与恶性、乳腺恶性病变不同分子分型和组织学分级的效能。 结果:171例患者共171个病灶，恶性病变103例、良性病变68例。89例浸润性癌中，组织学分级Ⅱ级51例、Ⅲ级38例。98例恶性病变纳入分子分型分析，ER阴性36例、阳性62例；PR阴性51例、阳性47例；HER-2阴性33例、阳性65例，Ki-67低表达50例、高表达48例。乳腺恶性病变的MTR asym（+3.5 ppm）值高于良性病变（ t=5.76， P<0.001），ADC PGSE、ADC 17 Hz、ADC 33 Hz值均低于乳腺良性病变（ t分别为4.84、4.62、4.01， P均<0.001）；其中MTR asym（+3.5 ppm）鉴别诊断的AUC值最大（0.83）、特异度最高（90.38%），ADC PGSE的灵敏度最高（85.86%）。乳腺恶性病变组织学分级Ⅱ级与Ⅲ级的MTR asym（+3.5 ppm）、ADC PGSE、ADC 17 Hz和ADC 33 Hz值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均>0.05）。乳腺恶性病变ER阴性的ADC PGSE值大于ER阳性（ t=2.34， P=0.018），其鉴别ER阳性与阴性的AUC为0.64。PR阴性的ADC PGSE、ADC 17 Hz值均高于PR阳性（ t分别为2.87、2.81， P=0.004、0.006），其鉴别乳腺恶性病变PR阳性与阴性的AUC分别为0.68、0.67。HER-2阴性ADC 33 Hz值小于HER-2阳性（ t=3.00， P=0.003），其鉴别乳腺恶性病变HER-2阳性与阴性的AUC为0.67。其余各参数在不同亚型的乳腺恶性病变中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均>0.05）。 结论:APTw成像相较于td-dMRI在鉴别乳腺肿瘤良性与恶性病变方面效能较高，而td-dMRI所获得的不同梯度振荡频率下的ADC值在鉴别乳腺恶性病变不同分子分型方面显示出更优的诊断效能。

目的:构建马拉松运动员踝关节三维有限元模型，模拟运动过程中外侧副韧带（LCL）损伤对踝关节稳定性及距骨滑车软骨受力分布变化情况。方法:采集1名马拉松运动员右侧踝关节三维MRI图像，以DICOM格式导入Mimics软件，对图像进行初步三维模型重建。利用Ansys Workbench软件对模型进行边界条件及载荷的加载，建立4种踝关节LCL损伤有限元模型，即LCL正常模型、距腓前韧带（ATFL）损伤模型、AFTL合并跟腓韧带（CFL）损伤模型、AFTL合并CFL、距腓后韧带（PTFL）损伤模型。观察4种模型下距骨滑车软骨应力峰值及分布情况，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比较距骨前移值，两两间比较采用SNK- q检验方法。 结果:LCL正常模型中，距骨滑车应力峰值为0.21 MPa，主要分布于前内侧部（MA）与前外侧部（LA）交界区及部分LA区域；ATFL损伤时，应力峰值较正常模型增大，最大值为0.65 MPa，主要分布在MA区域；ATFL合并CFL损伤时，应力峰值进一步增大，峰值主要分布在MA区域，且由MA区域向LA偏移；ATFL合并CFL、PTFL损伤时，距骨滑车软骨应力峰值最高为2.29 MPa，最大应力主要分布在MA、LA，两者分布范围相当。LCL正常、AFTL损伤、AFTL合并CFL损伤、ATFL合并CFL、PTFL时，距骨前移值分别为（3.2±0.4）、（3.4±0.4）、（3.7±0.5）、（6.5±0.7）mm，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F=109.08， P<0.001）。ATFL合并CFL、PTFL损伤模型的距骨前移值大于正常模型、AFTL损伤模型以及AFTL合并CFL损伤模型的距骨前移值，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 结论:基于马拉松运动员踝关节三维MRI图像成功构建了三维有限元模型，LCL损伤时，距骨滑车软骨应力峰值和范围发生变化，且导致距骨滑车前移。

目的:探讨经第2骶髂（second sacral alar iliac，S 2AI）螺钉固定的成人脊柱畸形患者骨盆代偿潜能与术后发生近端交界性后凸（proximal junctional kyphosis，PJK）的相关性。 方法:回顾性分析2016年1月至2019年1月在南京医科大学鼓楼临床医学院骨科行后路经S 2AI螺钉固定术的成人脊柱畸形患者55例，根据患者骨盆倾斜角（pelvic tilt，PT）与骨盆入射角（pelvic incidence，PI）比值，即骨盆倾斜比率（PT to PI ratio，PTr）的高低分为高PTr组（PT/PI>0.4）及低PTr组（PT/PI<0.4）。末次随访时按是否发生PJK分为PJK组与非PJK组。患者在术前、术后即刻及2年随访时摄站立位全脊柱正侧位X线片，测量并记录Cobb角、冠状面平衡（coronal balance distance，CBD）、最大后凸角（global kyphosis，GK）、胸椎后凸（thoracic kyphosis，TK）、腰椎前凸（lumbar lordosis，LL）、矢状面躯干偏移距离（sagittal vertical axis，SVA）、交界区后凸角（proximal junctional angle，PJA）、T 1骨盆角（T 1 pelvic angle，T 1PA）、PI、PT、骶骨斜角（sacral slop，SS）及PI-LL。比较高PTr组与低PTr组在末次随访时PJK发生率的差异；同时比较PJK组与非PJK组末次随访时各影像学参数及术前、术后即刻、末次随访时PTr的差异，采用二分类变量logistic回归分析确定影响PJK发生的独立危险因素。 结果:低PTr组13例、高PTr组42例，末次随访时高PTr组患者术后PJK发生率[38%（16/42）]高于低PTr组[8%（1/13）]，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35）。末次随访时17例患者发生PJK，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末次随访PJA[ OR=1.274，95% CI（0.998，1.624）， P=0.009]、术前PTr[ OR=3.274，95% CI（1.100，36.973）， P=0.035]及术后即刻PTr[ OR=5.700，95% CI（1.271，65.272）， P=0.029]为发生PJK的独立危险因素。 结论:高PTr患者的骨盆代偿能力较差，矫形术后骨盆代偿潜能仍偏低，随访期间难以维持良好的矢状面平衡，发生PJK的风险更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