卵巢癌是妇科恶性肿瘤中死亡率最高、预后最差的癌症,目前缺少有效的早诊早筛工具.甲基化在卵巢癌发生发展中有关键作用,目前已经开展了多项研究,分析基于液体活检方案的细胞游离DNA甲基化检测诊断卵巢癌的效能,总体准确度达到85％的中位水平,优于糖类抗原125(CA125)等传统蛋白分子标志物.卵巢癌组织甲基化检测结果与患者生存结局及药物敏感性也密切相关.卵巢癌甲基化检测方式方法的改进发展有望为卵巢癌诊疗分子方案研究提供新的路径和机遇.

目的 探讨循环微小核糖核酸(miR)-126-3p在非小细胞肺癌(NSCLC)中表达及诊断价值.方法 收集多中心miR芯片及测序数据探讨NSCLC的循环miR-126-3p的表达差异.为了评估循环miR-126-3p综合表达水平,计算标准化均数差(SMD)和综合受试者工作特征(sROC)曲线,分析sROC曲线的曲线下面积(AUC),探讨灵敏度、特异度、阳性阴性似然比,并结合组织进一步综合分析循环miR-126-3p表达.通过miRDB、starBase v2.0和TargetScan 7.1,结合NSCLC中的上调差异基因,利用互补序列方法筛选了循环miR-126-3p潜在靶基因.结果 基于6项循环miR数据集发现循环miR-126-3p表达水平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受试者工作曲线显示循环miR-126-3p有较强的诊断效能(AUC＞0.5),而在199例NSCLC组中综合表达低于对照组(SMD=-1.46).sROC曲线显示循环miR-126-3p区分NSCLC组和对照组有高准确性(AUC=0.91),Egger's检验不存在发表偏倚(P＞0.05),灵敏度、特异度均≥0.80,阳性似然比、阴性似然比为5.37和0.18.此外,对26个数据集1 320例NSCLC循环和组织综合分析显示,循环miR-126-3p在NSCLC组中表达低于对照组(SMD=-2.07).sROC曲线显示低表达的循环miR-126-3p在区分NSCLC组和对照组有高准确性(AUC=0.97).此外,筛选得到循环miR-126-3p的潜在靶基因ADAM9和SLC7A5在NSCLC组中表达均高于对照组.结论 低表达的循环miR-126-3p可能是NSCLC高准确性筛查的重要生物标志物.

目的 探析糖化血红蛋白(HbA1c)联合B型脑钠钛前体生物标志物(NT-proBNP)检测在急性心力衰竭患者近期死亡风险中的预测价值.方法 选取2020年2月至2023年2月蒙城县第一人民医院收治的103例急性心力衰竭患者为观察组,选取同期在本院体检中心体检且各项指标均显示正常的健康者共计101名为对照组.比较不同人群HbA1c、NT-proBNP表达差异;分析HbA1c、NT-proBNP与急性心力衰竭患者近期死亡风险的相关性及诊断价值,并分析影响急性心力衰竭患者死亡的危险因素.结果 观察组血清HbA1c、NT-proBNP表达均显著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观察组HbA1c、NT-proBNP与心功能分级呈正相关(r=0.587,0.536,P<0.05).死亡组NYAH分级Ⅳ级占比、HbA1c、NT-proBNP表达均高于存活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经Logistic回归分析可知,NYAH分级为Ⅳ级、HbA1c及NT-proBNP表达上升是急性心力衰竭患者死亡的危险因素(OR>1,P<0.05).森林图显示,在与急性心力衰竭患者死亡风险增加的相关因素中,NT-proBNP是关联强度最大的因素(OR=2.491,95％CI 1.414～4.390).急性心力衰竭死亡患者实施联合检测(HbA1c与NT-proBNP)的AUC值与单独HbA1c、NT-proBNP检测相比更高(P<0.05).结论 HbA1c、NT-proBNP表达水平随急性心力衰竭死亡患者的心力衰竭严重程度的增加而升高,两指标联合检测可提高预测急性心力衰竭死亡患者的死亡风险效能,可指导临床早期及时干预.

目的利用水通道蛋白磁共振分子成像(aquaporin magnetic resonance molecular imaging,AQP-MRMI)技术对海马亚区进行定量分析,探讨AQP-MRMI技术在阿尔茨海默病(Alzheimer's disease,AD)诊断中的应用价值.材料与方法本研究共纳入59名受试者,包括AD组16名、轻度认知障碍(mild cognitive impairment,MCI)组22名和正常对照(normal control,NC)组21名.分析三组间海马亚区水通道蛋白表观扩散系数(aquaporin apparent diffusion coefficient,AQP-ADC)值差异是否具有统计学意义,并与认知评分进行相关性分析.绘制AQP-ADC值受试者工作特征(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ROC)曲线分析其诊断效能.结果对比NC组,MCI组仅表现为左侧海马角(cornu ammonis,CA)1的AQP-ADC值升高(P<0.05),AD组则表现为双侧齿状回(dentate gyrus,DG)-CA4、双侧CA1-3、左侧下托、双侧海马旁回及左侧内嗅皮层的AQP-ADC值升高(P<0.05);对比MCI组,AD组表现为双侧DG-CA4、双侧CA1-3、右侧下托及右侧海马旁回AQP-ADC值升高(P<0.05).除右侧下托外,各海马亚区的AQP-ADC值均与简易精神状态检查量表(Mini-Mental State Examination,MMSE)评分呈负相关,其中左侧DG-CA4(r=?0.607,P<0.001)、左侧CA1-3(r=?0.633,P<0.001)与MMSE评分表现出较显著的相关性.通过ROC曲线的分析发现,多个海马亚区感兴趣区(region of interest,ROI)的AQP-ADC值可用于鉴别NC与AD、MCI,其中以左侧DG-CA4及左侧CA1-3的AQP-ADC值在NC与AD组间的曲线下面积(area under the curve,AUC)最大(AUC=0.905、0.940),并且具有较高的敏感度和特异度.结论本研究中多个海马亚区的AQP-ADC值与认知功能存在一定相关性,特别是左侧DG-CA4及左侧CA1-3亚区有助于评估认知障碍的严重程度,在鉴别AD与认知正常老年人上具有较优越的诊断效能,可以作为检测AD的生物标志物.左侧海马CA1亚区AQP-ADC值或许有望成为AD早期的潜在生物标记物.AQP-MRMI作为新兴水通道蛋白分子成像技术,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AD的病理生理变化,在分子水平上为AD的诊断、治疗和预后评估提供更多的信息.

目的 探索自身免疫性脑炎(autoimmune encephalitis,AE)患者18F-氟代脱氧葡萄糖(fludeoxyglucose,FDG)正电子发射/磁共振计算机断层显像(positron emission tomography/magnetic resonance,PET/MR)表现,寻找提高疾病诊断效能的影像学标记物.材料与方法 回顾性分析25例AE患者(AE组)和11例健康对照(healthy controls,HC)(HC组)的资料.所有研究对象均采集头颅18F-FDG PET/MR影像.首先,使用统计参数图12(statistical parametric mapping 12,SPM12)处理包得出AE组FDG摄取异常脑区.然后,使用后处理工作站多模态脑分析软件提取脑区体积/全脑体积(volume/total intracranial volume,volume/TIV)和平均标准化摄取率(standardized uptake value ratio,SUVr)参数,比较AE组与HC组各个脑区volume/TIV和SUVr的组间差异,并分别选取volume/TIV和SUVr有显著差异的脑区绘制受试者工作特征(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ROC)曲线,计算单一定量参数及定量参数两两联合的诊断效能.最后,进行DeLong检验选择最佳模型,绘制联合诊断校准曲线和决策曲线评估预测模型的准确性,置换检验用于评估统计量的显著性.结果 SPM12的分析显示,AE组脑干和小脑FDG摄取增高(P<0.001),而双侧额叶、顶叶、右侧枕叶FDG摄取减低(P<0.001).脑结构分析结果显示岛叶、扣带回、距状回volume/TIV减低(P<0.05),中扣带回、顶叶、楔叶、枕外侧回SUVr减低(P<0.05).ROC曲线分析发现左侧距状回的volume/TIV和左侧中扣带回的SUVr联合诊断效能(曲线下面积=0.964)最高.DeLong检验显示定量参数两两联合诊断效能与单一参数诊断效能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校准曲线显示诊断模型的校准度一般,但决策曲线显示在一定风险阈值范围内患者可获得比较高的净收益.置换检验显示AE组及HC组的左侧距状回的volume/TIV和左侧中扣带回的SUVr之间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结论 AE患者18F-FDG PET/MR存在某些特定脑区FDG代谢异常和脑体积改变,左侧距状回的volume/TIV和左侧中扣带回SUVr两个参数联合是潜在诊断AE的生物学标记物.

目的:评估循环微小RNA-1（miR-1）对稳定性冠心病（SCAD）患者早期发生冠状动脉（冠脉）斑块破裂的诊断价值。方法:采用前瞻性队列研究方法，纳入苏州大学附属第三医院心血管内科2019年1月至6月收治住院的67例SCAD患者，入选患者均完善冠脉造影（CAG），根据CAG结果进行经皮冠脉介入治疗（PCI）单支架植入或仅行CAG。分别于患者术前（0 h）、术后3 h取静脉血，通过实时定量反转录-聚合酶链反应（RT-PCR）检测血浆miR-1表达量，用电化学发光法检测心肌肌钙蛋白I（cTnI）水平。比较PCI或CAG患者术前与术后miR-1、cTnI水平的差异，评估其早期诊断SCAD患者冠脉斑块破裂的潜力，以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ROC曲线）评价其诊断效能。结果:CAG组38例，PCI组29例。两组患者性别、年龄、既往史（除外高血压史）、心功能基线资料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CI组术后miR-1表达量显著高于术前〔2 -ΔΔCt：2.11（1.56，2.73）比1.26（1.07，1.92）， P<0.01〕，术前与术后cTnI水平差异无统计学意义〔μg/L：0.00（0.00，0.02）比0.00（0.00，0.02）， P>0.05〕；而CAG组术前与术后miR-1和cTnI水平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miR-1（2 -ΔΔCt）：1.09（1.00，1.40）比1.21（1.00，1.71），cTnI（μg/L）：0.00（0.00，0.02）比0.00（0.00，0.02），均 P>0.05〕。ROC曲线分析显示，术后miR-1诊断冠脉斑块破裂的ROC曲线下面积（AUC）和95%可信区间（95% CI）为0.794（0.687~0.900）， P<0.01，敏感度为82.8%，特异度为68.4%，最佳截断值为1.51；术前与术后miR-1差值（ΔmiR-1）诊断冠脉斑块破裂的AUC和95% CI为0.704（0.567~0.842）， P＝0.004，敏感度为62.1%，特异度为84.2%，最佳截断值为0.39；术后miR-1与ΔmiR-1诊断SCAD患者冠脉斑块破裂的能力相当（ Z＝1.287， P＝0.198）；而术前miR-1不能预测SCAD患者是否需要行PCI（AUC＝0.630， P>0.05）。多因素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术后miR-1表达升高是SCAD患者发生冠脉斑块破裂的独立危险因素〔优势比（ OR）＝2.887，95% CI为1.044~7.978， P＝0.041〕。 结论:循环miR-1可能具备早期诊断SCAD患者冠脉斑块破裂的潜力。

目的:前瞻性探讨和分析急性肾损伤（acute kidney injury，AKI）发生后进展至慢性肾脏病（chronic kidney disease，CKD）的临床表型特征和相关危险因素，初步建立AKI进展至CKD的临床风险预测模型，并评估其对AKI进展至CKD的预测效能。方法:本研究为前瞻性、观察性队列研究，纳入2015年4月至2019年12月因AKI在南方医院肾内科住院且既往无CKD[估算肾小球滤过率（eGFR）<60 ml·min -1·(1.73 m 2) -1]的患者。全部患者出院后随访至AKI发生后90 d，检测AKI发生90 d后的血肌酐值（≥2次检测），用血肌酐均值和EPI-CKD 2009公式计算eGFR。以AKI发生后90 d内新发CKD[eGFR<60 ml·min -1·(1.73 m 2) -1]为研究终点，比较AKI进展至CKD和AKI未进展至CKD两组患者的临床特征，包括人口学特点、慢性并发症比例、基线肾功能、AKI严重程度、AKI时是否接受透析和其他实验室指标。通过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模型分析AKI进展至CKD的独立临床危险因素；最后，初步建立临床危险因素模型，用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下面积（ AUC）评价临床模型对AKI进展至CKD的预测效能。 结果:共168例AKI患者被纳入本研究，男91例，女77例，年龄（44.0±18.4）岁；其中64例（38.1%）在AKI发生后90 d内新发CKD（AKI进展至CKD）。与AKI未进展至CKD者相比，AKI进展至CKD组患者年龄大、基线eGFR和血红蛋白水平低、合并高血压比例高、AKI时接受透析比例高、出院时的血肌酐水平也较高（均 P<0.05）。两组间其他指标如合并糖尿病比例、血管紧张素系统抑制剂使用比例、尿蛋白水平及其他实验室指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AKI时接受透析（ OR=2.516，95% CI 1.251~5.060， P=0.010）、合并高血压（ OR=2.446，95% CI 1.124~5.324， P=0.024）、低基线eGFR（ OR=0.975，95% CI 0.950~0.999， P=0.043）是AKI进展至CKD的独立危险因素。初步分析显示，由年龄、AKI时接受透析、合并高血压、低基线eGFR建立的临床模型对AKI进展至CKD的预测效能为中等（ AUC=0.712，95% CI 0.634~0.790）。 结论:AKI住院人群是未来新发CKD的高危人群，由全身疾病状态和AKI严重程度组成的综合临床风险预测模型有助于筛查AKI进展至CKD的高危患者，但仍需进一步寻找能提高AKI慢性化风险预测效能的临床因素和生物标志物。

目的:了解中性粒细胞淋巴细胞比值联合患病年龄在同时期双表型肝细胞癌（DPHCC）患者与非双表型肝细胞癌（非DPHCC）患者中临床诊断价值，以寻求快捷有效的鉴别诊断生物标志物。方法:回顾性分析2017年5月至2020年5月南通大学附属医院行根治性肝癌切除术的患者164例，其中DPHCC共29例（17.7%），非DPHCC共135例（82.3%）。统计以上患者临床病历资料，包括患者基本信息、临床症状体征、传染病史、术前1 d实验室化验指标、术后病理报告等相关资料，术后随访时间18个月，资料完整。通过分析同时期DPHCC患者与非DPHCC患者的临床病历资料，以寻找快捷有效的鉴别诊断指标物，并探讨提示DPHCC患者预后不良的指标。结果:单因素方差分析显示，DPHCC和非DPHCC组患者患病年龄［（53.9±10.0）与（62.6±9.1）岁］、甲胎蛋白［143（4.8~984.8）与9.9（2.8~71.3）μg/L］、中性粒细胞淋巴细胞比值（NLR）（3.650±1.924与2.220±1.486）、中性粒细胞数、淋巴细胞数、脉管浸润率、TNM分期、中国肝癌分期（CNLC）、Child分级和日本综合分期评分（JIS）等方面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5）。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确定患病年龄（ OR值：0.967，95% CI：0.860~0.957）和NLR（ OR值：1.564，95% CI：1.205~2.029）为DPHCC鉴别诊断的危险因素。利用受试者工作特征（ROC）曲线评价后发现NLR的诊断效能最大，最佳截断值为2.586。其联合患病年龄可提高鉴别诊断能效性，最大的诊断效能为曲线下面积（AUC）=0.836，灵敏度为89.66%，特异度为65.93%。 结论:NLR联合患病年龄对预测DPHCC具有一定的可行性，或可成为鉴别DPHCC与非DPHCC患者的有效指标。

目的:探究基于笛卡尔采集的K空间共享三维容积快速动态成像（DISCO）和复合灵敏度编码的高分辨率扩散成像（MUSE-DWI）联合前列腺特异性抗原密度（PSAD）在前列腺癌（PCa）的诊断及危险分层中的价值。方法:回顾性收集2020年7月至2021年8月宁夏医科大学总医院183例［年龄：48~86（68±8）岁］前列腺疾病患者的资料。根据疾病情况分为非PCa组115例，PCa组68例，其中PCa组又根据危险程度分为低危PCa组14例，中高危PCa组54例。分析组间容积转移常数（Ktrans）、速率常数（Kep）、血管外细胞外体积分数（Ve）、表观扩散系数（ADC）和PSAD的差异。采用受试者工作特征（ROC）曲线评估各定量参数值及PSAD鉴别非PCa和PCa、低危PCa和中高危PCa的诊断效能。采用多因素logistic回归模型对非PCa组和PCa组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的指标进行分析，筛选出PCa的预测因子。结果:PCa组的Ktrans、Kep、Ve值和PSAD均高于非PCa组，ADC值低于非PCa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01）；中高危PCa组的Ktrans、Kep值和PSAD均高于低危PCa组，ADC值低于低危PCa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01）。鉴别非PCa和PCa时，联合模型（Ktrans+Kep+Ve+ADC+PSAD）的ROC曲线下面积（AUC）高于单一指标［0.958（95% CI：0.918~0.982）比0.881（95% CI：0.825~0.924）、0.836（95% CI：0.775~0.887）、0.672（95% CI：0.599~0.740）、0.940（95% CI：0.895~0.969）、0.816（95% CI：0.752~0.869），均 P<0.05］；鉴别低危PCa和中高危PCa时，联合模型（Ktrans+Kep+ADC+PSAD）的AUC高于Ktrans、Kep和PSAD［0.933（95% CI：0.845~0.979）比0.846（95% CI：0.738~0.922）、0.782（95% CI：0.665~0.873）、0.848（95% CI：0.740~0.923），均 P<0.05］。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Ktrans（ OR=1.005，95% CI：1.001~1.010）和ADC值（ OR=0.992，95% CI：0.989~0.995）是PCa的预测因子（ P<0.05）。 结论:DISCO和MUSE-DWI联合PSAD可以鉴别前列腺良恶性病变，Ktrans和ADC值是PCa的预测因子；Ktrans、Kep、ADC值和PSAD有助于预测PCa的生物学行为。

目的:探讨大血管闭塞型急性缺血性脑卒中（LVO-AIS）患者接受血管内机械取栓术（EVT）后3个月预后和血浆Elabela水平的关系。方法:前瞻性选取安徽医科大学附属省立医院神经内科自2020年8月至2022年8月采用EVT治疗的94例LVO-AIS患者。术前、术后24 h和术后72 h采用ELISA法检测患者血浆Elabela水平，术后3个月采用改良Rankin量表（mRS）评估患者的预后。比较预后良好组与预后不良组患者临床资料、血浆Elabela水平的差异，采用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明确LVO-AIS患者术后3个月预后的独立影响因素，采用受试者工作特征（ROC）曲线分析血浆Elabela水平对LVO-AIS患者术后3个月预后的预测效能。结果:与预后不良组比较，预后良好组患者有脑卒中史、糖尿病者占比较低，入院时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卒中量表（NIHSS）评分较低，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0.05）。预后良好组患者术后72 h的血浆Elabela水平高于预后不良组患者，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脑卒中史（ OR=0.148， P=0.037，95% CI：0.025~0.889）、糖尿病（ OR=0.205， P=0.027，95% CI：0.050~0.836）、高血压（ OR=3.488， P=0.024，95% CI：1.177~10.339）、术后72 h Elabela水平（ OR=1.064， P=0.005，95% CI：1.019~1.111）是LVO-AIS患者术后3个月预后的独立影响因素。ROC曲线分析显示，术后72 h血浆Elabela水平预测LVO-AIS患者术后3个月预后的ROC曲线下面积（AUC）为0.718（ P<0.001，95% CI：0.614~0.822）。 结论:术后72 h血浆Elabela水平可能是预测LVO-AIS患者EVT术后近期预后的潜在生物标志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