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 探讨女性卵巢卵黄囊瘤(ovarian yolk sac tumor,OYST)的临床特征和预后,分析其全面分期手术的临床意义.方法 回顾2004年1月至2022年1月在南京大学医学院附属鼓楼医院收治的17例OYST患者临床资料,对其发病特点、手术及预后情况进行分析.将术中行淋巴结清扫的患者作为观察组,未行淋巴结清扫的患者作为对照组.分析两组术中、术后情况.结果 17例患者按FIGO分期,Ⅰ期11例、Ⅱ～Ⅳ期6例.所有患者均行保留生育功能手术,5年生存率91％.术后7例有生育计划,正常妊娠完成生育并足月分娩6例(其中1例为辅助生殖).与对照组相比,观察组出血量更多[(837.50±211.51)mL vs.(211.67±75.04)mL,P=0.003]、手术时间更长[(223.75±101.19)min vs.(80.67±29.33)min,P=0.001]、术后肠道功能恢复更慢[(60.00±9.79)h vs.(40.00±9.34)h,P=0.003]、手术至化疗间隔时间更久[(11.25±1.25)d vs.(6.90±1.22)d,P＜0.001],但一年生存率无差异(92.3％vs.100％,P=0.567).结论 OYST 常见于育龄期女性,保留生育功能的手术及术后及时化疗能够有效提升生存率,其中全面分期手术增加了手术创伤,对于短期预后无差异.

目的:调查四川经济欠发达地区围产期女性不同时期抑郁症状发生情况及影响因素.方法:选取2022年10月—2023年9月于自贡市和南充市4所医疗机构建卡产检或住院的孕产妇.收集患者人口学及临床资料,利用爱丁堡产后抑郁量表(EPDS)进行抑郁筛查,采用Logistic回归分析围产期5个时期[妊娠早期(＜14周)、妊娠中期(14～27+6周)、妊娠晚期(≥28周)、产后1周和产后6周]抑郁症状发生的影响因素.结果:共纳入3 696例孕产妇,围产期5个时期抑郁症状检出率波动在26.39％～35.38％.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不同围产期抑郁症状的危险因素有所不同,妊娠早期为非计划妊娠、有家族精神病史、妊娠前1年持续2周情绪低落及末次月经期间情绪低落或紧张;妊娠中期为有家族精神病史、现居农村、妊娠前1年持续2周及末次月经期间情绪低落或紧张;妊娠晚期为有家族高血压、糖尿病、肿瘤史、妊娠前1年持续2周情绪低落或紧张及末次月经期间情绪紧张;产后1周为有家族精神病、高血压、糖尿病、肿瘤史、妊娠前1年持续2周情绪低落及末次月经期间情绪紧张;产后6周为初产妇、现居农村、有家族精神病史和妊娠前1年持续2周情绪紧张.结论:南充及自贡地区围产期抑郁症状检出率整体处于较高水平,建议围产保健者从妊娠早期启动抑郁筛查,重点关注不同时期存在危险因素的孕产妇,必要时重复筛查,对围产期抑郁症(perinatal depression,PND)隐患人群给予及时的心理访谈和专科治疗,减少母婴不良事件的发生.

目的:描述我国计划妊娠女性妊娠间隔(IPI)的分布现状及其影响因素.方法:选择2010年1月—2018年12月两次参加国家免费孕前优生健康检查项目的育龄女性作为研究对象.进行分析时IPI同时作为定量变量和定性变量,定性变量包括短IPI(＜18个月)、适宜IPI(18～59个月)及长IPI(≥60个月)3组,以适宜IPI为对照.使用描述性流行病学方法研究IPI的分布,并采用广义线性回归模型和logistics回归模型探索IPI的影响因素并估计其关联强度指标β与比值比(OR)及其95％置信区间(CI).结果:计划妊娠女性的IPI中位数为21.3个月,短IPI和长IPI分别占40.7％与1.6％.≥35岁者短IPI风险比20～24岁者降低87.0％(95％CI 86.0～88.0);相对于汉族、高中以下文化程度、正常体重及前次分娩无不良妊娠结局史者,少数民族、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低体重与有不良妊娠结局史者短 IPI 风险分别增加 21.0％(95％CI 16.0～26.0)、3.0％(95％CI 1.0～5.0)、5.0％(95％CI 2.0～9.0)与 11.0％(95％CI 8.0～13.0);而与农村户籍、农民、正常体重、不饮酒及前次妊娠分娩方式为阴道分娩者相比,城市户籍、非农民、超重、饮酒及剖宫产者短 IPI 风险分别降低 24.0％(95％CI 19.0～28.0)、11.0(95％CI 9.0％～16.0％)、8.0％(95％CI 6.0～10.0)、25.0％(95％CI 16.0～33.0)与53.0％(95％CI 52.0～55.0);与华北地区相比,其他各地区的短IPI风险均增加(P均＜0.05).结论:我国近50％的计划妊娠女性存在IPI过短或过长问题,未来应加强对有低龄、少数民族、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低体重、农村户籍、农民、以及前次分娩为阴道分娩和发生不良妊娠结局等短IPI易发特征女性的宣传教育,帮助其选择适宜的IPI.

近年来,我国人口数量和结构发生变化,2016年"全面两孩"、2021年"三孩生育政策"相继实施.保护女性生育力越来越受到关注,科学避孕是保护生育力最有效的措施.在计划生育的人群中,部分育龄期女性使用了长效可逆避孕方法(LARC).LARC的使用对于降低非意愿妊娠和保护女性生育力具有重要意义.因此,我国将LARC的使用纳入免费基本避孕手术公共卫生服务项目加以推广.该文就LARC的分类、避孕机制及其对生育力的影响进行综述,为LARC的使用提供参考依据.

目的:探讨多种因素对自然周期供精人工授精(AID)妊娠结局的影响。方法:回顾性分析2011年1月至2018年12月期间在广东省计划生育科学技术研究所生殖中心治疗的16 458个自然周期，对女性因素、供精精液质量以及周期相关因素与术后妊娠结局进行χ 2和广义估计方程多因素分析。 结果:女方年龄≤30岁( OR=1.865, P<0.001)、年龄31~35岁( OR=1.215, P<0.001)、不孕年限<5年( OR=1.139, P=0.007)、第3日促黄体生成素水平>8.10 IU/L( OR=1.309, P=0.022)、第3日雌激素水平≤77.10 pmol/L( OR=1.301, P=0.012)、第3日雌激素水平77.11~293.60 pmol/L( OR=1.099, P=0.044)、优势卵泡数1个( OR=1.473, P=0.038)、宫颈黏液评分≥10分( OR=1.256, P=0.026)、子宫内膜分型为A型( OR=1.114, P=0.005)、尿促黄体生成素强阳性( OR=1.171, P=0.002)、精子冻融复苏后活力>54%( OR=1.142, P=0.002)、精子冻融复苏后前向运动精子总数≥35×10 6( OR=1.217, P=0.001)以及每周期AID授精2次( OR=1.376, P=0.001)显著影响授精妇女的妊娠率。 结论:在自然周期AID中，女方年龄、不孕年限、第3日促黄体生成素水平、第3日雌激素水平、优势卵泡数、宫颈黏液评分、子宫内膜分型、尿促黄体生成素、精子冻融复苏后活力、精子冻融复苏后前向运动精子总数以及每周期授精次数影响女性的妊娠率。

癫痫是一种中枢神经系统常见疾病，约25%的患者为育龄期女性。女性癫痫患者妊娠期服用抗癫痫药物(AEDs)可能导致胎儿畸形、子代神经发育障碍等长期不良影响，且多与药物剂量和(或)联合用药相关。对育龄期女性癫痫患者进行孕前咨询、调整治疗方案、计划怀孕和孕前补充叶酸等可能会对胎儿发育及子代神经发育有一定帮助。笔者现围绕宫内暴露于AEDs对胎儿发育及子代神经发育的影响及其机制、应对策略等进行综述，以期为临床医生全面了解AEDs与胎儿畸形、子代神经发育障碍之间的关联提供参考，从而减少临床上宫内AEDs暴露对胎儿的影响。

妊娠期高血压疾病（HDP）是女性心血管事件链中的初始环节。大量研究从多个方面证实了HDP是心血管疾病（CVD）的重要致病因素。具有子痫前期病史的女性，远期CVD和靶器官损伤风险明显增加。妊娠期可以被视为女性特有的“心血管负荷试验”。在防控上，应该把HDP到CVD视作延续的病理生理过程，进行一体化临床监测和干预。对于患有慢性高血压的女性，在计划妊娠阶段即应进行规范的筛查、评估和降压药物调整；针对子痫前期高危女性，在妊娠前和妊娠期应积极而谨慎地干预。同时，注意完善HDP患者产后长期监测和CVD风险评估，并对其子代加强健康干预。

近年来，国际社会将家庭计划作为改善妇幼健康的优先战略，我国也将生殖健康纳入国家发展战略。其中，育龄女性采取安全有效的避孕方法防止意外妊娠、降低人工流产是提高其生殖健康水平的重要举措。本文简述了女性避孕节育产品的全球市场需求，并以全球需求及市场为导向的长效生物降解型埋植剂和长效微球注射剂为例，分别从原辅料选择、处方前研究、处方工艺研究等前期开发环节入手，探讨女性避孕节育药具的研发思路。最后，展望了3D打印技术、计算机仿真技术和人工智能技术等前沿技术在该领域的应用前景。跨学科整合药学和计算机科学等研究方式，有望改变传统制剂的开发模式，助力加速推动女性避孕节育药具的产业化转化步伐。

目的:探究孕前女性7种典型的邻苯二甲酸酯代谢物暴露水平与生育力的关联。方法:基于孕前队列，开展巢式病例对照研究，选取2016年至2020年在上海市嘉定区妇幼保健院招募计划备孕的孕前夫妇，其中100例妊娠等待时间（time to pregnancy，TTP）>12个月即不孕症作为病例组，随机抽取TTP≤12个月的151名女性作为对照组，比较两组邻苯二甲酸酯各类代谢物的分布特征，使用多因素二分类logistic回归模型和加权组合分位数回归模型分别评估典型的邻苯二甲酸酯7种代谢物对生育力的单独和联合影响。结果:病例组和对照组在孕前邻苯二甲酸单（2-乙基己基）酯（mono-（2-ethylhexyl）phthalate，MEHP）、邻苯二甲酸单（2-羧甲基）己基酯（mono-（2-carboxmethyl）-hexyl phthalate，MCMHP）、∑DEHP［为MEHP、MCMHP、邻苯二甲酸单（2-乙基-5-氧己基）酯、邻苯二甲酸单（2-乙基-5-羟基己基）酯和邻苯二甲酸单（2-乙基-5-羧基戊基）酯检出浓度的和］、∑PAE（7种邻苯代谢物检出浓度的和）暴露水平方面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0.005， P<0.001， P=0.001， P=0.007）。多因素二分类logistic回归模型显示与处于最低四分位数水平的女性相比，MEHP、MCMHP、∑DEHP、∑PAE处于最高四分位数水平的女性不孕的风险增加（a OR=2.40，95% CI：1.12~5.15， P=0.025；a OR=7.74，95% CI：3.14~19.08， P<0.001；a OR=4.35，95% CI：1.93~9.79， P<0.001；a OR=2.04，95% CI：0.96~4.34， P=0.044）。加权组合分位数回归模型确定孕前7种邻苯二甲酸酯代谢物复合暴露是不孕的危险因素（ P<0.05），其中MCMHP贡献权重较大（为61.7%）。 结论:育龄女性在备孕时应当重视环境中邻苯二甲酸酯的接触，减少食用高度加工的食物以及使用塑料/聚氯乙烯材料包装的食品，以提高人群生育力。

新时期、新形势下的计划生育学专业领域应涵盖避孕节育、优生优育、不孕不育三大方面，旨在面向育龄人群的健康生育需求，通过研发新型避孕药具、优化终止妊娠技术、开展遗传优生筛查，并结合妇科相关疾病慢病管理，为育龄女性提供贯穿全生育周期的计划生育优质服务，通过避免非意愿妊娠、保护生育力、形成合理的生育间隔，促进生殖健康水平的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