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探讨高中生未来取向和学业投入在感知教师支持与学业拖延间的链式中介作用。方法:2021年12月至2022年2月，采用感知教师支持问卷、青少年未来取向量表、学业投入量表和学业拖延量表学生版(general procrastination scale-for student populations，GPS)对550名高中生进行调查。采用EpiData 3.1软件录入数据，使用SPSS 26.0软件中的单因素方差分析、Pearson相关分析及Bootstrap法检验对数据进行处理与分析。结果:感知教师支持、未来取向、学业投入、学业拖延的得分分别为(3.77±0.80)分，(3.22±0.48)分，(68.11±18.08)分，(52.32±11.78)分。相关分析结果显示，学业拖延与感知教师支持、未来取向和学业投入均呈负相关( r＝－0.32，－0.38，－0.49，均 P<0.01)，感知教师支持与未来取向、学业投入呈正相关( r＝0.40，0.43，均 P<0.01)，未来取向和学业投入呈正相关( r＝0.56， P<0.01)。中介效应分析结果显示，感知教师支持对学业拖延直接效应显著(效应值为－0.10，95% CI＝－0.19~－0.02))，占总效应的32.26%；未来取向和学业投入在感知教师支持和学业拖延之间存在中介效应(效应值为－0.05，95% CI＝－0.09~－0.02；效应值为－0.09，95% CI＝－0.15~－0.05)，占总效应的16.13%、29.03%；未来取向、学业投入在感知教师支持和学业拖延之间具有链式中介作用(效应值为－0.07，95% CI＝－0.10~－0.04)，占总效应的22.58%。 结论:感知教师支持不仅能直接作用于学业拖延，还分别通过未来取向、学业投入的中介作用，以及而且还通过未来取向和学业投入的链式中介作用对学业拖延产生影响。

体象灵活性是心理灵活性在体象领域的精细概念，反映了个体能否以开放、接纳的方式充分体验消极体象及其相关事件，并继续采取符合个人价值观的行为。人们的体象其实并非稳定不变，若在出现消极波动后未能及时进行有效调节，容易发展成体象障碍(body image disturbance，BID)，这也是进食障碍(eating disorder，ED)和躯体变形障碍(body dysmorphic disorder，BDD)的核心病症和精神病理机制之一。体象灵活性是此发展路径中的重要影响因素之一，近年来作为体象的保护因素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目前相关研究大多关注进食障碍患者及其亚临床群体，主要用身体意象-接纳与行动问卷进行测量。体象灵活性和性别、年龄、体形、性取向等个体特征因素和个体所处的文化环境有关，积极体象、消极体象、进食障碍病理特征等因素与其也有密切联系。干预方面，正念、接纳、关怀等认知行为治疗第三浪潮中的成分也许能对体象灵活性进行有效的精准干预。未来需完善相关研究方法和设计，研究对象则应扩大范围，如躯体变形障碍患者群体，干预方面则需进一步开发针对体象灵活性的干预方法，并检验疗效机制。

当今社会利益分化、多元价值观念相互激荡,大学生容易受外界的影响,他们的自我评价、自我判断和自我控制都不太稳定,在实际行动中往往缺乏内省精神[1].青年的价值取向决定了未来整个社会的价值取向,因而更加需要教育和引导[2].由此,新时代高校思政教育的重点从专业的思政课程转变到全方位的课程思政[3],思政教育的着力点在于5个关键环节:基础在"课程"、重点在"思政"、关键在教师、重心在院系、成效在学生[4].

目的 了解我国大学生艾滋病知信行的影响因素.方法 以CNKI、SinoMed、CINAHL、WanFang、VIP、PubMed、Embase、Cochrane Library、Web of Science共9个数据库为文献检索源,检索自建库以来开展的所有研究,对纳入文献提取信息并质量评价,运用Stata 14.0软件进行meta分析.结果 共纳入13篇文献,Meta分析结果显示,在知识方面,艾滋病培训(OR=2.38,95％C/:1.86～3.05)、专业类型(OR=0.45,95％CI:0.27～0.72)及性取向(OR=0.78,95％CI:0.69～0.88)是影响因素;在信念态度方面,年龄(OR=0.887,95％CI:0.856～0.918)及艾滋病知识(OR=1.273,95％CI:1.079～1.502)是影响因素;在行为方面,性别(OR=0.555,95％CI:0.425～0.724)、年龄(OR=1.260,95％CI:1.216～0.306)、年级(OR=1.479,95％C/:1.196～1.829)、月消费＞1 500 元(OR=1.448,95％CI:1.155～1.814)、艾滋病知识(OR=1.146,95％CI:1.003～1.310)及饮酒(OR=1.183,95％CI:1.069～1.309)是影响因素.结论 我国大学生中未经历过艾滋病培训、非医学专业及性少数是艾滋病知晓的危险因素,年龄20～29岁、不知晓艾滋病知识是正确信念/态度的危险因素,行为方面受性别、年龄、年级、月消费、艾滋病知识及是否饮酒的影响.未来的教育者应该多考虑这些因素,以制定更有针对性的预防策略.

扩散加权成像已广泛应用于人脑白质组织的量化研究.表观纤维密度(AFD)是基于纤维取向分布函数(FOD)的量化指标,可以反映白质组织纤维相对密度,在健康发育和退行性神经系统疾病研究中已得到初步应用.然而,AFD的测量高度依赖实验参数设置,其在不同实验条件下的重测信度尚未有系统性评估.本研究采用人脑连接组计划(HCP)和Connectome Diffusion Microstructure Dataset(CDMD)两个独立数据集中共42位受试者的两次重复实验数据,通过基于纤维束单元的分析(FBA)方法计算纤维束单元(fixel)水平的AFD值,采用TractSeg进行纤维束分割,计算纤维束平均AFD,研究AFD在不同扩散加权值(b值)条件下的重测信度.结果显示,对于HCP数据集中的数据(n=35),在fixel水平上,AFD检测值在两次重复实验间的皮尔逊相关系数(r)和组内相关系数(ICC)随着b值增加,分别从0.796 9和0.898 5升高至0.882 8和0.941 4,绝对偏差从0.124 1减小至0.107 3.对于CDMD数据集中的数据(n=7),也存在相似的变化趋势.在纤维束平均水平上,两个数据集中的AFD值在各b值条件下均具有较高可重复性.本研究评估了 b值在1 000-5 000 s·mm-2范围内AFD检测值的可重复性,有望为AFD测度在未来神经生物学应用研究中提供实验设计参考依据.

目的:考察社会排斥对亲社会行为的影响,并探讨未来取向的调节作用.方法:研究1采用cyberball范式操纵社会排斥,考察其对亲社会行为的影响.研究2采用回忆范式操纵社会排斥验证研究1,并进一步考察了未来取向在社会排斥与亲社会行为之间的调节作用.结果:研究1发现,相较于控制组被试,遭受社会排斥的被试表现出较低的亲社会行为.研究2验证了研究1的结果,并发现未来取向在感知到的社会排斥与亲社会行为的关系中起显著调节作用.具体而言,相较于未来取向较高的个体,未来取向较低的个体感受到高社会排斥时,亲社会行为下降更为显著.结论:遭受社会排斥使人表现出更低的亲社会行为,且未来取向在社会排斥与亲社会行为的关系中起显著调节作用.

目的:探讨不同种类社会支持与留守儿童具体领域社会适应的关系以及孤独感和未来取向在其中的中介作用.方法:通过少年儿童社会适应量表、青少年社会支持量表、青少年未来取向问卷以及儿童孤独感量表,对1143 名留守儿童进行测量.结果:①未来取向分别在主观支持与人际和谐、环境认同、生活独立和学习自主的关系中起中介作用,95%的置信区间分别为[0.113,0.205]、[0.070,0.157]、[0.023,0.102]和[0.118,0.232];②未来取向分别在客观支持与人际和谐、环境认同、生活独立和学习自主的关系中起中介作用,95%的置信区间分别为[0.068,0.144]、[0.042,0.106]、[0.015,0.069]和[0.072,0.155];③孤独感在主观支持与人际和谐、生活独立中起中介作用,95%的置信区间分别为[0.057,0.118]、[0.002,0.052];④对于留守儿童,主观支持对人际和谐、环境认同、生活独立、学习自主 4 个领域的总效应值(0.508,P=0.002;0.236,P=0.004;0.163,P=0.001;0.307,P=0.002)均大于客观支持(0.125,P=0.002;0.215,P=0.001;0.050,P=0.217;0.139,P=0.003).结论:两类社会支持对于留守儿童各领域社会适应的影响存在差异,未来取向可以在两类社会支持与各领域社会适应关系中起中介作用,而孤独感只能在主观支持与人际和谐和生活独立中起中介作用.

目的:考察留守儿童处境不利(简称留守困境)对其学业成绩的影响以及品格优势和未来取向的链式中介作用.方法:采用农村留守儿童处境不利问卷、学业成绩自我评定量表、中国中小学生积极心理品质量表和青少年未来取向问卷对1322名农村儿童进行调查.以其中693名留守儿童为分析对象,其他儿童为对照组仅参加研究变量的得分比较.结果:(1)与非留守儿童相比,留守儿童、曾留守儿童的留守困境得分较高、学业成绩评分较低,曾留守儿童的品格优势得分较低;(2)留守困境对留守儿童学业成绩有显著负向预测效应(β=-0.28,P＜0.001);在此预测关系中,品格优势和未来取向既可单独发挥中介作用,也可以通过品格优势→未来取向路径发挥链式中介作用,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64.3％.结论:留守困境是留守儿童学业成绩的重要风险因素,其影响效应主要通过损耗儿童品格优势和未来取向来实现.

背景 城市社区卫生服务是推进社区卫生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但既往研究较少探讨社区卫生服务政策的演变逻辑和发展趋势,较难全面回答我国社区卫生服务政策如何产生、演变和走向等问题.目的 了解社区卫生服务政策发布现况、演进逻辑及未来走向,以期为推进社区卫生服务高质量发展及落实分级诊疗制度提供参考.方法 于 2019 年 12 月—2022 年 3 月,检索中央人民政府网、国家卫生健康委及省级相关官方网站,以及中国知网、中国社区卫生协会等平台,以获取 1997 年 1 月—2022 年 3 月国家层面发布的社区卫生服务改革相关政策(n=98).借助政策取向分析模式,对纳入政策进行分析.结果 我国城市社区卫生服务政策变迁历经了4个核心阶段:以"转型建框"为中心的初步探索阶段(1997-2002 年)、以公共卫生网底为抓手的规范建设阶段(2003-2008 年)、以机制改革为重点的繁荣发展阶段(2009-2016 年)、以提质赋能为核心的深化变革阶段(2017-2022 年).我国社区卫生服务政策的变迁遵循着以下演变逻辑:动力机制由市场化向专业化与社会社群联动治理演变,目标取向由规模扩张向内涵质量提升转变,执行策略选择由以权威工具为主向多种工具协同转变,政策话语由以经济学话语为主向多元化话语规则转变.结论 我国社区卫生服务政策应促进双协同治理框架和机制创新,加强专业系统间协同及其与社会社群治理体系的有效协同联动;促进以健康为核心的社区价值医疗和信任医疗,建立和完善基层特色服务能力和质量评价标准;促进政策工具的多元化运用和匹配性,适应社区卫生健康利益主体多元化的需求.

目的:探究吸烟矛盾态度和未来取向对戒烟意愿和戒烟计划关系的共同调节作用.方法:采用戒烟意愿和戒烟计划问卷、吸烟利弊权衡量表、未来结果预期量表等对340名吸烟者进行问卷调查.结果:①戒烟意愿显著正向预测戒烟计划;②矛盾态度和未来取向分别对戒烟意愿和戒烟计划关系不起调节作用;③未来取向和矛盾态度对戒烟意愿与戒烟计划关系起共同调节作用.对于未来取向高或矛盾态度低的吸烟者,戒烟意愿显著正向预测戒烟计划;对于未来取向低且矛盾态度高的吸烟者,戒烟意愿对戒烟计划正向预测显著,但回归系数较小.结论:吸烟者提高戒烟意愿进而产生戒烟计划的过程受到个体矛盾态度和未来取向的交互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