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epsis is a life-threatening clinical syndrome and one of the most challenging health problems in the world. Pathologically, sepsis and septic shock are caused by a dysregulated host immune response to infection, which can eventually lead to multiple organ failure and even death. As an adaptor transporter between the endoplasmic reticulum and Golgi apparatus, stimulator of interferon response cGAMP interactor 1 (STING1, also known as STING or TMEM173) has been found to play a vital role at the intersection of innate immunity, inflammation, autophagy, and cell death in response to invading microbial pathogens or endogenous host damage. There is ample evidence that impaired STING1, through its immune and non-immune functions, is involved in the pathological process of sepsis. In this review, we discuss the regulation and function of the STING1 pathway in sepsis and highlight it as a suitable drug target for the treatment of lethal infection.

目的:探讨胡蜂蜇伤致全身炎症反应综合征(SIRS)的相关危险因素。方法:采用前瞻性病例对照研究分析2014年1月至2018年12月十堰市太和医院和安康市中心医院收治的225例胡蜂蜇伤患者临床资料，其中男131例，女94例；年龄49(41，60)岁。按照SIRS诊断标准分为SIRS组(62例)和非SIRS组(163例)。比较两组性别、年龄、头颈部蜇伤、四肢蜇伤、腰背部蜇伤、腹部蜇伤、蜇伤针数、就诊时间、住院时间及病死率。同时采集患者外周静脉血，采用ELISA法检测白细胞介素(IL)-6和IL-8水平。从白细胞中提取出全基因组DNA，并选取IL-6位点-174G/C、-572G/C、-597G/A、-634C/G和IL-8位点-251A/T、-738T/A、-845T/C、+396T/G，采用PCR进行扩增后双向测序并比对，记录基因分型和频数。采用单因素和多因素方法分析胡蜂蜇伤致SIRS的危险因素。结果:(1)两组四肢蜇伤、腰背部蜇伤、腹部蜇伤、蜇伤针数、住院时间及病死率等方面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0.01)，而性别、年龄、头颈部蜇伤及就诊时间等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0.05)。(2)ELISA检测结果显示，SIRS组IL-6和IL-8在血浆中的表达水平均高于非SIRS组( P<0.01)。(3)IL-6-572G/C位点存在CC、GC、GG三种基因型，SIRS组与非SIRS组间各基因型频数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1)；IL-8-251A/T位点存在AA、AT、TT三种基因型，SIRS组与非SIRS组间各基因型频数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1)。(4)单因素分析结果显示，腰背部蜇伤、腹部蜇伤、四肢蜇伤、蜇伤针数、IL-6-572G等位基因、IL-8-251T等位基因胡蜂蜇伤致SIRS相关( P<0.01)。(5)多因素Logistics回归分析显示，四肢蜇伤( OR＝2.15)、蜇伤针数≥10针( OR＝11.10)、IL-6-572G等位基因( OR＝3.91)、IL-8-251T等位基因( OR＝3.97)均与胡蜂蜇伤致SIRS显著相关( P<0.05或0.01)。 结论:胡蜂蜇伤致SIRS患者血浆IL-6及IL-8的表达水平显著提升。IL-6-572G等位基因、IL-8-251T等位基因、蜇伤针数≥10针和四肢蜇伤均是胡蜂蜇伤致SIRS的独立危险因素。

免疫检查点由抑制性和刺激性分子组成，抑制性检查点程序性死亡蛋白1（PD-1）和细胞毒性T淋巴细胞抗原4（CTLA-4）抑制剂已经广泛用于肿瘤临床治疗，刺激性检查点GITR、OX40、4-1BB、ICOS、CD40和STING激动剂正在进行临床试验。影响刺激性检查点分子的免疫检查点激动剂发展迅速，免疫激动剂抗体将成为治疗实体瘤的重要药物。

目的:总结分析Ⅰ型干扰素病患儿的临床特点，为其早识别、早诊断提供线索。方法:回顾性分析2016年1月至2021年9月北京协和医院儿科就诊的20例及深圳市儿童医院风湿免疫科就诊的5例基因确诊的Ⅰ型干扰素病患儿的临床资料，对其基因数据、临床表现及辅助检查结果进行分析。结果:25例患儿中男12例、女13例。发病年龄1日龄~11岁。其中21例（84%）在3岁前起病。Aicardi-Goutières综合征（AGS）14例（3例AGS1型、1例AGS2型、4例AGS3型、1例AGS6型、5例AGS7型）、腺苷脱氨酶2缺陷（DADA2）6例、干扰素基因刺激蛋白相关婴儿期起病的血管炎（SAVI）3例、脊椎软骨发育异常伴免疫调节异常（SPENCD）2例。共18例（72%）患儿神经系统受累，其中16例（64%）表现为颅内钙化、11例（44%）为肌张力异常、10例（40%）为脑白质病变、6例（24%）为癫痫、5例（20%）脑萎缩及5例（20%）脑卒中。15例（60%）患儿皮肤受累，其中8例（32%）为冻疮样皮疹，4例（16%）为网状青斑、3例（12%）为红斑，结节性红斑及雷诺现象各有2例（8%）。12例（48%）自身免疫抗体阳性，10例（40%）生长发育落后，8例（32%）肺间质病变，7例（28%）甲状腺功能异常。1例（4%）患儿11岁死亡。结论:Ⅰ型干扰素病可累及全身多个脏器，具有全身炎症及自身免疫性疾病的特点。3岁前起病、神经系统症状（脑血管事件、颅内钙化、脑白质病变、脑萎缩）、皮疹（冻疮样皮疹、网状青斑、红斑）、自身免疫抗体阳性、发育落后、肺间质病变、甲状腺功能异常等特点对Ⅰ型干扰素病有提示意义。

目的:比较连续性静脉-静脉血液滤过（CVVH）+双重血浆分子吸附（DPMA）+血液灌流（HP）方案和CVVH+HP或CVVH +血浆置换（PE）方案救治重度胡蜂蜇伤患者的疗效及安全性。方法:采用多中心、历史队列研究和优效性检验的方法。自2020年7月至2022年10月，连续筛查5家研究中心医院重症监护病房（ICU）收治的重症胡蜂蜇伤患者，招募进入CVVH+DPMA+HP组（干预组）。采用倾向性评分方法，收集2016年1月至2020年6月各研究中心收治的重度胡蜂蜇伤病例，与干预组进行1∶1匹配，建立历史对照组。历史对照组按其实际的血液净化方案，分为CVVH+HP组和CVVH+PE组。主要观察指标为治疗后3 d和7 d的急性生理学与慢性健康状况评分Ⅱ（APACHEⅡ）；次要观察指标包括并发症、ICU住院时间、总住院时间和全因死亡事件。采用多因素Cox比例风险回归法分析患者预后。结果:经过倾向性得分匹配，干预组与两个历史对照组分别有56例患者匹配成功。匹配后，各组在年龄、性别、基础病、生化检查指标和危重症评分等基线指标方面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治疗后，3组APACHEⅡ评分均明显降低，干预组下降更快；接受DPMA治疗〔风险比（ HR）＝1.04，95%可信区间（95% CI）为1.02~1.08， P＝0.00〕及体温（ HR＝1.02，95% CI为1.00~1.03， P＝0.02）、血中肌酸激酶（CK； HR＝0.98，95% CI为0.96~1.00， P＝0.05）和肌红蛋白（MYO； HR＝2.88，95% CI为1.24~6.69， P＝0.01）水平降低是使APACHEⅡ评分降至目标值（15分）的独立危险因素。各组间出血并发症、滤器或灌流器血栓形成、血压降低、导管相关感染和过敏反应的发生率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结论:CVVH+DPMA+HP方案能显著降低重症胡蜂蜇伤患者的APACHEⅡ评分，效果优于CVVH+HP和CVVH+PE方案，且安全性较好。

目的:了解2019—2021年山东第一医科大学附属皮肤病医院诊断为海分枝杆菌感染病例的流行病学特点。方法:分析2019—2021年山东第一医科大学附属皮肤病医院海分枝杆菌感染病例的资料，描述患者的人口学特点、临床特征及预后。采用 t检验、 χ2检验或Fisher确切概率法分析组间差异；采用卡方检验和多因素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患者诊断时间（从患者首次出现皮肤表现至山东第一医科大学附属皮肤病医院诊断为海分枝杆菌感染经过的时间）>12个月的影响因素，并计算比值比（ OR）及95%置信区间（95% CI）。 结果:2019—2021年，山东第一医科大学附属皮肤病医院共诊断海分枝杆菌感染373例，2021年的病例数是2019年的4.06倍；男女性别比为1∶1.49，年龄（54.24 ± 14.04）岁。211例（56.57%）有鱼虾等水产品刺伤史，其中，海鲈鱼刺伤占24.17%（51/211）。327例（87.67%）皮损累及单侧肢体，188例（50.40%）仅累及手或手腕部，258例（69.17%）为多发皮损。有治疗方案信息的341例患者中，105例（30.79%）使用1种抗生素治疗，214例（62.76%）使用2种抗生素联合治疗，15例（4.40%）使用3种抗生素联合治疗。治疗有效率为98.77%（321/325），诊断时间[ M（ Q1， Q3）]为5.03（3.00，8.37）个月。多因素logistic分析表明，男性[ OR（95% CI）= 1.95（1.11 ~ 3.41）， P = 0.020]、年龄>55岁[ OR（95% CI）= 1.82（1.04 ~ 3.18）， P = 0.040]、皮损仅累及手、手臂或下肢[ OR（95% CI）= 3.48（1.83 ~ 6.61）， P<0.001]患者诊断时间>12个月的比例较高。 结论:2019—2021年山东第一医科大学附属皮肤病医院诊断海分枝杆菌感染的病例数逐年增加，鱼刺伤是主要的暴露原因；最常选择的治疗方案为两种抗生素联合，治疗有效率高。

目的:评价干扰素基因刺激蛋白(STING)在失血性休克复苏(HSR)大鼠急性肾损伤中的作用及其与缺氧诱导因子(HIF)-1α的关系。方法:清洁级健康雄性SD大鼠36只，9～10周龄，体重350～400 g，按随机数字表法分为3组( n＝12)：假手术组(S组)、HSR组(H组)和HSR＋C176组(HC组)。通过左侧股静脉放血回输法制备大鼠HSR模型。S组只行左侧股静、动脉穿刺置管术。H组和HC组在血液回输时经腹腔分别注射等量DMSO、C176(10 mg/kg)。于复苏后12 h时经主动脉采集血样，测定血清BUN和Scr浓度；随后处死大鼠取左肾，光镜下观察病理学结果并行肾损伤评分，TUNEL法检测肾细胞凋亡情况，免疫荧光染色法检测STING和HIF-1α的表达，Western blot法测定cleaved caspase-3、Bak和Bcl-2的表达，计算Bcl-2/Bak比值。 结果:与S组比较，H组和HC组血清BUN、Scr浓度和Paller评分升高，肾组织STING和HIF-1α表达上调，肾细胞凋亡率升高，肾组织cleaved caspase-3表达上调，H组Bcl-2/Bak比值降低，HC组Bcl-2/Bak比值升高( P<0.05)；与H组比较，HC组血清BUN、Scr浓度和Paller评分降低，肾组织STING表达下调，HIF-1α表达上调，肾细胞调亡率降低，HC组肾组织cleaved caspase-3表达下调，Bcl-2/Bak比值升高( P<0.05)。 结论:STING参与了HSR大鼠急性肾损伤的过程，与上调HIF-1α表达有关。

Kounis综合征为在过敏性损伤的情况下并发与肥大细胞和血小板活化相关的急性冠状动脉综合征。本资料报道的Kounis综合征Ⅱ型患者伴有心肌梗死和心脏骤停，较为罕见。患者因马蜂蜇伤于2020年9月21日就诊于日照市人民医院，就诊过程中发生心脏骤停，经心肺复苏、抗过敏、抗栓、冠状动脉血运重建治疗后病情好转。出院后接受门诊定期随访。1个月后及1年后随访患者无胸痛胸闷不适及过敏反应。

肠缺血再灌注(I/R)损伤是指肠缺血一定时间后再恢复血供所引起的损伤。肠组织缺血可由失血性休克、绞窄性肠梗阻和急性肠系膜缺血等引发，当肠组织再灌注后虽然血氧水平恢复，但活性氧(ROS)的大量产生，直接促进中性粒细胞浸润缺血肠组织并加重组织损伤，这是造成肠I/R损伤患者肠坏死和高死亡率的主要原因 [1]。肠I/R损伤主要有两个阶段：首先是肠组织发生缺血，此时有氧代谢障碍，ATP合成减少，而无氧代谢生成大量乳酸，细胞内电解质紊乱，线粒体功能障碍，导致细胞死亡，上皮细胞屏障功能破坏，血管通透性增加 [2,3]。由于长时间缺血，肠组织恢复血流后，富含氧气的血液进入肠组织，产生大量氧自由基、细菌易位、炎症反应，最终导致细胞死亡、组织损伤、器官衰竭 [4]。肠I/R损伤的发生会破坏肠壁的屏障功能 [5]，一旦引起肠壁屏障破坏超过其代偿能力，肠道菌群和毒素可进入血液循环，导致全身炎症反应综合征(SIRS) [6]，甚至导致多器官功能衰竭(MODS)和死亡 [7]。人体肠组织富含线粒体，它参与了能量的产生、免疫应答、细胞代谢、死亡等一系列过程。当细胞受到损伤或应激时，线粒体释放许多损伤相关的分子模式(DAMPs)，线粒体DNA(mtDNA)是其中之一 [8]。mtDNA可通过Toll样受体9(TLR9)、NOD样受体热蛋白结构域相关蛋白3(NLRP3)炎症小体和环磷酸鸟苷-腺苷酸合成酶(cGAS)-干扰素基因刺激因子(STING)信号通路激活先天免疫反应并诱导炎症，使肠道屏障功能受损，参与肠I/R损伤 [8]。本文主要综述了mtDNA释放在肠I/R损伤中的作用，为其防治提供理论参考。

目的:评价干扰素基因刺激蛋白(STING)信号通路在一氧化碳释放分子-3(CORM-3)减轻肝缺血再灌注大鼠肝细胞焦亡和凋亡中的作用。方法:清洁级健康雄性SD大鼠48只，9~11周龄，体重320~380 g，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分为4组( n＝12)：假手术组(S组)、缺血再灌注组(IR组)、CORM-3组(C组)和STING激动剂ADU-S100组(A组)。IR组、C组和A组采用可逆性结扎肝左中叶肝动脉、门静脉及胆管分支45 min后恢复灌注的方法建立肝缺血再灌注损伤模型。C组于再灌注即刻股静脉注射CORM-3 4 mg/kg，S组、IR组和A组股静脉注射含二甲基亚砜的等容量生理盐水。股静脉注射后1.5 h，A组腹腔注射ADU-S100 10 mg/kg，S组、IR组和C组腹腔注射等量生理盐水。再灌注3 h时，采用速率法检测血清ALT和AST浓度。再灌注12 h时处死，取肝组织，采用比色法检测一氧化碳(CO)含量，进行肝损伤评分，采用Western blot法检测IL-1β、IL-18、Bcl-2、Bax、干扰素调节因子3(IRF3)、磷酸化IRF3(p-IRF3)、STING、NOD样受体蛋白3(NLRP3)、消皮素D(GSDMD)和活化的caspase-1的表达，采用免疫荧光染色法确定肝细胞焦亡率和凋亡率。 结果:与S组比较，IR组血清ALT和AST浓度、肝损伤评分、CO含量、肝细胞焦亡率和凋亡率升高，IL-1β、IL-18、p-IRF3、STING、NLRP3、GSDMD和活化的caspase-1表达上调，Bcl-2/Bax比值降低( P<0.05)；与IR组比较，C组血清ALT和AST浓度、肝损伤评分、肝细胞焦亡率和凋亡率降低，CO含量升高，IL-1β、IL-18、p-IRF3、STING、NLRP3、GSDMD和活化的caspase-1表达下调，Bcl-2/Bax比值升高( P<0.05)；与C组比较，A组血清ALT和AST浓度、肝损伤评分、肝细胞焦亡率和凋亡率升高，CO含量降低，IL-1β、IL-18、p-IRF3、STING、NLRP3、GSDMD和活化的caspase-1表达上调，Bcl-2/Bax比值降低( P<0.05)。 结论:CORM-3减轻肝缺血再灌注大鼠肝细胞焦亡和凋亡的机制可能与抑制STING信号通路激活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