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 挖掘新型四环素类药物不良反应信号,为临床安全合理使用提供参考.方法 提取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不良事件报告系统数据库中3种新型四环素所有不良事件(ADE)数据,获取奥马环素、替加环素和依拉环素列为"首要怀疑"报告,用报告比值比法(ROR)进行数据分析.结果 本研究共识别5 896份与新型四环素相关的ADE报告,其中替加环素ADE阳性信号99个,奥马环素为37个,依拉环素为8个.3种新型四环素ADE信号存在较大差异.凝血酶时间延长、淀粉酶异常等与替加环素相关性最强;而未执行规定药物剂量和牙齿变色等与奥马环素相关性较强;血纤维蛋白原降低和静脉炎等与依拉环素相关性最高.替加环素主要累及肝胆系统(ROR=7.15)和血液及淋巴系统(ROR=4.95);奥马环素则涉及胃肠系统(ROR=3.32);而依拉环素与各类检查(ROR=2.79)和循环系统(ROR=2.72)相关性强.本研究还发现多个四环素新ADE,如入睡障碍、胡言乱语、高铁血红蛋白血症、血纤维蛋白原降低等.结论 新型四环素ADE信号和累积器官系统特点各不相同.临床在使用新型四环素类药物时,应结合药物ADE特点进行个体化用药和ADE监测.

目的:探讨高铁蛋白血症的2型糖尿病患者代谢及慢性并发症发生的特点。方法:横断面研究，回顾性分析2019年1—12月在天津市第四中心医院内分泌科住院的268例病程5年以上的2型糖尿病患者资料，所有患者均进行了血清铁蛋白的测定，并排除了其他影响血清铁蛋白水平的疾病。根据血清铁蛋白测定结果分为高铁蛋白组115例和正常铁蛋白组153例，测定C反应蛋白、血糖、血脂及肝肾功能等代谢指标，进行尿微量白蛋白测量及评估，记录糖尿病视网膜病变、高血压、冠心病、脑血管病等患病情况。通过Spearman相关及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高铁蛋白血症与各变量间的相关性。结果:高铁蛋白组体重指数、尿素氮、尿酸、C反应蛋白、丙氨酸转氨酶及γ-谷氨酰转肽酶高于正常铁蛋白组，尿微量白蛋白定量、糖尿病视网膜病变、高血压和冠心病患病率高于正常铁蛋白组（ P<0.05）。高铁蛋白血症与C反应蛋白（ r=0.262， P<0.001）、冠心病（ r=0.232， P<0.001）、丙氨酸转氨酶（ r=0.216， P<0.001）、尿素氮（ r=0.201， P=0.001）、糖尿病视网膜病变（ r=0.169， P=0.008）和尿微量白蛋白定量（ r=0.176， P=0.004）呈正相关。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高铁蛋白血症与冠心病（ OR=2.246，95% CI 1.310~3.849， P=0.003）和糖尿病视网膜病变发生（ OR=2.232，95% CI 1.287~3.870， P=0.004）具有相关性；与尿微量白蛋白水平有显著关联（β=0.165， P=0.009）。 结论:高铁蛋白血症的2型糖尿病患者表现有血清C反应蛋白、丙氨酸转氨酶、γ-谷氨酰转肽酶、尿素氮、尿酸和尿微量白蛋白水平的升高，有更高的糖尿病视网膜病变和冠心病发生风险。

目的:比较全身型幼年特发性关节炎（systemic juvenile idiopathic arthritis,sJIA）与幼年系统性红斑狼疮（juvenile onset systemic lupus erythematosus,JSLE）并发巨噬细胞活化综合征（macrophage activation syndrome,MAS）临床特点的异同。方法:回顾性分析2015年5月至2023年1月河北省儿童医院肾脏免疫科收治的48例MAS患儿的病例资料，分为sJIA-MAS组及JSLE-MAS组，比较2组的临床表现、实验室指标及治疗情况。结果:48例MAS患儿，男14例，女34例，发病年龄9.5（3.0，11.8）岁。sJIA-MAS 28例，男11例，女17例；JSLE-MAS 20例，男3例，女17例。48例MAS患儿均有发热和高铁蛋白血症，sJIA-MAS多为稽留热或弛张热。sJIA-MAS[15例（53.6%）]最常见的触发因素是呼吸道感染，JSLE-MAS[13例（65.0%）]最常见的触发因素是疾病活动。EB病毒与巨细胞病毒感染[sJIA 7例（25%），JSLE 4例（20%）]也是触发MAS因素之一。相比JSLE-MAS，sJIA-MAS发热天数[15.0（12.0，21.0）d比6.0（4.0，9.5）d， Z=-3.812， P=0.001]与住院天数[29.0（26.3，39.8）d比26.0（19.3，30.8）d， Z=-1.958， P=0.049]更长。相比JSLE-MAS，sJIA-MAS丙氨酸氨基转移酶[（685.32±561.67）U/L比（139.61±124.44）U/L， t=4.973， P=0.001]、天冬氨酸氨基转移酶[784.00（235.25，1 251.25）U/L比189.50（53.25,374.08）U/L， Z=-3.283， P=0.001]、CRP[11.48（3.56，28.89）mg/L比1.91（0.53,8.98）mg/L， Z =-3.200， P=0.001]、铁蛋白[32 167.0（12 384.8，65 963.8）μg/L比2 003.5（922.5，11 430.0）μg/L， Z =-4.130， P=0.001]、铁蛋白 max/ESR min[1 353.35（355.75，4 342.53）比91.92（34.94，291.53）， Z =-4.120， P=0.001]更高，CRP下降的幅度[80.04（45.64，143.71）mg/L比10.20（6.27，25.64）mg/L， Z=-4.433， P=0.001]更大。相比sJIA-MAS，JSLE-MAS外周血白细胞计数[4.05（2.90，7.73）×10 9/L比1.56（1.15，3.47）×10 9/L， Z=-3.577， P=0.001]、血小板计数[（162.68±92.19）×10 9/L比（110.10±72.99）×10 9/L， t=2.118， P=0.040]更低，JSLE-MAS肾脏受累更常见[10例（50%）比0例(0%)， χ 2=17.684， P=0.001]。符合噬血细胞综合征标准的sJIA-MAS与JSLE-MAS 发生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6例（21.4%）比5例（25.0%）, χ 2=0.084， P=0.772]。 结论:sJIA-MAS与JSLE-MAS相比，sJIA-MAS病情更凶险，不易控制；而JSLE-MAS脏器损害较多，血液系统、肾脏受累更常见。

新生儿高铁血红蛋白血症是一种以青紫和低氧血症为临床表现的罕见疾病。细胞色素b5还原酶异常以及血红蛋白M症是引起遗传性高铁血红蛋白血症的主要原因。接触利多卡因、亚硝酸盐等物质则可能诱发获得性高铁血红蛋白血症。血气分析是高铁血红蛋白简便的检测方法。高铁血红蛋白血症与新生儿腹泻、酸中毒、晚发型败血症等多种疾病相关。亚甲蓝是治疗高铁血红蛋白血症的常用药物，维生素C、N-乙酰半胱氨酸、维生素B 2在治疗上可能也有一定疗效。该文对新生儿高铁血红蛋白血症的研究进展做一综述。

巨噬细胞活化综合征是一种继发于风湿免疫性疾病，由多种原因引起的危及生命的综合征。巨噬细胞活化综合征是由于T细胞和巨噬细胞持续激活和增殖导致免疫过度刺激和致炎介质的瀑布样释放，最终诱发细胞因子风暴和多器官衰竭。巨噬细胞活化综合征主要临床表现及实验室检查结果异常包括发热，血细胞减少，肝、脾、淋巴结肿大，凝血障碍，肝功能损害，高铁蛋白血症，高甘油三酯血症及骨髓噬血现象。该文从流行病学、发病机制、生物标志物方面的研究进展进行综述，以期为巨噬细胞活化综合征的进展快、病死率较高的并发症的早期识别和诊断提供新思路。

目的:分析1例神经元蜡样脂褐质沉积症1型(CLN1)合并遗传性高铁蛋白血症-白内障综合征(HHCS)患儿的临床及遗传学特征。方法:以2020年11月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收治的1例患儿作为研究对象。收集患儿的临床资料，对其进行基因检测，并结合文献回顾分析其临床和遗传变异的特点，为早期识别提供思路。结果:患儿　男，3岁，以视力损害、进行性认知和运动功能倒退、癫痫发作为主要表现。磁共振成像提示双侧大脑半球脑沟加深、髓鞘发育明显落后。棕榈酰蛋白硫酯酶活力偏低(8.4 nmol/g/min，正常参考值：132.2 ～ 301.4 nmol/g/min)，血清铁蛋白升高(2 417.70 ng/mL，正常参考值：30 ～ 400 ng/mL)。眼底成像示视网膜色素变性。全外显子测序发现患儿 PPT1基因存在c.280A>C及c.124-124＋3delG复杂杂合突变，分别遗传自父亲和母亲，二者既往均未见报道。此外，其 FTL基因存在c.-160A>G杂合变异，遗传自父亲。结合患儿的临床表型和遗传变异，诊断其为CLN1和HHCS。 结论:PPT1基因的c.280A>C和c.124-124＋3delG复合杂合变异及 FTL基因的c.-160A>C变异可能是患儿的遗传学病因。临床对于视力损害进展较快的CLN1患儿，应进一步完善眼科检查并详细询问家族史，对高度怀疑合并HHCS的患儿应尽早通过基因检测确诊。

目的:探讨儿科重症患者高速铁路(高铁)转运的可行性和安全性。方法:收集2016年6月至2019年6月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第七医学中心儿科医学部重症医学科高铁转运案例的临床资料，并做总结、回顾分析。结果:(1)共高铁转运40例，全部为婴幼儿，男性占57.5%。(2)转运的原因依次为改善救治条件(25例，62.5%)，急诊外科手术(8例，20.0%)，明确诊断(4例，10.0%)，脱机困难(3例，7.5%)。(3)先天性心脏病为主要转诊病例，占77.5%，其次为呼吸系统疾病占17.5%。(4)呼吸支持模式：机械通气最多，占45.0%。(5)均采用"救护车-高铁-救护车"模式转运，长春病例最多，占45.0%，转运距离最近205 km，最远2 610 km，平均947 km。(6)所有病例均安全抵达，无意外事件，未发生医疗纠纷。结论:以高铁为平台进行长途转运儿科重症患者，能够缩短转运时间，是安全、可行的。

目的:探索抗抗黑色素瘤分化相关基因5（MDA5）抗体阳性DM-快速进展型间质性肺病（RPILD）的临床特点、危险因素、治疗和预后。方法:收集2019年6月至2020年6月我科88例DM患者，分析其临床资料。采用 t检验、Mann-Whitney U检验、 χ2检验、Fisher确切概率法、Logistic回归分析等进行统计学分析。 结果:①抗MDA5抗体阳性率37%（32/88），阳性组溃疡性皮疹、Gottron征、关节炎、临床无肌病性皮肌炎（CADM）比例、ESR显著高于阴性组，白细胞、中性粒细胞、淋巴细胞计数、肌酸激酶（CK）显著低于阴性组（均 P<0.05）；阳性组间质性肺病（ILD）发生率100%、RPILD发生率34%（11/32）、病死率16%（5/32），显著高于阴性组（均 P<0.05）。②抗MDA5抗体阳性RPILD组的CRP水平、抗Ro-52抗体阳性率、病死率均显著高于非RPILD组[15.70（4.49，29.00）和3.22（1.66，7.15）， Z=-2.440， P=0.014；91%和43%， P=0.011；46%和0， P=0.002]。Logistic回归分析提示抗Ro-52抗体阳性[ OR=4.561，95% CI（1.797，11.580）， P=0.001]是抗MDA5抗体阳性DM-RPILD的危险因素。③抗MDA5抗体阳性DM-RPILD中，死亡组铁蛋白、D-二聚体水平显著高于存活组[1　931（1　377，7　379）和638（196，876）， Z=-2.556， P=0.009；2　760（1　995，4　854）和985（533，1　588）， Z=-2.379， P=0.017]，氧合指数显著低于存活组[230（140，256）和309（262，382）， Z=2.191， P=0.030]。死亡组强化治疗延迟时间显著长于存活组[（14.0±2.6）与（4.5±1.4）， t=7.899， P<0.01]，且死亡组联用2种DMARDs治疗的比例显著低于存活组（0与83%， P=0.015）。 结论:抗MDA5抗体可能与DM特征性临床表现、ILD、RPILLD及高病死率有关。抗Ro-52抗体可能是抗MDA5抗体阳性RPILD的危险因素。高铁蛋白、D-二聚体水平及低氧合指数可能与RPILD不良预后有关。早期、包括2种DMARDs的治疗可能改善RPILD的预后。

目的:探讨儿童药物超敏反应相关噬血细胞综合征（DIHS-HLH）的临床特征、治疗及预后。方法:回顾性病例分析。以2020年1月至2022年12月就诊于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的9例DIHS-HLH患儿为研究对象，总结患儿的临床表现、实验室检查、治疗及预后情况。使用Kaplan-Meier法计算总生存率。结果:9例患儿男6例、女3例，年龄0.8~3.1岁，均有发热、皮疹、肝肿大和2个及以上部位淋巴结肿大，其他表现包括脾肿大4例、肺部影像学改变6例、中枢神经系统表现3例、水样便3例等。实验室检查以可溶性CD25升高（8例）、肝功能损伤（7例）、高铁蛋白血症（7例）较为突出，其他包括骨髓噬血现象5例、低纤维蛋白原血症3例、高甘油三酯血症2例、细胞因子以白细胞介素（IL）5、IL-8、干扰素γ（IFN-γ）升高（分别有6、7、6例）为著。所有患儿均应用足量免疫球蛋白、激素和芦可替尼治疗，其中4例应用大剂量甲泼尼龙冲击，2例应用依托泊苷，2例应用环孢素。随访0.2~38.6个月，7例存活，1年总生存率为（78±14）%。2例死亡患儿均为病初应用足量免疫球蛋白、甲泼尼龙2 mg/（kg·d）联合芦可替尼病情控制不佳者。2例死亡患儿均有水样便、IL-5和IL-8升高、IgM减低。结论:对于发热、皮疹并有可疑用药史的患儿，如存在肝肿大及肝功能损伤、IL-5和IL-8升高，需高度警惕DIHS-HLH，及时停用可疑药物，应用足量免疫球蛋白、激素联合芦可替尼有助于疾病控制。

目的:探讨登革热急性发热期血清铁蛋白（SF）水平与肝脏损害的相关性。方法:回顾性研究分析2017年7月至2017年12月于杭州三甲医院确诊为登革热的171例患者为登革热组和130例健康体检者为对照组。收集两组人群临床资料和SF、肝功能相关指标数据：丙氨酸转氨酶（ALT）、天冬氨酸转氨酶（AST）、总胆红素（TBil）等，分析登革热患者肝损害情况及与SF的相关性。结果:登革热组患者ALT、AST、SF水平均显著高于健康对照组（ Z = 11.553、15.054和15.163， P值均< 0.001）；且登革热合并肝损伤组患者SF水平较无肝损伤组患者升高明显（ Z = 6.930， P < 0.001），而年龄、性别、体温峰值、肝病史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 > 0.05）；此外，Spearman相关分析显示，SF与ALT、AST、TBil均呈正相关( r = 0.464、0.531和0.315， P值均< 0.001)；且不同SF水平的登革热患者其ALT、AST水平（ H分另为14.240、17.584， P值均< 0.001）和肝损伤发生率（ χ2 = 49.547， P < 0.001）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更高SF水平的患者其ALT、AST水平以及肝损伤发生率均升高；二分类logistic多元回归提示高铁蛋白血症（SF≥500 ng/ml）是登革热合并肝损伤的危险因素（ OR = 8.120， P < 0.001）；ROC曲线分析示，SF判断登革热合并肝损伤的曲线下面积为0.846（95%可信区间：0.785～0.908），取SF截断值为1 506 ng/ml时，敏感度74.8%，特异度83.3%。 结论:登革热患者发热期SF水平与肝脏损害程度具有一定相关性，且高铁蛋白血症是登革热合并肝脏损害的危险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