患者1，男，5岁4个月，因"右眼突发内斜伴双眼复视2个月"于2021年3月至山东中医药大学附属眼科医院就诊。否认外伤史和全身病史。眼部检查示：双眼裸眼视力均1.0；1%阿托品凝胶散瞳验光：右眼+3.25 DS，左眼+3.25 DS/-0.50 DC×175°；双眼前节、眼底检查未见异常。主视眼为左眼。无代偿头位。角膜映光法：右眼注视=左眼注视，裸眼+30°；眼球运动正常。神经内科会诊及颅脑计算机断层扫描（CT）检查未见异常。远视全矫戴镜后内斜视减轻但未完全矫正。诊断：双眼急性共同性内斜视、部分调节性内斜视。2022年3月行斜视手术治疗，术前检查示：角膜映光法：裸眼+30°、戴镜+20°；同视机检查（10°画片）：Ⅰ级斜视度裸眼+33°、戴镜+27°（自觉=他觉）；Ⅱ级融合范围-2°~+4°；Ⅲ级立体视有。棱镜度检查采用三棱镜交替遮盖、马氏杆三棱镜和Base-out（BO）恢复点3种方法 [1,2]，使用等腰树脂三棱镜，当斜视度大于50 △时在患者双眼前分别放置三棱镜，此时棱镜度根据三棱镜分放双眼与实际棱镜度的换算表计算 [3]。远、近斜视度均依据BO恢复点，手术设计参照Wright增量公式 [4]，即手术目标量为裸眼看近和戴镜看远斜视度的平均值，见表1。术中被动牵拉试验无阻力。术后眼位及视功能检查见表2。

目的:分析偏侧面肌痉挛患者术前肌电图与痉挛评估的诊断价值及术中电生理监测与预后的关系，为临床诊治提供帮助。方法:选取31例偏侧面肌痉挛患者进行临床痉挛程度评分，按临床痉挛程度评分分为一般痉挛组(27例)和严重痉挛组(4例)，对所有患者进行术前神经电生理检查，记录颤搐放电、面神经传导速度(MCV)、瞬目反射、侧方扩散(LSR)、脑干听觉诱发电位(BAEP)、瞬目反射；术中进行电生理监测，记录术中LSR情况。根据术中LSR消失与否，将患者分为LSR消失组和LSR残留组，分别于术后1周、术后3个月和术后半年，观察和比较这2组患者的面肌痉挛术后临床疗效评估情况。结果:一般痉挛组和严重痉挛组患者的术前肌电图检查，LSR均为阳性表现，面神经MCV均在正常范围，而针极肌电图观察到的颤搐放电和瞬目反射、术前BAEP的组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根据术后31例患者的LSR是否消失，患者分为LSR残留组(15例)和LSR消失组(16例)两组，比较各组术后1周(痊愈患者残留组1例，消失组3例；明显缓解患者残留组3例，消失组7例)、术后3个月(痊愈患者残留组5例，消失组7例；明显缓解患者残留组3例，消失组6例)及术后半年时(痊愈患者残留组5例，消失组12例；明显缓解患者残留组9例，消失组2例)患者的面肌痉挛恢复情况，LSR消失组和LSR残留组组内上述3个时间点的临床疗效评估比较，痉挛恢复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0.05)，且术后半年时间点优于术后3个月且优于术后1周时间点( P<0.05)；术后同一时间点的痉挛恢复比较，术后1周时间点组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且为消失组显著优于残留组( P<0.05)，而术后3个月和术后半年时间点的组间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0.05)。 结论:术前肌电图能对面肌痉挛范围及程度、面神经兴奋性提供客观诊断评估依据；术中电生理实时监测，能帮助术者客观评估减压效果，及时发现避免周围神经牵拉损伤情况。

患儿男，6岁。因家长发现其视物距离很近3年，于2019年1月到空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眼科就诊。患儿3岁时曾在当地医院诊断为"高度近视"；2018年7月曾在我科门诊经医学验光及眼B型超声检查确诊为"高度近视"，但未接受戴镜治疗。患儿系单胎、足月剖腹产，出生时无异常，未经特殊治疗；其母在孕产期无特殊病史；父母非近亲结婚；无外伤史。眼科检查：右眼视力0.08，矫正视力0.15；左眼视力0.05，矫正视力0.12。右眼、左眼眼压分别为16、20 mm Hg (1 mm Hg= 0.133 kPa）。散瞳后裂隙灯显微镜检查，双眼晶状体周边部后囊膜灰色混浊，中央后囊膜轻度向后凸出，呈晶状体后圆锥样改变（图1A，1B ），其余眼前节正常。间接检眼镜检查，双眼眼底轻度"豹纹状"改变，但视网膜血管像不清晰，轻度扭曲（图1C，1D ），与通过圆锥角膜观察的眼底成像很相似。右眼、左眼眼轴分别为25.48、25.60 mm，角膜曲率值分别为41.41×14°/42.99×104°、41.06× 176°/43.16×86°。眼B型超声检查，双眼晶状体混浊、玻璃体混浊，左眼颞下方有低回声弧形光带（图2A，2B ）。黄斑部光相干断层扫描检查，双眼均未见异常。多焦视网膜电图检查，双眼振幅降低。图形视觉诱发电位（VEP）检查，右侧峰时延迟、幅值降低，左侧未引出有效波形；多焦VEP检查，双眼波形存在。全身麻醉下行小儿数码视网膜成像系统（RetCam）检查，双眼颞侧周边部视网膜血管被牵拉变直，右眼颞侧周边视网膜有变性区；左眼有从视盘向颞侧周边延伸至晶状体后方的视网膜皱襞，且颞侧周边视网膜被牵拉隆起（图2C，2D）。荧光素眼底血管造影（FFA）检查，双眼周边视网膜血管走行平直呈"毛刷状"，部分有荧光着染，双眼颞侧周边可见牵拉隆起，晚期有少量荧光素渗漏（图2E，2F ）。临床诊断：双眼家族性渗出性玻璃体视网膜病变（FEVR）、并发性白内障、晶状体后圆锥改变、高度近视。

目的:牵引法矫正先天性乳头内陷，术后乳头皮肤微循环会出现不同程度血运障碍。用激光多普勒散斑血流仪测量手术后乳头皮肤微循环灌注量，验证不同等级血运障碍乳头皮肤微循环灌注量差异，探讨手术后乳头皮肤微循环灌注量变化趋势，以及健康女性乳头乳房皮肤微循环模式。方法:2016年10月至2022年10月，北京协和医院整形外科对37例72侧女性先天性内陷乳头行钢丝矫正器牵引矫正术，手术组患者年龄21～51(27.4±1.8)岁。同期纳入34例65侧健康女性正常乳头作为对照组，年龄18～50(26.5±1.7)岁。2组均用激光多普勒散斑血流仪PeriCam PSI系统测量乳头、乳晕皮肤微循环灌注量。对照组测量1次，手术组在术后2、5 d、1个月重复测量3次。结果:对照组乳头皮肤微循环灌注量(137.77±22.94)，乳房皮肤微循环灌注量(68.94±10.43)，乳头与乳房皮肤微循环灌注量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t＝－14.12， P<0.001)。手术组术后2 d乳头皮肤微循环灌注量(179.57±41.48)，与对照组乳头皮肤微循环灌注量(137.77±22.94)相比，手术会导致术后乳头皮肤微循环灌注量显著增加，术后5 d乳头皮肤微循环灌注量降低(167.28±38.16)，术后1个月时趋于正常(131.45±39.64)。当乳头出现皮肤破溃或部分坏死等血运障碍时，乳头皮肤微循环灌注量显著降低(118.63±58.66)，术后乳头血运障碍分级获得数据支持。 结论:正常女性乳头皮肤微循环灌注量明显高于乳房皮肤微循环灌注量。手术会导致乳头皮肤微循环灌注量明显增加，术后发生血运障碍导致乳头皮肤破溃或局部坏死时，乳头皮肤微循环灌注量显著降低。乳头皮肤完整性可作为临床观察关键点，经术后换药处理，乳头皮肤破溃全部愈合，至1个月时乳头皮肤微循环灌注量恢复正常状态。

对2016年1月至2017年12月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呼吸科诊断的2例急性间质性肺炎(AIP)患儿的临床表现、影像学变化及病理表现进行回顾性分析。例1，女，8岁4个月；例2，男，1岁11个月。2例患儿均以"咳嗽、气促20 d"为主诉入院，病初有一过性低热，于院外分别按照肺炎支原体肺炎、病毒性肺炎治疗，效果不佳。入院查体均可见呼吸促，三凹征(＋)，口唇、指/趾端发绀，未见杵状指，无啰音。心腹及神经系统查体无异常。均存在低氧血症，二氧化碳分压正常。病原学检查、自身抗体和抗中性粒细胞胞质抗体均为阴性。肺高分辨CT(HRCT)提示双肺透光度减低，以下肺为著，弥散磨玻璃影，实变以及受牵拉的支气管。肺组织病理表现为弥散性肺泡损伤，可见肺泡间隔增厚，肺泡腔内可见纤维样组织。病例1可见透明膜形成。2例患儿均使用糖皮质激素治疗，其中例1应用鼻导管吸氧，例2应用经鼻持续气道正压通气(NCPAP)呼吸支持，均存活，随访2例患儿激素应用逐渐减停，疗程分别为8个月和1年，肺内病变基本吸收。

目的:探究外周ⅠA期肺小腺癌(≤2 cm)气腔播散(spread through air spaces，STAS)与临床及CT形态学特征等相关因素之间的关系，并构建诺莫图模型。方法:收集2017年至2022年在南通大学附属医院行肺部外科手术且术后病理诊断为外周ⅠA期肺小腺癌患者的相关临床、病理及影像学资料，其中，2017年至2021年符合纳入标准的病例作为训练组，2022年符合纳入标准的病例作为验证组。采用单因素分析及多因素 logistic回归分析研究外周ⅠA期肺小腺癌发生STAS的独立危险因素，在此基础上构建诺莫图预测模型，并用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 ROC)、校正模型等对该模型进行性能评价。 结果:共纳入430例符合标准的患者，其中，训练组351例(STAS阳性109例，STAS阴性242例)，验证组79例(STAS阳性23例，STAS阴性56例)。单因素分析显示：两组患者在年龄(>58岁)、性别、吸烟史、肿瘤位置(胸膜下、非胸膜下)、胸膜牵拉、结节类型、结节最大径、实性成分最大径、肿瘤实性占比(consolidation tumor ratio，CTR)、分叶征、毛刺征、支气管截断征、血管征(包括结节内/周围血管增粗、扭曲)、卫星灶、磨玻璃带征方面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多因素 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CTR( OR＝4.98， P<0.001)、分叶征( OR＝4.07， P＝0.013)、毛刺征( OR＝3.66， P<0.001)、卫星灶( OR＝3.56， P＝0.009)是STAS发生的独立危险因素。应用上述因素构建诺莫图模型并对模型进行验证，结果显示：经诺莫图预测模型绘制 ROC曲线，训练组的 ROC曲线下面积( AUC)0.840(灵敏度0.835，特异度0.734)，验证组的 AUC 0.852(灵敏度0.786，特异度0.783)，训练组和验证组校正曲线与理想曲线有较好的重合度。 结论:CTR、分叶征、毛刺征、卫星灶是STAS的独立危险因素，本研究构建的诺莫图模型具有较好的预测价值。

目的:探讨儿童进行性限制性斜视的临床特征、影像学表现、组织病理学特点及手术效果。方法:回顾性病例系列研究。收集2017年6月至2022年10月在天津市眼科医院就诊的进行性限制性斜视9例（9只眼）患儿的资料，比较患儿双眼眼球突出度及受累眼在第一眼位及水平内外转时睑裂高度的改变，总结患儿的临床特征并对行斜视矫正手术患儿术中情况、手术效果及术后组织病理学结果进行分析。采用Wilcoxon符号秩检验和Friedman双向秩方差分析进行统计学处理。结果:9例患儿均为单眼发病，其中男性4例，女性5例；右眼3例，左眼6例；发病年龄为2~40个月。患儿双眼眼球突出度右眼为13.00（12.00，13.00）mm，左眼为12.00（12.00，13.50）mm，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Z=-1.00， P=0.317）；受累眼睑裂高度内转为8.00（7.25，8.00）mm，第一眼位为7.50（7.00，8.00）mm，外转为8.00（7.75，8.00）mm，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χ2=1.00， P=0.607）。所有患儿头颅CT或MRI检查均未见明显异常，血清学及免疫学检查亦未见明显异常，而眼眶CT或MRI检查均提示不同眼外肌肌腹增粗。9例患儿中6例行斜视矫正手术，手术患儿术前均行被动牵拉试验，受累眼向各个方向运动均受到不同程度限制。术后第一眼位正位，但眼球运动仍受限。对3例患儿术中眼外肌取材行组织病理学检查，1例提示主要为增生的胶原纤维；1例在弥漫型增生的胶原纤维之间散在束状排列的平滑肌纤维，1例表现为异常增生的横纹肌纤维，部分横纹肌纤维直径大小不一，配对盒（PAX）基因阳性的卫星细胞增多，以表达慢肌球蛋白的肌纤维为主。 结论:儿童进行性限制性斜视呈限制性改变，受累眼眼球突出度及睑裂高度无明显改变，影像学检查显示受累眼外肌肌腹增粗；被动牵拉试验发现受累眼向各个方向运动均受到不同程度限制，虽然斜视矫正手术可以改善眼位，但术后眼球运动仍存在受限因素；部分患儿组织病理学表现为骨骼肌纤维或胶原纤维异常增生。

男，67岁，因"右腕管综合征术后2周，右手肿胀疼痛1周"来门诊就诊。患者曾于本院因"腕管综合征"行腕管切开、正中神经松解，术后夜间麻醒症状消失，但于第3天开始出现右全手疼痛、麻木及肿胀，伴烧灼感，甚至因此晚上来院急诊，但一般镇痛药缓解不明显。临床检查：腕掌部伤口愈合良好。右腕以下手部弥漫性肿胀，皮纹明显减少，手背皮温略高，皮肤潮红。手掌部干燥，脱屑。手背手掌痛觉过敏，但1～5指触觉减退，疼痛视觉模拟评分(VAS)为8分(10分制)。示中环小指屈曲明显受限：(主动)屈距掌纹10 cm。患者另有痛风史10年，伴右小指近指间关节痛风结石及活动受限3年。诊断：右腕管综合征术后；反射性交感神经营养不良(图1)。于门诊施行以下康复措施：①主动及被动活动包括应力加载训练，3～4次/d，15～20 min/次。在操作中进行疼痛管理：轻微疼痛可以接受，若VAS评分大于3分予间歇性关节牵张7～10 s，接着放松3～4 s，待疼痛评分恢复至3分之内，再进行重复匀速的关节活动；②经皮神经电刺激：采用神经肌电促通仪(TENS-21)，温热电极正极置于颈后部，负极置于前臂及腕掌部，强度大小以患者耐受为度，30 min/次，2次/d；③氦氖激光(LJL40-HA)照射：波长632.8 nm，功率大于40 nw连续输出，光束照射患手肿胀部位，20 min/次，2次/d；④感觉再教育：应用分级的材质(包括棉花、毛巾、砂纸等)划擦或轻拍感觉过敏区域进行脱敏，每次5～10 min，3～4次/d。刺激强度呈逐步增加的过程，以使患者更好地适应。鼓励患者在家进行脱敏训练：浸没患手到颗粒中进行摩擦，按大米-赤豆-黄豆-花生米顺序分级进行，3～4次/d，5～10 min/次；⑤心理疏导：鼓励患者在生活中自主使用患手，多参与日常生活操作，以分散对疼痛注意力，并告知即使这些诱发症状暂时性加剧，也不要轻易放弃。6周后患者自觉疼痛明显缓解，肿胀消退，手部活动度改善。临床检查：对触碰的高敏感性消失，肿胀消退，视觉模拟评分(VAS)1分，示中环主动屈指到位，小指近指间关节因痛风结石活动受限(图2)。

目的:分析 18F-FDG PET/CT影像学特征在T1~2期肺腺癌气腔内播散(STAS)中的预测价值。 方法:回顾性分析2018年6月至2020年6月间在江门市中心医院行 18F-FDG PET/CT检查并经手术病理证实的T1~2期肺腺癌患者80例[男36例，女44例；年龄：19~84 (59.9±11.8)岁]。依据病理结果分为STAS阳性组和阴性组。采用两独立样本 t检验、Mann-Whitney U检验、 χ2检验或Fisher确切概率法分析2组患者的性别、年龄、肿瘤标志物、SUV max、SUV mean、高分辨率CT(HRCT)影像学征象(径线、位置、形态、密度、分叶征、毛刺征、空泡征、空气支气管征、胸膜牵拉征和周围肺气肿)、病理学特征(微乳头状结构、脉管侵犯、胸膜侵犯、淋巴结转移)的差异，再进行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采用ROC曲线评估各参数诊断T1~2期肺腺癌患者STAS的效能。 结果:80例T1~2期肺腺癌患者中，12例(15.0%)STAS阳性，68例(85.0%)STAS阴性。SUV max、SUV mean、微乳头状结构、脉管侵犯、淋巴结转移在2组患者间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z值：-2.60、-2.17; χ2值：29.56、9.28、17.40， P<0.001或 P<0.05)。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提示SUV max[比值比( OR)＝1.348(95% CI：1.071~1.695)， P＝0.011]、微乳头状结构[ OR ＝47.444(95% CI：4.592~490.214)， P＝0.001]、淋巴结转移[ OR ＝8.201(95% CI：1.129~59.576)， P＝0.038]为肺腺癌STAS的独立危险预测因素。ROC曲线分析示SUV max最佳界值为3.85时，AUC为0.737 (95% CI: 0.614~0.859)，灵敏度为11/12，特异性为55.9%(38/68)，准确性为61.2%(49/80)；SUV max联合微乳头状结构、淋巴结转移的AUC为0.945(95% CI: 0.892~0.999)，灵敏度为11/12，特异性为88.2%(60/68)，准确性为88.7%(71/80)。 结论:18F-FDG PET/CT影像学特征与肺腺癌STAS状态有关，肺腺癌的SUV max>3.85、病理为微乳头状结构且伴有淋巴结转移，预测肺腺癌STAS发生的准确性高。

目的:基于面肌超声指标评价针药结合治疗周围性面瘫所致面肌萎缩的疗效.方法:选取146例周围性面瘫所致面肌萎缩患者,按照随机数字表法分为对照组和针药结合组各73例.研究过程中2组各剔除3例,最终均纳入70例.对照组采用针刺治疗,针药结合组在对照组基础上加用牵正散加减治疗.10 d为1个疗程,2组均治疗3个疗程.比较2组临床疗效、症状体征评分、面部神经功能评分、面肌超声指标及异常超声发生率,分析症状体征评分、面部神经功能评分与面肌超声指标之间的相关性.结果:治疗后,针药结合组总有效率95.71%,高于对照组84.29%,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2组症状体征、面部神经功能评分均较治疗前降低,针药结合组症状体征、面部神经功能评分均低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2组患侧额肌、降口角肌、降下唇肌厚度均较治疗前增加,针药结合组患侧额肌、降口角肌、降下唇肌厚度均大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2组回声信号增强,肌纤维模糊、增粗发生率均较治疗前降低,针药结合组回声信号增强,肌纤维模糊、增粗发生率均低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症状体征评分、面部神经功能评分与各项面肌超声指标均呈负相关,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针药结合治疗周围性面瘫所致面肌萎缩疗效显著,能有效改善患者的临床症状和面部神经功能,面肌厚度、异常超声表现等指标对疗效有一定的评估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