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磷脂综合征（antiphospholipid syndrome，APS）是一种系统性自身免疫病，其特征是反复动脉、静脉或微血管血栓形成、病态妊娠或持续的抗磷脂抗体（antiphospholipid antibodies，aPL）阳性。目前针对APS的研究和试验，应用的分类标准多为2006年于悉尼（Sydney）修订的札幌（Sapporo）标准，但其并未纳入基于证据的对分类标准的定义（如aPL阳性、微血管疾病或病态妊娠），导致研究包含了具有不同风险特征的异质性"aPL阳性"患者群体。基于此，为开发新的高特异性APS分类标准，EULAR和ACR采用分级聚类、加权和风险分层等多种方法制定出了新的APS分类标准，并于2023年8月在 Arthritis Rheumatol上发布。新的分类标准如图1所示，与2006年悉尼分类标准相比，除了明确各临床标准的定义，一个重要更新是确定了血栓事件的危险分层：（1）静脉血栓栓塞高危分层（≥1个主要危险因素或≥2个次要危险因素）：①主要危险因素：a：活动性恶性肿瘤：未接受治疗/根治性治疗，正在进行根治性治疗包括激素治疗，或在血栓发生时尽管已接受根治性治疗，但仍有复发/进展。b：住院：血栓发生前3个月内因急性疾病入院，并被限制卧床（仅允许如厕）至少3 d。c：手术：血栓发生前3个月内全身/脊髓/硬膜外麻醉>30 min。d：重大创伤：血栓发生前1个月内出现骨折或脊髓损伤。②次要危险因素：a：活动性系统性自身免疫病或活动性炎症性肠病：根据当前指导建议评估疾病活动度。b：急性/活动性严重感染：根据相关指南，如脓毒症、肺炎、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冠状病毒2（SARS-CoV-2）感染。c：中央静脉置管：在同一血管床。d：激素替代治疗、含雌激素口服避孕药或正在进行体外受精。e：长途旅行：≥8 h。f：肥胖：体质指数≥30 kg/m 2。g：怀孕或产后：分娩后6周内。h：长期制动：如与活动能力降低相关的腿部损伤或在医院外卧床至少3 d。i：手术：血栓发生前3个月内全身/脊髓/硬膜外麻醉<30 min。（2）心血管疾病高危分层（≥1个高危因素或≥3个中危因素）：①高危因素：a：严重动脉高压：收缩压≥180 mmHg或舒张压≥110 mmHg。b：慢性肾脏病：估计肾小球滤过率≤60 ml/min超过3个月。c：糖尿病：伴器官受损或长病程（1型≥20年或2型≥10年）。d：高脂血症：总胆固醇≥3 100 mg/L（8 mmol/L）或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1 900 mg/L（4.9 mmol/L）。②中危因素：a：动脉高血压：治疗中，或收缩压≥140 mmHg/舒张压≥90 mmHg。b：吸烟。c：糖尿病：无器官受损或短病程（1型<20年或2型<10年）。d：高脂血症：治疗中，或总胆固醇<3 100 mg/L或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1 900 mg/L。e：肥胖：体质指数≥30 kg/m 2。

目的:利用乳腺X射线摄影检查资料，描述和评估受检者女性不同年龄段乳腺体积密度(VBD)的分布规律。方法:基于北京市某三甲医院2010年1月—2016年12月期间1 140人次乳腺X射线摄影图像，使用Volpara 1.5.1评估女性的VBD。根据美国乳腺影像报告和数据系统对VBD进行分级，将样本群体年龄根据中位数分成两组，两组间均数比较采用两独立样本 t检验。为进一步分析年龄因素的影响，将年龄细化分为4组(< 40岁、40~49岁、50~59岁、≥60岁)，多组间均数比较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评估，分别评估不同年龄组受检者的乳房压迫厚度(CBT)、乳房体积(BV)、腺体体积(GV)和VBD。 结果:年龄中位数为50岁，50岁及以上受检者的CBT和BV明显>50以下受检者( t＝-8.99、-7.92， P<0.001)，而GV和VBD明显<50以下受检者( t＝8.11、18.49， P<0.001)。CBT、BV、GV和VBD各指标在4个年龄组间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F＝27.10、22.34、25.70、122.03， P<0.001)。年龄在60岁及以上的受检者的VBD最低( t＝－12.56、－15.27、－4.57， P<0.001)，VBD与年龄呈负相关( r＝0.47， P<0.001)。 结论:受检者CBT和BV与年龄呈正相关，GV和VBD与年龄呈负相关。

目的:利用眼动技术探索不同加工动机对大学生群际互动意愿的影响及其心理机制。方法:在西北师范大学选取符合研究条件的60名大学生被试，按照随机数字表法分为内群体动机组( n＝30)和外群体动机组( n＝30)。两组被试先参加眼动任务，然后参加合作伙伴选择任务，眼动任务中记录两组被试注视不同群体面孔的时长百分比，合作伙伴选择任务中记录两组被试对不同群体面孔选择的次数。采用SPSS 20.0软件进行重复测量方差分析。 结果:(1)在眼动任务中，在注视时长百分比上组别与面孔群体类型的交互作用显著( F＝13.37， P<0.001)，组别的主效应不显著( F＝3.23， P＝0.077)，面孔群体类型的主效应不显著( F＝0.09， P>0.05)，进一步简单效应分析发现，内群体动机组注视黄种人的时长百分比[(16.00±0.06)%]显著大于外群体动机组[(12.00±0.04)%]，外群体动机组注视白种人的时长百分比[(17.00±0.06)%]显著大于内群体动机组[(9.00±0.04)%]。(2)在合作伙伴选择任务中，在选择次数上组别、面孔群体类型、面孔新旧类型的交互作用显著( F＝4.38， P＝0.041)，面孔群体类型主效应显著( F＝14.87， P<0.001)，面孔新旧类型主效应显著( F＝8.88， P＝0.004)，组别的主效应不显著( P>0.05)。进一步简单效应分析发现，2组大学生对熟悉的不同群体面孔的选择次数差异存在统计学意义( F＝11.51， P＝0.001)，内群体动机组选择熟悉的黄种人作为合作伙伴的次数[(5.51±1.14)次]显著大于外群体动机组[(2.30±0.65)次]，外群体动机组选择熟悉的白种人作为合作伙伴的次数[(5.40±1.00)次]显著大于内群体动机组[(3.47±0.94)次]。(3)采用逐步回归分析发现，大学生的内群体偏好是加工动机与群际互动意愿的中介变量(中介效应值＝0.20，95% CI＝0.02~0.31)。 结论:启动内群体加工动机对大学生群际互动意愿具有威胁效应，启动外群体加工动机对大学生群际互动意愿具有促进效应，加工动机通过内群体偏好对群际互动意愿产生影响。

目的:考察不确定性容忍度(intolerance of uncertainty，IU)对中、低特质焦虑大学生的状态担忧、状态焦虑以及皮肤电反应的影响。方法:采用特质焦虑量表(trait anxiety inventory，TAI)和不确定性容忍度量表(intolerance of uncertainty scale，IUS)对北京地区1 378名高校学生进行调查，筛选出中、低特质焦虑个体(TAI得分≤54分)537名，再从中筛选高IU个体(IUS得分≤58分)和低IU个体(IUS得分>58分)，按照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IU得分配对分配到不确定组( n＝28)和确定组( n＝28)中，完成改编的NPU范式任务并填写简版宾州状态担忧量表(Penn state worry questionnaire，PSWQ)、简版状态焦虑量表(brief state anxiety measurement，BSAM)，记录个体完成NPU范式任务时的皮肤电反应。使用SPSS 26.0进行两因素(分类：高IU、低IU；组别：不确定组、确定组)方差分析。 结果:两因素方差分析结果显示，个体的状态担忧分类与组别的交互作用不显著[ F(1，55)＝0.05， P>0.05， η2＝2.16]。分类主效应显著[ F(1，55)＝24.17， P<0.05， η2＝1 143.01]，高IU个体的担忧程度显著低于低IU个体( P<0.05)，组别主效应不显著[ F(1，55)＝0.03， P>0.05， η2＝1.45]，不确定组和确定组在状态担忧方面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个体的状态焦虑分类与组别的交互作用结果显著[ F(1，55)＝4.38， P<0.05， η2＝3.02]；简单分析结果显示，在不确定组中，高IU个体的状态焦虑显著低于低IU个体( P<0.05)；在确定组中，高、低IU个体的状态焦虑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个体的皮肤电反应分类与组别的交互作用结果不显著[ F(1，55)＝0.03， P>0.05， η2＝0.00]。分类主效应不显著[ F(1，55)＝0.07， P>0.05， η2＝0.00]，高、低IU个体的皮肤电活动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但组别主效应显著[ F(1，55)＝4.86， P<0.05， η2＝0.03]，不确定组的皮肤电活动高于确定组( P<0.05)。 结论:在中、低特质焦虑大学生群体中，IU是个体在不确定条件下状态担忧和状态焦虑程度的有效预测源。

目的:以“超声在麻醉、疼痛和重症医学中的应用”课程为例，构建临床医学专业课程学习者画像模型。方法:梳理临床医学专业课程学习者画像模型构建框架及流程，对多来源学习者数据进行收集及预处理。利用Python 3.9编程语言进行统计分析、自然语言处理、聚类分析，并以可视化技术呈现，构建机器学习预测模型并评估模型预测效能。结果:从学习背景、兴趣偏好和行为效果3个维度构建临床医学专业课程学习者画像模型。学习背景画像揭示了学习者基本信息、认知基础和学习动机。兴趣偏好画像分析了学习目的与其他选课信息，根据内容关注程度、学习效果影响因素识别出3类不同的学习者群体。行为效果画像通过构建4种机器学习算法预测模型实现了对课程考试成绩的分类预测，结果显示朴素贝叶斯算法效果最佳，准确率为0.80、F1分数为0.79，受试者工作特征（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ROC）曲线下面积（area under the curve，AUC）为0.79（ P=0.035），与其他算法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论:本研究构建了临床医学专业课程学习者画像模型并开展实证研究，画像结果对教学内容、教学方式与教学团队、学习效果预测提供了指导建议。

目的:评估大学生群体中锻炼成瘾风险发生情况及其与负性情绪和运动频率之间的关系。方法:在2022年1月1日至2022年12月31日期间，共选择了837名大学生作为目标群体，使用运动依赖量表-修订版(exercise dependence scale revised，EDS-R)，抑郁-焦虑-压力量表-21(depression，anxiety，and stress scale 21 items，DASS-21)进行横断面调查。通过SPSS 26.0软件，采用偏相关分析和层级回归等统计学方法进行数据分析。结果:大学生群体中锻炼成瘾有风险和症状组占4.9%(41/837)，EDS-R得分(110.32±11.51)分，DASS-21-抑郁得分为21.00(10.50，25.00)分、DASS-21-焦虑得分为21.00(11.50，24.00)分、DASS-21-压力得分为42.00(22.00，47.50)分；无风险有症状组占42.53%(356/837)，EDS-R得分为(60.02±12.91)分，DASS-21-抑郁得分为8.00(1.00，14.00)分、DASS-21-焦虑得分为8.00(3.00，14.00)分、DASS-21-压力得分为15.00(4.00，28.00)分；无风险无症状组占52.57%(440/837)，EDS-R得分(31.57±7.51)分，DASS-21-抑郁得分为8.00(5.00，12.00)分、DASS-21-焦虑得分为7.00(3.00，10.00)分、DASS-21-压力得分为15.00(6.00，21.00)分。锻炼成瘾得分与焦虑( r＝0.327， P<0.001)、抑郁( r＝0.259， P<0.001)和压力( r＝0.303， P<0.001)显著正相关。层级回归分析表明，运动频率(△ R2 ＝0.044， F＝21.401)和焦虑(△ R2 ＝0.175， F＝60.954)是主要的危险因素。此外，尽管男性锻炼成瘾风险高于女性( P<0.01)，但两组之间在负性情绪方面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 结论:大学生群体中存在锻炼成瘾风险，特别是在高运动频率和存在焦虑症状的个体中，为早期识别和干预锻炼成瘾高风险群体提供了强有力的行为学实证证据。

目的:检验简版成年初期个体化测验(individuation test for emerging adults short version，ITEAS)在中国大学生群体中的信效度。方法:2021年8—10月对1 778名大学生进行中文版ITEAS、青少年分离个体化测验中分离焦虑与拒绝依靠分量表、罗森伯格自尊量表测评；间隔4周后，对其中的90名大学生重测中文版ITEAS。使用SPSS 26.0和AMOS 21.0进行数据分析。结果:探索性因素发现，修订后的成年初期个体化测验父亲版(ITEAS-F)与母亲版(ITEAS-M)均有寻求支持、联结感、侵入感、自我依靠、担心养育者失望5个维度，共21道题目。验证性因素分析发现，ITEAS-F与ITEAS-M量表的五因素模型均拟合良好( χ2/ df＝2.27，CFI＝0.92，TLI＝0.90，RMSEA＝0.06，SRMR＝0.07; χ2/ df＝2.38，CFI＝0.94，TLI＝0.93，RMSEA＝0.06，SRMR＝0.07)。效标效度检验表明，ITEAS-F和ITEAS-M中的寻求支持、联结感、自我依靠维度都与分离焦虑、拒绝依靠呈显著负相关、与自尊呈显著正相关；侵入感和担心养育者失望维度与分离焦虑、拒绝依靠呈显著正相关，与自尊呈显著负相关。信度检验结果显示，ITEAS-F与ITEAS-M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分别在0.79~0.90( P<0.01)和0.82~0.92( P<0.01)，重测信度分别在0.73~0.86( P<0.01)和0.78~0.86( P<0.01)。 结论:简版成年初期个体化测验中文版符合心理测量学要求，信效度指标良好。

目的:了解社区老年糖尿病患者电子健康素养的潜在类别，分析各类别与体力活动水平之间的关系，以期为制订提高老年糖尿病患者电子健康素养的干预措施提供理论依据。方法:本研究为横断面调查，采用方便抽样法于2023年1—6月选取山西省汾阳市3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老年糖尿病患者为研究对象，采用一般资料调查表、电子健康素养量表及国际体力活动问卷对其进行调查。采用Mplus 8.0进行潜在剖面分析，SPSS 26.0软件比较不同类别电子健康素养在体力活动水平上的差异。结果:248例社区老年糖尿病患者年龄为60~88（63.8 ± 6.4）岁，男135例（54.4%），女113例（45.6%），电子健康素养得分（17.70 ± 5.30）分，可分为3个潜在类别，分别为普遍低素养组占56.0%（139/248）、高评判能力-中素养组占18.2%（45/248）和高获取能力-高素养组占25.8%（64/248）。3个潜在类别体力活动水平分别为（1 464.74 ± 190.37）、（2 094.40 ± 139.70）、（2 368.44 ± 157.27）代谢当量-min/周，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F=118.83， P<0.001）。 结论:社区老年糖尿病患者电子健康素养可分为3个潜在类别，不同电子健康素养类别的患者体力活动水平存在差异，建议基于老年糖尿病患者电子健康素养同质群体，有针对性地进行干预，以期改善其体力活动水平。

目的:探讨采用群体药代动力学(PK)指导中间型或重型血友病A(HA)患者个体化预防治疗的疗效及安全性。方法:选择2021年1月至2023年10月于成都市第三人民医院血友病门诊采取重组人凝血因子Ⅷ(rhFⅧ)固定给药剂量和频次的常规预防模式治疗方案(以下简称为B模式)治疗1年后，继续进行群体PK指导下个体化预防模式治疗方案(以下简称为A模式)治疗1年的24例中间型或重型HA患者为研究对象。这24例患者均为男性，中位年龄为16.5岁(13.3，24.3岁)，中间型、重型HA患者分别为4和20例。采用血友病WAPPS软件计算24例HA患者rhFⅧ PK参数半衰期和谷浓度，并根据其PK参数制定A模式方案。采用回顾性研究方法，收集患者A、B模式下rhFⅧ静脉注射剂量和频次、年总出血次数(ABR)、年关节出血次数(AJBR)、关节超声评分、血友病关节健康评分(HJHS)，以及FⅧ抑制物产生情况等临床资料。对这24例患者采取A、B模式治疗期间临床病例资料采用Wilcoxon符号秩和检验进行比较。本研究遵循的程序符合成都市第三人民医院药物临床试验伦理委员会制定的标准，并且经过该伦理委员会批准(批准文号：2023-S-236)。结果:①本组24例HA患者的中位rhFⅧ半衰期为11.9 h(9.6，13.4 h)。其中，<16岁( n＝11)与≥16岁患者( n＝13)的中位rhFⅧ半衰期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11.5 h(9.8，12.3 h)比12.0 h(9.1，14.1 h)， Z＝－0.80， P＝0.424]。②采取A模式治疗时，本组患者中位单次和周rhFⅧ静脉注射剂量分别为27.3 IU/kg(22.6，29.3 IU/kg)和81.8 IU/kg(66.4，89.6 IU/kg)，较采取B模式治疗时的26.6 IU/kg(21.6，28.7 IU/kg)和58.4 IU/kg(51.1，76.9 IU/kg)均增加，并且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Z＝－2.20， P＝0.028； Z＝－3.41， P＝0.001)。③采取A模式治疗时，本组患者中位ABR、AJBR及年膝关节出血次数分别为2.0次(0，7.3次)，2.0次(0，5.5次)，0次(0，1.8次)，较采取B模式治疗时的4.0次(0.5，10.0次)，4.5次(0.5，6.0次)和2.0次(0，5.0次)均下降，并且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Z＝－2.90， P＝0.004； Z＝－2.78， P＝0.005； Z＝－2.70， P＝0.007)。④采取A模式治疗时，本组患者中位膝关节超声评分为7.0分(2.0，18.0分)，高于采用B模式治疗时的7.0分(1.3，15.8分)，并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Z＝－2.50， P＝0.012)。⑤采取A模式治疗时，本组患者中位HJHS、关节健康总评分、肘关节HJHS、膝关节HJHS、踝关节HJHS，均低于采取B模式治疗时，并且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Z＝－3.82， P<0.001； Z＝－3.73， P<0.001； Z＝－3.42， P<0.001； Z＝－3.49， P<0.001； Z＝－2.74， P＝0.006)。⑥本组患者纳入研究期间，FⅧ抑制物均呈阴性。 结论:采取A模式治疗，对HA患者疗效可靠，相对于B模式治疗，可以进一步减少患者关节出血，延缓关节损害的进展，改善关节功能。

目的:探究情绪效价对早期生活应激和非早期生活应激大学生风险决策的影响。方法:本研究采用儿童心理虐待与忽视量表在大学生群体中筛选出早期生活应激被试(早期生活应激组， n＝30)和非早期生活应激被试(非早期生活应激组， n＝30)，比较两组在不同效价的情绪状态(积极、消极、中性)下爱荷华博弈任务中的决策表现。用SPSS 23.0软件对各条件下的两组被试决策表现进行了重复测量方差分析以及随后的Sidak或Dunnett T3事后检验。 结果:(1)早期生活应激的组别主效应显著[ F(1，58)＝4.35， P＝0.04，偏 η2＝0.07]，早期生活应激组比非早期生活应激组更倾向于风险规避[(27.20±6.95)次，(23.53±9.18)次]；(2)情绪效价的主效应显著[ F(2，116)＝3.45， P＝0.04，偏 η2＝0.06)]，两组被试在消极情绪下产生了比积极情绪下更强烈的风险偏好[(26.38±9.09)次，(23.88±7.58)次]; (3)早期生活应激与情绪效价的交互作用显著[ F(2，116)＝0.72， P＝0.49，偏 η2＝0.01]，情绪对早期生活应激组和非早期生活应激组的影响趋势和程度基本一致。 结论:早期生活应激和情绪效价均会对个体的风险决策产生影响，情绪效价对决策的影响并不会随着早期生活应激的有无而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