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探讨血清磷脂酰肌醇蛋白聚糖3（GPC3）检测在原发性肝细胞癌（HCC）辅助诊断、疗效监测等方面的临床应用价值。方法:选择2018年3月至2019年5月在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病理诊断为HCC的患者166例作为实验组，以同医院体检中心健康者94名、良性肝病患者50例分别作为健康对照组和良性对照组，采用酶联免疫吸附试验（ELISA）法和电化学发光法分别检测血清GPC3和甲胎蛋白（AFP）含量［中位数（四分位数Q1，Q3）］，利用Logistic回归分析GPC3联合AFP等指标在HCC中的诊断准确性。结果:HCC患者组的血清GPC3含量为0.210（0.048，0.801）mg/L，明显高于健康对照组0.029（0.019，0.052）mg/L及良性对照组0.033（0.021，0.043）mg/L（ Z=-7.69， P<0.001）；谷草转氨酶（AST）（ Z=-7.02）、谷丙转氨酶（ALT）（ Z=-6.85）和AFP（ Z=-8.36）在三组人群中均存在明显差异（ P均<0.001）；HCC患者的血清GPC3浓度与ALT（ Z=-3.77）、AST（ Z=-4.09）相关（ P均 <0 .001）。通过ROC曲线确定GPC3的Cut-off值0.077 mg/L后，血清GPC3联合AFP检测对HCC的灵敏度高达87.82%，特异性为77.86%，阳性预测值为82.53%，阴性预测值为84.29%。通过Logistic回归分析得到HCC-GPC3相关模型，其ROC曲线下面积为0.882，总灵敏度为91.10%，总特异性为72.73%。进一步分析，HCC患者的术后血清GPC3含量0.454（0.019，0.286）mg/L较术前0.608（0.039，0.554）mg/L明显降低（ Z=-7.32， P<0.001）。 结论:血清GPC3水平检测可应用于HCC的辅助诊断及疗效监测，联合GPC3及AFP可提高HCC的诊断效能。

目的:探讨磷脂酰肌醇蛋白聚糖3（glypican-3， GPC3）基因变异致Simpson-Golabi- Behmel 综合征（Simpson-Golabi-Behmel syndrome，SGBS）Ⅰ型患者的临床特征及遗传学特点。 方法:对南方医科大学附属深圳妇幼保健院新生儿科收治的1例SGBSⅠ型患儿的临床资料进行回顾性分析。并以“Simpson-Golabi-Behmel 综合征Ⅰ型”“磷脂酰肌醇蛋白聚糖3”“Simpson-Golabi-Behmel syndrome type Ⅰ”“GPC3”为关键词，分别对中国知网、维普数据库和万方数据库、PubMed数据库自2010年1月至2021年4月收录的文献进行检索，总结 GPC3基因变异致SGBSⅠ型患者的临床特征及遗传学特点。 结果:本例患儿男性，4 h，因“腹胀1 h”入院，主要表现为异常面部特征（大头、面容粗陋、鼻梁宽、大嘴、舌有中央纵沟）、巨体、多余的乳头、尿道下裂；全外显子组高通量测序分析发现位于X染色体的 GPC3基因存在c.720delC移码变异，患儿为半合子，母亲该位点杂合变异，为未曾报道过的变异，确诊SGBSⅠ型。随访发现患儿存在过度生长、合并神经母细胞瘤及运动发育迟缓。文献检索共收集31篇文献包括本例共93例患者，其中男89例（95.7%），女4例（4.3%）；主要临床表现为颅面异常、出生前/后过度生长及伴多系统畸形，多合并语言障碍、运动发育迟缓和不同程度的智力障碍，且易罹患胚胎性肿瘤；合并肿瘤11例（11.8%）；宫内终止21例，余72例娩出者中存活63例、死亡9例。提供具体基因变异类型有80例，其中无义变异25例（31.2%），DNA片段缺失21例（26.2%），移码变异16例（20.0%），片段重复8例（10.0%），错义变异5例（6.2%），剪接突变5例（6.2%）。 结论:SGBSⅠ型为X连锁隐性遗传病，临床表型谱广，生后有颅面异常、过度生长及伴多系统畸形时需高度怀疑本病可能，基因检测有助于早期诊断，治疗需多学科合作并长期随访，尤其是对肿瘤的监测。

目的:观察细胞角蛋白19/磷脂酰肌醇蛋白聚糖3（CK19/GPC3）的表达模式与肝细胞癌患者介入治疗术后复发的相关性。方法:回顾性收集了佑安医院2007年11月至2016年5月接受介入治疗的符合条件的251例肝细胞癌患者的临床及病理资料，并对可能影响其预后的相关风险因素进行了单因素和多因素COX回归分析。Kaplan-Meier生存分析法绘制患者生存曲线，Log-rank检验比较各组间生存率的差异。结果:Kplan-Meier单因素分析显示组织学分级、CK19/GPC3表达模式、甲胎蛋白水平及Hep Par1与肿瘤复发密切相关，多因素COX回归分析显示CK19/GPC3表达模式（ HR = 1.634，95% CI为1.041～2.564， P = 0.033）、组织学分级( HR = 1.445, 95% CI为1.037～2.014， P = 0.030)、甲胎蛋白水平（ HR = 1.410，95% CI为1.042～1.908， P = 0.026)、Hep Par1 ( HR = 0.570，95% CI为0.349～0.930， P = 0.025)4个因素为介入治疗后复发的独立预测因子。 结论:符合米兰标准的具有CK19 +/GPC3 +与CK19 -/GPC3 +表型的肝细胞癌患者介入治疗后较CK19 -/GPC3 -的患者具有更高的复发风险。

原发性肝癌包括肝细胞癌、肝内胆管癌和混合型肝细胞癌-胆管癌3种类型，其中肝细胞癌占75%~85%，严重威胁人类的生命和健康。对肝细胞癌高危人群的筛查与监测，有助于早发现、早诊断和早治疗，是提高肝癌疗效的关键。血清生物学标志物在肝细胞癌监测和诊断中具有重要作用。近年来，新型血清生物学标志物如甲胎蛋白异质体比率、异常凝血酶原/脱-γ-羧基凝血酶原、高尔基体蛋白73、Dickkopf相关蛋白1、醛酮还原酶-AKR1B10、磷脂酰肌醇蛋白聚糖3、液体活检及微小RNA等被推荐用于肝细胞癌监测研究，有些已被列入肝细胞癌指南的辅助诊断工具。本文对这些肝癌新型生物标志物的相关基础研究及临床进展进行总结，供临床参考。

磷脂酰肌醇蛋白聚糖-3（GPC3）是一种细胞表面硫酸乙酰肝素蛋白多糖，属于与甘氨酸相关的整体膜蛋白多糖亲缘蛋白。很多研究表明，GPC3在肝癌的发生、诊断、治疗、预后等方面有重要意义，本文将对近几年来GPC3的相关研究作一综述。

肿瘤标志物具有无创性、可重复分析、实时监测等特征，其在肝细胞癌早期诊断及预后监测中具有重要的应用价值。近几年，肝细胞癌肿瘤标志物研究发展迅速，既有传统的血清学肿瘤标志物（如甲胎蛋白、异常凝血酶原、高尔基体糖蛋白73、磷脂酰肌醇蛋白聚糖3等），又有新型的"液体活检"肿瘤标志物（如循环肿瘤细胞、循环肿瘤DNA等）。进一步研究肿瘤标志物与肝细胞癌之间的相关性，可为肝细胞癌治疗及预后评估提供参考。

目的:观察微小RNA(miRNA，miR)-200家族在肾透明细胞癌(ccRCC)中的表达，并分析其表达与预后的关系。方法:纳入95例原发ccRCC组织，及其配对的癌旁正常肾组织，另外纳入19例确定为ccRCC远处转移的癌组织。所有组织标本均来自2018年1月至12月，于吉林大学中日联谊医院泌尿外科就诊的ccRCC患者。应用实时定量反转录聚合酶链反应(RT-qPCR)分析miR-200家族的3个成员：miR-200b、miR-200c和miR-141在ccRCC组织、正常肾组织，以及远处转移灶中的表达，并在肿瘤基因组图谱(TCGA)数据库中进行验证。应用X-tile算法计算miR-200b、miR-200c和miR-141的最佳临界值，并据此将患者分别分为miR-200b、miR-200c和miR-141高表达和低表达组。应用生物信息学方法分析其生物学功能。应用SPSS 19.0统计软件分析，组间比较采用方差分析。miR-200b、miR-200c和miR-141与无病生存期的关系应用COX多因素回归分析进行分析。结果:与正常肾组织比较，肿瘤组织中miR-200b、miR-200c和miR-141的表达(20.51±14.92、13.95±8.61、0.22±0.11)显著降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F＝5.391、8.443、3.295， P值均<0.01)，在转移灶中，miR-200b和miR-141的表达(12.51±6.79、0.11±0.61)进一步降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F＝7.047、2.841， P值均<0.01)；miR-200b、miR-200c和miR141与肿瘤大小( F＝13.274、15.557、10.492， P<0.05)、TNM分期( F＝11.399、8.292、9.879， P<0.05)以及肿瘤复发有相关( F＝5.836、6.277、8.519， P<0.05)；miR-200b、miR-200c和miR-141的阳性表达是影响ccRCC患者无病生存期的独立危险因素(miR-200b， HR＝0.41，95% CI＝0.29～0.73， P<0.05；miR-200c， HR＝0.46，95% CI＝0.22～0.87， P<0.05；miR-141， HR＝0.42，95% CI＝0.21～0.81， P<0.05)；三者共同参与了肿瘤坏死因子相关诱导凋亡配体(TRAIL)通路、磷脂酰肌醇蛋白聚糖通路(GLYPICAN)通路、血管内皮生长因子(VEGF)通路、GLYPICAN-1网络、质膜雌激素受体(PMER)通路和上皮-间充质转化(EMT)通路。 结论:miR-200b、miR-200c和miR-141三者共同参与了多种肿瘤信号传导通路，可作为ccRCC预后的标志物。

目的:探讨基于临床指标和钆贝葡胺增强MRI列线图预测肝细胞癌（HCC）磷脂酰肌醇蛋白聚糖-3（GPC-3）表达的价值。方法:回顾性收集2018年7月至2021年6月山东第一医科大学附属省立医院经病理证实为HCC的85例患者的临床及影像资料，患者术前行MRI平扫及钆贝葡胺增强MRI检查。根据免疫组化GPC-3的表达情况，将患者分为GPC-3阳性组（55例）和GPC-3阴性组（30例）。收集患者临床资料，包括性别、年龄、肝炎、肝硬化、甲胎蛋白（AFP）、丙氨酸转氨酶、天冬氨酸转氨酶、谷氨酰转移酶水平。观察MRI定性指标，包括肿瘤边缘、环样强化、瘤内出血灶、强化包膜、卫星结节；MRI定量指标包括肿瘤最大径和钆贝葡胺增强动脉期（AP）、门静脉期（PP）、肝胆期（HBP）的肿瘤-肝实质信号比（TLR）以及肿瘤增强比（TER）。采用独立样本 t检验或Mann-Whitney U检验比较两组间定量资料，采用χ2检验比较两组间定性资料。采用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筛选出GPC-3表达的独立预测因素，并建立列线图模型。运用受试者操作特征（ROC）曲线评估各独立因素及列线图的预测效能，并使用DeLong检验比较曲线下面积（AUC）的差异。 结果:GPC-3阳性与阴性组间AFP水平、肿瘤边缘、瘤内出血灶及TLR-AP、TLR-PP、TLR-HBP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均<0.05）。多因素logistic回归结果示AFP≥20 μg/L、瘤内出血灶、TLR-HBP是HCC GPC-3阳性表达的独立预测指标（OR为3.816、4.788、0.001， P均<0.05）。建立术前临床和钆贝葡胺增强MRI预测肝细胞癌GPC-3表达的列线图模型。AFP≥20 μg/L、瘤内出血灶、TLR-HBP和列线图模型预测GPC-3阳性表达的AUC分别为0.688、0.697、0.808、0.879，列线图模型诊断效能优于3个单独指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Z=3.82、4.13、2.04， P<0.001、<0.001、=0.042）。 结论:基于临床指标和钆贝葡胺增强MRI定性、定量指标的列线图模型对于术前预测HCC GPC-3表达具有较好效能，高于单一指标。

目的:探讨基于甲基丙烯酸酐化明胶（GelMA）仿生微环境与悬滴法三维培养小鼠毛乳头细胞（DPC）制备仿生毛乳头球的生物活性及其在裸鼠中的毛发诱导功能。方法:采用实验研究方法。采用酶消化法获取雄性5~6周龄C57BL/6J小鼠触须毛的DPC以及1 d龄C57BL/6J小鼠皮肤角质形成细胞（KC），经免疫荧光法鉴定前者第3代细胞稳定表达DPC标志物神经细胞黏附分子、碱性磷酸酶（ALP）、β连环蛋白及α平滑肌肌动蛋白，后者原代细胞稳定表达KC标志物角蛋白15。取第8代DPC，用GelMA重新悬浮并接种至Transwell孔板插件底面，光交联后倒置培养，于光学显微镜下观察培养0（即刻）、3 d GelMA悬滴中DPC聚集情况（聚集成球即仿生毛乳头球），采用活/死染色试剂盒检测培养3 d仿生毛乳头球中细胞活性。将传统二维培养的原代DPC、第8代DPC以及按前述方法制备的仿生毛乳头球分别设为原代DPC组、第8代DPC组、仿生毛乳头球组，利用高通量测序技术平台对每组培养3 d的3个样本中DPC进行转录组测序，利用基迪奥生物信息云工具平台（OmicShare Tools）对转录组数据进行主成分分析、Pearson相似性分析、差异表达基因筛选，利用时间序列趋势分析软件对差异表达基因进行表达模式聚类分析，利用基迪奥生物信息云工具平台对具有特定表达模式的差异表达基因进行京都基因与基因组百科全书（KEGG）和基因本体论（GO）富集分析。同前进行细胞分组，采用随机数字表法从差异表达基因中抽取性别决定区Y框蛋白8（ SOX8）、基质金属蛋白酶9（ MMP- 9）、26型胶原纤维α1（ COL26A1）、无翅型MMTV整合位点家族成员6（ Wnt6），采用实时荧光定量反转录PCR（RT-PCR）法验证差异表达基因mRNA表达情况与测序结果的一致性（样本数为9）；采用实时荧光定量RT-PCR法检测DPC生物功能标志物成纤维细胞生长因子7（FGF7）、Wnt10a、淋巴样增强因子1（LEF1）、ALP、β连环蛋白、多功能蛋白聚糖、SOX2的mRNA表达情况（样本数为9）。取3只5~6周龄雄性BALB/c裸鼠，分别设为原代DPC组、第8代DPC组、仿生毛乳头球组，将原代DPC、第8代DPC、仿生毛乳头球分别与原代KC以2∶1细胞数比例混合后分别注射至相应组别裸鼠皮下，每只注射6个区域。注射后2周，取注射区域全厚皮，计数再生毛发，行苏木精-伊红染色后观察再生毛囊情况。对数据行单因素方差分析、Tukey检验并进行Bonferroni校正。 结果:培养3 d，DPC在GelMA悬滴中由培养0 d的分散状态聚集成仿生毛乳头球，制备的仿生毛乳头球中细胞活性良好。培养3 d，主成分分析显示，相比于第8代DPC组，原代DPC组、仿生毛乳头球组组内样本间变异程度较低，仿生毛乳头球组与原代DPC组组间样本变异程度最低，3组DPC样本超过90%的基因谱数据变异可由第1个和第2个主要成分来解释；Pearson相似性分析显示，组内样本重复性好，原代DPC组和仿生毛乳头球组样本间的相关系数为0.84~0.95，原代DPC组和第8代DPC组样本间的相关系数为0.72~0.87；3组DPC间差异表达基因分析筛选出642个组间交集差异表达基因，对其进行表达模式聚类显示有2种基因表达模式有显著趋势（ P<0.05），分别为第8代DPC组基因表达显著低于原代DPC组/仿生毛乳头球组、第8代DPC组基因表达显著高于原代DPC组/仿生毛乳头球组，共包含411个差异表达基因；KEGG富集分析显示这411个差异表达基因在Wnt信号通路以及磷脂酰肌醇3激酶-蛋白激酶B信号通路显著富集（ P<0.05），GO富集分析表明细胞外基质、经典Wnt信号通路、细胞分化等GO术语被显著富集（ P<0.05）。与原代DPC组、仿生毛乳头球组比较，第8代DPC组细胞基因 SOX8、MMP- 9、COL26A1、Wnt6 mRNA表达量均明显下降（ q=15.950、8.854、11.890、11.050，9.851、5.884、7.418、4.870， P<0.01），与测序数据一致。与原代DPC组、仿生毛乳头球组比较，第8代DPC组细胞生物功能标志物FGF7、Wnt10a、LEF1、ALP、β连环蛋白、多功能蛋白聚糖、SOX2 mRNA表达量均明显下降（ q=11.470、9.795、4.165、9.242、10.970、10.570、8.005，7.472、4.976、3.651、4.784、5.236、6.825、5.214， P<0.05或 P<0.01）。注射后2周，第8代DPC组裸鼠无毛发再生，仿生毛乳头球组与原代DPC组裸鼠再生毛发数量相近（ q=1.852， P>0.05）且均显著高于第8代DPC组（ q=18.980、17.130， P<0.01）；第8代DPC组裸鼠注射区域皮肤仅形成了坏死灶，而仿生毛乳头球组与原代DPC组裸鼠注射区域皮肤均观察到再生毛囊且毛囊横断切面有黑色素沉着。 结论:基于GelMA仿生微环境与悬滴法三维培养小鼠DPC制备仿生毛乳头球的培养模型可一定程度上恢复高传代DPC在裸鼠中的毛发诱导能力，且其生物特性更加类似于原代DPC，可实现DPC的扩增后特性恢复。

目的:探讨血清磷脂酰肌醇蛋白聚糖3（glypican-3，GPC3）检测在原发性肝细胞肝癌（hepatocellular carcinoma，HCC）复发预测中的临床应用价值。方法:采用单/多因素logistic回归方程，选择2019年3月至2021年1月在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病理诊断为HCC的患者113例作为实验组，预后共纳入随访时间超过6个月的64例HCC患者；简单随机抽样法入组同期体检中心健康者20名、良性肝病者20例作为对照组（ n=40）；血清GPC3采用酶联免疫吸附试验（ELISA）法检测，甲胎蛋白（AFP）采用电化学发光法检测，测定值用［ M（ Q1， Q3）］表示；探索影响HCC复发的影响因素，利用logistic回归分析GPC3联合其他HCC复发的影响因素在HCC复发判断的准确性。 结果:本研究中GPC3诊断HCC的灵敏度为61.95%（70/113），AFP为52.21%（59/113），同时，GPC3特异度可达87.50%（35/40），AFP为90.00%（36/40）；进展期、肿瘤最大直径≥3 cm、有脉管癌栓、有门静脉癌栓的HCC患者血清GPC3浓度分别显著高于早期、肿瘤最大直径<3 cm、无脉管癌栓、无门静脉癌栓的HCC患者（ Z=2.677、2.848、2.995、2.252， P<0.05），而不同年龄、有无腹水、有无腹膜转移、有无肝硬化、有无肝内转移HCC患者间血清GPC3浓度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Z=-1.535、1.011、0.963、0.394、1.510， P>0.05）；单因素分析表明复发组与未复发组年龄、肿瘤大小、有无脉管癌栓、有无腹水、有无腹膜转移、有无肝硬化及甲胎蛋白水平间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χ 2=2.012、0.119、2.363、1.041、0.318、0.360， Z=0.748， P>0.05）；复发组进展期、有门静脉癌栓者、有肝内转移者比值及GPC3水平均高于未复发组，且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χ 2=4.338、11.90、4.338， Z=2.805， P<0.05）；将上述有统计学差异的因素纳入logistic回归模型中，logistic回归分析表明分期、有门静脉癌栓、有肝内转移及GPC3水平与HCC患者复发相关（ Wald χ 2=4.421、5.681、4.995、4.319， P<0.05），并经拟合回归方程后计算HCC-GPC3预后相关模型Score值，得到回归方程为：OcScore=-2.858+1.563×［分期］+1.664×［肝内转移］+2.942×［门静脉癌栓］+0.776×［GPC3］；绘制HCC-GPC3预后模型的ROC曲线，曲线下面积为0.862，优于单GPC3的0.704，得出模型SCORE的cut-off值为0.700（GPC3 的cut-off值为0.257 mg/L），对HCC预后复发与否的总灵敏度为83.3%，总特异度为82.4%，分别优于GPC3的60.0%与79.4%；本研究发现GPC3高浓度（≥0.257 mg/L）、复发预测模型SCORE高值（≥0.700）的HCC患者中位PFS显著缩短（ χ 2=12.73、28.16， P<0.05）。 结论:GPC3可能不仅具有HCC鉴别诊断价值，还能作为HCC复发的独立危险指标，结合分期、有无肝内转移、有无门静脉癌栓能更好地预测HCC患者是否复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