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景 和目的肺癌是全球范围内癌症相关死亡的主要原因,手术仍然是可手术切除非小细胞肺癌患者的主要治疗手段.然而,具有肺栓塞(pulmonary embolism,PE)病史的非小细胞肺癌患者进行外科治疗可能增加围手术期死亡率及并发症发生率.因此,对于这类患者的手术时机选择面临巨大挑战,目前对手术时机选择仍知之甚少.本研究旨在探讨具有PE病史的非小细胞肺癌患者的手术时机选择.方法 回顾性分析2013年1月至2023年1月期间,在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胸外科进行手术治疗的具有PE病史的非小细胞肺癌患者的临床资料.所有入组患者术前均行计算机断层扫描肺动脉造影(computed tomographic pulmonary angiography,CTPA)用于PE的评估,进行双下肢静脉超声评估深静脉血栓(deep venous thrombosis,DVT).术后常规行双下肢超声,并视具体情况行CTPA.根据PE发生日期与手术日期之间的时间间隔,将患者分为两组:短期PE组(short-term PE,SPE;PE发生在2个月内)和长期PE组(long-term PE,LPE;PE发生超过2个月).术前根据入院时抗凝情况和Caprini评分决定抗凝方案,术后常规进行抗凝治疗.结果 共有34例符合入排标准的具有PE病史的非小细胞肺癌手术患者纳入本研究,其中15(44.1％)例为SPE组,19(55.9％)例为LPE组.两组患者在年龄、性别和吸烟史方面无显着差异.与LPE组相比,SPE组患者腺癌比例(80.0％vs 42.1％)、Ⅱ-Ⅲ期比例(46.7％vs 31.6％)更高,但差异不具有统计学意义.SPE组患者术后胸管引流量较多(P=0.039),术中出血量、住院天数、术后并发症或转入重症监护室两组无显著差异.术后5(14.7％)例患者发生DVT的复发,其中SPE组有2(13.3％)例,LPE组有3(15.8％)例.PE复发率为8.8％,其中SPE组有1(6.7％)例,LPE组有2(10.5％)例.两组均有1例(6.7％vs 5.3％)患者出现围手术期30天内死亡.结论 PE发生在2个月内,如果PE病情稳定,合并PE病史的非小细胞肺癌患者行外科手术治疗是安全可行的.术前需全面认真评估既往有PE病史的肺癌患者的获益和风险,术后应加强抗凝治疗和管理策略.

目的:探讨血栓弹力图（TEG）联合床旁B超指导预防颈内静脉置管后血栓形成的效果。方法:选择2018年12月至2020年4月北海市人民医院重症医学科收治的需留置颈内静脉导管的患者，按随机数字表法将患者分为两组。联合置管组在置管前B超检查双侧颈内静脉，选择内径较大、充盈良好的血管及部位置管，若双侧颈内静脉均不充盈，补液改善后再穿刺；同时在TEG监测下根据凝血功能及出血风险选择抗凝、抗血小板或降低血黏度等药物抗栓；每日B超监测置管颈内静脉的血流动力学状态，发现置管静脉塌陷或血流缓慢，则查找原因并予以改善，一旦发现血栓形成，拔除导管。常规置管组优先选择右侧颈内静脉并根据体表标志穿刺置管。两组其他治疗均按常规方案执行。记录患者颈内静脉置管后血栓形成及出血风险情况。结果:最终纳入97例患者，其中联合置管组51例，常规置管组46例，两组患者性别、年龄、急性生理学与慢性健康状况评分Ⅱ（APACHEⅡ）、深静脉血栓风险评分（Caprini）、CRUSADE出血风险评分、高出血风险比例、疾病类型、凝血障碍比例、置管时间等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但联合置管组抗凝治疗比例高于常规置管组（66.7%比30.4%， P<0.01），且血栓发生率也低于常规置管组（39.2%比78.3%， P<0.01），形成的血栓也明显小于常规置管组〔cm 3：0.077（0.047，0.089）比0.341（0.070，0.378）， P<0.01〕。两组患者治疗过程中均无大出血事件发生。 结论:基于TEG及床旁B超指导下的集束化抗栓措施能降低颈内静脉置管后血栓发生率，且形成的血栓较小，未增加出血风险，值得临床推广应用。

目的:建立一种预测创伤性下肢骨折后深静脉血栓形成（DVT）风险的指标模型。方法:对2019年5月至12月北京积水潭医院的424例创伤性下肢骨折患者进行巢式病例对照研究。创伤性下肢骨折患者的年龄≥18岁；下肢骨折包括髋部骨折、股骨干骨折、股骨远端骨折、髌骨骨折、胫骨平台骨折、胫腓骨骨干骨折、踝关节骨折和足部骨折。创伤患者在术前行静脉造影检查，424例创伤性下肢骨折患者中，56例在术前诊断为DVT；在非DVT患者中挑选与DVT患者年龄、性别、骨折部位相匹配的对照。检测指标包括常规凝血试验和血栓分子标志物，如D-二聚体、纤溶酶-ɑ2-抗纤溶酶复合物（PIC）、组织型纤溶酶原激活剂-纤溶酶原激活剂抑制物复合物（tPAIC）等，并计算Caprini评分。将DVT患者和非DVT患者的指标进行单因素分析，再利用logistic回归分析，筛选创伤后DVT发生的独立危险因素。应用受试者工作特征（ROC）曲线分析，评估各指标预测创伤后DVT风险的效能。结果:创伤性下肢骨折后发生DVT患者的tPAIC水平和Caprini评分明显大于非DVT患者（ P值分别为0.036和0.016）。D-二聚体、PIC、Caprini评分是创伤性下肢骨折后术前DVT发生的独立危险因素。利用上述3个独立危险因素计算新指标：预测因子 = 0.098×D-二聚体（mg/l FEU）+（-0.564）×PIC（μg/ml）+0.233×Caprini评分。预测因子的ROC曲线下面积最大为0.721。 结论:预测因子，由D-二聚体、PIC和Caprini评分计算而得，可较综合地涵盖创伤性下肢骨折后发生DVT患者和未发生DVT患者之间各类危险因素的变化，能较好地预测创伤性下肢骨折后DVT风险。

目的:探讨Caprini评分在急性肺动脉栓塞(APE)诊断中的价值。方法:将2012年1月至2019年1月收入运城市中心医院因疑似APE而行影像学检查的患者纳入该研究，确诊的312例作为病例组，在非确诊患者中，按照年龄、性别、体质量、血压、手术史等1∶1匹配312例患者作为对照组。收集病例组与对照组患者的一般临床资料，每例患者均行Caprini量表评分，比较两组临床资料与Caprini评分差异；计算受试者工作曲线(ROC)下面积(AUC)预测Caprini评分诊断APE的诊断效能。结果:病例组患者Caprini评分明显高于对照组[(5.41±2.47)分比(2.16±1.28)分， t＝1.180， P＝0.004]；Caprini评分对疑似APE患者具有较高的诊断效能(AUC＝0.915，95% CI：0.878～0.995， P<0.001)；当以3.5分Caprini评分为诊断Cutoff值时，其诊断特异性、敏感性分别为87.76%、95.24%，阳性似然比为7.778，阴性似然比为0.054，约登指数为0.83。 结论:Caprini评分对APE患者具有较高的诊断效能。

目的:探讨三级管理四级网络综合防控体系在膀胱癌根治手术患者静脉血栓栓塞症(VTE)预防中的应用效果。方法:2019年1~12月选取膀胱癌根治手术患者92例，根据三级管理四级网络综合防控体系实施时间分为对照组(2019年1~12月，46例)及观察组(2020年1月至2020年12月，46例)。对照组行外科常规护理干预，观察组实施三级管理四级网络综合防控体系实施管理。比较两组干预前后凝血指标变化、2005年Caprini风险评估模型评分、疼痛评分(VAS)、VTE上报及时率、VTE发生率、护患纠纷率及患者满意率。结果:干预后观察组D二聚体(D-D)、纤维蛋白原(Fbg)较对照组显著下降，而干预后观察组凝血酶时间(TT)、凝血酶原时间(PT)长于对照组；观察组Caprini风险评估模型评分、视觉模拟疼痛评分(VAS)低于对照组；观察组VTE发生率、护患纠纷发生率低于对照组，而观察组VTE上报及时率、满意率高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5)。 结论:三级管理四级网络综合防控体系能有效降低膀胱癌根治手术术后VTE发生风险，保障患者围术期安全，提高患者的治疗满意度。

目的:探讨腹股沟疝术后发生静脉血栓栓塞症(VTE)的影响因素。方法:采用回顾性病例对照研究方法。收集2017年1—12月遵义医科大学附属医院收治的350例行手术治疗腹股沟疝患者的临床资料；男287例，女63例；中位年龄为57岁，年龄范围为15～89岁。观察指标：(1)手术和术后情况。(2)随访情况。(3)腹股沟疝术后发生VTE的影响因素分析。采用门诊和电话方式进行随访，了解患者出院后腹股沟疝复发情况和并发症发生情况。随访时间截至2018年12月。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以 ± s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t检验。偏态分布的计量资料以 M(范围)表示，组间比较采用非参数秩和检验。计数资料以绝对数或百分比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χ2检验或Fisher确切概率法。多因素分析采用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 结果:(1)手术和术后情况：350例患者中，行腹股沟疝开放手术173例，行腹腔镜腹股沟疝手术177例。173例行腹股沟疝开放手术患者中，行平片修补术66例，行Lichtenstein修补术54例，行网塞-平片修补术30例，行Bassini修补术23例。177例行腹腔镜腹股沟疝手术患者中，行经腹腹膜前修补术134例，行全腹膜外修补术43例。350例患者中，335例术后未发生VTE，15例术后发生VTE。15例患者术后发生VTE[开放手术13例、腹腔镜手术2例(死亡1例)]，其中深静脉血栓12例、肺血栓栓塞症3例(死亡1例)。(2)随访情况：350例患者中，349例术后1年获得随访。349例患者中，术后1年内腹股沟疝复发2例、术区血清肿18例。349例患者未发生术后补片相关感染和术区切口感染。14例术后发生VTE患者1年内腹股沟疝无复发。(3)腹股沟疝术后发生VTE的影响因素分析：单因素分析结果显示患者年龄、体质量指数、高血压病、手术类别、术区压迫时间、术后首次下床活动时间、住院时间、术后Caprini评分是腹股沟疝术后发生VTE的影响因素( χ2＝13.217，9.183，4.388，8.694， Z＝－4.690，－5.265，－4.281，－4.883， P<0.05)。慢性支气管炎、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稳定期是腹股沟疝术后发生VTE的影响因素( P<0.05)。多因素分析结果显示：患者年龄≥65岁、体质量指数≥25.0 kg/m 2、慢性支气管炎、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稳定期、开放手术、术区压迫时间≥42 h、术后首次下床活动时间≥60 h、术后Caprini评分>5分是腹股沟疝术后发生VTE的独立危险因素(优势比＝1.085，1.320，0.256，0.013，7.874，1.112，1.027，6.909，95%可信区间为1.031～1.141，1.024～1.702，0.071～0.929，0.016～0.800，1.489～41.630，1.061～1.165，1.008～1.047，3.045～15.678， P<0.05)。 结论:年龄≥65岁、体质量指数≥25.0 kg/m 2、慢性支气管炎、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稳定期、开放手术、术区压迫时间≥42 h、术后首次下床活动时间≥60 h、术后Caprini评分>5分是腹股沟疝术后发生VTE的独立危险因素。

目的:探究基于Caprini评分的风险管理联合集束化健康教育在下肢深静脉血栓(DVT)中的应用效果。方法:选取2020年7月至2021年3月在湖北文理学院附属医院就诊的180例乳腺癌患者作为研究对象，并依据简单随机数字表法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各90例。对照组予以常规护理干预，观察组则在此基础上实施Caprini风险管理联合集束化健康教育干预。护理后将两组患者DVT发生情况、护理后凝血功能变化以及护理满意度进行对比。结果:护理后，观察组DVT发生率为20%，显著于对照组的61.11%，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01)；护理前，两组凝血功能指标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护理后，两组凝血功能指标均下降且观察组各项凝血功能指标都显著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01)；观察组护理总满意度为97.78%，显著高于对照组72.22%，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P<0.001)。 结论:基于Caprini评分的风险管理联合集束化健康教育在下肢深静脉血栓中的应用效果优越，值得临床推广。

目的:探讨Caprini血栓风险评分模型和血清D-二聚体对早期预测胃肠道恶性肿瘤患者术后下肢深静脉血栓形成（deep vein thrombosis，DVT）的价值。方法:回顾性分析2020年1至10月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收治的240例胃肠道恶性肿瘤患者，根据术后双下肢超声结果分为DVT组和非DVT组。结果:全组患者术后Caprini评分4分患者8例，5~7分患者217例，≥8分患者15例。共67例术后出现下肢DVT，其中5例术后伴有下肢肿胀疼痛等症状，62例无明显症状。Caprini评分4分患者中术后无下肢DVT；5~7分患者中57例（26.3%）术后出现下肢DVT；≥8分患者中10例（66.7%）术后出现下肢DVT，≥8分与5~7分患者术后下肢DVT发生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1）。DVT组患者术后Caprini评分高于非DVT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6.37±1.01 比 5.80±0.94， t=4.108， P<0.001）。DVT组术后第1天和第3天血清D-二聚体水平高于非DVT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4.08±2.27 比 2.01±1.04， t=7.715， P<0.001；2.93±1.81 比 2.30±1.21， t=2.631， P<0.001）。根据ROC曲线，术后第1天D-二聚体预测下肢DVT的最佳临界值为2.84 mg/L，敏感度为70.1%，特异性为87.3%，AUC为0.815。术后第3天D-二聚体预测下肢DVT的最佳临界值为1.67 mg/L，敏感度为85.1%，特异性为34.7%，AUC为0.611。 结论:胃肠道恶性肿瘤患者术后下肢DVT发生率高，以无症状性血栓为主；患者术后第1天血清D-二聚体超过2.84 mg/L时应高度警惕术后下肢DVT的发生，及早采取预防措施。

目的:通过对滞留急诊科72 h以上的内科患者静脉血栓栓塞症（venous thromboembolism, VTE）的风险及抗凝治疗相关出血风险的评估，以提高急诊医生对该部分患者VTE危险因素的识别能力及安全预防意识。方法:收集多中心、同一时段符合入组标准的急诊内科患者，通过Padua和Caprini评分评估患者的VTE风险，同时采用HAS-BLED评分评估同一组人群抗凝相关出血的风险。结果:来自2021年1月15日至2021年3月15日7家医疗中心，共收集930名符合入选标准的急诊内科患者纳入分析。存在VTE的高风险人群的比例分别为50.22%（Padua评分），78.49%（Caprini评分）；高出血风险比例为40.43%（HAS-BLED评分）。结论:滞留急诊超过72 h的内科患者，半数以上面临着高VTE风险；相对而言，该组患者具有较低的抗凝相关出血风险。

目的:探讨基于Caprini风险评估模型的分级护理对下肢静脉曲张术后患者生活质量与并发症的影响。方法:选取2018年1月至2019年1月在枣庄矿业集团枣庄医院行下肢静脉曲张术的患者113例为研究对象，按照随机数字表法分为对照组56例和试验组57例。对照组患者给予术后常规护理措施，试验组患者在对照组基础上根据Caprini风险评估模型来评定其发生静脉血栓栓塞症的风险程度并给予分级护理。比较两组患者干预前后的生活质量评分及并发症发生率。结果:干预后，试验组患者的生理健康、心理健康、社会关系及周边环境评分均显著高于对照组( P<0.05)；试验组患者的并发症发生率显著低于对照组( P<0.05)。 结论:将基于Caprini风险评估模型的分级护理应用于下肢静脉曲张患者术后的临床护理中，能有效提升患者的生活质量，减少术后并发症的发生，从而促进患者早日康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