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探究甲状腺乳头状癌患者喉返神经入喉处区域(recurrent laryngeal nerve inlet zone，RLNIZ)淋巴结转移情况及临床意义。方法:回顾性分析2017年7月至2018年6月烟台毓璜顶医院甲状腺外科738例甲状腺乳头状癌患者病例资料，将108例单独送检RLNIZ淋巴结的病例纳入研究，统计分析RLNIZ淋巴结转移情况与患者临床病理特点的关系。结果:RLNIZ淋巴结整体检出率为12.3%(91/738)，平均淋巴结检出数目为1.5±0.7，淋巴结转移率为30.8%(28/91)。RLNIZ淋巴结转移与肿瘤直径( P＝0.028)、被膜侵犯( P＝0.019)、中央区淋巴结转移数目( P<0.001)及侧颈部淋巴结转移( P<0.001)相关，其中中央区淋巴结转移数目为RLNIZ淋巴结转移独立危险因素。上位甲状旁腺损伤及吞咽功能障碍发生率为0.9%(1/108)。 结论:RLNIZ淋巴结转移常见于肿瘤负荷高的患者。对于术前影像学发现肿瘤>1 cm、可疑被膜侵犯、侧颈部淋巴结转移患者术中需常规行RLNIZ淋巴结清扫。

目的:探讨转移性儿童及青少年分化型甲状腺癌（caDTC）基因与临床特征的关系。方法:横断面研究，纳入2020年12月至2022年12月就诊于北京协和医院存在淋巴结或远处转移性的caDTC患者，根据纳排标准共入组67例患者。比较不同基因组间临床病理特征及摄碘差异，并以12岁为界行亚组分析。结果:67例caDTC中，确诊年龄［ M（ Q1， Q3）］为13.2（9.7，16.9）岁，男23例，女44例。68.7%（46/67）的患者存在远处转移（M1期）。68.7%（46/67）检测出致病性或可能致病性基因突变，RET或NTRK融合（简称RET/NTRK）最多［43.3%（29/67）］，BRAF V600E突变次之［19.4%（13/67）］，仅1例为NRAS Q61R突变。将患者分为RET/NTRK融合组（ n=29）、BRAF突变组（ n=12）、其他突变组（ n=4）及无突变组（ n=21）（1例患者因合并NRAS Q61R突变和BRAF V600E突变未纳入基因突变亚型分组比较）。基因特征分组比较显示，相较于BRAF突变组，RET/NTRK融合组的中位确诊年龄较小［12.6（9.3，15.9）比17.2（15.5，18.1）岁， P<0.001］，突变负荷≥2的比例更高（10.4%比8.3%， P=0.027），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46例M1期患者中，71.7%（33/46）初始摄碘，30.4%（14/46）发展为碘难治性（RAIR）。年龄分组比较中，相较≥12岁组，<12岁组男性比例更高（51.9%比22.5%， P=0.013）和BRAF V600E突变发生率更低（0比32.5%， P<0.001）。 结论:RET/NTRK在转移性caDTC中发生率最高，并呈现低龄化和高远处转移率的特征，尽管转移性病灶多数初始摄碘，但易发生RAIR。应重视RET/NTRK融合在低龄caDTC侵袭性及碘抵抗发生中的潜在作用。

目的:采用残余肿瘤负荷（residual cancer burden，RCB）评估系统分析乳腺癌新辅助治疗疗效的影响因素，并探讨RCB评估在新辅助治疗中的预后价值。方法:收集武汉大学人民医院2019年11月至2022年11月364例行新辅助治疗的乳腺癌患者的临床病理资料及术后RCB分级，采用 χ 2检验分析RCB分级与临床病理参数的关系，Spearman相关性分析法分析RCB分级与临床病理特征的相关性，Logistic回归分析病理完全缓解（pathologic complete response，pCR）的影响因素，Kaplan-Meier生存分析和log-rank检验方法评估累积生存期。 结果:364例经新辅助治疗患者中，术后获得RCB 0级者129例、RCB Ⅰ级46例、RCB Ⅱ级109例、RCB Ⅲ级80例。新辅助治疗前患者的组织学分级（ χ 2=21.757， P=0.000）、雌激素受体（estrogen receptor，ER）（ χ 2=52.837， P=0.000）、孕激素受体（progesterone receptor，PR）（ χ 2=55.658， P=0.000）、人类表皮生长因子受体2（human epidermal growth factor receptor-2，HER2）（ χ 2=89.040， P=0.000）的表达情况，Ki67表达（ χ 2=12.927， P=0.005），分子分型（ χ 2=80.793， P=0.000）及术前淋巴结状态（ χ 2=25.764， P=0.000）均显示与患者术后的RCB分级相关；进一步相关性分析显示组织学分级（ r=-0.229， P=0.000）、HER2表达情况（ r=-0.465， P=0.000）及Ki67表达量（ r=-0.179， P=0.000）与RCB分级呈负相关，而ER（ r=0.352， P=0.000）、PR（ r=0.379， P=0.000）及淋巴结转移情况（ r=0.214， P=0.000）与RCB分级呈正相关。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患者术前高组织学分级，ER、PR、AR阴性表达，HER2阳性表达，Ki67高增殖指数，淋巴结未发生转移是术后获得pCR的有利因素，且PR、AR、HER2是术后获得pCR的独立预测因素。Kaplan-Meier生存分析显示不同RCB分级患者术后的累积生存期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04）。 结论:乳腺癌的术后RCB分级与其新辅助治疗前诸多临床病理特征及生存预后密切相关，与RCB分级密切相关的临床病理因素同时也是影响新辅助治疗pCR的重要影响因素，故RCB分级有较高的预后预测价值。

患者男，61岁，因"腹胀、腹泻伴右下腹疼痛1个月"于2017年5月8日就诊。既往体健，吸烟史10年(平均20支/d)，饮酒史8年(平均100 ml/d)，一妹妹有乳腺癌病史。初诊时腹部CT示，回盲部占位性病变，肠系膜淋巴结肿大。癌胚抗原(carcinoembryonic antigen, CEA)7.29 ng/ml。5月21日行剖腹探查+右半结肠切除+腹腔淋巴结清扫+末段回肠横结肠吻合术。术后病理诊断：(结肠)黏液腺癌，部分呈印戒细胞癌，侵及肠壁全层。免疫组化染色：癌细胞错配修复蛋白同源物1(mutL protein homolog 1, MLH1)、减数分裂后分离增强蛋白2弱阳性，错配修复蛋白同源物2(mutS protein homolog 2, MSH2)、错配修复蛋白同源物6阴性，Ki－67指数约为70%，肠周淋巴结可见转移癌(5/17)。术后病理分期为T3N2aM0 ⅢB期。术后3个月复查肿瘤标志物CEA，在正常范围。6—12月接受奥沙利铂+卡培他滨方案辅助化疗8个周期。末次化疗后3个月(2018年3月6日)常规复查腹部增强CT，见腹主动脉旁增大淋巴结，转移不除外。进一步行正电子发射计算机断层显像(positron emission tomography－computed tomography, PET－CT)检查，示腹腔多发增大淋巴结，代谢异常增高，考虑转移(图1)。患者当时无特殊不适症状，未接受进一步治疗。2018年6月患者开始出现腰腹部疼痛并逐渐加重，伴体重减轻，口服阿片类止痛药物症状缓解。8月21日行腹部增强CT检查，示吻合口周围肠管扩张，腔内积液，并可见气液平面，考虑肠梗阻；腹主动脉旁淋巴结较前明显增大，局部呈肿块样改变，与邻近降主动脉及脊柱分界不清(图2)。对手术标本进行基因检测，结果提示为微卫星高度不稳定(high frequency microsatellite instability, MSI－H)，肿瘤突变负荷为36.67个/Mb，检测到MLH1 K196fs、MSH2 Y757X基因突变，未检测到Kirsten大鼠肉瘤病毒癌基因同源物、神经母细胞瘤RAS病毒癌基因同源物、鼠类肉瘤病毒癌基因同源物B基因突变。遗传性肿瘤变异基因检测未见致病性胚系突变。患者入组了恩沃利单抗纳米抗体Ⅰb期临床试验，于9月3日开始接受恩沃利单抗治疗，180 mg(2.5 mg/kg体重)，皮下注射，每周1次。11月21日(治疗后3个月)首次疗效评价达部分缓解(partial remission, PR)。之后恩沃利单抗维持治疗2年，末次用药日期为2020年10月12日，后停药观察，维持PR，截至影像学末次疗效评价日期(2022年7月20日)依然未见复发(图2)，期间未出现明显的免疫治疗相关不良反应。

目的:探讨术前预测早期乳腺癌患者高淋巴结负荷的方法，以避免不必要的前哨淋巴结活检术。方法:收集2014年1月1日至2018年8月1日就诊于郑州大学附属肿瘤医院的2 620例早期乳腺癌患者的临床病理和胸部多层螺旋CT(MSCT)资料。根据术后病理结果将患者分为腋窝高淋巴结负荷(HNB)组和非HNB组。通过单因素和多因素分析确定早期乳腺癌患者腋窝淋巴结负荷的影响因素，建立MSCT对HNB的诊断模型，采用受试者工作特性(ROC)曲线分析确定诊断HNB的最佳界值，采用 Kappa检验评价MSCT诊断与病理诊断的一致性。 结果:2 620例患者中，HNB患者168例。单因素分析显示，肿瘤大小、人表皮生长因子受体2(HER-2)状态、MSCT异常淋巴结数目、MSCT最大异常淋巴结长短径之比、最大异常淋巴结门情况及最大异常淋巴结实质与早期乳腺癌患者腋窝淋巴结负荷有关(均 P<0.05)。多因素分析显示，MSCT异常淋巴结数目是早期乳腺癌患者腋窝HNB的独立影响因素，相对于无异常淋巴结的患者，MSCT诊断有1枚、2枚、3枚、≥4枚异常淋巴结患者为腋窝HNB状态的 OR值分别为3.305、9.379、126.163和780.953。以MSCT异常淋巴结≥3枚预测早期乳腺癌患者腋窝HNB的受试者工作(ROC)曲线下面积为0.928，灵敏度为82.1%，特异度为95.4%，准确度为94.5%。 Kappa检验显示，MSCT诊断与病理诊断的一致性较好( Kappa＝0.629， P<0.001)。 结论:MSCT异常淋巴结数目是早期乳腺癌患者腋窝HNB的独立影响因素，以MSCT异常淋巴结≥3枚为标准可以帮助临床预测早期乳腺癌患者的腋窝HNB状态，使部分患者免除不必要的前哨淋巴结活检术。

探讨高危转移性激素敏感性前列腺癌早期应用新型内分泌治疗联合多西他赛化疗的疗效和安全性。患者，62岁。2020年4月20日因双下肢麻木无力10 d入院。胸部CT检查示两肺多发转移瘤；纵隔多发淋巴结肿大；部分肋骨和胸椎密度不均匀，考虑转移瘤。因脊髓压迫症状明显，胸椎MRI检查示多发胸椎椎体及附件、胸骨转移瘤。行胸5椎体减压肿瘤病灶清除术，术后病理检查示骨转移瘤，符合前列腺腺泡腺癌。术后血PSA 960.602 ng/ml。结合病史、影像学检查和病理检查结果，诊断为高危转移性激素敏感性前列腺癌，高肿瘤负荷状态，临床分期T 4N 1M 1期。行新型内分泌治疗(恩扎卢胺+雄激素剥夺治疗，3个月)联合多西他赛化疗(75 mg/m 2，每3周1次；泼尼松5 mg，每日2次，4个周期)后患者症状改善，转移灶缩小。新型内分泌治疗联合多西他赛化疗能有效控制高危转移性激素敏感性前列腺癌进展，且未出现疲劳、潮热、头痛、血液毒性(贫血、血小板减少和中性粒细胞减少)等常见不良反应，可作为此类患者的有效治疗方案选择。

目的:分析胚芽型肾母细胞瘤临床特点和影响预后的临床危险因素。方法:回顾性分析2008年1月至2020年6月北京儿童医院收治的75例患儿的临床资料，均经术后病理证实为胚芽型肾母细胞瘤。男45例(60.0%)，女30例(40.0%)。诊断时平均年龄39.1(6~144)个月。临床表现为腹部包块35例(46.7%)、血尿24例(32.0%)、腹痛7例(9.3%)，体检发现9例(12.0%)。所有患儿术前均行影像学检查，腹部B超和增强CT检查均提示肾内实性占位，瘤内局部可见不规则增强回声。肿瘤直径≥5 cm者51例，<5 cm者24例。肿瘤体积(负荷)>1000 ml 29例，≤1000 ml 46例。肿瘤均为单侧，位于左侧38例(50.7%)，右侧37例(49.3%)。术前肿瘤破裂5例。患儿术前均未行化疗，直接行一期根治性肾切除术，其中10例术中清扫淋巴结数量>7枚；术中肿瘤破裂2例。根据美国肾母细胞瘤研究组临床分期标准，Ⅰ期30例，Ⅱ期28例，Ⅲ期15例，Ⅳ期2例；将Ⅰ、Ⅱ期定义为早期，Ⅲ、Ⅳ期定义为晚期。术后根据美国儿童肿瘤协作组(COG)方案，早期组患儿采用长春新碱+放线菌素D(EE4A)方案化疗，晚期组采用长春新碱+放线菌素D+阿霉素(DD4A)方案化疗并联合放疗。结果:本研究75例，7例术后行1p/16q杂合缺失基因检测，其中1例Ⅰ期，为1p/16q杂合同时缺失，化疗方案由EE4A升级为DD4A；1例Ⅱ期出现复发后检测，为1p/16q杂合同时缺失，改为长春新碱+放线菌素D+阿霉素+环磷酰胺+VP-16方案化疗；1例仅1p缺失，4例1p/16q检测阴性，维持原化疗方案。本组75例中67例(89.3%)获得随访。中位随访时间57个月。67例中，疾病无进展存活56例，复发或远处转移3例，死亡8例。5年疾病无进展生存率为74.7%，总生存率为88.0%。单因素和多因素分析结果显示，临床分期晚期( HR＝4.9，95% CI 1.2~19.6， P＝0.025)、肿瘤体积>1000 ml( HR＝1.7，95% CI 0.4~6.9， P＝0.048)、肿瘤破裂( HR＝20.1，95% CI 4.7~85.5， P<0.001)是影响胚芽型肾母细胞瘤预后的独立危险因素，性别、年龄、临床表现、肿瘤侧别、瘤栓、淋巴结清扫数量对胚芽型肾母细胞瘤的生存率无显著影响( P>0.05)。 结论:临床分期为晚期、肿瘤体积>1000 ml、肿瘤破裂是影响胚芽型肾母细胞瘤预后的临床危险因素。早期患儿出现疾病进展可能跟淋巴结清扫数量不足和未完善1p/16q杂合缺失的基因检查有关，导致患儿的风险分级被低估，治疗强度不足，造成肿瘤局部复发风险增加。

本文报道1例因"胆道闭锁"行劈裂式肝植术后发生淋巴增殖性疾病合并自发性肿瘤溶解综合征的1岁儿童受者，其肝移植术后6个月出现发热伴恶心呕吐，实验室检查提示EB病毒感染，全身多发淋巴结肿大，术后7个月淋巴结活检诊断为移植后淋巴组织增殖性疾病(PTLD)。后因急性肾损伤3期伴急性左心衰考虑高肿瘤负荷导致自发性肿瘤溶解综合征，经持续性肾脏替代治疗(CRRT)、血浆置换等抢救措施后脱离生命危险，之后应用利妥昔单抗以及5个疗程R-CHOP治疗，该儿童受者脏器功能迅速恢复，全身多处淋巴结明显减小。

全肺切除术是中央型肺癌的一种治疗手段，为了最大程度切除肿瘤组织需要切除一侧肺组织，其导致结果包括：(1)肺容积减少及肺通气换气量减少；(2)肺血管床减少及由此导致的肺动脉高压，右心室后负荷增加；(3)健侧肺门与纵隔移位及由此引起的肺通气，心脏血流动力学改变；(4)与局部血供不良，术后低氧，局部张力增高等危险因素相关的气管残端或气管支气管吻合口愈合不良，及可能出现的支气管胸膜瘘或气管支气管吻合口瘘。这导致全肺切除术相比较保留肺功能的肺切除术术后并发症风险有所增加。但并不意味着要退而求其次，放弃其在肺癌治疗中其他手术方式所不能比拟的肿瘤学治疗效益。术前精准评估患者肿瘤与淋巴结情况及手术可切除性、心肺功能，挑选出能够最大程度获益于该手术方式的患者；尽可能缩短手术时间以减少麻醉通气中造成的肺损伤，术中避免膈神经、喉返神经、迷走神经肺支等神经损伤，降低如支气管残端或气管支气管吻合口周围血供不良等引起残端或吻合口愈合的风险因素；优化术前、术中、术后管理中的气道管理、呼吸机管理、液体管理、疼痛管理、营养支持、心肺支持、自主咳嗽、早期活动等。可能会在规避风险的同时最大程度发挥一种手术方式本身在肿瘤学治疗中带来的效益。

前列腺癌最常见的转移部位是淋巴结，其次为骨、肺、膀胱、肝和肾上腺等。本文报道1例前列腺癌胰腺转移病例。患者52岁，因上腹部疼痛20 d入院，PET-CT检查提示前列腺及胰腺恶性病变，分别行前列腺和胰腺穿刺活检术，根据病理结果诊断为前列腺癌胰腺转移。行内分泌治疗加多西他赛化疗6个周期后，复查影像学检查提示胰腺转移瘤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