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工心脏瓣膜置换术后瓣周漏是瓣膜置换术后特有的并发症。早期对瓣周漏的认识局限于外科主动脉瓣换瓣术（SAVR）后瓣周漏的评估和治疗；近年来，随着经导管主动脉瓣置换术（TAVR）的开展，TAVR术后瓣周漏逐渐引起学者的广泛关注，其发生机制和治疗方案不同于SAVR术后。该文结合文献报道和作者的临床实践，重新认识主动脉瓣瓣周漏，并提出应对方案，以期为临床提供指导。

对于药物治疗无效的梗阻性肥厚型心肌病患者，目前主要采用室间隔减容治疗，如室间隔心肌切除术、室间隔乙醇消融术等。随着对理论知识认识的加深和介入治疗的飞速发展，先后有学者尝试应用经导管二尖瓣缘对缘修复治疗高危肥厚型心肌病患者，在梗阻性和非梗阻性患者中均取得满意的治疗效果，但亦存在不少亟待解决的问题，如缺乏动物试验数据及大型队列研究数据、中远期治疗效果未知等。经导管二尖瓣缘对缘修复为肥厚型心肌病患者的诊疗带来了新的思路，一方面或可作为单独疗法，另一方面或可联合新型分子靶向药物或以肥厚室间隔为靶点的新兴微创治疗方式进行治疗，值得我们进一步关注与探索。

二尖瓣反流（MR）是常见的瓣膜性心脏病，其患病率随着人口老龄化而增加，严重的MR明显降低患者的生存率。除了优化药物外，传统外科手术是治疗MR的主要手段，近年来，MR的介入治疗技术蓬勃发展，取得了重大突破。该文将对经导管二尖瓣反流介入治疗的现状及进展进行系统阐述。

心房功能性二尖瓣反流（AF-MR）是功能性二尖瓣反流的一种特殊类型，其发病率高，临床预后差。AF-MR的发病机制与二尖瓣瓣环扩张、房源性瓣叶牵拉、二尖瓣后叶运动障碍、二尖瓣瓣环收缩障碍、二尖瓣瓣叶适应性增生不足或过度增生、左室舒张功能不全及左房压升高有关。AF-MR患者临床上常合并高血压、糖尿病、长程持续性房颤、非二尖瓣心脏手术病史、起搏器置入病史等。AF-MR在超声心动图上多表现为中心性二尖瓣反流，常伴有心房扩大、舒张功能不全等继发改变。药物、导管消融、外科修补及经皮介入治疗是AF-MR潜在的治疗方式。目前临床医生对这一特殊的二尖瓣反流认识不足，本文对这类功能性二尖瓣反流的流行病学情况、发病机制、临床特点、超声心动图特点、预后、潜在的治疗策略及未来可能的研究方向进行综述。

目前三尖瓣介入治疗已成为全球热点。LuX-Valve是国内自主研发的非径向支撑力依赖的原位三尖瓣置换装置，而LuX-Valve Plus经导管三尖瓣置换术(transcatheter tricuspid valve replacement，TTVR)在其基础上将手术入路由经右心房改为经右颈内静脉，与第一代LuX-Valve相比，可以进一步减少创伤和肺部并发症。目前在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已完成首次人体临床研究，正在进行全国多中心临床探索性研究。超声心动图在TTVR术前筛查、术中影像支持和术后即刻评估及随访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尤其是经食管二维超声心动图(two-dimensional transoesophageal echocardiography，2D-TEE)和经食管三维超声心动图(three-dimensional transoesophageal echocardiography，3D-TEE)，但目前缺乏相应的术中监测和评估规范。本研究简述术中2D-TEE、3D-TEE的操作规范及注意事项，以确保TTVR的成功实施。

目的:探索射频消融术（RFA）治疗结直肠癌肝转移瘤（CRLM）的疗效和影响因素。方法:回顾性分析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邵逸夫医院2009年12月至2020年12月接受经皮RFA治疗的281例患者（477个肝内转移肿瘤灶）的临床及影像资料，并记录可能影响RFA疗效的因素，包括癌胚抗原（CEA）、分化、肝外转移情况、肿瘤位置和大小、并发症等信息。通过入院复查、电话等方式随访患者，主要终点为总生存期（OS）和局部肿瘤无进展生存期（LTPFS）。采用单因素和多因素logistic回归模型筛选肿瘤残余的预测因素。采用单因素和多因素Cox比例风险回归确定LTPFS和OS的影响因素。Kaplan-Meier曲线评估LTPFS和OS的中位时间，并使用对数秩检验进行比较。结果:RFA后，观察到68个（14.3%）肿瘤残余。多因素logistic回归显示，肿瘤残余的危险因素为肿瘤直径≥20 mm、高危位置、血管周围位置和<5 mm的最小消融边缘。随访期间，主要并发症发生率为4.3%（12/281），病死率为31.3%（88/281），同时发现167个（35.0%）病灶术后局部肿瘤进展。Kaplan-Meier法估计的LTPFS和OS中位时间分别为35.0（95%CI 26.53~43.48）个月和44.0（95%CI 29.70~58.30）个月，第5年累计LTPFS和OS比例分别为37.2%和40.4%。多因素Cox比例风险回归显示，CEA≥30 ng/ml、肿瘤直径≥20 mm和最小消融边缘<5 mm为LTPFS的危险因素；肝外转移、肿瘤负荷>30 mm和含最小消融边缘<5 mm的肿瘤是OS的独立危险因素，再次介入治疗是OS的独立保护因素。结论:足够的消融边缘和较少的肿瘤负荷有利于RFA后局部肿瘤的控制和患者长期生存；存在肝外转移是OS的重要危险因素，而再次介入治疗有利于提高OS。

目的:初步探讨经食管超声心动图(transesophageal echocardiography，TEE)引导经导管DragonFly?系统缘对缘修复治疗三尖瓣反流(tricuspid regurgitation，TR)的价值。方法:选取2020年12月至2021年1月在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就诊的5例外科手术高危、术前TEE确诊为重度以上功能性TR患者行经导管DragonFly缘对缘修复术。TEE详细评估三尖瓣解剖、反流的起源及病因；术中在TEE引导下应用DragonFly系统行三尖瓣缘对缘修复术，DragonFly夹释放后经TEE即刻评估手术效果并与术前TEE相比较。结果:5例患者共植入10枚DragonFly夹(2例患者3枚，1例患者2枚，2例患者1枚)，其中1例患者3枚夹子中的1枚释放瞬间隔瓣单侧脱落，另9枚夹子位置及固定良好。TEE即刻评估TR反流量，3例患者减为轻度，2例减为中度，三维彩色血流定量评估反流颈口面积较术前减低[(0.93±0.26)cm 2对(0.20±0.11)cm 2 ]。5例患者均未发生三尖瓣严重损伤、心包压塞、血栓栓塞等并发症。 结论:TEE在DragonFly?缘对缘修复治疗TR手术全程中起着重要的引导、监测作用。

目的:探讨结肠癌肝转移患者经导管肝动脉化疗栓塞(TACE)治疗后血清癌胚抗原(CEA)、血管内皮生长因子(VEGF)、基质金属蛋白酶9(MMP-9)水平及与预后关系。方法:选取2014年5月至2016年5月新疆喀什地区第二人民医院接受TACE治疗的95例初治结肠癌肝转移患者作为研究对象。采用酶联免疫吸附试验(ELISA)双抗体夹心法检测血清CEA、VEGF、MMP-9水平，分析血清CEA、VEGF、MMP-9水平与结肠癌肝转移患者3年总生存率(OS)关系，并采用COX回归分析影响结肠癌肝转移患者预后的危险因素。结果:结肠癌肝转移患者TACE治疗后血清CEA、VEGF、MMP-9水平均显著低于TACE治疗前( P<0.05)。TACE治疗后血清CEA、VEGF、MMP-9水平与结肠癌肝转移患者性别、年龄及肿瘤长径无关( P>0.05)；而与患者肿瘤部位、大体分型及TNM分期有关( P<0.05)。随访3年后95例结肠癌肝转移患者OS为45.26%，生存分析发现TACE治疗后血清CEA水平≥5 μg/L患者3年OS明显低于血清CEA水平<5 μg/L患者( P<0.05)，血清VEGF水平≥269 mg/L患者3年OS明显低于血清VEGF水平<269 mg/L患者( P<0.05)，血清MMP-9水平≥192 mg/L患者3年OS明显低于血清MMP-9水平<192 mg/L患者( P<0.05)。COX多因素分析发现，TACE治疗后血清CEA、VEGF、MMP-9水平均是影响结肠癌肝转移患者预后的独立危险因素( P<0.05)。 结论:结肠癌肝转移患者TACE治疗后血清CEA、VEGF、MMP-9水平均明显降低，揭示此三种分子可能作为结肠癌肝转移预后评价的指标。

目的:探讨不同类型胰腺囊性肿瘤(PCNs)的诊断与治疗。方法:采用回顾性描述性研究方法。收集2009年1月至2018年12月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收治的244例PCNs患者的临床病理资料；男70例，女174例；中位年龄为43岁，年龄范围为5～79岁。根据患者术前评估结果和术中探查结果确定手术方式。观察指标：(1)PCNs分类和临床病理学情况。(2)PCNs患者术前CA19-9水平情况。(3)影像学检查结果。(4)手术情况。(5)术后并发症情况。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以 ± s表示。计数资料以绝对数或百分比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χ2检验。 结果:(1)PCNs分类和临床病理学情况：244例PCNs患者中，浆液性囊性瘤(SCN)76例，黏液性囊性瘤(MCN)56例，实性假乳头状瘤(SPN)96例，导管内乳头状黏液性瘤(IPMN)16例。76例SCN患者中，男22例、女54例；年龄为(51±14)岁，年龄范围为22～78岁；32例术前有腹痛，44例术前无腹痛；47例肿瘤位于胰腺体尾部，29例肿瘤位于胰腺头颈部。76例SCN患者术后病理学检查结果均为良性。56例MCN患者中，男16例、女40例；年龄为(49±16)岁，年龄范围为20～79岁；34例术前有腹痛，22例术前无腹痛；35例肿瘤位于胰腺体尾部，21例肿瘤位于胰腺头颈部。56例MCN患者中，11例术后病理学检查结果为恶性。96例SPN患者中，男21例、女75例；年龄为(32±14)岁，年龄范围为5～68岁；42例术前有腹痛，54例术前无腹痛；58例肿瘤位于胰腺体尾部，38例肿瘤位于胰腺头颈部。96例SPN患者中，1例术后病理学检查结果为恶性。16例IPMN患者中，男11例、女5例；年龄为(56±10)岁，年龄范围为41～76岁；11例术前有腹痛，5例术前无腹痛；4例肿瘤位于胰腺体尾部，12例肿瘤位于胰腺头颈部。16例IPMN患者中，6例术后病理学检查结果为恶性。(2)PCNs患者术前CA19-9水平情况：76例SCN患者中，9例术前CA19-9水平升高；67例术前CA19-9水平正常。56例MCN患者中，7例术前CA19-9水平升高，49例术前CA19-9水平正常。96例SPN患者中，14例术前CA19-9水平升高，82例术前CA19-9水平正常。16例IPMN患者中，4例术前CA19-9水平升高，12例术前CA19-9水平正常。244例PCNs患者中，226例为良性PCNs，18例为恶性PCNs。226例良性PCNs患者中，26例CA19-9水平升高；18例恶性PCNs患者中，8例CA19-9水平升高，两者术前CA19-9水平升高情况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χ2＝15.084， P<0.05)。(3)影像学检查结果：244例患者中，163例行超声造影检查，其中SCN 59例，MCN 37例，SPN 55例，IPMN 12例。163例行超声造影检查患者中，82例检查结果与术后病理学检查结果一致，诊断符合率为50.3%(82/163)。其中，SCN、MCN、SPN、IPMN的诊断符合率分别为67.8%(40/59)、54.1%(20/37)、32.7%(18/55)、4/12。244例患者中，198例行CT检查，其中SCN 60例，MCN 44例，SPN 82例，IPMN 12例。198例行CT检查的患者中，135例检查结果与术后病理学检查结果一致，诊断符合率为68.2%(135/198)，其中SCN、MCN、SPN、IPMN的诊断符合率分别为76.7%(46/60)、79.5%(35/44)、58.5%(48/82)、6/12。(4)手术情况：244例患者均根据术前评估结果和术中探查结果成功施行手术，术中无死亡病例。76例SCN患者中，20例行胰十二指肠切除术、20例行保留脾脏的胰体尾切除术、14例行胰体尾切除合并脾切除术、9例行肿瘤局部切除术、7例行保留十二指肠的胰头切除术、6例行胰腺中段切除术。56例MCN患者中，20例行胰体尾切除合并脾切除术、16例行胰十二指肠切除术、9例行保留脾脏的胰体尾切除术、8例行胰腺中段切除术、3例行肿瘤局部切除术。96例SPN患者中，34例行胰体尾切除合并脾切除术、23例行胰十二指肠切除术、15例行保留脾脏的胰体尾切除术、12例行肿瘤局部切除术、8例行胰腺中段切除术、3例行保留十二指肠的胰头切除术、1例行全胰腺切除术。16例IPMN患者中，9例行胰十二指肠切除术、3例行胰体尾切除合并脾切除术、3例行全胰腺切除术、1例行保留脾脏的胰体尾切除术。(5)术后并发症情况：76例SCN患者中，17例发生胰瘘(生化瘘12例、B级胰瘘5例)，7例腹腔感染，1例胰十二指肠切除术后患者发生胃排空延迟，1例腹腔出血，1例乳糜瘘，1例胰腺中段切除术患者术后发生胰肠吻合口瘘。56例MCN患者中，7例发生胰瘘(生化瘘2例、B级胰瘘5例)，3例腹腔感染，2例胆瘘，1例胰十二指肠切除术后患者发生胃排空延迟，1例消化道出血，1例术后门静脉血栓形成。96例SPN患者中，14例发生胰瘘(生化瘘5例、B级胰瘘8例、C级胰瘘1例)，6例腹腔感染，4例胰十二指肠切除术后患者发生胃排空延迟，2例腹腔出血或消化道出血，1例胆瘘，1例术后门静脉血栓形成。16例IPMN患者中，3例发生胰瘘(生化瘘、B级胰瘘、C级胰瘘各1例)，2例腹腔出血或消化道出血，1例腹腔感染，1例胆瘘，1例围术期死于肺栓塞。所有并发症根据病情的严重程度，选择保守治疗、经皮穿刺置管引流、介入治疗或二次手术，均好转出院。 结论:PCNs主要包括SCN、MCN、SPN、IPMN。各型PCNs缺乏典型的临床症状，实验室检查也缺乏特异性。术前CA19-9水平可对PCNs术前良恶性判断提供一定参考。影像学检查是PCNs主要的诊断依据。PCNs应严格把握手术指征，有手术指征时应积极手术治疗。

目的:探究动脉导管未闭患儿介入术后麻醉恢复期躁动的相关因素。方法:回顾性分析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儿童医院2019年11月至2020年10月收治的行心导管介入治疗动脉导管未闭的患儿92例的临床资料。根据麻醉恢复期是否发生躁动分为对照组（67例，未发生躁动）和观察组（25例，发生躁动）。收集对比两组患者的临床资料，单因素及多因素分析动脉导管未闭患儿介入术后麻醉恢复期发生躁动的独立危险因素。结果:单因素分析结果显示，两组性别、年龄、气质类型、手术时间、复苏室停留时间、麻醉恢复期血压、麻醉恢复期心率、麻醉恢复期血氧饱和度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P > 0.05）；术中应用右美托咪定、术前焦虑、术后疼痛、使用拮抗剂是动脉导管未闭患儿介入术后麻醉恢复期躁动的危险因素χ 2=9.03、4.95、5.84、11.49，均 P < 0.05）。多因素回归分析结果显示，术前焦虑、术后疼痛、使用拮抗剂是动脉导管未闭患儿介入术后麻醉恢复期躁动的独立危险因素（ OR=2.870、4.083、6.975， P=0.029、0.004、0.002， 95%CI=1.114~7.389、1.555~10.722、2.052~23.711），术中应用右美托咪啶是动脉导管未闭患儿介入术后麻醉恢复期躁动的保护因素（ OR=0.318， P=0.021， 95%CI=0.120~0.839）（ P < 0.05）。 结论:术中应用右美托咪定、术前焦虑、术后疼痛、使用拮抗剂是动脉导管未闭患儿介入术后麻醉恢复期躁动的独立危险因素，临床医师在治疗时应重视上述因素，在患儿麻醉恢复期进行预防，以减少躁动后发生损伤的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