遗传学异常（基因融合、非整倍体等）是导致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ALL）发生的主要原因。染色体畸变及其引起的融合基因是儿童ALL的重要特征，已被广泛应用于ALL诊断及危险度分型，但仍有20%~30%的ALL遗传学特征不明，其中转录因子锌指蛋白384（ZNF384）融合阳性ALL以其独特的祖B细胞免疫表型及明显的表观调控基因改变的生物学特征引起关注，进一步研究其融合类型、发病分子机制对推进儿童ALL诊治意义重大。

目的:评估非血缘脐血或单倍体供者来源的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allo-HSCT)治疗儿童原发性免疫缺陷病(PID)的临床疗效。方法:回顾性分析2014年4月至2019年10月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第六医学中心收治的60例PID患儿的临床资料，包括56例慢性肉芽肿病，2例严重联合免疫缺陷性疾病，1例高IgM血症和1例严重先天性中性粒细胞减少症，均接受allo-HSCT，其中12例非血缘脐血(非血缘脐血组)，48例单倍体供者(单倍体组)。男59例，女1例，中位年龄3.4岁。预处理选用白消安为基础的清髓方案。预防急性移植物抗宿主病(aGVHD)以环孢素为基础方案。非血缘脐血组单个核细胞和CD 34+细胞的中位数分别为0.67×10 8/kg和0.51×10 6/kg；单倍体组于01 d和02 d分别回输骨髓和外周干细胞，回输骨髓前4 h输注第三方脐血，回输的单倍体骨髓和外周干细胞的单个核细胞和CD 34+细胞的中位数分别为9.97×10 8/kg和5.12×10 6/kg。采用Kaplan-Meier方法进行总生存率分析。 结果:粒系和巨核系植入中位天数分别为+13.0 d和+23.5 d，+30.0 d为供者型完全嵌合，未发生原发性植入失败，1例发生继发性植入失败。Ⅰ-Ⅱ度和Ⅲ-Ⅳ度aGVHD发生率分别为43.3%和15.5%，慢性移植物抗宿主病的局限型和全身型发生率为6.7%和1.1%。中位随访时间818 d，死亡6例，其中5例死于感染，1例死于心功能衰竭，总移植相关死亡率为11.9%。53例无病存活，5年的无失败生存率和整体生存率分别为83.9%和88.1%。结论:非血缘脐血和单倍体来源的allo-HSCT治疗PID的疗效明确。

目的:明确1个Angelman综合征(Angelman syndrome，AS)家系的遗传学病因，为家系的遗传咨询提供理论依据。方法:应用高通量测序技术进行单基因遗传智力障碍相关基因检测；应用拷贝数变异测序技术(copy number variation sequencing，CNV-seq)进行染色体非整倍体、100 kb以上缺失/重复检测；应用甲基化特异性多重连接探针扩增(methylation-specific multiplex ligation-dependent probe amplification，MS-MLPA)方法检测15q11.2-q13区域印记区缺陷、甲基化及单亲二倍体。Sanger测序对变异位点行家系验证。生物信息学分析变异对蛋白质功能及蛋白质结构的影响。结果:未发现先证者染色体非整倍体改变及致病CNV。先证者15q11.2-q13未检出印记区缺陷、异常甲基化及单亲二倍体。高通量测序结果显示先证者 UBE3A(NM_130838.4)基因存在c.1517G>A(p.R506H)杂合变异。Sanger测序显示先证者及其母亲和患病弟弟该位点杂合变异，其他家系成员该位点均无变异。生物信息学分析显示 UBE3A基因c.1517G>A(p.R506H)对UBE3A蛋白功能有害；与野生型UBE3A蛋白相比，变异蛋白的电荷量、氢键数量和盐桥的连接均发生了改变。 结论:UBE3A基因c.1517G>A(p.R506H)杂合变异为该家系的遗传病因，暂无该位点致病的文献报道。研究结果拓展了 UBE3A基因变异谱，有助于AS家系的遗传咨询与分子诊断。

目的:探讨1例心脏-泌尿生殖综合征(CUGS)胎儿的临床特征及基因变异特点。方法:选取2019年1月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胎儿心脏病母胎医学中心诊断的1例先天性心脏病胎儿为研究对象。收集胎儿的临床资料，应用低深度全基因组测序(CNV-seq)和家系全外显子组测序(trio-WES)技术对胎儿及其父母进行遗传学分析，对候选变异进行Sanger测序家系验证。结果:胎儿超声心动图提示主动脉弓发育不良。trio-WES检测发现胎儿携带 MYRF基因c.1792-2A>C剪接变异，其父母均为野生型；Sanger测序验证该变异为新发变异。根据美国医学遗传与基因组学学会(ACMG)相关指南，评估为可能致病性变异。CNV-seq检测未发现非整倍体或与胎儿表型相关的致病性拷贝数变异。结合胎儿的临床表型及遗传学检测结果，考虑诊断为CUGS。 结论:MYRF基因c.1792-2A>C新发剪接变异可能是导致胎儿心脏畸形的遗传学病因。本研究丰富了 MYRF基因的致病变异谱。

目的:探讨孕妇X染色体异常对于其外周血游离DNA（cf-DNA）产前筛查的影响。方法:收集2016年4月1日至2019年5月31日于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就诊且cf-DNA产前筛查提示胎儿性染色体非整倍体异常（SCA）高风险的孕妇共124例，遗传咨询后行侵入性产前诊断。对于侵入性产前诊断结果与cf-DNA产前筛查结果不相符者，取孕妇白细胞、提取孕妇DNA进行大规模平行测序，以检测孕妇X染色体是否存在数量异常或拷贝数变异。结果:124例cf-DNA产前筛查提示胎儿SCA高风险的孕妇中，除9例拒绝诊断，余115例均行侵入性产前诊断，其中41例与cf-DNA产前筛查结果相符，74例不相符。在结果不相符的74例孕妇中，孕妇DNA大规模平行测序发现孕妇X染色体数目异常或携带拷贝数变异者19例，占SCA假阳性孕妇的比例为25.7%（19/74），占总SCA高风险病例的15.3%（19/124）。结论:孕妇X染色体数目异常、嵌合或携带拷贝数变异会影响cf-DNA产前筛查的结果，导致假阳性或假阴性结果；对于cf-DNA产前筛查提示胎儿SCA高风险的孕妇，应强调该结果可能受孕妇X染色体异常的影响。对于侵入性产前诊断和cf-DNA产前筛查结果不一致的孕妇，推荐对孕妇染色体进行检测，以明确假阳性或假阴性的原因；而对已明确X染色体数目异常或携带拷贝数变异的孕妇，则不推荐进行cf-DNA产前筛查。

目的:探讨早孕期超声诊断胎儿异构综合征的价值。方法:选择2015年1月至2020年3月于广西壮族自治区妇幼保健院筛查为异构综合征的15例胎儿，分析其早孕期超声特征，结合中孕早期超声特征及病理解剖结果进行对照研究。结果:15例异构综合征胎儿中左侧异构综合征6例，右侧异构综合征9例。早孕期颈项透明层(nuchal translucency，NT)≥3.0 mm 6例(6/15)，静脉导管A波倒置10例(10/15)，房室瓣反流14例(14/15)，内脏位置异常14例(14/15)。心脏畸形14例(14/15)，其中功能性单心室6例，完全型房室间隔缺损8例，大动脉畸形12例(12/15)。左侧异构综合征6例均合并心动过缓，3例合并下腔静脉离断；右侧异构综合征中6例腹主动脉与下腔静脉并置，1例合并完全性肺静脉异位引流。主要结构畸形的早孕期超声诊断与中孕早期超声、引产后病理解剖一致。12例行染色体及微阵列检测均正常。结论:早孕期右侧异构综合征的胎儿非整倍体超声指标阳性率高，以房室瓣反流发生率最高，但染色体异常风险低。早孕期超声筛查胎儿心脏结构畸形有利其早期诊断。

目的:分析卵胞质内单精子注射（intracytoplasmic sperm injection，ICSI）后进行胚胎植入前非整倍体遗传学检测（preimplantation genetic testing for aneuploidies，PGT-A）的患者中，其血清抗苗勒管激素（anti-Müllerian hormone，AMH）水平对囊胚整倍体率及整倍体胚胎数量的影响。方法:采用回顾性队列研究，收集2018年1月1日至2020年12月31日期间于北京大学第三医院生殖医学中心行ICSI并进行PGT-A的504例患者的临床资料。根据促排卵治疗前血清AMH水平，将研究对象分为低AMH组（AMH<1.00 μg/L，85例）与正常AMH组（AMH≥1.00 μg/L，419例）。采用倾向评分匹配方法，基于年龄、体质量指数（body mass index，BMI）、复发性流产病史、促排卵方案进行1∶1匹配（卡钳值=0.02），匹配后比较两组患者（每组各82例）的囊胚整倍体率及整倍体囊胚数量。应用受试者工作特征（receiver operator characteristic，ROC）曲线评估AMH水平对PGT-A周期存在至少一个整倍体胚胎的预测作用。结果:①低AMH组胚胎整倍体率［50.0%（0，100.0%）］及整倍体胚胎数［1（0，1）个］显著低于正常AMH组［60.0%（33.3%，100.0%）， P=0.025；1（1，2）个， P<0.001］。②匹配后低AMH组和正常AMH组患者的胚胎整倍体率分别为50.0%（0，100.0%）、50.0%（19.2%，100.0%），组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265），低AMH组患者的整倍体囊胚数［1（0，1）个］低于正常AMH组［1（1，2）个， P=0.004］，低AMH组中至少存在一个整倍体囊胚的周期比例［57.3%（47/82）］显著低于正常AMH组［76.8%（63/82）， P=0.008］。③共378个（75.0%）周期得到至少一个可移植整倍体胚胎。AMH与年龄联合预测存在至少一个整倍体胚胎的曲线下面积（area under the curve，AUC，0.78）较单一指标年龄的AUC值更优（0.75， P=0.024）。 结论:在调整年龄、BMI、复发性流产病史、促排卵方案等因素的影响下，血清AMH水平与PGT-A囊胚整倍体率无关。年龄结合血清AMH可用于预测每促排卵周期存在至少一个整倍体胚胎的可能性。

目的:了解心脏外科术后患者多重耐药菌(multidrug-resistant organism, MDRO)感染的病原学特征以及耐药模式，指导临床医生合理应用指南推荐的抗菌药物，提高经验性抗菌治疗的成功率、改善住院患者预后。方法:收集2018年1月—2021年10月心脏外科术后409例确诊为医院感染患者的完整病历资料，根据合格的临床标本阳性培养结果分为多重耐药细菌感染组(MDR＝176例)和非多重耐药细菌感染组(non-MDR＝233例)，分析MDRO感染的病原学特征以及对临床常用抗菌药物的耐药模式，同时对不同的外科手术类型和临床感染类型相对应的病原学分布、耐药情况以及临床结局进行统计分析。结果:合格的临床标本检出多重耐药细菌306株，97例(97/176, 55.1%)患者同时存在两种及两种以上多重耐药细菌感染，主要表现为肺炎克雷伯菌、鲍曼不动杆菌和(或)铜绿假单胞菌混合感染，其中包括碳青霉烯类耐药细菌213株(213/306, 69.6%)。无论外科手术类型和临床感染类型如何，病原学分布均以鲍曼不动杆菌(114/306，37.3%)最常见，其次是肺炎克雷伯菌(72/306, 23.5%)和铜绿假单胞菌(55/306，18.0%)，而且大部分的临床标本来源于痰液(528/601, 87.9%)，通常表现为碳青霉烯类耐药、多重耐药和泛耐药，尤以冠状动脉旁路移植手术和主动脉大血管手术最严重，多重耐药细菌分离率分别高达53.7%和53.1%，全耐药细菌的分离率相对较低。体外药敏结果显示多重耐药细菌对左氧氟沙星(64.4%)、头孢吡肟(61.4%)耐药率最高，其次是环丙沙星(54.6%)、头孢他啶(53.9%)、复方新诺明(52.4%)；而多黏菌素(5.5%)和阿米卡星(7.2%)耐药性较低。与非多重耐药细菌感染相比较，感染多重耐药细菌对头孢他啶(χ 2＝156.663， P<0.001)、头孢曲松(χ 2＝27.844， P<0.001)、头孢吡肟(χ 2＝210.181， P<0.001)、亚胺培南(χ 2＝173.242， P<0.001)、左氧氟沙星(χ 2＝201.521， P<0.001)、环丙沙星(χ 2＝180.187， P<0.001)、阿米卡星(χ 2＝16.661， P<0.001)、庆大霉素(χ 2＝46.047， P<0.001)、妥布霉素(χ 2＝106.546， P<0.001)、哌拉西林(χ 2＝7.325， P＝0.007)、氨苄西林/舒巴坦(χ 2＝5.415， P＝0.020)、哌拉西林/他唑巴坦(χ 2＝139.506， P<0.001)、头孢哌酮/舒巴坦(χ 2＝102.832， P<0.001)、复方新诺明(χ 2＝121.217， P<0.001)、氨曲南(χ 2＝6.977， P＝0.008)和米诺环素(χ 2＝53.107， P<0.001)等具有更高的耐药性，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虽然不同的外科手术类型和临床感染类型在致病菌检出率比较上无明显差异，但心脏手术后并发感染尤其是多重耐药细菌感染导致高达30.0%的死亡率，而且死亡与临床感染类型密切相关，普通肺部感染和血流感染的全因死亡率在10.0%~20.0%，一旦患者病情难以控制进展为重症感染甚至感染性休克将导致全因死亡率成倍增加。 结论:心脏外科手术后患者多重耐药细菌感染面临巨大挑战，以肺炎克雷伯菌、鲍曼不动杆菌和铜绿假单胞菌等革兰阴性杆菌最常见，而且超过一半的患者表现为上述细菌的混合感染，常常表现为碳青霉烯类耐药、泛耐药甚至全耐药，导致抗感染治疗药物选择有限，严重影响住院患者的预后。

目的:比较非均整器（FFF）模式和均整器（FF）模式在左侧乳腺癌改良根治术后深吸气屏气（DIBH）动态容积旋转调强放疗（VMAT）中的剂量学差异。方法:回顾性分析2020年12月至2021年5月在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行DIBH放疗的16例左侧乳腺癌改良根治术后女性患者的临床资料，年龄37~61 (43.5±5.7）岁。对同一患者分别设计FFF和FF模式的VMAT计划，给予计划靶区（PTV）相同的处方剂量50 Gy/25次，在达到相同的剂量归一条件下，比较靶区剂量学、危及器官受量及机器执行效率的差异。组间数据比较采用配对 t检验。 结果:2种模式下靶区PTV的D 2%、D 50%、D 98%（D x%表示x%靶体积的受照剂量）、适形指数、平均指数及梯度指数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t=-1.519~1.644，均 P>0.05）；FFF模式的心脏V 5 Gy、V 30 Gy（V x Gy表示≥x Gy体积占总体积的百分比）及平均剂量（D mean ），患侧肺V 5 Gy、V 10 Gy及D mean，全肺V 5 Gy、V 10 Gy、V 20 Gy及D mean，患者受照剂量的V 5 Gy均优于FF模式，组间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t=-4.741~-2.156，均 P<0.05）；FFF模式机器跳数是FF模式的1.32倍[（1073.41±143.79）MU对（815.70±87.69） MU]，但执行时间却减少为FF模式的88.9%[（128.00± 11.64） s对（144.75±11.45） s]，且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t=8.665、-4.373，均 P<0.05）。 结论:2种模式下靶区剂量相似，FFF模式危及器官受照剂量更低，并且可显著缩短DIBH治疗时间。

探讨扩展性无创产前检测（NIPT-plus）对胎儿染色体异常的应用评估。回顾性收集2017年5月至2021年1月在复旦大学附属妇产科医院检验科进行NIPT-plus检测阳性的511例孕妇，平均年龄31.5岁，应用染色体核型分析和染色体微阵列分析技术（CMA）验证，并追踪随访至妊娠结局。阳性预示值的比较采用χ2检验。除63例检测阳性的孕妇未做产前诊断外，448例孕妇产前诊断结果显示NIPT-plus检测对胎儿21、18、13三体（T21、T18、T13）、性染色体非整倍体（SCAs）和染色体微缺失/微重复综合征（MMS）的阳性预示值（PPV）分别为86.0%（92/107）、79.5%（35/44）、54.5%（12/22）、39.5%（75/190）和41.7%（30/72）。NIPT-plus对高龄孕妇的PPV优于年轻孕妇（77.8% vs. 51.9%， P<0.01）；随着孕妇年龄的增加，NIPT-plus对T21、T13以及染色体非整倍体的复合PPV具有一定的上升趋势，但对T18或SCAs没有显著差异。确诊SCAs胎儿核型45，X、47，XXX、47，XXY和47，XYY的终止妊娠率分别为11/11、3/15、91.7%（22/24）和1/14。NIPT-plus能用于检测胎儿染色体异常，可拓展至MMS筛查，NIPT-plus筛查阳性者需要进一步进行产前诊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