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白细胞抗原-G（human leucocyte antigen G，HLA-G）作为非经典的主要组织相容性复合物Ⅰ类分子，在母-胎界面的绒毛膜外滋养层细胞上特异性表达。妊娠期间，胎儿同种异源的绒毛膜外滋养细胞侵入子宫黏膜，却免于母体来源的免疫细胞攻击，其中HLA-G起到极其关键的作用。关于HLA-G在母-胎界面特殊调控方式的研究，特别是与各类免疫细胞及膜表面受体作用的分子机制，引起学者的广泛关注。本文将着重对HLA-G在母-胎界面的表达、调节及与相关免疫细胞作用机制进行综述。

胎盘生长因子（PLGF）是从人胎盘互补DNA（cDNA）文库中分离纯化而得，合体滋养层细胞为其主要合成部位。PLGF可与位于滋养层细胞和血管内皮细胞的酪氨酸酶受体结合，分别通过自分泌调节滋养层细胞增殖和旁分泌调节血管新生。PLGF对孕产妇妊娠过程中胎盘的形成和发育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其分泌异常与妊娠并发症（如妊娠合并糖尿病、妊娠期高血压疾病、子痫前期等）的发生、进展关系密切。对PLGF的结构、受体、生物活性及其与正常妊娠、妊娠并发症的关系作一综述，为妊娠并发症的临床指导及辅助诊断提供参考。

目的:探讨极体测序技术在Van der Woude综合征患者胚胎植入前单基因遗传病检测中的应用价值。方法:对1例因 IRF6基因新发变异导致的Van der Woude综合征女性患者，应用极体测序技术进行胚胎植入前遗传学检测。6枚卵经卵胞质内单精子注射（intracytoplasmic sperm injection，ICSI）受精后，分别顺序活检第一极体、第二极体和囊胚滋养外胚层细胞。活检细胞经全基因组扩增后，利用PCR联合Sanger测序的方法检测极体和胚胎的致病变异携带状态，推断对应胚胎的致病性。为预防因囊胚培养失败造成无可移植胚胎的情况，在囊胚形成前对1枚致病性低的优质胚胎进行玻璃化冷冻。此外，通过在夫妇双方以及特定基因型的极体和胚胎样本中对变异位点及其上下游1M区域内的175个单核苷酸多态性（single nucleotide polymorphism，SNP）位点进行靶向捕获高通量测序，连锁分析构建单体型。选择致病性低的胚胎移植，成功妊娠后进行产前诊断以及跟踪随访。 结果:成功获得第一极体和第二极体各6枚，其中11枚极体的变异位点检测成功。6枚胚胎中，1枚预测致病性低的胚胎在患者知情同意后于第4日（day 4，D4）玻璃化冷冻；1枚胚胎成功发育至囊胚，但致病性高；4枚胚胎囊胚培养失败。连锁分析成功构建出与致病变异紧密连锁的SNP单体型，胚胎单体型分析与Sanger测序结果吻合。移植致病性低的D4期冷冻胚胎，成功妊娠后，患者夫妇拒绝有创产前诊断。出生后新生儿随访未发现唇腭裂，脐血基因检测不携带致病变异。结论:本研究利用卵母细胞极体测序的检测方法，为1例因 IRF6基因新发变异导致的Van der Woude综合征女性患者进行胚胎植入前单基因遗传病检测，成功阻断了该病向子代传递。

目的 分析人绒毛膜促性腺激素(hCG)持续性低水平升高误诊原因及防范措施.方法 回顾性分析2022 年5 月—2023 年12 月收治的2 例初诊误诊的hCG持续性低水平升高临床资料.结果 1 例因停经伴血hCG值升高4 月余,化疗后未见血hCG值下降就诊;1 例因人工流产后50 d,异常子宫出血4d就诊.超声检查1 例提示无异常,1 例发现宫腔异常回声及子宫肌层低阻回声.1 例初诊为妊娠滋养细胞疾病(GTD)予甲氨蝶呤联合甲酰四氢叶酸方案化疗2 个周期;1 例初诊为子宫动静脉瘘+妊娠物残留,予子宫动脉造影联合宫腔镜诊断性刮宫.1 例化疗后未见血hCG值下降;1 例造影结果阴性,宫内物病理检查未见妊娠物.2 例均确诊为原发性hCG持续性低水平升高,未予特殊处理.结论 hCG持续性低水平升高临床少见、表现不典型,若未行血尿hCG检查、性激素检查或未仔细分辨超声图像特征,极易与滋养细胞疾病等混淆.接诊医生应提高本病警惕性,加强对本病的认识,对有停经史、异常子宫出血者应及早行血尿hCG、超声及磁共振检查,仔细询问病史,必要时纳入性激素全套及卵巢功能检测以明确诊断.

上皮间充质转化(EMT)指的是具有极性的上皮细胞在形态学上转化为具有迁移侵袭能力的间充质细胞这一变化过程.研究表明在胚胎植入过程中母体子宫内膜上皮细胞(EEC)、胚胎滋养层细胞均会为胚胎的顺利植入发生EMT.因此,本文将对胚胎植入过程中EEC及滋养细胞EMT过程研究现状及其影响因素进行综述,目的是通过总结植入过程中的EMT过程,来探求由于种植失败引起的不明原因反复自然流产患者的可能发病机制和发掘潜在的临床防治手段.

乳腺癌的发病率目前已位居女性恶性肿瘤之首.乳腺癌具有高度异质性,可分为luminal A、luminal B、人类表皮生长因子受体2(human epidermal growth factor receptor 2,HER2)过表达及三阴性型4种分子分型.然而既往的分子分型方法导致处于HER2低表达状态患者的治疗选择十分有限.近年来,随着抗体-药物偶联物(antibody-drug conjugate,ADC)的飞速发展,使HER2低表达乳腺癌患者获得了新的治疗选择,并促进了当前国内外指南中对HER2表达状态判定标准的更新——基于免疫组化(immunohistochemistry,IHC)和原位杂交(in situ hybridization,ISH)检测技术,将HER2的表达分为HER2阳性(IHC 3+或IHC 2+/ISH+)、HER2低表达(IHC 1+或IHC 2+/ISH-)以及HER2阴性(IHC 0)3种情况.ADC是一种由连接子将单克隆抗体与细胞毒性物质偶联而成的免疫偶联物.在乳腺癌领域,多项大型临床试验已经证明了以HER2为靶点的ADC恩美曲妥珠单抗(T-DM1)、德曲妥珠单抗(T-DXd)以及以滋养层细胞表面抗原2(trophoblast cell surface antigen 2,TROP2)为靶点的ADC戈沙妥珠单抗在不同分子分型乳腺癌患者中的临床获益.随着DESTINY-Breast03等Ⅲ期临床试验发现T-DXd在晚期HER2阳性乳腺癌患者中的临床疗效优于T-DM1(完全缓解率约为T-DM1的2倍,中位无进展生存期约为T-DM1的4倍),T-DXd现今已经替代T-DM1成为HER2阳性乳腺癌二线治疗唯一推荐的药物,也是脑转移局部治疗后二线治疗的选择.Ⅲ期临床试验DESTINY-Breast04证实T-DXd同样可使HER2低表达的乳腺癌患者获益,这进一步改变了晚期乳腺癌的治疗格局,并支持重新定义HER2阴性乳腺癌分子亚型的必要.Ⅲ期临床试验ASCENT证实戈沙妥珠单抗可显著改善三阴性乳腺癌(triple-negative breast cancer,TNBC)患者的生存情况及生活质量,且Ⅱ期临床试验NeoSTAR发现该药在TNBC新辅助治疗中也可能具有良好的抗肿瘤作用.基于循证医学证据,目前T-DM1、T-DXd和戈沙妥珠单抗均已在国外和中国陆续获批上市.其他如HER3-DXd、Dato-DXd及中国研发的纬迪西妥单抗(RC48)等ADC药物也正在乳腺癌等肿瘤中广泛地开展临床研究.此外,尚有多种其他分子靶点的ADC仍正在积极地研发中.本文旨在从不同分子分型乳腺癌患者的ADC药物治疗出发,介绍最新的相关研究进展并探讨ADC在乳腺癌中的临床应用价值.

免疫系统在生殖相关疾病的发生发展中起重要作用.正常妊娠的胚胎为半同体组织抗原,不被母体排斥而生存.子宫自然杀伤细胞(uNK)是天然免疫调节中的一种淋巴细胞亚群,是妊娠后母胎界面中重要的免疫细胞.uNK参与血管重建和滋养层细胞侵入等过程,在着床和蜕膜免疫调节中发挥积极作用.蜕膜组织与正常免疫微环境有一定关联,一旦这种平衡打破可能会引起种植失败或妊娠丢失.因此,uNK细胞与胚胎种植和早期胎盘密切相关.本文就uNK细胞在胚胎种植过程中的具体作用、对内膜容受性的影响进行综述,希望为临床治疗提供依据.

目的:研究人胚胎植入前囊胚滋养外胚层细胞基因的空间表达.方法:辅助生殖来源人受精后第6天Gardner评分5AA的囊胚,显微镜下微吸管机械分离滋养外胚层细胞,对囊胚滋养外胚层极滋养层细胞和壁滋养层细胞采用单细胞测序检测,选取经t裣验计算所得P＜0.05且基因表达差异≥2倍的差异表达基因,采用生物信息学软件对筛选的差异基因进行无监督层次聚类分析和基因本体(gene ontology,GO)功能分类分析,对差异表达基因进行注释和生物功能富集,并用全基因组对差异基因功能进一步注释.结果:对2枚受精后第6天的5AA囊胚滋养外胚层8个极滋养层细胞和8个壁滋养层细胞测序,发现极滋养层细胞306个基因上调,壁滋养层细胞75个基因上调.无监督聚类分析结果显示外胚层细胞分成极滋养层细胞和壁滋养层细胞两群,属于两种不同类型和生物功能的细胞群.差异基因功能注释显示,极滋养层细胞上调基因GO生物学功能主要是转录、能量代谢、蛋白合成、转运、氧化应激、离子转运、蛋白合成及运输、细胞周期调节、肌动蛋白增长等,主要参与泛素介导的蛋白水解、氧化磷酸化、Wnt信号通路、雌雄激素代谢等信号通路;壁滋养层细胞上调基因GO生物学功能主要是蛋白分解代谢、细胞周期停滞、细胞凋亡、激活丝裂原活化蛋白激酶(mitogen-activated protein kinase,MAPK)信号通路、碳水化合物运输、突触负调节、细胞生长、钙通道激活、正向B细胞分化、T细胞凋亡等,主要参与B细胞受体、T细胞受体、白细胞跨内皮移植、血管内皮生长因子(vascular endothelial growth factor,VEGF)表达、间隙连接、促性腺激素释放激素(gonadotropin-releasing hormone,GnRH)分泌、细胞凋亡等信号通路.结论:从空间维度揭示囊胚极/壁滋养层细胞的基因表达,显示胚胎植入前囊胚极/壁滋养外胚层相互协调,精细调节囊胚孵化和胚胎植入过程,进一步数据分析有望寻找到调控胚胎植入的内源性特异分子.

自然杀伤(natural killer,NK)细胞是妊娠早期聚集于母胎界面的主要淋巴细胞,对正常妊娠发挥促进滋养层细胞侵袭、促进蜕膜血管生成和免疫耐受等积极作用.大量临床试验表明,NK细胞数量及功能的异常可能是不明原因复发性流产(unexplained recurrent spontaneous abortion,URSA)的重要原因之一.因此有必要总结NK细胞的特征、功能、及其对URSA的影响机制,以便为URSA患者的治疗提供依据.

目的 通过研究miR-30d在人稽留流产胎盘绒毛组织中的表达模式,探讨miR-30d与稽留流产的关系. 方法 收集2013年1月至2014年12月于石家庄第六医院治疗的稽留流产患者及同期该院1∶1匹配的正常人工流产孕妇为研究对象,分别为稽留流产组(80例)和对照组(80例);将稽留流产组按照年龄不同分为4个亚组:年龄≤25岁组(Y≤25)、26～30岁组(Y 26～30)、31～35岁组(Y 31～35)、≥36岁组(Y≥36).收集各组绒毛组织,利用qRT-PCR技术和原位杂交技术检测miR-30d在胎盘绒毛组织中的表达及定位. 结果 两组比较发现miR-30d在稽留流产组绒毛组织中的表达有上调趋势,但尚无显著性差异(P＞0.05).与对照组比较,miR-30d在Y≤25组患者胎盘绒毛组织中表达显著下调(P＜0.01),在Y26～30组患者胎盘绒毛组织中表达极显著降低(P＜0.01),在Y 31～35组患者胎盘绒毛组织中表达上调(P＜0.05),在Y≥36组患者胎盘绒毛组织中表达没有显著变化(P＞0.05).进一步分析发现在Y≤25组中,70％稽留流产患者胎盘绒毛组织中miR-30d表达显著下调(P＜0.01);在Y 26～30组,100％稽留流产患者胎盘绒毛组织中miR-30d表达显著下调(P＜0.01);而在Y 31～35组和Y≥36组,miR-30d的表达没有明显规律.原位杂交结果显示miR-30d表达主要定位于胎盘绒毛合体滋养层细胞. 结论 对于小于30岁的稽留流产患者,miR-30d在胎盘合体滋养层中表达下调,可能是引起稽留流产的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