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探讨胃食管反流病（GERD）对咽喉反流性疾病（LPRD）患者临床特征的影响。方法:回顾性分析2020年11月至2021年10月在解放军总医院第六医学中心咽喉嗓音外科就诊的具有LPRD症状的141例患者资料，男性118例，女性23例，年龄28~75（56.72±10.04）岁。被纳入的患者同时进行24 h下咽食管腔内多通道阻抗pH（24 h-HEMII-pH）监测、多时点唾液胃蛋白酶检测、反流症状指数（RSI）和反流体征评分（RFS）量表评估。24 h-HEMII-pH监测结果中有一次咽喉部反流事件作为LPRD的诊断标准，24 h记录食管下段pH<4.0的时间大于4.0%或DeMeester评分>14.7作为GERD的诊断标准。其中，LPRD和GERD均为阳性的患者被划分为L&G组，LPRD阳性而GERD阴性的患者被划分为IL组，LPRD阴性而GERD阳性的患者被划分为IG组，LPRD和GERD均为阴性的患者被划分为N组。统计分析各组患者反流的临床特征及唾液胃蛋白酶检测的差异。应用SPSS 23.0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结果:根据24 h-HEMII-pH结果，116例（82.3%）患者被诊断为LPRD，45例（31.9%）患者被诊断为GERD，其中IL组有82例（58.2%），L&G组有34例（24.1%），IG组有11例（7.8%），N组有14例（9.9%）。基于唾液胃蛋白酶检测，共有106例患者结果为阳性，L&G组的总唾液胃蛋白酶检测阳性率（94.1%）、晨起检测的阳性率（70.6%）均显著高于IL组（75.6%，26.8%）、IG组（63.6%，27.3%）和N组（35.7%，28.6%）， χ2值分别为19.01和20.81， P值均<0.001。L&G组患者的RSI评分（14.0）显著高于IL组（7.0）、IG组（1.0）和N组（0）， H=52.26， P<0.001。L&G组和IL组在RFS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Z=-0.92， P>0.05）。 结论:合并GERD使LPRD患者的临床症状更明显，唾液胃蛋白酶检测阳性率更高。

目的:分析反流性哮喘(RA)与典型胃食管反流病(TGERD)患者反流相关参数的差异和临床意义。方法:回顾性分析2017年6月至2020年6月于解放军火箭军特色医学中心同期行胃镜、高分辨率食管测压(HREM)和24 h pH-阻抗监测检查的120例胃食管反流病(GERD)患者的临床资料。根据症状相关性指数将GERD患者分为RA组和TGERD组，每组各60例，比较2组反流性食管炎(RE)评分、胃镜下食管裂孔疝表现、胃食管阀瓣Hill分级评分、食管上括约肌(UES)压力、DeMeester积分和反流次数等反流相关参数。统计学方法采用Mann-Whitney U检验和卡方检验。 结果:TGERD组和RA组RE评分、胃食管阀瓣Hill分级评分[0.0分(0.0分，1.0分)比0.0分(0.0分，1.8分)、3.0分(2.0分，3.0分)比3.0分(2.0分，3.0分)]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均>0.05)。RA组UES压力<34 mmHg(1 mmHg＝0.133 kPa)检出率高于TGERD组[41.7%(25/60)比23.3%(14/60)]，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χ2＝4.596， P＝0.032)。RA组UES压力低于TGERD组[51.7 mmHg(23.6 mmHg，70.1 mmHg)比62.0 mmHg(37.4 mmHg，77.4 mmHg)]，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Z＝-2.105， P＝0.035)。TGERD组和RA组HREM其他参数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均>0.05)。RA组DeMeester积分≥14.7分、酸暴露时间百分比≥4.5%和反流总次数≥73次的检出率均高于TGERD组[分别为41.7%(25/60)比23.3%(14/60)、40.0%(24/60)比21.7%(13/60)、38.3%(23/60)比20.0%(12/60)]，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χ2＝5.546、4.728、4.881， P均<0.05)。RA组反流总次数和弱酸性气体反流次数均多于TGERD组[60次(43次，98次)比52次(34次，69次)和12次(6次，21次)比9次(3次，14次)]，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Z＝-2.323、-2.053， P均<0.05)。TGERD组和RA组24 h pH-阻抗监测其他参数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均>0.05)。 结论:UES压力过低、食管酸暴露异常和反流次数特别是弱酸性气体反流次数增多可能更易诱发RA。

目的:通过分析难治性胃食管反流病（RGERD）患者临床表现及相关检查特征，探讨其发病机制并指导临床诊疗决策。方法:纳入2015 年11月至2017 年9月在北京大学第三医院因反酸、烧心及食管外症状就诊的患者，采集临床资料及心理评分资料，包括：症状自评量表SCL-90，Zung氏焦虑量表SAS，Zung氏抑郁量表SDS，完成胃食管反流监测及食管高分辨测压。根据患者对质子泵抑制剂（PPI）治疗的反应，将患者分为RGERD 组及非难治性胃食管反流病（NRGERD）组，比较两组临床表现及相关检查特征，二分类logistic 回归分析RGERD 的独立危险因素。结果:共纳入119例患者，其中RGERD 61例（51.3%），NRGERD组58例（48.7%）。RGERD患者体重指数（BMI）、典型症状（反酸）比例显著低于NRGERD组（ P<0.05）；但不典型症状（胸骨后不适或胸痛）的比例高于NRGERD组（ P<0.05）。RGERD患者酸反流事件及近段反流比例显著低于NRGERD组，但病理性非酸反流事件和基线阻抗值较NRGERD组高（ P<0.05）。RGERD 患者在食管高分辨测压基本参数及芝加哥分型的食管动力障碍与NRGERD 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RGERD患者SCL-90评分中躯体化、抑郁、敌对得分显著高于NRGERD组（ P值均<0.05），抑郁状态为RGERD的独立危险因素［ OR= 3.915 （95% CI1.464~10.466）， P=0.007］。 结论:RGERD患者非典型症状比例更高，病理性非酸反流增多。抑郁状态为其独立危险因素。

目的:基于罗马Ⅳ标准，评估内镜阴性烧心患者的反流特征及其在探头式共聚焦激光显微内镜（probe-based confocal laser endoscopy，pCLE）下的表现。方法:纳入2020年9月—2021年3月于包头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消化内科门诊就诊且伴有典型烧心症状的内镜阴性患者36例，行24 h食管多通道腔内阻抗-pH监测及pCLE检查，遵循罗马Ⅳ诊断流程，筛选出非糜烂性反流病（16例）、反流高敏感（8例）及功能性烧心（12例）患者，并分为3组，比较3组间Gerd Q量表评分、24 h pH监测结果及pCLE下微结构改变。结果:3组患者间Gerd Q量表总分、阳性症状、阴性症状和阳性影响评分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0.05）。非糜烂性反流病组DeMeester评分［28.45（20.08，34.53）分］和酸反流次数［（24.88±9.05）次］均显著高于反流高敏感组［7.30（3.90，11.38）分， P<0.001；（13.63±5.76）次， P=0.003］和功能性烧心组［6.90（4.80，9.73）分， P<0.001；（7.42±8.32）次， P<0.001］，反流高敏感组和功能性烧心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非糜烂性反流病组上皮乳头内毛细血管袢直径［（18.68±2.12）μm］和鳞状上皮细胞间隙［（3.95±0.97）μm］均高于反流高敏感组［（13.91±1.99）μm， P<0.001；（2.97±0.55）μm， P=0.006］和功能性烧心组［（13.83±2.00）μm， P<0.001；（2.31±0.54）μm， P<0.001］，反流高敏感组和功能性烧心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非糜烂性反流病组、反流高敏感组和功能性烧心组上皮乳头内毛细血管袢数目分别为2.0（1.00，2.75）个，2.0（1.00，2.75）个和1.5（1.00，2.00）个，3组患者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697）。 结论:Gerd Q量表不适用于内镜阴性烧心患者的鉴别诊断。与功能性食管疾病（反流高敏感和功能性烧心）相比，非糜烂性反流病中酸反流和黏膜微结构改变有更重要的致病意义。

目的:评估国产磁性括约肌增强器（MSA）治疗胃食管反流病的安全性和有效性。方法:本研究为前瞻性队列研究。前瞻性纳入2019年6月至2022年9月在火箭军特色医学中心胃食管外科就诊的典型烧心和反流症状（至少对质子泵抑制剂有部分反应）、食管酸暴露异常和食管蠕动正常的患者，排除裂孔疝最大径>2 cm和重度食管炎的患者。通过腹腔镜完成食管裂孔修补后将MSA植入食管远端。术后通过问卷了解患者症状缓解情况、并发症、质子泵抑制剂停药率和手术满意度，并复查胃镜、食管高分辨率测压和食管pH值-阻抗监测。手术前后率的比较采用McNemar χ2检验。 结果:23例患者确诊为胃食管反流病并纳入研究。男性20例，女性3例；年龄［ M（IQR）］48（14）岁（范围：25~64岁）。所有病例成功植入MSA。主观指标随访17（18）个月（范围：14~53个月），客观指标随访时间17（1）个月（范围：12~23个月）。术后消化道总体症状的主观缓解程度为90（20）%（范围：0~100%），呼吸道总体症状的主观缓解程度为100（10）%（范围：10%~100%），总满意率为83%（19/23）。质子泵抑制剂停药率为70%（16/23）。反流性食管炎比例由44%（10/23）降至9%（2/23）（ κ=0.169， P=0.039），胃食管阀瓣形态Hill分级从术前的Ⅰ级1例、Ⅱ级5例、Ⅲ级10例、Ⅳ级7例，改善为术后的22、1、0、0例。食管下括约肌压力低于正常的比例由70%（16/23）降至35%（8/23）（ κ=0.170， P=0.012）。21例患者食管酸暴露恢复正常。11例患者存在长期轻度吞咽困难，但不影响生活。未发生MSA移位、腐蚀和二次手术移除。 结论:腹腔镜植入MSA操作安全，患者可耐受，可控制胃食管反流病症状，减少用药，恢复正常的贲门形态和功能、食管酸暴露。术后主要并发症为吞咽困难，但较为轻微。

目的:分析拟诊为酸或非酸反流性胃食管反流性咳嗽（GERC）患者的食管动力障碍特点，并与抗反流药物治疗反应相关联，寻找筛选适合抗反流治疗慢性咳嗽患者人群的有效指标。方法:回顾性纳入2020年6月至2022年12月在同济大学附属同济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慢性咳嗽专科门诊就诊的拟诊GERC患者173例，其中男87例，女86例，年龄（45.1±14.6）岁。收集患者的一般临床资料、高分辨率食管测压（HRM）及食管多通道腔内阻抗-pH监测（MII-pH）的检查结果，以及患者病因诊治过程和最终诊断等信息。根据治疗反应将纳入病例分为常规抗反流有效组、强化抗反流有效组和抗反流无效组，分析抗反流治疗的疗效预测因素。使用 χ2检验、Student-Newman-Keuls检验或Kruskal-Wallis H（ K）检验比较组间差异。采用基于最大似然估计的向前逐步回归法进行logistic回归分析筛选出影响因素。 结果:173例拟诊GERC患者包括常规抗反流有效者45例（26.0%）、强化抗反流有效组54例（31.2%）和抗反流无效组74例（42.8%）。52.0%患者存在食管动力障碍（90/173），但常规抗反流有效组该比例较低（ χ2=8.09， P=0.018）。反流类型以非酸反流为主（136/173，78.6%），常规抗反流有效组酸反流比例（ χ2=19.49， P<0.001）和酸暴露时间（ H=11.04， P=0.004）明显高于另外两组。酸和非酸GERC患者食管动力障碍比例相似（64.9%比48.5%， χ2=3.11， P=0.078）；非酸GERC患者食管蠕动中断长度较短［2.4（0.7，5.6）cm比6.1（1.4，10.0）cm， Z=-2.39， P=0.017］，食管上括约肌长度较长［（4.1±0.9）cm比（3.7±1.3）cm， t=-2.09， P=0.038］，食管正常收缩百分比较高［60.0%（17.8%，90.0%）比30.0%（0，80.0%）， Z=-2.14， P=0.032］，蠕动大中断百分比较低［10.0%（0，40.0%）比50.0%（0，100.0%）， Z=-2.92， P=0.004］。强化抗反流有效组和抗反流无效组的食管下括约肌平均静息压明显低于常规抗反流有效组（ H=7.49， P=0.024），而食管无效收缩百分比则明显较高（ H=8.60， P=0.014）。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确立无效收缩百分比为标准抗反流治疗疗效的独立预测因素，以≤45%为截断值，具有中等预测价值（AUC=0.67， P=0.004）。 结论:GERC患者食管动力障碍很普遍，酸和非酸GERC患者的食管动力异常各有其特点。食管无效收缩百分比可能为选择抗反流治疗方案和疗效预测的有效指标。

21世纪以来，高分辨食管测压的问世促成贲门失弛缓症测压分型的出现，对治疗方法选择与预后判定产生了重要的指导意义。24 h食管pH值监测结合食管阻抗的应用对诊断胃食管反流及判断反流物性质有决定性作用。经腹腔镜Heller肌切开术和经口内镜下肌切开术用于贲门失弛缓症的外科治疗，经腹腔镜抗反流手术和经腹腔镜磁性括约肌增强器放置用于胃食管反流病的外科治疗，使原发食管运动障碍性疾病和胃食管反流病的治疗进入了微创时代。我国原发食管运动障碍性疾病和胃食管反流病的诊断和外科治疗还不够普及，复杂疾病的诊治研究较少，缺乏高水平临床研究，是该领域今后努力的方向。

胃肠动力障碍性疾病是消化内科十分普遍的疾病，发病率呈逐渐升高趋势。该类疾病包含范围广泛，发病机制复杂，与胃肠道Cajal间质细胞、脑-肠轴、肠道微生态等关系密切。至今为止，涌现出了包括食管24 h pH监测及阻抗分析、胃电图、放射性核素扫描、超声、 13C胃排空呼气试验、氢呼气试验、排便造影、不透X线标志物法、高分辨率测压及无线动力胶囊等多种诊断技术。针对该病发病机制的不同，治疗手段层出不穷，如调整生活方式、药物及手术治疗等，临床中需结合不同患者实际情况作出个体化治疗。

选取51例难治性GERD患者，分析合并食管外症状和典型反流症状的难治性GERD患者的高分辨率食管测压和24 h pH-阻抗监测数据。结果显示合并食管外症状组弱酸反流事件发生率(41.0%，16/39)高于典型反流症状组(9/12)，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χ2＝4.238， P＝0.040)；而两组酸反流、长反流、非酸反流和食管动力之间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均>0.05)。弱酸反流可能是合并食管外症状难治性GERD的重要发病机制。

目的:评估胃食管连接部收缩指数(EGJ-CI)在区分功能性烧心(FH)与难治性胃食管反流病(RGERD)患者中的作用。方法:纳入2014年3月至2018年1月在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消化内科门诊就诊的PPI难治性烧心和(或)反流患者82例，其中RGERD患者50例(RGERD组)，FH患者32例(FH组)。比较RGERD组和FH组患者的EGJ-CI，计算EGJ-CI区分RGERD与FH患者的灵敏度和特异度，并分析EGJ-CI与高分辨率食管测压参数、基线阻抗水平和24 h阻抗-pH监测参数的相关性。统计学方法采用Mann-Whitney U检验、ROC曲线分析和Spearman相关分析。 结果:RGERD组患者的EGJ-CI低于FH组[25.8 mmHg·cm (14.1 mmHg·cm, 35.9 mmHg· cm)(1 mmHg＝0.133 kPa)比39.2 mmHg·cm(23.0 mmHg·cm, 60.8 mmHg·cm)]，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Z＝-2.833， P＝0.005)。当EGJ-CI的临界值为35.8 mmHg·cm时，其区分RGERD与FH的灵敏度为76.0%，特异度为62.5%，AUC为0.69(95% CI 0.57～0.81)。EGJ-CI与下食管括约肌静息压、综合松弛压、远端收缩积分、远端食管压力、平均夜间基线阻抗水平(食管远端通道z6)均呈正相关( r＝0.812、0.631、0.451、0.490、0.401， P均<0.01)，而与DeMeester评分、酸暴露时间、总体反流事件数、酸反流事件数、长反流事件数、最长反流时间均呈负相关( r＝-0.363、-0.372、-0.346、-0.318、-0.300、-0.291， P均<0.01)。 结论:EGJ-CI有助于区分FH与RGERD患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