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探讨自我效能感和积极应对方式在护士逆境商与工作投入之间的链式中介作用，以期为护理管理者促进工作投入提供理论参考。方法:采用便利抽样法于2021年12月选取陕西省4所三级甲等医院的512名护士，采用一般资料调查问卷、逆境商量表、一般自我效能感量表、简易应对方式量表和工作投入量表简化版对其进行横断面调研。结果:护士逆境商、自我效能感、积极应对方式和工作投入的总分分别为132.00（120.00，139.00）、27.00（23.00，29.00）、24.00（20.00，25.00）、27.00（25.00，35.00）分。护士逆境商、自我效能感、积极应对方式与工作投入均呈显著正相关（ r值为0.523~0.614，均 P<0.01）。自我效能感或积极应对方式的独立中介效应和两者的链式中介效应分别占总效应的23.6%、40.9%、15.9%。 结论:护士逆境商不仅直接影响工作投入，还通过自我效能感、积极应对方式间接影响工作投入，研究提示管理者应关注护士自我效能感和积极应对方式的提升，促进护士的工作投入。

目的:分析陪伴者同步认知干预对胃癌同步放化疗患者自我效能及应对方式的影响。方法:选取医院2017年1月至2018年12月收治的胃癌同步放化疗患者80例作为研究对象，根据随机数字表法分为对照组和研究组各40例。对照组给予常规护理干预，研究组在常规护理干预基础上给予陪伴者同步认知干预。比较两组患者干预前后一般自我效能感量表(GSES)、简易应对方式问卷(SCSQ)、焦虑自评量表(SAS)及抑郁自评量表(SDS)评分。结果:干预后，研究组SAS及SDS评分均显著低于对照组，GSES评分显著高于对照组，积极应对评分显著高于对照组，消极应对评分显著低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5)。 结论:在常规护理基础上给予陪伴者同步认知干预，能够显著提升胃癌同步放化疗患者的自我效能感水平，减轻负性情绪，且能够促使患者采取积极应对方式面对疾病及治疗。

目的:评价Williams生活技能训练对改善系统性红斑狼疮（SLE）患儿父母应对方式的效果。方法:2017年3—12月，便利选取于北京市某三级甲等医院儿科病房住院就诊的73例SLE患儿的父母73人为研究对象，随机分为干预组（ n=37）和对照组（ n=36）。患儿住院期间，对照组给予患儿父母SLE一般知识 、用药知识、日常照护及注意事项等健康教育，随时解答患儿父母提出的问题。干预组在此基础上，接受Williams生活技能训练（WLST），共4次；患儿出院后每周通过微信或电话进行随访。在干预前、出院前、干预后1个月和干预后3个月，采用简易应对方式问卷评价两组应对方式改善情况。 结果:干预前两组患儿父母的积极应对分量表得分、消极应对分量表得分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0.05）。干预后各个时点，干预组的积极应对分量表得分均高于对照组，消极应对分量表得分均低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0.01）。 结论:Williams生活技能训练能够增强SLE患儿父母的积极应对，减弱其消极应对，有效改善其应对方式。

目的:分析急性脑梗死后患者情绪-社交孤独与自尊水平、自我效能、应对方式的相关性。方法:采用情绪-社交孤独量表、自尊量表、一般自我效能量表和简易应对方式问卷，对2017年1～10月期间在山东省五所三级甲等医院确诊的173名急性脑梗死后患者进行面对面调查。采用多因素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相关关联。结果:在173名急性脑梗死后患者中，情绪孤独、社交孤独、情绪孤立和社交孤立的检出人数和检出率分别为46例(26.59%)、42例(24.27%)、58例(33.53%)和76例(43.93%)。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患者的家庭月收入、职业状况、自尊水平、自我效能和积极应对是情绪-社交孤独的影响因素；其中自尊水平是情绪-社交孤独的独立保护因素( P<0.01)；自我效能( B＝-0.096， OR＝0.909，95% CI＝0.833～0.992， P＝0.032)和积极应对( B＝-1.401， OR＝0.246，95% CI＝0.123～0.495， P<0.01)分别是社交孤独和社交孤立的保护因素。 结论:自尊水平、自我效能和应对方式与急性脑梗死后患者情绪-社交孤立不同维度独立相关。本研究为急性脑梗死后患者情绪-社交孤立的预防和干预措施的制定提供理论依据。

目的:探讨自我效能干预对喉癌术后患者心理弹性、社会支持和应对方式的影响。方法:选取2019年2月至2020年2月该院外科收治的喉癌术后患者100例作为研究对象。根据随机数字表法将患者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各50例。对照组给予常规喉癌术后护理干预，观察组在对照组的基础上给予自我效能干预，所有患者均随访3个月。采用心理弹性量表(Connor-Davidson Resilience Scale，CD-RISC)评价两组患者干预前后的心理弹性，采用社会支持量表(Social Support Rating Scale，SSRS)评价两组患者干预前后的社会支持情况，采用简易应对方式量表(Sampled Coping Style Questionnaire，SCSQ)评价两组患者干预前后的应对方式情况。结果:随访3个月后，两组患者CD-RISC评分、SSRS评分、SCSQ积极应对维度评分均高于干预前，且观察组患者上述评分高于对照组；随访3个月后，两组患者SCSQ消极应对维度评分低于干预前，且观察组患者上述评分低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5)。 结论:自我效能干预可有效改善喉癌术后患者的心理弹性及社会支持，同时有利于提高患者的积极应对方式。

目的:探讨基于ABC-X模型的护理干预在女性面部烧伤患者中的应用效果。方法:采用便利抽样法，选取2020年1—12月丽水市人民医院收治的70例女性面部烧伤患者为研究对象。按入院先后顺序将患者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各35例。对照组患者实施常规护理干预，观察组在此基础上实施基于ABC-X模型的护理干预。采用焦虑自评量表（SAS）、抑郁自评量表（SDS）、体像障碍自评量表及简易应对方式量表评价干预效果。结果:干预前，两组患者SAS、SDS、体像障碍自评量表、简易应对方式量表得分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 0.05）。干预后，观察组患者SAS、SDS、体像障碍自评量表得分低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0.05）；观察组患者积极应对维度得分高于对照组，消极应对维度得分低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0.05）。 结论:基于ABC-X模型的护理干预可有效缓解女性面部烧伤患者的负性情绪和体像障碍，改善其应对疾病的方式。

目的:探讨Pender健康促进理论在急性脑梗死（ACI）恢复期患者临床护理中的应用。方法:采用便利抽样法，选取2021年1—12月江汉大学附属湖北省第三人民医院收治的200例ACI恢复期患者为研究对象，按照入院顺序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各100例。对照组给予常规护理干预，观察组在对照组基础上给予Pender健康促进理论指导下的护理干预，比较两组患者心理弹性量表（CD-RISC）评分、简易应对方式问卷（SCSQ）评分、自护能力量表（ESCA）评分、神经功能缺失量表（NIHSS）评分、Fugl-Meyer运动功能评估量表（FMA）评分、生活质量评价量表（SF-36）评分及护理满意度。结果:干预后，观察组CD-RISC、SCSQ积极应对、ESCA、FMA、SF-36评分、护理满意度均高于对照组，NIHSS、SCSQ消极应对评分低于对照组，以上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0.05）。 结论:Pender健康促进理论可减轻ACI恢复期患者神经功能缺损程度，改善应对方式，提高患者心理弹性、自护能力、运动功能、生活质量和患者满意度，值得临床应用。

目的:调查了解护理实习生转型冲击与职业认知、应对方式的相关关系，探讨影响转型冲击的各个因素，为制订护理实习生应对临床转型冲击的方案提供参考意见。方法:采用一般情况调查表与新护士转型冲击评价量表、护士职业认知调查量表、简易应对方式量表对湖南省18家院校的护理实习生进行横断面调查。收回数据均采用SPSS 18.0统计软件进行处理。转型冲击多因素分析采用多元线性回归分析。结果:护理实习生转型冲击总体得分为（64.49±16.33）分；转型冲击与职业认知呈负相关（ r=-0.433， P<0.01），与积极应对呈负相关（ r=-0.263， P<0.01）；职业认知程度、拟获学历、专业选择原因、积极应对是影响护理实习生转型冲击的主要因素（ P=0.00， R2=0.21）。 结论:护理实习生转型冲击处于中等水平，与职业认知程度、积极应对呈较强的负相关关系。院校教师与临床导师应重视和关注护理实习生因转型冲击所导致的迷茫、困惑、怀疑及定位不明的感受和体验，帮助护理实习生提高职业认知并学会积极应对转型冲击问题，提高护理临床实习教学培养质量。

目的:探究胃癌根治术后患者正念水平、疾病不确定感、消极应对方式与复发恐惧的相关性，了解正念水平影响复发恐惧的内在机制。方法:本研究为横断面研究。2019年1月至2021年3月，采用便利抽样法选取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军医大学第一附属医院227例胃癌根治术患者为研究对象，采用一般资料调查表、正念注意觉知量表、恐惧疾病进展简化量表、疾病不确定感量表、简易应对方式问卷对其进行问卷调查，分析患者正态水平、疾病不确定感、消极应对方式、复发恐惧之间的相关性，并进行中介模型检验。结果:回收有效问卷207份，有效回收率为91.19%（207/227）。Pearson相关性分析显示，正念水平与疾病不确定感、消极应对方式、复发恐惧均呈负相关（ r=-0.176、-0.269、-0.480，均 P<0.01），疾病不确定感、消极应对方式与复发恐惧呈正相关（ r=0.433、0.420，均 P<0.01）；中介模型检验表明，正念水平对复发恐惧有显著直接效应（效应值为-0.220），疾病不确定感与消极应对方式在正念水平与复发恐惧之间的部分中介效应显著（效应值为-0.036、-0.030），且疾病不确定感与消极应对方式的链式中介作用也显著（效应值为-0.006）。 结论:正念水平不仅能够对胃癌根治术后患者复发恐惧产生直接影响，还可分别通过疾病不确定感、消极应对方式与疾病不确定感→消极应对方式的链式中介作用间接影响复发恐惧。

目的:探究社区矫正人员父母教养方式与心理健康的关系，以及人格和应对方式在其中的作用。方法:2022年2—7月采用父母教养方式量表、症状自评量表( symptom checklist-90，SCL-90)、大五人格问卷与简易应对方式量表对385名社区矫正人员进行问卷调查。采用SPSS 27.0软件进行相关分析和回归分析，利用AMOS 26.0进行结构方程的建构，采用Bootstrap方法进行中介效应分析。结果:父母教养方式中的父亲惩罚严厉[(19.09±5.32)分]、母亲惩罚严厉[(12.93±4.77)分]、父亲偏爱被试[(9.29±3.30)分]、父亲过度保护[(10.40±2.19)分]、母亲过分干涉过分保护[(33.81±6.06)分]、父亲拒绝否认[(9.08±3.03)分]、母亲拒绝否认[(12.17±4.25)分]与SCL-90总分[(140.63±44.28)分]显著正相关( r＝0.114，0.168，0.121，0.144，0.224，0.187，0.220， P<0.05)，父母亲情感温暖理解、父母亲惩罚严厉、父母亲拒绝否认与应对倾向显著相关( r＝0.420，0.420，－0.189，－0.190，－0.174，－0.163， P<0.05)，人格中的神经质、外倾性、顺同性、严谨性与SCL-90总分显著相关( r＝0.542，－0.442，－0.204，-0.202， P<0.05)，应对方式与SCL-90总分显著负相关( r＝－0.352， P<0.05)。父母教养方式中的父亲拒绝否认、母亲情感温暖理解、母亲过分干涉过分保护对社区矫正人员的心理健康具有预测作用( β＝0.191，－0.163，0.233， P<0.05)，应对倾向对心理健康具有负向预测作用( β＝－0.352， P<0.05)，人格中的神经质、严谨性、外倾性对心理健康具有预测作用( β＝0.461，0.183，－0.281， P<0.05)。父母教养方式→心理健康的路径系数为0.261( P<0.001)，直接效应显著；父母教养方式→人格特质→心理健康路径与父母教养方式→应对倾向→心理健康路径的置信区间均不包括0，说明人格特质、应对倾向的部分中介效应均显著。 结论:社区矫正人员的父母教养方式对心理健康的影响中，人格特质与应对方式有中介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