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了解云南省德宏州2015—2017年新报告HIV感染者的病毒载量基线及人口学特征，为德宏地区HIV防治工作提供科学依据。方法:收集云南省德宏州2015—2017年新报告HIV感染者的治疗前病毒载量、CD 4+T细胞计数结果及人口学信息进行回顾性分析。 结果:2015—2017年德宏州共计新报告HIV感染者1 157例，1 057例进行治疗前病毒载量检测。在1 057例新报告HIV感染者中，男性占64.9%(686/1 057)、25~49岁占59.5%(629/1 057)、已婚占51.9%(549/1 057)、少数民族占51.8%(548/1 057)、中学以上学历占48.2%(510/1 057)、异性传播占85%(898/1 057)。新报告感染者的病毒载量中位数为8 200 (四分位间距：1 900~44 000)拷贝/ml。病毒载量介于10 3~10 5拷贝/ml的感染者占比最高，为65.7% (694/1 057)。55例HIV感染者病毒载量低于检测限，其中24例CD 4+T细胞数≥500个/μl。 结论:不同HIV感染者之间病毒载量基线水平存在差异。鉴于病毒载量基线对诊疗效果的影响，有必要在治疗前进行病毒载量检测，其结果有助于制定个性化、更有效的治疗方案。

目的:分析北京市献血人群筛查中发现的1例HIV-1独特型重组毒株的基因结构和重组特点。方法:基于2018年北京市血液筛查时发现的1例HIV核酸阳性抗体阴性的样本，提取病毒RNA并逆转录为cDNA，用近末端稀释法分两段扩增病毒近全长基因组并测定序列。运用RIP、jpHMM和SimPlot3.5软件进行重组分析，同时采用MEGA7软件构建Neighbor-joining系统进化树对该毒株的同源关系进行分析。结果:共获得长度为8 792 bp的HIV-1近全长基因序列，分析表明该序列由CRF01_AE和CRF07_BC重组片段组成。与Los Alamos HIV Database （www.hiv.lanl.gov/content/index）中收录的全长序列相比该毒株具有3个独特的重组断点，分4个重组片段，分别是ICRF01_AE（790~6035，HXB2），IICRF07_BC（6036~8586，HXB2），IIICRF01_AE（8587~8828，HXB2）和IVCRF07_BC（8829~9411，HXB2）。其中ICRF01_AE区域属于CRF01_AE的C4簇；IICRF07_BC区域属于CRF07_BC的CRF07BC_N簇。结论:1例参与献血的HIV核酸阳性而抗体阴性的感染者携带的毒株具有新型独特的重组模式，提示需要加强监测献血人群中HIV毒株的流行情况，为保障安全用血提供科学数据。

目的:建立一种检测HIV-1特异性CD4 +T细胞亚群功能的活化诱导标记法(activation-induced markers，AIM)，从而更有效地评价HIV-1抗原特异性CD4 +T细胞免疫应答水平。 方法:选取12例未经抗病毒治疗的HIV-1慢性感染者及6例未感染HIV-1的健康人，分别以基于多色流式细胞术的AIM法和细胞内因子染色法(intracellular cytokine staining，ICS)检测抗原特异性T淋巴细胞功能，并探讨两种方法用于评价HIV-1感染者抗原特异性T细胞免疫应答的能力。结果:AIM法检测HIV-1慢性感染者中HIV-1抗原特异性PD-1 +CD25 +CD4 +T、CD69 +CD200 +CD4 +T、CD69 +ICOS + CD4 +T细胞阳性的比例为11/12、8/12和7/12，检测CD69 +ICOS +CD8 +T、CD137 +CD69 +CD8 +T、PD-1 +CD25 +CD8 +、OX40 +PD-1 +CD8 +T细胞阳性的比例为8/12、8/12、7/12、7/12。ICS法检测HIV-1抗原特异性IL-2 +CD4 +T、IFN-γ +CD4 +T、TNF-α +CD4 +T细胞阳性的占比为2/12、2/12、0；IFN-γ +CD8 +T、TNF-α +CD8 +T、IL-2 +CD8 +T细胞阳性的占比为12/12、10/12、5/12。 结论:AIM法在评价CD4 +T细胞功能方面更为敏感，可作为ICS法的补充，两种方法联合使用可更全面地评估抗原特异性T淋巴细胞反应。

目的:分析自报异性性传播HIV感染者中MSM特征及抑郁症状相关因素，为HIV感染者实施个性化管理提供参考依据。方法:采用横断面调查设计，2019年9-12月在山东省济南市、青岛市、潍坊市和临沂市选取≥15岁、自报异性性传播的男性HIV感染者作为研究对象，通过一对一访谈核实其感染途径，对核实后实际为MSM，按照1∶1匹配在当地选择年龄范围差≤3岁、自报为男男性行为传播的HIV感染者作为对照组，开展问卷调查，内容包括人口学及行为特征、流行病学调查中心抑郁量表（CES-D）、领悟社会支持量表（PSSS），分析其特征和抑郁症状的相关因素。结果:自报感染途径为异性性传播的男性HIV感染者373例中，复核后实际为男男性行为传播的占39.7%（148/373），年龄（40.3±12.0）岁，已婚/同居占41.9%（62/148），确证HIV前做过检测占27.0%（40/148），同性性伴数≥2人占71.6%（106/148），有抑郁症状的占55.4%（82/148）。多因素分析结果显示，在自报异性性传播HIV感染者的MSM中，确证前未做过HIV检测、确证前同性性伴数≥2人、首次发生同性性行为年龄>30岁和有抑郁症状者，更有可能隐瞒真实的感染途径；抑郁症状与身体健康状况、社会支持情况和职业状况稳定的因素相关。结论:在自报异性性传播的男性HIV感染者中，有一定比例实际为男男性行为传播的感染途径，并存在多性伴及双性性行为的高危行为，抑郁症状的比例较高。需加强随访的感染途径复核，开展针对性的心理和行为干预。

目的:分析2008-2017年广州市注射吸毒人群HIV-1分子网络的分布特征，为该人群艾滋病防控提供参考依据。方法:选取2008-2017年广州市新确证的注射吸毒HIV-1感染者血清样本，进行 pol区基因扩增及测序后，利用Cluster Picker 1.2.3软件识别系统进化树中的分子簇，使用HyPhy 2.2.4中TN93模型计算成簇序列间的基因距离，通过可视化软件Cytoscape 3.8.2构建分子网络，采用 χ2检验或确切概率法进行成簇分析和中心性分析。 结果:成功扩增获得 pol区基因片段586条（73.9%，586/793），共产生80个分子簇，成簇率为46.6%（273/586）。成簇样本与未成簇样本比较，汉族（48.4%，260/537）、广东籍（52.7%，146/277）和CRF55_01B（93.3%，14/15）的成簇比例更高。分子网络度值范围为1~7，度值≥3的节点占12.8%（24/187），其与网络中另外81个节点相关联（43.3%，81/187）。中心性分析结果显示，HIV-1感染者职业为家务/待业者在高程度中心性（19.0%，19/100）、高中介中心性（22.0%，22/100）和高亲近中心性（32.0%，32/100）的比例更高。 结论:广州市注射吸毒人群HIV-1分子成簇风险较高，应将具有本地及广西籍、家务/待业特征的注射吸毒人群作为重点干预目标，并实施精准干预，降低该人群HIV-1感染率。

目的:探究2011—2020年我国HIV感染者抗病毒治疗（ART）及时性的变化。方法:选取2011—2020年国家艾滋病综合防治信息系统中新诊断的HIV感染者为研究对象。以我国ART标准调整的时间节点为依据，划分"2011—2013年"（治疗标准：CD4 +T淋巴细胞计数≤350个/μL）、"2014—2015年"（治疗标准：CD4 +T淋巴细胞计数≤500个/μL）、"2016—2020年"（治疗标准：全部HIV感染者均可接受ART）三个ART标准阶段，回顾性分析不同ART标准阶段ART及时性的变化。 结果:2011—2020年新诊断的HIV感染者共计1 100 135例，3个ART标准阶段启动治疗的中位时间分别为300、70和24 d。多因素Cox回归分析显示，与2011—2013年确诊的感染者相比，2014—2015年（ HR=1.45，95% CI：1.44~1.46）和2016—2020年（ HR=2.41，95% CI：2.40~2.42）确诊的感染者ART启动更快。 结论:2011—2020年我国HIV感染者ART治疗及时性得到显著提高。

目的:探讨人类免疫缺陷病毒(human immunodeficiency virus，HIV)感染/艾滋病患者接受抗反转录病毒治疗(anti-retroviral therapy，ART)后发生低病毒血症(low level viremia，LLV)对其治疗预后的影响。方法:纳入2015年1月至12月在广州医科大学附属市八医院感染门诊接受ART≥1年且存在LLV的HIV感染/艾滋病患者(LLV组)，根据性别、年龄、传播途径1∶1匹配血浆HIV-1 RNA<50拷贝/mL的患者为对照组(抑制组)。根据病毒载量将LLV组分成3个亚组，其中LLV-1亚组指HIV-1 RNA为50～200拷贝/mL，LLV-2亚组指HIV-1 RNA为201～400拷贝/mL，LLV-3亚组指HIV-1 RNA为401～1 000拷贝/mL。分析LLV对后续3年抗病毒治疗应答的影响。统计学分析采用威尔科克森符号秩检验、Kruskal-Wallis检验和 χ2检验。 结果:LLV组共纳入137例患者，其中男111例，女26例，年龄为(39.5±13.5)岁。同时抑制组纳入137例患者。LLV-1、LLV-2和LLV-3亚组分别为93、25和19例。LLV组和抑制组ART前CD4 +T淋巴细胞计数与CD4 +T淋巴细胞计数/CD8 +T淋巴细胞计数比值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随访3年，LLV组累计发生病毒学失败患者比例[7.3%(10/137)]高于抑制组[1.5%(2/137)]，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χ2＝5.578， P＝0.018)；LLV-1、LLV-2和LLV-3亚组分别有8例(8.6%)、2例(8.0%)和0例发生病毒学失败，各亚组病毒学失败发生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LLV组和抑制组在随访1、2、3年时的CD4 +T淋巴细胞计数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LLV组在随访1、2、3年时的CD4 +T淋巴细胞计数/CD8 +T淋巴细胞计数比值均低于抑制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Z＝-3.183、-2.094、-2.312，均 P<0.05)。LLV-1、LLV-2和LLV-3亚组的CD4 +T淋巴细胞计数/CD8 +T淋巴细胞计数比值在随访1、2、3年时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 结论:ART超过1年存在LLV的HIV感染者/艾滋病患者更易发生病毒学失败，且免疫功能恢复减慢，提示需对其尽早给予干预。

目的:研究安徽省合肥市2020年新报告HIV-1感染者的传播性耐药（transmitted drug resistance，TDR）及分子传播网络情况。方法:收集合肥市2020年1—12月新报告HIV-1感染者，扩增 pol基因区（2 253~3 314 nt），判定基因型耐药情况，构建分子传播网络并分析进入网络病例的相关特征。 结果:成功扩增 pol基因区序列376条，主要的毒株为CRF07_BC（157，41.8%）和CRF01_AE（136，36.2%）。新报告感染者TDR为2.7%（10/376），10例携带监测性耐药突变（surveillance drug resistance mutation，SDRM），并且毒株CRF55_01B所占比例较大（4/10）。分别以0.5%作为基因距离阈值构建了分子传播网络，CRF01_AE的大型网络以已婚中年男男性行为者（men who have sex with men，MSM）为主，而CRF07_BC则以教育水平较高的未婚MSM为主。通过logistic回归分析入网的影响因素发现CD4细胞计数在200~500个/μL者（ aOR=3.219，95% CI：1.226~8.452）与CD4细胞计数>500个/μL者（ aOR=5.375，95% CI：1.664~17.364）更易进入网络。 结论:合肥地区2020年新报告HIV-1感染人群以中青年MSM为主，TDR较低，但要加强CRF55_01B的耐药监测。

目的:了解初始抗病毒治疗（ART）儿童HIV感染者死亡和脱失情况及其影响因素。方法:采用回顾性队列研究方法，从我国艾滋病综合防治信息系统ART信息系统下载广西壮族自治区（广西）2004-2019年初始ART儿童HIV感染者数据库，采用Cox比例风险回归模型分析其死亡和脱失情况。结果:共计943例儿童HIV感染者进入队列，总体病死率和脱失率分别为1.00/100人年和0.77/100人年。初始治疗后第1年病死率和脱失率分别为3.90/100人年和1.67/100人年。初始ART后第1、2、5、10年的累计生存率分别为96.14%、95.80%、93.68%、91.54%。多因素Cox比例风险回归分析显示：女性（a HR=2.00，95% CI：1.17~3.40）、基线CD4 +T淋巴细胞（CD4）计数<200个/μl（a HR=2.79，95% CI：1.54~5.06）、基线年龄别体重 Z评分<-2（a HR=2.38，95% CI：1.32~4.26）、基线血红蛋白<80 g/L（a HR=2.47，95% CI：1.24~4.92）和初始ART方案含LPV/r（a HR=5.05，95% CI：1.15~22.12）是儿童HIV感染者死亡的关联性因素；女性（a HR=2.23，95% CI：1.22~4.07）和初始ART方案含LPV/r（a HR=2.02，95% CI：1.07~3.79）是儿童HIV感染者脱失的关联性因素。 结论:广西儿童HIV感染者ART效果较好，但初始ART后第1年病死率和脱失率较高。需针对死亡和脱失的影响因素，加强医护人员培训和儿童HIV感染者及其父母的宣传教育以提高ART效果。

目的:明确浙江省一起非婚非商业异性性行为传播模式HIV感染者之间的传播关系。方法:对2020年1月至2022年1月浙江省浦江县新确证的疑似非婚非商业异性性传播HIV聚集性疫情相关HIV感染者及其性伴开展流行病学调查（流调），收集社会人口学特征、流动信息、HIV既往检测史、高危性行为史及性伴侣情况等信息。结合HIV分子传播网络监测进行传播关系分析，采集新确证HIV感染者在抗病毒治疗前的全血样本6~8 ml，分离出血浆。通过核酸提取、PCR扩增 pol基因，通过Sequencher 5.0软件拼接整理测序结果，使用Cytoscape 3.6.0软件构建HIV分子传播网络进行分析。 结果:2020年1月至2022年1月，浦江县共发现HIV感染者88例，其中异性性传播74例，有31例为非婚非商业性行为感染。初步个案调查发现，其中3例女性均与1例男性发生过无保护的非婚非商业异性性行为。4例感染者中，有2例的配偶HIV抗体检测阳性。对新确证感染者开展分子传播网络分析，共获得异性性传播序列65例，形成9个传播簇，最大传播簇中包含10例HIV感染者。HIV聚集性疫情共涉及HIV感染者11例，男性3例，女性8例；年龄均≥50岁，职业类型为农民或农村家庭妇女；追踪溯源到7例性伴，其中6例HIV阴性，1例未检测。18例调查对象的性社会网络关系中，夫妻关系6对，固定性伴关系8对，临时性伴关系3对。11例HIV感染者中，非婚非商业异性性传播9例，婚内传播2例。7例非婚非商业异性性伴与病例2（56岁男性农民）的流行病学关联，3例有流调和分子传播簇结果证实，3例有分子传播簇和流调结果证实，另有1例流调结果证实。结论:本起HIV聚集性疫情的传播模式是以病例2为核心，通过非婚非商业异性性行为传播HIV，继而引起婚内和固定性伴间的传播。流调与分子传播网络相结合的溯源调查支持本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