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探讨儿童重症监护病房(PICU)收治的血管迷走性晕厥60例临床特点。方法:选取2017年3月至2019年3月聊城市第二人民医院PICU收治经直立倾斜试验确诊的血管迷走性晕厥患儿60例为血管迷走性晕厥组，选取同期我院健康体检的58例儿童为对照组，收集PICU收治的血管迷走性晕厥患儿晕厥前诱因与晕厥先兆症状等情况；比较血管迷走性晕厥组与对照组、不同性别及不同血管迷走性晕厥疾病类型肌酸激酶(CK)、肌酸激酶同工酶(CK-MB)及心率变异性(HRV)指标变化结果。结果:血管迷走性晕厥组最大频域功率小时指标、血清CK、CK-MB水平显著低于对照组( t＝17.778、3.555、7.859， P<0.05)；血管迷走性晕厥男患儿CK水平明显高于血管迷走性晕厥女患儿，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t＝4.262， P<0.05)。 结论:掌握血管迷走性晕厥发生诱因与晕厥先兆症状，联合动态心电图与CK、CK-MB检查可为临床评估血管迷走性晕厥患儿提供参考。

自2019年末，始于我国湖北省武汉市的COVID-19疫情已蔓延至全国及境外多个国家，引起国际高度关注。COVID-19在人群中普遍易感，儿童及青少年是受到重点关注的人群之一。为了尽快控制疫情蔓延，最大限度减少院内感染，儿科陆续推出相关领域在防控COVID-19疫情方面的专家共识或诊疗建议。晕厥是儿童时期常见的急症，儿童及青少年晕厥诊疗过程中的重要辅助检查是直立倾斜试验(head-up tilt test，HUTT)，根据COVID-19疫情防控要求，通过国内专家讨论论证，本文提出HUTT检查的预检筛查、防护措施及环境消毒等流程，以确保疫情期间HUTT顺利进行，保证患者及医务人员的安全。

目的:分析血管迷走性晕厥(VVS)患儿直立倾斜试验(HUT)中血浆催乳素(PRL)及皮质醇(Cor)的变化，探讨二者与VVS的相关性。方法:回顾性选取2019年5月至2020年5月首都儿科研究所附属儿童医院完善HUT阳性确诊为VVS的75例患儿设为VVS组，选取同期HUT阴性的29例健康儿童设为健康对照组。采用无创连续血压监测仪实时监测心率(HR)、收缩压(SBP)及舒张压(DBP)，比较HUT平卧位及HUT阳性反应时HR、SBP及DBP的变化。采用电化学发光法测定HUT平卧位及HUT阳性反应时的PRL及Cor水平，计算HUT平卧位及HUT阳性时PRL及Cor的变化差值(ΔPRL、ΔCor)。组间比较采用独立样本 t检验及 Mann- Whitney秩和检验，采用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ROC)分析ΔPRL对VVS的预测价值。 结果:VVS组与健康对照组年龄、性别、体质量指数、血电解质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VVS组亚型间(血管抑制型、混合型、心脏抑制型)晕厥频率、晕厥病程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VVS组HUT后PRL高于健康对照组[36.23(22.08，61.97) μg/L比11.47(8.00，23.25) μg/L]，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Z＝-5.40， P<0.01)。VVS组HUT前后ΔPRL、ΔCor均高于健康对照组[25.36(9.92，48.93) μg/L比-0.10(-2.67，9.32) μg/L；(84.4±43.6) μg/L比(57.6±64.6) μg/L]，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Z＝-5.39； t＝-2.44，均 P<0.05)。HUT阳性反应时PRL与SBP、DBP均呈负相关( r＝-0.46、-0.45，均 P<0.01)；尤其在VVS组( r＝-0.38、-0.24，均 P<0.05)。VVS组HUT前后ΔCor与SBP呈负相关( r＝-0.25， P<0.05)。ROC曲线显示，ΔPRL预测VVS的曲线下面积为0.842，ΔPRL以4.03 μg/L为界值，对预测HUT阳性反应的判断较好，敏感性为89.3%，特异性为72.4%。 结论:VVS患儿晕厥发作时血浆PRL及Cor升高，其中血浆PRL与血压下降有关。VVS患儿HUT阳性反应时血浆PRL的增高水平与血压有关，ΔCor与SBP有关，血浆PRL、Cor可能参与VVS的发病过程；ΔPRL对VVS有诊断价值。

目的:分析儿童恶性血管迷走性晕厥（VVS）的临床特点及其危险因素。方法:病例对照研究。收集2017年6月至2021年12月在首都儿科研究所附属儿童医院心内科住院治疗并诊断VVS的368例患儿的病例资料。根据在晕厥过程中是否发生3 s以上窦性停搏分为恶性VVS组与非恶性VVS组，比较两组患儿的人口学特征。以病例信息完整的恶性VVS作为病例组，按照年龄、性别1∶4比例匹配同期非恶性VVS组的患儿作为对照组，分析比较两组患儿的临床特征及相关检查指标。组间比较采用独立样本 t检验、Mann-Whitney U或χ 2检验。采用Logistic回归分析恶性VVS的危险因素。 结果:符合标准的恶性VVS患儿11例，非恶性VVS患儿342例。病例组11例，对照组44例，11例病例组中10例心脏停搏发生在直立倾斜试验倾斜过程的第35（28，35）分钟，窦性停搏时长（9±5）s；1例晕厥发生在患儿排队等待采血过程中，窦性停搏时长为3.4 s。恶性VVS组年龄小于非恶性VVS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9（7，10）比 12（10，14）岁， P<0.05］。病例组患儿平均血红蛋白浓度（MCHC）、24 h连续5 min节段平均心动周期均高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347±9）比（340±8）g/L，（124±9）比（113±28）ms，均 P<0.05］。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MCHC是VVS患儿发生窦性停搏的独立危险因素（ OR=1.13，95% CI 1.02~1.26， P=0.024）。 结论:恶性VVS患儿发病年龄偏小，临床表现无特殊，MCHC是恶性VVS的独立危险因素。

目的:回顾性分析心脏神经消融术在治疗神经反射性缓慢性心律失常的有效性和安全性。方法:入选2017年12月至2020年1月在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心律失常中心行心脏神经消融术治疗的39例神经反射性缓慢性心律失常的患者。术前22例诊断为间歇性高度房室传导阻滞，7例诊断为窦性停搏，6例诊断为窦性心动过缓，3例患者同时有高度房室传导阻滞和窦性停搏，1例患者同时有窦性停搏和窦性心动过缓。术前通过直立倾斜试验及心率减速力（deceleration capacity，DC）证实患者存在迷走神经张力异常升高。经左心房心内膜途径完成左上神经节丛、左下神经节丛、右下神经节丛和右前神经节丛的消融。术后常规临床随访，每6个月复查1次12导联心电图和动态心电图。结果:经过（30.6±23.5）个月的随访，8例患者有缓慢性心律失常的复发，术后心电图及动态心电图提示高度房室传导阻滞、窦性停搏和窦性心动过缓的患者例数较术前差异有统计学意义（8例对39例， P<0.000 1）。术后12个月最低心率由（39.9±9.0）次/min升至（48.2±12.6）次/min（ P=0.008），平均心率由（66.3±10.3）次/min升至（74.6±12.1）次/min（ P=0.001）；术后24个月最低心率由（40.4±9.0）次/min升至（50.8±10.0）次/min（ P=0.001），平均心率由（64.3±8.6）次/min升至（70.8±12.0）次/min（ P=0.047）。除2例患者存在局部穿刺点血肿，无其他手术并发症。 结论:心脏神经消融术可以安全有效地抑制自主神经失衡导致的间歇性窦性停搏、窦性心动过缓及高度房室传导阻滞。

体位性心动过速综合征(POTS)作为一种儿童时期常见的自主神经系统疾病，以体位突然改变或长时间站立时出现心率异常增快及慢性直立不耐受症状(如头痛、胸闷或胸痛、疲劳、叹气、黑蒙或晕厥)为常见的临床特征。儿童POTS的诊断标准与成人存在差异，仍然以直立试验和直立倾斜试验作为有效的诊断工具。近几年文献报道儿童POTS诊断研究已取得显著进展，涉及人群年龄特点、疾病昼夜节律变化、基层医院适用开展的改良直立试验、利用生物学标志物对POTS进行鉴别诊断等。儿童POTS的早期快速诊断能帮助患儿进行及时干预，有利于预后的改善并提高其生活质量。

目的:探讨心率血压乘积(RPP)对儿童体位性心动过速综合征(POTS)预后的估测价值。方法:收集2012年4月至2019年5月因不明原因晕厥或晕厥先兆在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儿童晕厥专科门诊就诊，并通过直立倾斜试验(HUTT)诊断为POTS的5～15岁儿童53例(男26例，女27例)(POTS组)。匹配同期在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儿童保健专科门诊进行健康检查的5～16岁健康儿童38例(男19例，女19例)为对照(对照组)。对POTS儿童进行干预后随访，根据随访结果分为干预有反应组(40例)和干预无反应组(13例)。计算各组儿童基线(HUTT 0 min)、HUTT 5 min、HUTT 10 min的心率(HR0、HR5、HR10)与对应时间点收缩压(SBP0、SBP5、SBP10)的乘积(RPP0、RPP5、RPP10)。应用SPSS 22.0软件及EmpowerStats软件进行统计分析。结果:1．人口学特征：POTS组与对照组年龄、性别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2.POTS组HR5[(115.45±14.50)次/min比(95.79±13.89)次/min]、HR10[(120.57±16.13)次/min比(96.05±12.43)次/min]、RPP5(12 814.55±2 304.56比10 371.42±1 910.20)及RPP10(13 449.17±2 360.40比10 523.18±1 771.48)均明显高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t＝ 0.799、7.842、5.747、6.446，均 P<0.01)。2组间HR0和RPP0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3.POTS组中有反应组HR5[(98.73±12.43)次/min比(113.77±17.65)次/min]和HR10[(96.90±13.96)次/min比(119.08±13.52)次/min]、RPP5(11 125.45±1 952.35比12 914.69±3 192.12)及RPP10(10 819.58±2 144.26比13 375.46±2 807.01)均明显低于无反应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t＝3.406、5.012、2.432、3.455，均 P<0.01)。2组间HR0和RPP0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4.阈值效应：当SBP10<114 mmHg(1 mmHg＝0.133 kPa)时，SBP10每增加1 mmHg，POTS干预后有反应的概率增加10%，二者有相关关系( P<0.05)。5.受试者工作特征(ROC)曲线分析：RPP5为11 548.50时，预测POTS干预后有反应的敏感度为81.82%，特异度为61.70%。RPP10为10 988.00时，预测POTS干预后有反应的敏感度为77.78%，特异度为86.21%。 结论:RPP与儿童POTS的干预效果密切相关，RPP5和RPP10能反映儿童POTS预后，SBP10与儿童POTS干预后有反应存在非线性关系。

目的:探讨神经介导性晕厥(NMS)患儿的血压晨峰(MBPS)及血压昼夜节律。方法:收集2018年7月至2019年6月因不明原因晕厥、先兆晕厥等症状初次就诊于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的135例患儿资料，其中男74例，女61例；年龄3～16岁[(10.12±2.53)岁]；行直立倾斜试验(HUTT)的当日完成24 h动态血压监测(24 h ABPM)，分为HUTT阴性组和HUTT阳性组、杓形血压组和非杓形血压组，计算MBPS(睡-谷晨峰值)。结果:1．一般资料：HUTT阳性组51例(血管迷走性晕厥27例，体位性心动过速综合征23例，直立性低血压1例)。HUTT阳性组中杓形血压22例(43.14%)，非杓形血压29例；HUTT阴性组84例中杓形血压32例(38.10%)，非杓形血压52例，2组间杓形血压占比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χ2＝1.305， P>0.05)。2.睡-谷晨峰值收缩压差值为1～45 mmHg[(15.97±8.03) mmHg](1 mmHg＝0.133 kPa)；睡-谷晨峰值舒张压差值为-6～43 mmHg[(14.05±7.97) mmHg]。HUTT阴性组与HUTT阳性组在睡-谷晨峰值收缩压差值及舒张压差值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3.杓形血压组年龄大于非杓形血压组[(10.72±2.20)岁比(9.72±2.66)岁]，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t＝2.288， P<0.05)，杓形血压组日间平均收缩压[(110.20±8.33) mmHg比(105.54±7.51) mmHg， t＝3.381， P<0.01]、晨峰收缩压[(109.99±10.19) mmHg比(106.63±8.71) mmHg， t＝2.045， P<0.05]均高于非杓形血压组，杓形血压组夜间平均收缩压[(95.41±7.50) mmHg比(98.59±6.88) mmHg， t＝2.540， P<0.01]、夜间平均舒张压[(48.61±4.52) mmHg比(52.28±4.65) mmHg， t＝4.547， P<0.01]、夜间最低收缩压[(89.62±8.18) mmHg比(93.60±7.38) mmHg， t＝2.940， P<0.01]、夜间最低舒张压[(44.99±5.32) mmHg比(49.01±5.54) mmHg， t＝4.205， P<0.01]均低于非杓形血压组，杓形血压组夜间收缩压下降率[(13.42±2.68)%比(6.48±2.49)%， t＝15.384， P<0.01]、夜间舒张压下降率[(19.98±4.92)%比(12.46±5.05)%， t＝8.561， P<0.01]、睡-谷晨峰值收缩压差值[(20.37±8.30) mmHg比(13.03±6.36) mmHg， t＝5.800， P<0.01]、睡-谷晨峰值舒张压差值[(16.91±8.06) mmHg比(12.13±7.36) mmHg， t＝3.554， P<0.01]均高于非杓形血压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结论:NMS患儿夜间血压下降率和睡-谷晨峰血压差值均降低，存在血压昼夜节律紊乱。

血管迷走性晕厥(VVS)是临床上最常见的晕厥类型，其机制涉及多个信号通路，目前尚未完全阐明。VVS的诊断和治疗需要综合考虑患者的发病诱因、临床表现和潜在机制，仍然存在一定困难。本文旨在对VVS的发病机制、诊断和治疗策略作简要综述。

目的:探讨直立不耐受儿童和青少年直立倾斜试验(HUTT)反应类型与多种维生素水平的关系。方法:选取2018年11月至2019年4月因晕厥、头晕、头痛、胸闷等直立不耐受症状为主诉，在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儿童医学中心就诊的儿童和青少年65例[男35例，女30例，年龄5～14(10.5±2.0)岁]，经病史询问、体格检查及必要的辅助检查，排除器质性心、脑血管疾病及其他系统疾病，根据HUTT结果分为HUTT阴性组和HUTT阳性组，比较2组患儿血清维生素A 1、B 1、B 2、B 6、B 9、B 12、C、E水平。计量资料采用独立样本 t检验，计数资料采用 χ2检验进行统计学分析。 结果:1．HUTT阴性组32例(男18例，女14例)，HUTT阳性组33例(男17例，女16例)，其中血管迷走性晕厥28例，体位性心动过速综合征5例。HUTT阴性组和HUTT阳性组年龄、男女比例和体质量指数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2.HUTT阳性组维生素B 1水平显著低于HUTT阴性组[(77.43±16.70) nmol/L比(88.56±18.98) nmol/L， t＝-2.513， P<0.05]，2组维生素A 1、B 2、B 6、B 9、B 12、C、E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 结论:HUTT阳性患儿存在维生素B 1水平相对不足，提示维生素B 1缺乏可能参与儿童和青少年神经介导性晕厥的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