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景 表皮生长因子受体酪氨酸激酶抑制剂(EGFR-TKIs)是晚期表皮生长因子受体(EGFR)突变型非小细胞肺癌(NSCLC)患者个体化靶向治疗方案之一,可显著改善患者的预后.然而不同类型EGFR的突变对EGFR-TKIs治疗的反应不同.目的 比较EGFR非热点突变型NSCLC一线应用EGFR-TKIs及化疗的疗效.方法 选取 2012 年 4 月—2019 年 6 月在河北医科大学第四医院接受治疗的术后复发或晚期NSCLC患者,并确认为EGFR非热点突变型患者共 90 例.以患者一线治疗方案将患者分为一线EGFR-TKIs治疗组和一线化疗组.收集患者的一般资料及EGFR基因突变情况.所有患者通过电话进行随访或复查住院及门诊病例获得患者预后情况,随访截止时间为2024-03-31.观察并比较患者疗效及无进展生存期(PFS)和总生存期(OS).结果 90 例患者中一线EGFR-TKIs治疗组 52 例,一线化疗组 38 例.术后复发转移患者 16 例,初诊分期为ⅢB～Ⅳ期患者 74 例.EGFR非热点突变患者中,单基因突变 51 例,复合突变 39 例.一线EGFR-TKIs治疗进展后二线EGFR-TKIs治疗患者 8 例,二线化疗患者 9 例.一线化疗进展后二线EGFR-TKIs治疗患者 8 例,二线化疗患者 16 例,免疫治疗患者 1 例.EGFR非热点突变不同亚型接受一线EGFR-TKIs治疗的患者PFS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24.26,P＜0.001).一线EGFR-TKIs治疗组与一线化疗组的PFS、OS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在单突变亚型患者中,一线EGFR-TKIs治疗组与一线化疗组的PFS、OS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在复合位点突变患者中,一线EGFR-TKIs治疗组与一线化疗组的PFS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一线EGFR-TKIs治疗组与一线化疗组的OS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在一线化疗进展后的患者中,二线EGFR-TKIs治疗(8 例)与化疗(16 例)的中位PFS分别为 11.3 个月和 5.6 个月,二线EGFR-TKIs治疗与化疗患者PFS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7.487,P=0.006).结论 在EGFR非热点突变型术后复发或晚期NSCLC中,EGFR ex20ins和E20 S768I突变患者与其他突变类型患者接受一线EGFR-TKIs治疗后的生存期存在差异.而在各突变亚型中,与一线化疗相比,一线EGFR-TKIs治疗均明显延长了患者的生存时间.

目的 探讨联合体素内不相干运动(intravoxel incoherent motion,IVIM)、扩散峰度成像(diffusion kurtosis imaging,DKI)和动态对比增强磁共振成像(dynamic contrast-enhanced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DCE-MRI)、参数图构建影像组学模型预测乳腺癌患者人类表皮生长因子受体2(human epidermal growth factor receptor 2,HER-2)的表达状态.材料与方法 回顾性分析192例乳腺癌患者病例资料,根据患者的病理结果 分为HER-2表达阳性组(48例)和HER-2表达阴性组(144例),术前均行IVIM、DKI及DCE-MRI.并按照8:2的比例将病例随机分为训练集(154例)和测试集(38例).在灌注分数(perfusion fraction,f)、灌注相关扩散系数(perfusion related diffusion coefficient,D)、真实扩散系数(real diffusion coefficient,D)、平均扩散率(mean diffusivity,MD)和平均扩散峰度值(mean kurtosis,MK)参数图和第2期DCE-MRI(DCE-2)图像中勾画出病变区域的三维感兴趣区(region of interest,ROI),并提取其中的影像组学特征.采用Z分数归一化对特征进行标准化处理,并使用K最佳、最小冗余最大相关(max-relevance and min-redundancy,mRMR)、最小绝对收缩与选择算子回归(least absolute shrinkage and selection operator,LASSO)算法依次对特征进行降维和选择,通过logistic逻辑回归(logistic regression,LR)分类器分别建立参数图模型及联合模型,并采用5折交叉验证法验证模型的稳定性.通过受试者工作特征(receive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ROC)曲线和曲线下面积(area under the curve,AUC)对不同参数图像模型及联合模型的诊断效能进行分析,使用DeLong检验对各模型间ROC曲线进行比较,使用决策曲线分析(decision curve analysis,DCA)对模型的临床价值进行评估.结果从每个ROI中提取了2286个MRI特征,在f、D、D、MD、MK参数图、第2期DCE-MRI和联合序列中分别筛选得到7、6、7、6、7、12、10个特征与HER-2表达状态相关.f、D、D、MD、MK参数图模型及第2期DCE模型在测试集中的AUC分别为0.693、0.679、0.586、0.682、0.661、0.732;联合模型在测试集中的AUC为0.861(95％CI:0.775～0.958),敏感度和特异度分别为100.0％和71.4％,经DeLong检验,训练集中联合模型与f、D、D、MD、MK参数图模型及DCE-2模型之间AUC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均<0.05).结果表明联合模型对预测HER-2的表达状态优于单一模型.结论 基于DCE-MRI、IVIM和DKI的影像组学联合模型可以在术前有效预测乳腺癌患者的HER-2表达状态,有助于临床对乳腺癌进行诊断、分型、制订治疗方案及预后.

目的:探讨SMARCA4缺失性肺腺癌临床病理学特征及基因突变情况。方法:收集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病理科2021年1月至2023年4月诊断为肺腺癌且伴有SMARCA4缺失病例42例，回顾性分析HE切片、免疫组织化学染色，总结临床病理特征，并随访患者生存情况。对部分病例进行二代测序。结果:42例SMARCA4缺失性肺腺癌，穿刺标本35例，手术标本7例。男性38例，女性4例，男女比例为9.5∶1.0。年龄42~78岁，平均年龄62岁。吸烟者33例，平均吸烟时长37年。有呼吸系统症状25例（59.5%）。TNM分期Ⅰ期4例（9.5%），Ⅱ期2例（4.7%），Ⅲ期18例（42.9%），Ⅳ期18例（42.9%）。肿瘤组织均为非黏液腺癌，无贴壁模式，大部分为低分化腺癌，组织形态多样，可见横纹肌样形态细胞、瘤巨细胞及坏死。肿瘤细胞胞质大部分嗜酸性，胞质内有嗜酸性小球，间质可见炎性细胞浸润及胆固醇结晶。免疫组织化学：29例（69.0%，29/42）表达甲状腺转录因子1（TTF1），10例（40.0%，10/25）表达Napsin A，20例（100.0%，20/20）INI1未缺失；40例（95.2%，40/42）肿瘤细胞BRG1完全缺失，2例（4.8%，2/42）为BRG1部分缺失；PD-L1（22C3）59.2%（16/27）阳性。二代测序检测发现表皮生长因子受体、ROS1、MET、RET及KRAS突变，6例（6/8）SMARCA4突变，7例（7/15）p53、4例（4/8）STK11及1例（1/8）KEAP1突变。驱动基因改变多见于女性患者（ P<0.05）。随访1~25个月，4例死亡，20例进展。 结论:SMARCA4缺失性肺腺癌缺乏特征性的组织形态，大部分表达TTF1，少数病例有驱动基因的改变，有必要对肺腺癌常规进行BRG1免疫组织化学检测，筛选出此类病例，以便采用更精准的治疗。

目的:从铜死亡及其关键调控因子铁氧还原蛋白(FDX1)表达探讨乳脂球表皮生长因子8(MFG-E8)减轻肺移植缺血再灌注损伤的机制。方法:健康雄性SD大鼠50只，随机分为移植组、对照组和MFG-E8组，改良袖套法建立大鼠左肺移植模型。MFG-E8组受体大鼠术前30 min经尾静脉注射rhMFG-E8 20 μg/kg，对照组和移植组受体鼠尾静脉注射同等量生理盐水。肺移植再灌注3 h后阻断右肺门5 min，全自动血气分析检测仪检测动脉血中氧分压(PaO 2)和二氧化碳分压(PaCO 2)。苏木精-伊红(HE)染色观察移植肺组织显微病理改变，组织髓过氧化物酶(MPO)试剂盒检测移植肺MPO活力，原位末端标记(TUNEL)法检测肺细胞凋亡，蛋白免疫印迹(Western blot)法检测肺组织铜蓝蛋白(CER)和铜死亡相关蛋白FDX1表达。组间比较使用 t检验，多组比较采取单因素方差分析。 结果:再灌注3 h后，HE染色可见移植组肺泡结构破坏明显、肺水肿伴大量炎性细胞浸润；MFG-E8组肺泡结构基本完整，炎性反应明显减轻，仅少量炎性细胞浸润。再灌注3 h后，MFG-E8组动脉PaO 2/FiO 2显著高于移植组[(264.65±47.23) mmHg比(208.36±32.45) mmHg，1 mmHg＝0.133 kPa， t＝3.106， P<0.05]，肺组织MPO活力和细胞凋亡指数均明显低于移植组[(0.75±0.13) U/g prot比(0.98±0.17) U/g prot， t＝3.399， P<0.05；(25.21±5.68)%比(34.16±4.75)%， t＝3.822， P<0.05]。移植组大鼠肺组织FDX1蛋白水平表达明显高于对照组(0.52±0.18比0.29±0.14， t＝3.190， P<0.05)；MFG-E8组大鼠肺组织FDX1蛋白水平表达显著低于移植组(0.37±0.12比0.52±0.18， t＝2.193， P<0.05)；移植组大鼠肺组织CER蛋白水平表达低于对照组(0.26±0.11比0.32±0.14， t＝1.066， P>0.05)，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MFG-E8组大鼠肺组织CER蛋白水平高于移植组(0.33±0.15比0.26±0.11， t＝1.190， P>0.05)，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结论:MFG-E8可能通过抑制氧化应激和铜死亡相关蛋白FDX1表达发挥抗肺移植缺血再灌注损伤作用。

目的:探讨伴有表皮生长因子受体（EGFR）敏感突变或经酪氨酸激酶抑制剂（TKI）治疗后T790M突变的肺癌晚期患者接受奥西替尼治疗后的耐药进展模式以及挽救治疗方法和效果。方法:收集2017年4月（奥西替尼在中国获批时）至2019年5月在江苏省肿瘤医院采用奥西替尼治疗的145例晚期肺癌患者资料。截至2019年12月最后一次随访，共87例（60.0%）患者发生奥西替尼获得性耐药，其中61例（70.1%）接受挽救治疗，对于耐药后爆发性进展者挽救治疗以化疗为主，对于耐药后缓慢进展或局部进展者，继续靶向药物治疗，并予局部治疗。采用影像学评价及Kaplan-Meier法分析奥西替尼获得性耐药的进展模式及生存情况，比较不同挽救治疗的效果。结果:61例挽救性治疗患者中位随访11个月（4～32个月），其中58例（95.1%）出现了奥西替尼再次耐药，24例（39.3%）死于肺癌进展。61例挽救治疗患者的中位无进展生存（PFS）时间为2.5个月（95% CI 2.1～3.0个月）；中位总生存（OS）时间为19.0个月（95% CI 13.7～26.3个月），1、2年OS率分别为72.1%和41.7%。61例挽救治疗患者中，爆发性进展、缓慢进展及局部进展分别为8例（13.1%）、30例（49.2%）及23例（37.7%）。在接受适当的挽救治疗后，爆发性进展、缓慢进展及局部进展患者间PFS及OS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进展后接受局部治疗（24例）与未接受局部治疗（37例）患者间PFS及OS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58例挽救治疗后再次耐药患者中仅6例（10.3%）在挽救治疗后获得超过6个月的PFS，均为缓慢进展或局部进展患者。 结论:奥西替尼获得性耐药在临床类型上可以表现为爆发性进展、缓慢进展及局部进展，挽救治疗效果欠佳。

目的:探讨遗传性乳腺癌-卵巢癌综合征（HBOC）患者乳腺超声影像及病理学特征。方法:回顾性分析山西省肿瘤医院2012年1月至2021年4月收治的HBOC患者12例，所有患者经术前穿刺或手术标本病理诊断证实为浸润性乳腺癌，其中3例为乳腺癌和卵巢癌双原发。对患者的临床、乳腺超声影像及病理学资料进行分析总结。结果:HBOC超声影像表现为形态规则8例，边界清楚9例，无毛刺征10例，无钙化10例，后方回声增强10例；最大血流速度（0.21±0.09）m/s，血管阻力指数0.72±0.17，纵横比≤1者8例。12例HBOS患者中，浸润性导管癌9例，伴有髓样特征的乳腺癌3例；组织学分级：Ⅱ级7例，Ⅲ级5例；分子分型：Luminal B型2例，人表皮生长因子受体2（HER2）型4例，三阴性型6例。3例卵巢癌及乳腺癌双原发患者组织学类型均为高级别浆液性癌。结论:HBOC是一类具有特殊遗传学背景的肿瘤性疾病，超声及病理表现具有一定的特征，超声医师应提高对该病的认识，注意询问病史及家族史，降低误诊率，提高诊断率。

目的:探讨云贵高原地区非小细胞肺癌(NSCLC)患者驱动基因的表达情况及其突变分布特征，为高发区肺癌的个体化分子靶向治疗提供依据。方法:收集云南省肿瘤医院2016年1月至2019年8月收治的行肺癌8基因[表皮生长因子受体(EGFR)、间变性淋巴瘤激酶(ALK)、鼠类肉瘤病毒癌基因(RAS)、RET原癌基因(RET)、鼠肉瘤病毒v-Raft同源致癌基因(BRAF)、肉瘤致癌因子(ROS1)、人表皮生长因子受体2(HER-2)、细胞间质上皮转化因子(MET)]联合检测的2 249例NSCLC患者的临床病理资料，分析云贵高原地区NSCLC驱动基因的表达情况及其突变分布特征。结果:云贵高原地区NSCLC驱动基因表达的阳性率为67.05%(1 508/2 249)，其中西双版纳、玉溪、宣威、红河和曲靖地区的阳性率较高，分别为76.92%、72.38%、71.88%、71.79%和71.24%；回族、哈尼族、壮族、布依族、满族、土家族和阿昌族患者的阳性率较高，分别为84.38%、85.00%、75.00%、100%、100%、100%和100%。NSCLC患者驱动基因的阳性率与性别( P<0.001)、吸烟史( P<0.001)、年龄( P<0.001)、病理类型( P<0.001)及是否宣威地区( P＝0.027)有关，与民族( P＝0.748)和肺癌家族史( P＝0.676)无关。EGFR、RAS、BRAF、HER-2和MET基因突变率分别为44.46%、10.98%、1.24%、0.89%和0.76%，ALK、RET、ROS1基因重排率分别为4.67%、1.29%和0.89%。女性患者EGFR突变率为56.67%，高于男性患者(33.19%， P<0.001)；男性患者RAS突变率为12.66%，高于女性患者(9.17%， P＝0.010)。汉族患者RAS突变率为11.49%，高于少数民族患者(7.17%， P＝0.032)。宣威地区患者RAS突变率为24.74%，高于非宣威地区患者(8.15%， P<0.001)；而EGFR突变率为40.63%，低于非宣威地区患者(45.25%， P＝0.045)；ALK重排率为1.56%，低于非宣威地区患者(5.31%， P<0.001)；宣威地区未检出HER-2突变患者。无吸烟史患者EGFR突变率为51.10%，高于有吸烟史患者(29.70%， P<0.001)；无吸烟史患者ALK重排率为5.35%，也高于有吸烟史患者(3.16%， P<0.001)；无吸烟史患者RAS突变率为9.34%，低于有吸烟史患者(14.63%， P＝0.008)。 结论:云贵高原地区NSCLC驱动基因表达的阳性率略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其中EGFR、RAS突变率与国内平均水平相近，ROS1、ALK和RET基因重排率以及BRAF、HER-2和MET基因突变率略低于全国平均水平。EGFR、RAS、ALK基因在云贵高原地区NSCLC患者中阳性率较高，且具有不同的人口学特征和临床特征，在选择靶向治疗人群中具有重要意义。

目的:探讨 18F-氟代脱氧葡萄糖正电子发射计算机断层显像（ 18F-FDG PET/CT）与磁共振体素内不相干运动（IVIM）对肺癌表皮生长因子受体（EGFR）基因分型的诊断价值潜能。 方法:回顾性收集河南省人民医院2017年8月至2019年3月116例经病理证实的肺癌患者，男72例、女44例，年龄31~85岁。高分化37例，中分化53例，低分化26例，做EGFR基因检测者共50例（突变型30例，野生型20例）。所有患者在做EGFR基因检测前均行全身PET/CT及肺部MR-IVIM成像检查。采用Student- t检验或Mann-Whitney U检验比较EGFR阴阳性间PET/CT, IVIM半定量参数的差异；绘制受试者工作特征（ROC）曲线评价各参数对基因EGFR的诊断效能，并计算出最佳诊断阈值、特异度、敏感度、阳性预测值、阴性预测值，从而计算出诊断正确率。将 18F-FDG PET/CT联合IVIM，计算其诊断正确率。 结果:EGFR突变组的定量参数标准摄取值（SUV）、表观扩散系数（ADC）、真扩散系数（D），伪扩散系数（D *）、灌注分数（f）分别为8.7±3.5，（1.59±0.26）×10 -3 mm 2/s，（1.04±0.12）×10 -3 mm 2/s，（3.9±3.0）×10 -2 mm 2/s，0.43±0.16。EGFR野生组的上述参数分别是14.3±3.3，（1.34±0.26）×10 -3 mm 2/s，（0.89±0.12）×10 -3 mm 2/s，（3.5±2.5）×10 -2 mm 2/s，0.40±0.11。EGFR突变组与野生组之间的定量参数SUV（ t=4.196， P=0.0001）、ADC（ t=2.502， P=0.0018）、D（ t=3.158， P=0.006）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定量参数D *（ t=0.361， P=0.721）、f（ t=0.627， P=0.536）差异无统计学意义。绘制ROC曲线图，得到SUV、ADC、D、D *、f诊断EGFR突变的曲线下面积分别为0.880、0.755、0.820、0.575、0.550。上述参数的诊断正确率分别为80.0%、76.7%、73.3%、66.7%、53.3%。将SUV与ADC、D值分别联合应用后，准确率分别为83.3%，80.0%。 结论:PET/CT与磁共振IVIM对肺癌基因EGFR分型均具有诊断价值。

目的:探讨胃癌患者乳腺癌易感基因1（BRCA1）和微管蛋白β3（TUBB3）的表达及其临床意义，为胃癌的精确诊治提供依据。方法:收集2018年12月至2020年5月在安徽省马鞍山市人民医院住院治疗并且接受胃镜活组织检查或手术的46例胃癌患者资料。采用免疫组织化学法检测胃癌组织和癌旁组织中BRCA1和TUBB3蛋白的表达情况。采用实时荧光定量聚合酶链反应（qRT-PCR）检测BRCA1和TUBB3 mRNA在胃癌组织和癌旁组织中的表达情况。分析胃癌组织BRCA1和TUBB3表达间的关系及二者与患者临床病理学特征之间的关系。结果:胃癌组织BRCA1和TUBB3蛋白阳性率均高于癌旁组织[43.5％（20/46）比16.7％（5/30），65.2％（30/46）比6.7％（2/30），均 P<0.05]。qRT-PCR检测结果显示，胃癌组织中BRCA1 mRNA的相对表达量高于癌旁组织（15.5±6.8比5.0±1.6， t＝9.41， P<0.01），胃癌组织中TUBB3 mRNA的相对表达量高于癌旁组织（22.1±6.3比5.7±1.9， t＝3.51， P<0.01）。女性患者TUBB3蛋白阳性率低于男性[15.4%（2/13）比84.8%（28/33）]，人表皮生长因子受体2（HER2）阳性患者的BRCA1蛋白阳性率高于HER2阴性患者[87.5%（7/8）比47.4%（18/38）]，有家族史患者的BRCA1蛋白阳性率高于无家族史患者[85.7%（6/7）比35.9%（14/39）]，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5）。胃癌组织BRCA1和TUBB3蛋白表达阳性均与胃癌分期、分化程度有相关性（均 P<0.05）。BRCA1和TUBB3蛋白表达相关（ χ2＝33.52， P<0.01）。 结论:BRCA1和TUBB3可能与胃癌的发生、发展有关，且BRCA1与TUBB3、BRCA1与HER2之间可能有一定联系。BRCA1和TUBB3可能在胃癌的诊断和治疗中有一定意义。

目的:使用生物信息学方法分析预测晚期卵巢上皮性癌（卵巢癌）新辅助化疗（NACT）患者预后的标志物，并进行临床验证，探讨其预后预测效能。方法:（1）通过基因表达谱交互分析2（GEPIA2）、肿瘤免疫研究数据库（TIMER2.0）等多种在线工具联合分析癌症基因组图谱（TCGA）数据库中的卵巢癌组织中细胞角蛋白20（CK20）、人类表皮生长因子受体2（HER-2）、Wilms瘤基因1（WT1）基因的功能、表达及预后差异。（2）选取广西医科大学附属肿瘤医院2012年11月至2018年8月间收治的121例初治晚期（Ⅲa~Ⅳb期）卵巢癌患者，应用免疫组化法检测癌组织中相关标志物CK20、HER-2、WT1的表达，回顾性分析其与临床病理特征的关系，采用Cox比例风险模型对预后影响因素进行单因素及多因素分析，并采用logistic回归模型结合受试者工作特征（ROC）曲线分析CK20、HER-2、WT1基因的单基因或多基因联合检测用于晚期卵巢癌患者死亡或复发的预测效能。结果:（1）生物信息学分析：多种在线工具联合分析显示，CK20、HER-2及WT1基因及蛋白在正常卵巢组织与卵巢癌组织中的表达分别比较均无显著差异（ P均>0.05）；且各基因在不同分期卵巢癌组织中的表达分别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均>0.05）。HER-2基因低表达卵巢癌患者（212例）的总生存率（OS）显著高于HER-2基因高表达者（212例； P=0.019）。HER-2基因表达与浸润的肿瘤相关成纤维细胞（CAF）数呈正相关（ r=0.162， P=0.010）。基因本体（GO）通路富集发现，HER-2和WT1基因共同参与生长的正向调节、细胞生长调节、血管生成的调节、细胞生长4条信号通路。（2）临床验证：免疫组化法检测显示，晚期卵巢癌组织中CK20、HER-2、WT1蛋白的阳性表达率分别为24.8%（30/121）、52.9%（64/121）、79.3%（96/121）。CK20蛋白在行新辅助化疗（NACT）后的卵巢癌组织中的阳性表达率显著低于行初次肿瘤细胞减灭术者（ P<0.001）；WT1蛋白在低分化卵巢癌、卵巢浆液性癌组织中的阳性表达率显著高于中高分化、其他病理类型者（ P=0.032、 P=0.048）。多因素Cox比例风险模型分析显示，病理类型是影响行NACT的晚期卵巢癌患者OS的独立因素（ P=0.038）；治疗方案、化疗反应是影响初治晚期卵巢癌患者OS及无病生存率的独立因素（ P均<0.05）。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发现，CK20、HER-2、WT1基因中单基因或多基因联合检测对行NACT的晚期卵巢癌患者死亡或复发的预测效能均不高，其ROC曲线下面积（AUC）均<0.7；其中，3个基因联合检测对卵巢癌患者死亡或复发的预测效能最高（AUC分别为0.586、0.594），单基因检测中以WT1对死亡的预测效能最高（AUC为0.565）、HER-2对复发的预测效能最高（AUC为0.568）。 结论:CK20蛋白阴性表达可能与行NACT的晚期卵巢癌患者的不良预后相关，HER-2及WT1蛋白阳性表达可能与初治晚期卵巢癌患者的不良预后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