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 探讨冠状动脉(冠脉)痉挛合并阻塞性狭窄患者的临床特点及支架植入对其预后的影响.方法 采用回顾性观察性研究方法,选取南京江北医院2009年6月至2021年6月入院诊断冠脉痉挛综合征(CASS)的患者44例,根据冠脉造影(CAG)检查结果中,痉挛冠脉是否存在直径≥50％的狭窄,分为冠脉痉挛合并阻塞性狭窄组(n=24)和冠脉痉挛无阻塞性狭窄组(n=20),观察药物治疗或联合支架植入的疗效,随访观察主要不良心血管事件(MACE)或死亡情况.结果 冠脉痉挛合并阻塞性狭窄组与不合并阻塞性狭窄组性别、年龄、危险因素(高血压、糖尿病、酗酒、吸烟)、实验室检查指标[血糖(Glu)、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LDL-C)、总胆固醇]、心肌损伤标志物[心肌肌钙蛋白T(cTnT)、肌酸激酶同工酶CK-MB)]峰值、射血分数(EF)、心电图下壁ST段抬高比例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冠脉痉挛合并阻塞性狭窄24例中,5例(20.83％)药物治疗,19例(79.17％)行PCI[其中15例(78.95％)在痉挛伴狭窄冠脉实施,4例(21.05％)在非痉挛冠脉实施].痉挛冠脉无狭窄20例中,16例右冠脉(RCA)痉挛(其中13例RCA完全正常伴痉挛,3例伴20％～30％狭窄),4例左前降支(LAD)痉挛(2例完全正常,2例伴30％～40％狭窄),仅1例(5.00％)在非痉挛冠脉行PCI.冠脉痉挛合并阻塞性狭窄组随访24～129(64.13±29.80)个月,心绞痛复发4例,支架内狭窄1例,1例支架极晚期血栓导致急性心肌梗死行紧急PCI.冠脉痉挛无狭窄组随访30～168(64.75±32.54)个月,心绞痛复发7例,死亡1例,两组MACE的发生率(25.00％vs 40.00％)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 冠脉痉挛合并阻塞性狭窄患者可选择药物联合支架植入治疗,能取得良好预后,但应在腔内影像指导下实施.

目的 分析术前血清高敏肌钙蛋白I(hs-TnI)、同型半胱氨酸(Hcy)及脑钠肽(BNP)检测在心脏瓣膜置换术(CVR)患者术后预后中的预测作用.方法 选取2020年1月至2023年1月间郑州市第七人民医院收治的行CVR术患者132例.术后行1年随访,分析随访情况并分组;比较无不良事件组、不良事件组血清hsTnI、Hcy及BNP水平;为识别影响CVR术患者预后的独立危险因素,首先筛选NYHA分级、LVEF、hsTnI、Hcy和BNP等潜在因素,并进行单因素分析.随后,采用逐步前进法的多因素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深入探讨这些因素对患者预后的独立影响.结果 132例接受CVR术治疗的患者在随访终止时,101例患者未发生不良事件(即无不良事件组),31例患者发生不良事件(即不良事件组).不良事件组中,人工瓣膜功能衰退2例、瓣周漏1例、人工瓣膜性心内膜炎1例、再次更换瓣膜1例、出血6例、血栓栓塞3例、恶性心律失常15例、出现死亡2例,共计发生率为23.48％(31/132).不良事件组血清hsTnI、Hcy及BNP水平均显著高于无不良事件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单因素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NYHA分级、LVEF、hsTnI、Hcy、BNP是影响CVR患者预后的影响因素(P<0.05).多因素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NYHA分级为Ⅲ～Ⅳ级、LVEF<45％、术前血清hsTnI、Hcy及BNP水平升高是影响CVR患者术后不良事件发生的独立危险因素(P<0.05).结论 术前血清hsTnI、Hcy及BNP检测在CVR术患者术后预后中具有重要的预测作用,术前上述生物标志物水平升高可能提示患者存在较高的不良事件风险.因此,在临床工作中,应加强对术前血清hsTnI、Hcy及BNP的监测和评估,以便及时发现并处理潜在的风险因素,从而提高CVR术后患者的预后质量.

目的 探讨新型凝血、纤溶标志物对脓毒症性凝血病(SIC)的诊断及预后价值.方法 回顾性分析2022年7月至2023年3月该院收治的153例脓毒症患者资料,根据2017年国际血栓与止血学会(ISTH)发布的SIC诊断标准,将患者分为SIC组(n=55)和普通脓毒症组(SA组,n=98).收集患者基本资料、随访情况,采用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脓毒症患者发生SIC的影响因素,受试者工作特征(ROC)曲线分析相关指标对脓毒症患者发生SIC的预测效能,纳入2023年4-7月的66例脓毒症患者进行验证,Kaplan-Meier生存曲线分析患者生存情况.结果 两组急性生理与慢性健康状况评分系统(APACHEⅡ)评分、序贯性器官衰竭评估(SOFA)评分、凝血酶原时间(PT)、PLT、D-二聚体(D-D)、凝血酶抗凝血酶复合物-Ⅲ(AT-Ⅲ)、组织型纤溶酶原激活物-纤溶酶原激活抑制物-1复合物(t-PAIC)、血栓调节蛋白(TM)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PT、PLT、D-D、t-PAIC、TM是脓毒症患者发生SIC的独立影响因素(P<0.05).PT、PLT、D-D、t-PAIC、TM联合检测可提高预测效能[曲线下面积(AUC)=0.914],该模型拟合良好(x2=12.593,P=0.127);验证组显示其具有较好的预测效能(AUC=0.888),该模型拟合良好(x2=7.996,P=0.333).t-PAIC<19.27μg/mL组比t-PAIC≥19.27μg/mL组、TM<16.11 TU/mL组比TM≥16.11 TU/mL组的中位OS时间更长(P<0.05).结论 基于影响因素构建的模型对脓毒症患者发生SIC有较好的预测效能,t-PAIC、TM对脓毒症患者发生SIC的预后判断具有较高的价值.

骨髓增殖性肿瘤(MPN)是一组以骨髓一系或多系髓细胞增殖为特征的克隆性造血干细胞疾病，其中经典型MPN包括真性红细胞增多症(PV)、原发性血小板增多症(ET)和原发性骨髓纤维化(PMF)，即Ph -MPN。MPN驱动基因Janus激酶( JAK)2、促血小板生成素受体( MPL)和钙网蛋白( CALR)基因突变，均可激活JAK/信号转导和转录激活因子(STAT)信号通路，上调MPN患者的炎症因子表达水平，形成炎症微环境，并促进克隆细胞不断增殖，导致患者体质症状加重、血栓形成、易向骨髓纤维化(MF)和急性白血病(AL)进展，预后不良。近年，炎症在MPN中的作用逐渐受到重视。笔者拟就炎症对MPN发生和演变、症状负荷、预后及治疗影响的研究现状进行总结，旨在为探索MPN患者新型预后分层标志物和治疗靶点提供参考。

对于接受血栓切除术治疗的大血管闭塞所致急性缺血性卒中患者，强健的脑侧支循环与转归良好相关。然而，目前的侧支状态评估主要依靠单一影像学标志物，而使用更全面的整体影像学评估方法可能为侧支灌注的生物学提供更深入的见解。将综合性侧支循环定义为脑动脉血流通过脑组织并进入引流静脉。美国斯坦福大学医学院的Faizy等进行了一项多中心回顾性队列研究，探讨在动脉、组织和静脉水平对脑侧支级联（cerebral collateral cascade, CCC）进行综合分析能否预测临床和影像学转归。

目的:建立一种预测创伤性下肢骨折后深静脉血栓形成（DVT）风险的指标模型。方法:对2019年5月至12月北京积水潭医院的424例创伤性下肢骨折患者进行巢式病例对照研究。创伤性下肢骨折患者的年龄≥18岁；下肢骨折包括髋部骨折、股骨干骨折、股骨远端骨折、髌骨骨折、胫骨平台骨折、胫腓骨骨干骨折、踝关节骨折和足部骨折。创伤患者在术前行静脉造影检查，424例创伤性下肢骨折患者中，56例在术前诊断为DVT；在非DVT患者中挑选与DVT患者年龄、性别、骨折部位相匹配的对照。检测指标包括常规凝血试验和血栓分子标志物，如D-二聚体、纤溶酶-ɑ2-抗纤溶酶复合物（PIC）、组织型纤溶酶原激活剂-纤溶酶原激活剂抑制物复合物（tPAIC）等，并计算Caprini评分。将DVT患者和非DVT患者的指标进行单因素分析，再利用logistic回归分析，筛选创伤后DVT发生的独立危险因素。应用受试者工作特征（ROC）曲线分析，评估各指标预测创伤后DVT风险的效能。结果:创伤性下肢骨折后发生DVT患者的tPAIC水平和Caprini评分明显大于非DVT患者（ P值分别为0.036和0.016）。D-二聚体、PIC、Caprini评分是创伤性下肢骨折后术前DVT发生的独立危险因素。利用上述3个独立危险因素计算新指标：预测因子 = 0.098×D-二聚体（mg/l FEU）+（-0.564）×PIC（μg/ml）+0.233×Caprini评分。预测因子的ROC曲线下面积最大为0.721。 结论:预测因子，由D-二聚体、PIC和Caprini评分计算而得，可较综合地涵盖创伤性下肢骨折后发生DVT患者和未发生DVT患者之间各类危险因素的变化，能较好地预测创伤性下肢骨折后DVT风险。

目的:分析老年急性肺栓塞（APE）患者的临床特点、诊治及结局，以加强APE诊断意识，减少漏诊及误诊。方法:回顾性分析2008年1月至2018年12月在泰达国际心血管病医院收治的APE老年（年龄≥60岁）确诊患者的临床资料，包括危险因素、临床症状和体征、实验室检查、肺栓塞临床可能性评分（Wells评分）、简化肺栓塞严重指数（sPESI）、影像学检查、治疗与转归等。绘制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ROC）分析Wells评分和螺旋CT肺动脉造影（CTPA）对APE的诊断价值。结果:入选40例老年APE患者，男性占52.5%，年龄（69.6±8.2）岁；主要危险因素为深静脉血栓形成（DVT，52.5%），其次为高血压（37.5%）、心力衰竭（35.0%）；主要临床症状为劳力性呼吸困难（87.5%）、胸闷（80.0%），仅有10.0%的患者同时出现呼吸困难、胸痛、咯血三联征，心悸（65.0%）和下肢肿痛（42.5%）也是常见症状；主要临床体征为呼吸急促（呼吸频率>25次/min，80.0%）、肺部湿啰音（52.5%）、心动过速（心率>100次/min，50.0%）。Wells评分评估患病可能性显示，95%的患者评分≥2分，其中中度可能性患病（2～6分）占62.5%，高度可能性患病（≥7分）占32.5%。实验室检查显示，80.0%的患者D -二聚体>0.5 mg/L，72.5%动脉血氧分压（PaO 2）<60 mmHg（1 mmHg＝0.133 kPa），75.0%动脉血二氧化碳分压（PaCO 2）<35 mmHg，67.5%脑钠肽（BNP）>500 ng/L或N末端脑钠肽前体（NT-proBNP）>300 ng/L，47.5%心肌肌钙蛋白I（cTnI）>0.3 μg/L。经CTPA确诊率为88.6%（31/35）；6例行肺通气/灌注显像确诊5例；4例行核磁共振肺动脉造影（MRPA）确诊。用sPESI评估病情程度显示，36例患者为中危〔sPESI≥1分26例，sPESI 0分但伴有右室功能不全（RVD）和（或）心脏生物学标志物升高10例〕，其中17例行溶栓+抗凝治疗，结果治愈8例，好转8例，死亡1例；18例行抗凝治疗，结果治愈9例，好转7例，自动出院1例，死亡1例；1例右房黏液瘤致PE者行手术治疗，但最终死亡。另外4例低危患者均行抗凝治疗，治愈2例，好转2例。Wells评分联合CTPA确诊APE的ROC曲线下面积（AUC）为0.82（95%可信区间为0.73～0.98， P<0.01），敏感度为74.2%，特异度为90.0%。 结论:DVT和慢性疾病是老年APE患者易患因素，并常伴有呼吸困难、胸闷和下肢肿痛，早期抗凝治疗预后良好；Wells评分对APE诊断有重要预测价值；血D -二聚体有重要的排除价值；CTPA检查为主要确诊手段，综合其他无创检查可进一步确诊；sPESI评分可提示危险分层，进一步指导治疗。

目的:探讨儿童肝脏血管源性肿瘤的临床病理特征。方法:对2007年9月至2020年11月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22例儿童肝脏血管源性肿瘤患者的临床特征、标本的组织学及免疫组织化学染色结果进行总结分析。结果:22例儿童肝脏血管源性肿瘤，年龄1个月至2.5岁，平均年龄9个月。男10例，女12例。早产儿及低出生体重儿5例，产前发现肝脏病变3例，伴有皮肤血管瘤1例，伴有贫血6例，均未出现Kasabach-Merritt现象。CT检查肝组织内孤立性病变17例，多灶性5例。病理学检查：肿瘤直径0.6~11.0 cm，切面实性，灰红灰褐色，6例中央见出血坏死。显微镜下，15例孤立性先天性肝血管瘤见特征性的中央坏死区，周围组织疏松，可见毛细血管增生，管腔之间较多残留小胆管，扩张的血管内血栓形成，其中可见髓外造血及钙化。5例多灶性肝婴儿血管瘤见毛细血管分叶状或弥漫排列，管腔大小不等，可见较肥胖的血管内皮细胞及血管周细胞。2例海绵状血管瘤（静脉畸形）由扩张的分支状薄壁血管组成，内衬扁平的内皮细胞。22例肝脏血管瘤均表达血管内皮标志物CD31及CD34，不表达D2-40。5例多灶性肝婴儿血管瘤Glut1阳性，其余Glut1均阴性。结论:儿童肝脏血管源性肿瘤罕见，其分型与成人不同，明确病理诊断具有重要意义。

目的:探讨血浆凝血酶-抗凝血酶复合物（TAT）水平在脓毒症性心肌病患者中的临床意义。方法:回顾性分析解放军联勤保障第九〇八医院重症医学科自2020年1月至2022年3月期间收治的107例脓毒症患者，根据入科时心脏超声显示射血分数是否<50%分为普通脓毒症组（ n=79）和脓毒症性心肌病组（ n=28），比较两组患者入科2 h内的急性生理与慢性健康评分（APACHE Ⅱ）、乳酸水平、血常规、肝肾功能、心肌钙蛋白I、N末端脑钠肽前体（NT-proBNP）、常规凝血指标和凝血分子标志物［组织型纤溶酶原激活剂-纤溶酶原激活剂抑制剂-1复合物（t-PAIC）、血栓调节蛋白（TM）、TAT、纤溶酶-α 2抗纤溶酶复合物（PIC）］，用Logistic回归分析脓毒症性心肌病的危险因素，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ROC）分析危险因素对脓毒症性心肌病的诊断界值，并用Kaplan-Meier法分析低分子肝素抗凝治疗对脓毒症患者28 d生存率的影响。 结果:与普通脓毒症组入科时的心肌钙蛋白I［0.02（0.01，0.09）ng/ml］、NT-proBNP［1 118.09（333.25，2 687.00）pg/ml］、乳酸［1.35（0.90，2.60）mmol/L］、TAT［6.50（3.94，12.14）ng/ml］、PIC［1.256（0.668，2.045）μg/ml］及t-PAIC［10.50（6.70，21.30）ng/ml］比较，脓毒症性心肌病组入科时的心肌钙蛋白I［0.75（0.01，6.02）ng/ml］、NT-proBNP［12 125.14（4 185.89，33 611.62）pg/ml］、乳酸［2.35（1.43，4.34）mmol/L］、TAT［19.85（9.08，45.78）ng/ml］、PIC［2.115（0.878，4.114）μg/ml］及t-PAIC［22.03（15.61，33.20）ng/ml］水平均升高（ P<0.05）。Logistic回归显示NT-proBNP阳性和TAT水平升高是脓毒症性心肌病发生的独立危险因素。ROC曲线分析显示血浆TAT水平预测脓毒症性心肌病的曲线下面积为0.78；取血浆TAT水平界值为8.26 ng/ml时，其敏感度和特异度依次为0.82和0.63。K-M分析结果显示针对TAT>8.26 ng/ml的脓毒症患者，接受低分子肝素抗凝者28 d生存率是未抗凝者的8.6倍。 结论:血浆TAT水平升高是脓毒症性心肌病发生的独立危险因素。TAT>8.26 ng/ml的脓毒症患者接受低分子肝素抗凝治疗可能改善预后。

再灌注治疗（包括静脉溶栓和血管内治疗）是急性缺血性卒中的有效治疗方法。作为再灌注治疗后的常见并发症，出血性转化与患者转归不良密切相关。早期通过临床特征、影像学和血液生物标志物进行评估可预测出血性转化风险，从而更好地指导急性缺血性卒中患者的再灌注治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