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探讨初发胶质母细胞瘤扩大切除与患者预后的关系。方法:前瞻性纳入河南省人民医院(郑州大学人民医院，河南大学医学院)神经外科自2014年1月至2017年1月接受手术治疗的初发胶质母细胞瘤患者，根据患者术前1周内、术后24 h内MRI T1增强序列及液体衰减反转恢复序列(FLAIR)影像获得术前强化肿瘤体积、强化肿瘤残余体积和FLAIR序列的肿瘤体积、FLAIR序列的肿瘤残余体积，计算肿瘤切除程度。采用Cox比例风险回归模型确定胶质母细胞瘤患者总生存期(OS)的影响因素，采用Kaplan-Meier法绘制患者的生存曲线及Log-rank检验比较强化肿瘤全切除组和未全切除组、FLAIR序列的肿瘤全切除组和未全切除组患者的生存率。结果:最终纳入患者128例，强化肿瘤全切71例(55.5%)，其中FLAIR序列的肿瘤全切17例(13.3%)。Cox比例风险回归分析结果显示术前Karnofsky功能状态评分(KPS)、O6-甲基鸟嘌呤-DNA-甲基转移酶(MGMT)启动子甲基化状态、强化肿瘤残余体积、FLAIR序列的肿瘤残余体积、FLAIR序列的肿瘤切除程度是患者OS的独立影响因素( P<0.05)。强化肿瘤全切除组患者的生存率明显高于强化肿瘤未全切除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强化肿瘤全切除患者中，FLAIR序列的肿瘤全切除组患者的生存率明显高于FLAIR序列的肿瘤未全切除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 结论:MRI FLAIR序列显示的肿瘤残余是影响OS的一个重要因素，初发胶质母细胞瘤的扩大切除是必要的。

目的:探讨孪蛋白DNA复制抑制因子(GMNN)基因不同表达水平在胰腺癌患者的临床意义和预后价值。方法:利用癌症基因组图谱(TCGA)数据库下载胰腺癌转录组数据和临床信息，运用生物信息学方法分析GMNN基因在胰腺癌组织中表达差异及临床病理特征相关性，使用R语言进行基因本体(GO)和京都基因与基因组百科全书(KEGG)通路富集分析。采用Cox回归分析胰腺癌患者生存预后影响因素，使用R包单样本基因集富集分析(ssGSEA)方法探索胰腺癌关键基因表达水平与免疫细胞浸润相关性。分别采用Wilcoxon秩检验或 χ2检验分析两组或多组间差异。 结果:GMNN基因mRNA水平在不同病理分级胰腺癌患者之间有差异，GMNN高表达与胰腺癌病理分级，糖尿病病史，总生存(OS)之间存在显著相关性( P<0.05)。GO和KEGG通路富集分析发现，相关差异基因主要影响细胞化学突触传递调节，细胞膜电位调节等信号通路。生存分析发现，低GMNN表达水平组OS显著长于高表达组[2.901(1.810，3.518)比1.416(1.153，1.717)，风险比( HR)＝2.229，95%置信区间( CI)：1.451～3.425， P<0.01]，多因素Cox回归分析显示，肿瘤残余情况和GMNN表达水平[ HR＝2.075(1.286～3.348)， P<0.01]是影响胰腺癌患者OS的独立风险因素。免疫浸润分析发现，GMNN与抗原递呈细胞，树突状细胞细胞等多种免疫细胞浸润水平之间有密切相关性。 结论:GMNN高表达患者在胰腺癌预后中OS更差，是影响胰腺癌OS的独立风险因素，其表达水平与免疫细胞浸润明显相关。

循环肿瘤DNA（ctDNA）在肿瘤药物疗效预测、耐药监测、高危人群筛查、鉴别诊断、微小残余病变监测和预后判断等方面都展现出潜的在应用价值。其中基于ctDNA特定基因突变的标志物已写入部分肿瘤的临床诊疗指南，用于预测肿瘤药物疗效和监测耐药，国内外也有少量批准的伴随诊断试剂用于临床实验室检测。但是，大部分ctDNA相关标志物的临床有效性仍然处于医学研究阶段。实验室自建方法（LDT）的建立和性能确认，也是目前ctDNA临床应用亟需解决的问题。目前的ctDNA临床应用，是机遇和挑战并存的。

目的:探讨梭形细胞血管瘤（spindle cell hemangioma，SCH）临床病理及分子遗传学特征。方法:收集四川大学华西医院病理科2013年1月至2021年9月明确诊断为SCH的病例8例，并对其临床、病理形态学和免疫组织化学特点进行回顾性分析。使用Sanger测序检测经过样本DNA质量筛选的4例SCH、24例非SCH血管病变和5例血管周细胞肿瘤样本中IDH1基因132密码子和IDH2基因172密码子突变情况。结果:8例患者中，男性、女性各4例。初发年龄0~46岁，平均年龄28岁，中位年龄32岁。病程半年至31年不等，6例初发，2例为复发后就诊病例。病变位于足部4例、踝部2例、手部2例。6例单发，2例多发。肿瘤最大径1~5 cm。8例肿瘤均具有海绵状血管瘤样区和实性区。实性区主要可见梭形细胞、上皮样细胞和裂隙状血管。两种区域和实性区内胞质空泡化的上皮样细胞是SCH特征性的诊断线索。包含实性区上皮样细胞在内的血管内皮细胞可表达CD31（8/8）、ERG（4/4）、CD34（5/8）、D2-40（2/3）。梭形细胞表达平滑肌肌动蛋白（8/8）。内皮细胞和梭形细胞均不表达HHV8（0/7）、结蛋白（0/5）和S-100蛋白（0/3）。4例SCH中，1例检出IDH1 p.R132C突变，1例检出IDH2 p.R172G突变，2例阴性。29例非SCH病变均未检测出IDH1基因132密码子和IDH2 基因172密码子突变。7例SCH行完整切除术，1例行部分切除术。6例获得随访资料，随访时间5~90个月，平均46个月。6例均无转移，行部分切除术者残余病灶无进展，余5例无复发。结论:诊断SCH应结合发生部位、组织学特点及免疫组织化学检测结果等综合分析。IDH1基因132密码子和IDH2基因172密码子突变在血管源性病变中对SCH具特异性，困难病例可行基因检测辅助诊断。

目的:探讨1例晚发型糖原贮积症Ⅱ型(LOPD)型患儿的临床特征、 GAA基因变异特点及溶酶体酶α-葡萄糖苷酶(GAA)活性改变情况。 方法:收集2020年8月在四川大学华西第二医院临床确诊的1例GSDⅡ患儿的病历资料，采集患儿及其父母的外周血样，分别用于外周血白细胞、淋巴细胞分离及基因组DNA提取，检测2种细胞中加入GAA同工酶抑制剂阿卡波糖和不加抑制剂时溶酶体酶GAA的活性。同时收集20例健康受试者的外周血样，混合后分别分离白细胞与淋巴细胞，与患儿家系同批次进行GAA活性测定，作为正常参考值。基因组DNA用于神经肌肉病基因panel检测，并对候选变异进行Sanger测序验证和保守性分析。结果:患儿为9岁女性，2岁11个月时发现语言运动发育落后，就诊时走路不稳、上台阶困难及明显脊柱侧弯，患儿血清肌酸激酶显著升高、肌电图异常，心脏彩色多普勒超声未见异常。基因检测发现其携带 GAA基因c.1996dupG(p.A666Gfs*71)和c.701C>T(p.T234M)复合杂合变异。根据美国医学遗传学与基因组学学会相关指南，分别评级为致病变异(PVS1+PM2_Supporting +PM3)和可能致病变异(PM1+PM2_Supporting +PM3+PM5+PP3)。患儿、患儿父亲、母亲白细胞中GAA活性在不加抑制剂时分别为同批次正常值的76.1%、91.3%、95.6%，加入抑制剂时分别为同批次正常值的70.8%、112.9%、128.2%，白细胞中GAA活性在加入抑制剂后降低约6 ~ 9倍；患儿、患儿父亲、母亲淋巴细胞中GAA活性在不加抑制剂时分别为同批次正常值的68.3%、59.0%、59.5%，在加抑制剂时分别为同批次正常值的41.0%、89.5%、57.7%，淋巴细胞中GAA活性在加入抑制剂后降低约2 ~ 5倍。 结论:患儿被诊断为LOPD，其 GAA基因的c.1996dupG和c.701C>T复合杂合变异可能是其遗传学病因。LOPD患儿GAA残余酶活性范围较宽，酶活性改变不典型，在诊断时不能仅依据酶活性检测，而需要结合临床表现、基因检测和酶活性检测进行综合诊断。

一般认为非活动性乙型肝炎表面抗原携带状态(inactive hepatitis B surface antigen carriers state，IHCs)患者的疾病进展缓慢，相对预后良好，国内外指南均不推荐治疗。但近年来的研究发现，这种状态并非恒定不变，也可以发展为活动性肝炎、肝硬化和(或)肝癌。单纯基于丙氨酸转氨酶、乙型肝炎病毒(hepatitis B virus，HBV) DNA评估患者是否处于IHCs，可能会使部分人群错失治疗时机。机体的免疫应答在疾病的预后中发挥重要作用。IHCs患者有残余的HBV特异性免疫细胞活性，采用基于聚乙二醇干扰素α的治疗方案可帮助IHCs患者恢复HBV特异性免疫细胞功能，从而获得更高的临床治愈率。

目的:采用目前文献报道的3种制备小肠黏膜下层（SIS）的方法制备SIS，并比较3种制备方法对SIS的脱细胞程度、结构、活性成分和生物相容性的影响。方法:采用Badylak法、Abraham法和Luo法制备SIS。使用苏木精-伊红（HE）和4’，6-二脒基-2-苯基吲哚（DAPI）染色及DNA含量检测其脱细胞是否完全、残余DNA量；蛋白组学检测其组成成分；扫描电镜检测其结构变化；并将3种SIS与骨髓间充质干细胞（BMSCs）共培养检测其细胞相容性。采用方差分析比较组间差异。结果:3种方法制备的SIS的HE和DAPI染色均未无肉眼可见的细胞核；Badylak法、Abraham法和Luo法制备的SIS中DNA含量检测分别为43.25、21.01 ng/mg和15.69 ng/mg ECM干重。蛋白组学分析结果：SIS-1、SIS-2和SIS-3中检测出的蛋白种类分别为644、717和135种。胶原蛋白的种类最多，共有21个亚型，Ⅰ型胶原含量最大，还含有纤维粘连蛋白（fibronectin）、蛋白多糖、血管内皮生长因子（VEGF）、成纤维细胞生长因子（FGF）、转化生长因子-β（TGF-β）和骨形态发生蛋白-2（BMP-2）。扫描电子显微镜显示3种SIS微观结构均有一定程度破坏，表现为胶原纤维连续性中断与胶原纤维排列紊乱；与BMSCs共培养，细胞能保持良好的形态和增殖活性。结论:3种脱细胞方法制备的SIS均达到标准，具有良好的生物相容性，并保留大部分活性成分。微观结构和生物活性成分都会受到不同程度的损伤。

目的:探讨基于胎儿游离DNA的基础性与拓展性无创产前检测(noninvasive prenatal testing, NIPT)在胎儿非整倍体异常及染色体拷贝数目变异(copy number variations，CNVs)筛查中的应用价值。方法:对2777例基础性与拓展性NIPT检测结果进行回顾，随访妊娠结局，分析孕妇的临床数据、高风险孕妇的产前诊断率、筛查效能。结果:2777例孕妇中，42.9%(1192/2777)选择了基础性NIPT，57.1%(1585/2777)选择了拓展性NIPT，失败率为0.1%(3/2777)。共检出21三体高风险8例，性染色体高风险6例，目标疾病外高风险32例。NIPT对21三体高风险阳性预测值为85.7%；拓展性NIPT对性染色体异常的筛查阳性率为0.38%，3例高风险病例进行了产前诊断，确诊47，XXX一例，假阳性2例。对于检测范围外的额外发现，基础性和拓展性NIPT的产前诊断率分别为71.4%(5/7)和68.2% (15/22)，确诊7例真阳性CNVs，包括致病性和可疑致病性CNVs各1例，临床意义不明CNVs 5例。6例母源CNVs高风险病例中，5例胎儿携带相应CNVs且母亲为携带者；1例胎儿染色体微阵列分析结果未见异常，但其母亲为相应CNVs携带者。结论:NIPT对21三体综合征和母源性CNVs具有较高的阳性预测值，对胎源性CNVs的检测效能有限。检测前由孕妇知情选择是否获知目标疾病外的高风险结果是NIPT临床应用的可选方案，目标疾病外的高风险病例可结合胎儿超声筛查结果选择是否行介入性产前诊断，但需充分告知可能的残余风险。

目的:评估烟台地区经血传播乙型肝炎病毒(hepatitis B virus，HBV)的残余风险。方法:收集2016年1月至2019年12月烟台市中心血站243 787例无偿献血者的乙型肝炎病毒表面抗原(hepatitis B virus surface antigen，HBsAg)以及HBV DNA的筛查数据，酶联免疫吸附法(enzyme linked immunosorbent assay，ELISA)检测HBsAg，采用发病率-窗口期模型分别评估重复献血者及初次献血者传播乙型肝炎的残余风险，其中初次献血者的发病率采用校正系数法计算。结果:2016至2019年烟台市中心血站经HBsAg筛查后重复献血者及初次献血者的乙型肝炎残余风险分别为133.861/10万人次以及566.440/10万人次，核酸筛查后重复献血者及初次献血者的乙型肝炎残余风险分别为67.156/10万人次以及284.172/10万人次。结论:烟台地区重复献血者的乙型肝炎残余风险低于初次献血者，增加核酸检测可降低HBV残余风险。

目的:探讨人源化B细胞成熟抗原（BCMA）嵌合抗原受体T细胞（CAR-T细胞）治疗鼠源BCMA CAR-T后疾病再进展的难治性多发性骨髓瘤（RRMM）患者临床疗效及安全性。方法:采集两例患者自体外周血单个核细胞，制备BCMA CAR-T细胞，FC方案（氟达拉滨+环磷酰胺）预处理后分别予鼠源/人源化BCMA CAR-T细胞输注。输注后监测CAR-T细胞扩增、细胞因子变化及不良反应。体外试验检测鼠源/人源化BCMA CAR-T转染效率、对MM细胞株的杀伤活力及炎症细胞因子释放水平。结果:例1及例2输注鼠源CAR-T后3个月分别为完全缓解（CR）及疾病稳定（SD）。16个月及18个月后出现疾病再进展，且例1出现髓外病变，输注人源化BCMA CAR-T细胞挽救治疗后，分别达到部分缓解（PR）及非常好的部分缓解（VGPR）的疗效，例1髓外病变4个月消失。两例患者在人源化BCMA CAR-T细胞治疗期间，CAR-T细胞体内扩增峰值、体内持续时间均较鼠源输注期间水平升高。人源化BCMA CAR-T治疗期间IL-6、IL-8、IFN-γ、IL-10及TNF-α峰值高于鼠源CAR-T峰值。两例患者输注鼠源CAR-T期间细胞因子释放综合征（CRS）均为1级，无神经系统毒性（ICANS）；人源化CAR-T治疗例1 CRS为3级，ICANS为2级，支持对症治疗后好转，例2 CRS 2级，无ICANS发生。体外试验证实48 h效靶比为1∶1时，人源化BCMA CAR-T、鼠源CAR-T细胞分别与例1、例2患者共培养，BCMA +肿瘤细胞残余比例分别为（17.38±5.18）%对（28.27±4.58）%、（13.25±1.62）%对（22.77±1.77）%，人源化BCMA-CAR-T对原代MM的细胞毒作用优于鼠源CAR-T细胞（ P<0.001），且IFN-γ、TNF-α及IL-6释放水平均高于鼠源CAR-T细胞（ P值均<0.001）。 结论:鼠源BCMA CAR-T治疗后复发进展的RRMM患者再次输注人源BCMA CAR-T可能有效且安全性可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