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应用扫频源光学相干断层扫描血流成像技术（SS-OCTA）观察正视儿童黄斑区脉络膜厚度（CHT）的分布特征，并探讨其相关影响因素。方法：:横断面研究。连续性纳入2021年5—9月在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眼科就诊的6~12岁正视儿童63例。以黄斑中心凹为中心，使用SS-OCTA测量黄斑区的CHT和脉络膜血管指数（CVI），根据ETDRS分区将图像划分为3个环区：黄斑中心凹区（直径0~1 mm）、内环区（直径1~3 mm）和外环区（直径3~6 mm）。均纳入右眼数据分析。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比较3个环区和内、外环区的上方、颞侧、下方和鼻侧4个区域的CHT，并采用单因素线性回归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3个环区的CHT与性别、年龄、屈光度、父母屈光度、眼轴长度、瞳孔直径和CVI等参数的相关性。结果：:黄斑中心凹区、内环区和外环区的CHT分别为（320±58） （315±55） （299±47）μm（ F=2.77， P=0.065），外环区的CHT比黄斑中心凹区的CHT薄（ t=2.20， P=0.025），其余两两环区CHT相比，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黄斑中心凹区和内、外环区的上方、颞侧、下方及鼻侧共9个区域的CHT相比，总体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F不同区域=19.20， P<0.001），在内环区和外环区的上方、颞侧、下方和鼻侧4个区域的CHT相比，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F内环区=8.15， P<0.001； F外环区=43.11， P<0.001），均是鼻侧最薄。经单因素线性回归分析，黄斑中心凹区、内环区的CHT均与瞳孔直径相关（ β=14.31， P=0.035； β=13.88， P=0.039）；黄斑中心凹区、内环区和外环区的CHT均与对应环区的CVI相关（ β=264.60、335.87、463.22，均 P<0.001）。去除混杂因素后，经多因素线性回归分析发现黄斑中心凹区、内环区和外环区的CHT均与对应环区的CVI呈正相关（ β=233.96、306.93、429.25，均 P<0.001），其中黄斑中心凹区、内环区的CHT与瞳孔直径呈正相关（ β=18.32、17.56， P=0.023、0.027）；内环区和外环区的CHT与性别有相关性（ β=24.92、23.50， P=0.043、0.038）；外环区的CHT与年龄呈正相关（ β=10.71， P=0.025）；与其余参数间无相关性。 结论：:6~12岁正视儿童黄斑外环区的CHT比黄斑中心凹区的薄，且内、外环区的鼻侧最薄。男性、年龄越大、瞳孔直径越大和CVI越大的儿童，黄斑各环区的CHT越厚。

目的:探讨来自弗氏枸橼酸杆菌的产碳青霉烯酶的新型不相容群组质粒pNY2385-KPC的耐药机制及基因结构特征。方法:从宁波市医疗中心李惠利医院急诊病房的发热患者尿液样本中获得1株多药耐药菌。采用16S rRNA基因扩增和平均核苷酸一致性（ANI）进行菌种鉴定；采用全自动细菌鉴定及药敏分析系统检测细菌MIC值；通过“三代”测序方法获得基因组序列，然后通过BLASTP/BLASTN、RefSeq、ConservedDomains、ResFinder、Isfinder等对基因功能进行详细注释及比较基因组学分析。结果:弗氏枸橼酸杆菌NY2385携带的质粒pNY2385-KPC为一种新型不相容群组质粒，包含 blaKPC-2，具有接合转移（Ⅳ型分泌系统）基因，可发生接合转移。NCBI中共检索到同型质粒15个，来源于弗氏枸橼酸杆菌、黏质沙雷菌、大肠埃希菌、阴沟肠杆菌、肺炎克雷伯菌和植生拉乌尔菌等细菌，为泛宿主质粒。通过对来自弗氏枸橼酸杆菌中6个该新型质粒进行序列比较分析，发现该新型质粒结构具有一定的保守性，具有携带 blaKPC-2的Tn 6296变体结构，而且质粒pCF1807-3同时具有 repApNY2385-KPC和 repAIncX8。 结论:弗氏枸橼酸杆菌中的pNY2385-KPC型质粒均携带 blaKPC-2耐药基因，分为 repApNY2385-KPC单复制子和 repApNY2385-KPC/ repAIncX8双复制子两种亚型，属于泛宿主质粒，作为可移动遗传元件促进了 blaKPC-2的传播。

目的:评价基于MRI的前列腺癌放疗中黄金基准标志物（GFM）手动辨识和定位方法的效能。方法:纳入2019年6月至2021年6月于唐山市人民医院接受治疗的16例前列腺癌患者进行前瞻性研究，年龄（58.5±4.1）岁，每例患者均置入了3枚GFM后接受放疗定位CT扫描，然后采用单独序列（SS）法和组合序列（CS）法对所有患者进行MRI检查。由5名放疗医师分别对2种序列法获得的所有图像进行GFM手动辨识和定位。计算单个GFM中心（C sGFM）坐标均值和3枚GFM空间质心（C mGFM）坐标均值，并采用Bland-Altman分析法分别评价2种序列法定位的一致性。通过与CT定位比较并计算GFM的标志物间距（IMD），评价2种序列法定位的准确度，组间比较采用配对样本 t检验。 结果:SS法GFM辨识阳性率为79.17%（38/48），CS法为93.75%（45/48）。（1）一致性结果。SS法中，每名放疗医师计算的GFM中心坐标同所有GFM的C sGFM坐标均值在左右、头脚、腹背3个方向上的95%一致性界限（LoA）范围分别为-1.46~0.97 mm、-1.06~1.73 mm、-1.96~1.12 mm；CS法中分别为-0.79~1.09 mm、0.10~1.47 mm、-0.87~1.40 mm. SS法中，每名放疗医师计算的3枚GFM空间质心坐标同所有患者的C mGFM坐标均值在左右、头脚、腹背3个方向上的95%LoA范围分别为-1.38~0.94 mm、-1.60~1.07 mm、-1.07~1.75 mm；CS法中分别为-0.57~0.76 mm、-0.71~0.98 mm、-1.16~0.76 mm。（2）准确度结果。与CT定位比较，SS法中IMD为（0.59±0.39）mm，显著大于CS法中的（0.32±0.17）mm，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t=-1.89， P=0.027）。 结论:基于MRI的2种GFM手动辨识和定位方法的效能均可满足临床要求，其中CS法GFM手动辨识的阳性率、定位一致性和准确度均优于SS法。

目的：:探讨儿童近视进展过程中眼底血流及脉络膜厚度的变化。方法：:前瞻性研究。招募2018年7—9月就诊于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眼视光医院的低中度近视儿童，随访观察其1年的屈光度数及眼轴长度（AL）变化，以评估其近视进展。同期采用扫频源光学相干断层扫描血流成像（SS-OCTA）技术进行黄斑区3 mm×3 mm扫描。采用扫频光学相干断层成像（SS-OCT）技术进行黄斑区6 mm×6 mm放射状扫描，并采集随访观察1年前后受检者右眼黄斑中心凹，中心凹上、下、鼻、颞侧的脉络膜厚度以及浅层和深层视网膜及脉络膜毛细血管层的血流密度。取受检者右眼数据进行统计分析。采用配对 t检验、Pearson相关性及简单线性回归进行统计学分析。 结果：:共纳入47例（47眼）受检儿童，男21例，女26例，年龄为（11.1±1.3）岁。1年后随访，平均等效球镜度（SE）由（-2.59±0.93）D增至（-3.09±0.96）D（ t=11.12， P<0.001）；AL由（24.75±0.86）mm增长至（24.91±0.84）mm（ t=12.25， P<0.001）；脉络膜厚度由（238±54）μm减小至（231±55）μm（ t=2.67， P=0.011）；视网膜浅层、深层及脉络膜毛细血管层血流密度均出现明显下降（ t=6.66， P<0.001； t=3.38， P=0.002； t=3.18， P=0.003）。视网膜浅层、深层血流密度变化量与近视度数增加量之间存在线性相关（ r=0.35， P=0.02； r=0.37， P=0.01）。 结论：:近视儿童在近视进展过程中，脉络膜厚度变薄，视网膜及脉络膜血流密度降低，推测此类眼底变化可能在近视进展过程中起到一定作用。

目的:研究Ⅵ型分泌系统(type Ⅵ secretion system，T6SS)在鲍曼不动杆菌致病性和耐药性中的作用。方法:收集2016年1月1日至12月31日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分离自血流感染患者血液标本的45株鲍曼不动杆菌株，采用VITEK 2 Compact全自动微生物分析仪测定其对抗菌药物的敏感性，通过聚合酶链反应检测菌株T6SS主要效应蛋白编码基因溶血素调节蛋白的携带情况，对T6SS阳性鲍曼不动杆菌和T6SS阴性鲍曼不动杆菌分别进行生物膜形成能力检测、抗血清试验和体外竞争试验，收集并分析鲍曼不动杆菌血流感染患者的临床资料及转归情况。统计学分析采用 t检验、秩和检验和 χ2检验。 结果:45株鲍曼不动杆菌中24株T6SS阳性，阳性率为53.3%。T6SS阳性鲍曼不动杆菌对头孢他啶、环丙沙星、庆大霉素、亚胺培南、左氧氟沙星、哌拉西林/他唑巴坦、妥布霉素和头胞吡肟的耐药率分别为95.8%、95.8%、66.7%、95.8%、79.2%、95.8%、79.2%和91.7%，高于T6SS阴性鲍曼不动杆菌的28.6%、28.6%、28.6%、28.6%、9.5%、23.8%、23.8%和28.6%，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χ2＝22.12、22.12、6.51、22.12、21.83、24.72、13.79、18.97，均 P<0.05)。T6SS阳性鲍曼不动杆菌的生物膜形成能力、血清抗性和竞争能力均高于T6SS阴性鲍曼不动杆菌，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t＝4.99、 Z＝－2.61、 Z＝－2.27，均 P<0.05)。重症监护病房(intensive care unit，ICU)来源鲍曼不动杆菌的T6SS阳性率为80.0%(16/20)，高于非ICU来源菌株的32.0%(8/25)，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χ2＝10.29， P<0.05)，但鲍曼不动杆菌是否携带T6SS对患者病死率的影响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χ2＝1.74， P＝0.188)。 结论:T6SS阳性鲍曼不动杆菌具有较高的致病性，且其高耐药率使得治疗较困难，亟需引起临床医师尤其是ICU医师的高度重视。

目的:探讨国产磁性括约肌增强器治疗胃食管反流病（GERD）的初步临床效果。方法:按照上海市胸科医院-胜杰康公司磁性括约肌增强器（SS-MSA）临床试验的纳入排除标准，于2018年8月至2019年12月前瞻性入组上海交通大学附属胸科医院胸外科19例GERD患者，在腹腔镜下完成SS-MSA植入术。男性14例，女性5例；年龄（32.2±7.3）岁（范围：22~50岁），身高（170.7±6.2）cm（范围：160~179 cm），体重（65.2±10.3）kg（范围：47.5~90.0 kg）。术后主要疗效评价指标为24 h酸暴露总时间和反流总次数；次要疗效指标为受试者每天服用质子泵抑制剂的平均剂量，以及手术前后GERD-健康相关生活质量表（GERD-Q）的各项评分。患者接受外科治疗前后的各项指标比较采用配对样本 t检验。 结果:患者GERD病史时间为19（54）个月[ M（ QR）]。手术时间为63（22）min，住院时间为3（2）d。未发生明显手术并发症。术后发生轻-中度吞咽困难14例，1~3个月逐步缓解；腹泻1例。1例患者术后1个月因严重吞咽困难接受磁环取出术，无腐蚀、穿孔、移位等。5例患者术后1年GERD-Q评分[11.0（4.5）分比6（1.0）分， t=4.274， P=0.013]、24 h酸暴露总时间[6.2（4.8）%比0.1（0.9）%， t=5.814， P=0.004]、DeMeester评分[23.72（16.20）分比0.96（3.10）分， t=6.678， P=0.003]均较术前明显下降。质子泵抑制剂复用率术后1、3、6、12个月时分别为6/18、5/15、3/10、1/5。 结论:SS-MSA植入术安全简单，住院时间短，围手术期并发症较少，1年随访结果满意，可以作为治疗GERD的方法之一。

目的:探讨SRS-Schwab Ⅵ级截骨术联合卫星棒技术治疗严重脊柱角状后凸畸形的影像学及临床疗效。方法:回顾性分析2011年6月至2021年6月于南京大学医学院附属鼓楼医院接受SRS-Schwab Ⅵ级截骨术联合卫星棒技术治疗的19例严重脊柱角状后凸畸形患者的资料，男8例、女13例，年龄（39.7±11.2）岁（范围23~58岁）。病因学包括先天性脊柱后凸畸形8例、结核性脊柱后凸畸形11例。影像学测量参数包括最大后凸Cobb角（global kyphosis，GK）、胸椎后凸角（thoracic kyphosis，TK）、腰椎前凸角（lumbar lordosis，LL）、矢状面平衡（sagittal vertical axis，SVA）、骨盆倾斜角（pelvic-tilt，PT）、骨盆入射角（pelvicincidence，PI）和骶骨倾斜角（sacral slope，SS）等。应用脊柱侧凸研究学会-22简明量表调查问卷（Scoliosis Research Society questionnaires-22，SRS-22）评估临床疗效。采用美国脊柱损伤协会（American Spinal Injury Association，ASIA）脊髓损伤分级评估术前及末次随访时的脊髓神经功能。结果:19例患者均顺利完成手术，手术时间为（414.5±65.8）min，术中出血量为（2 995.3±1 357.6）ml，截骨节段数为（2.4±0.6）个，融合节段数为（11.0±1.7）个。随访时间为（24.9±9.5）个月。术前、术后第5天及末次随访时GK（ F=658.56， P<0.001）、SVA（ F=18.86， P<0.001）、LL（ F=180.73， P<0.001）、TK（ F=166.12， P<0.001）、PT（ F=14.68， P<0.001）、SS（ F=6.03， P=0.005）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而PI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F=0.29， P=0.750）。术前GK为107.3°±8.9°，术后第5天改善至39.8°±12.8°（ t= 25.59， P<0.001），矫正度数为67.6°±11.5°，矫正率为63.2%±10.1%；末次随访时GK为35.4°±11.6°，与术后第5天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t=3.09， P=0.006）。术前SVA为（38.2±18.7）mm，术后第5天改善至（18.3±10.1）mm（ t=4.59， P<0.001）；末次随访时为（16.4±10.6）mm，与术后第5天相比无明显矫正丢失（ t= 0.83， P=0.419），稳定于正平衡状态。末次随访时SRS-22量表评分的功能维度为（3.8±0.3）分和自我形象维度为（3.9±0.2）分，均高于术前水平（3.5±0.5）分和（2.9±0.3）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01）。7例患者术中出现神经电生理监测不良事件，但术后未见新发神经损害；1例患者术中神经电生理监测无异常，但术后因脊髓周围血肿压迫发生神经损害。6例患者末次随访时发生近端交界性后凸。随访期间均未发生内固定失败并发症。 结论:SRS-Schwab Ⅵ级截骨术用于严重脊柱角状后凸畸形患者可以获得满意的畸形矫正效果，术后短期随访畸形矫正维持良好。

目的:探讨肺原发滑膜肉瘤（primary synovial sarcoma of the lung，PSSL）的临床病理学特征、免疫表型、分子改变及鉴别诊断要点。方法:收集河南省人民医院2010年5月至2021年4月诊断的12例PSSL，总结其临床病理学参数，在原有基础上加做SS18-SSX融合抗体、H3K27Me3、SOX2免疫组织化学标记，评估其对PSSL的诊断及鉴别诊断价值。结果:12例患者诊断时年龄为32~75岁（平均50岁）；男性7例，女性5例；左肺2例，右肺10例；6例手术患者获得病理分期数据，其中5例局限于肺组织内（T1），1例累及纵隔（T3），2例存在区域淋巴结转移（N1），均无远处转移。镜下观察11例呈单相梭形细胞型，1例为双相型，以上皮样细胞为主，表现为内衬立方上皮或柱状上皮的腺样结构及筛孔样结构，活检标本在诊断中存在很大的难度。免疫组织化学显示8例（8/12）表达广谱细胞角蛋白，11例（11/12）表达上皮细胞膜抗原，8例（8/12）表达TLE1，2例（2/12）表达S-100蛋白，所有病例均不同程度表达bcl-2及波形蛋白，所有病例均不表达SOX10及CD34，Ki-67阳性指数均位于15%~30%之间，SS18-SSX融合抗体在12例PSSL中均弥漫强阳性表达。8例（8/12）部分或弥漫表达SOX2，且在上皮样成分中强表达，3例（3/12）H3K27Me3表达缺失。12例标本均经荧光原位杂交（FISH）检测确认存在SS18基因断裂。在治疗方面，6例行手术加术后化疗，6例行单纯性化疗。其中10例获得随访数据，随访时间9~114个月，平均随访时间41个月，中位随访时间26个月；5例存活，5例在2年内死于该疾病。结论:PSSL罕见，形态学谱系较宽，明确诊断需借助免疫组织化学及分子检测手段，与目前常用的免疫标记相比，SS18-SSX融合抗体免疫组织化学对PSSL具有更好的灵敏度，有望取代FISH、逆转录-聚合酶链反应或二代测序成为诊断PSSL的替代性标志物。

目的:观察特发性视网膜前膜(IERM)患者经睫状体平坦部玻璃体切除(PPV)联合超声乳化白内障吸除术后脉络膜血管指数(CVI)的变化。方法:回顾性病例系列研究。纳入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2021年1月至2023年6月进行PPV联合超声乳化白内障吸除术的IERM患者24例(24只眼)。所有患者均采用扫频源光学相干断层扫描(SS-OCT)，在术前及术后1周、1个月、3个月对脉络膜和视网膜结构进行随访观察。分析术后CVI、脉络膜厚度、视网膜厚度、眼压和最佳矫正视力(BCVA, logMAR)的变化。结果:患者术后3个月BCVA为0.31±0.16，相比术前BCVA(0.62±0.33)，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t＝4.36， P<0.001)。术前和术后各时间点眼压比较，总体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F＝3.90， P＝0.022)；术后1周、1个月眼压与术前相比显著降低，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0.013、0.039)。术前CVI为(60.21±1.86)%，术后1周、1个月及3个月的CVI依次为(61.88±1.77)%，(62.23±1.62)%及(62.37±2.18)%，总体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F＝10.56， P＝0.001)；术后1周、1个月及3个月的CVI，均较术前增加，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5)。在中心凹区、旁中心凹和中心凹周围区，术前和术后平均脉络膜厚度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F＝12.04、18.61、10.71， P<0.001、 P<0.001、 P＝0.001)。中心凹的平均脉络膜厚度术后1周、1个月及3个月依次为(180.5±68.6)、(198.5±62.3)、(185.0±56.5)μm，旁中心凹脉络膜厚度依次为(175.9±64.2)、(191.0±56.6)、(177.2±49.1)μm；中心凹周围区依次为(164.0±63.8)、(172.2±51.3)、(157.1±41.7)μm，均较术前增厚，与术前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5)。在中心凹区、旁中心凹区、中心凹周围区，术前术后视网膜厚度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H＝27.90、57.75、36.01；均 P<0.001)；在中心凹区，术后1周、1个月和3个月与术前相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04、 P＝0.001、 P<0.001)；在旁中心凹区，术后1周、1个月和3个月与术前相比，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01)；在中心凹周围区术后3个月视网膜厚度与术前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01)。 结论:PPV联合超声乳化白内障吸除术后IERM患者视力显著提高，CVI和脉络膜厚度均较术前显著增加。

目的:探讨胸椎后凸型休门氏病后凸畸形（Scheuermann thoracic kyphosis，STK）行后路融合手术时选择矢状面稳定椎上方椎体（sagittal stable vertebra-1，SSV-1）作为远端固定椎（lowest instrumented vertebra，LIV）的临床疗效。方法:2018年1月至2021年6月于南京大学医学院附属鼓楼医院接受后路矫形融合手术治疗STK患者57例，男52例、女5例，年龄（16.8±3.5）岁（范围12~30岁）。随访时间（33.0±7.3）个月（范围24~53个月）。根据LIV的选择不同分为两组，矢状面稳定椎（sagittal stable vertebra，SSV）组36例，即LIV位于SSV；SSV-1组21例，即LIV位于SSV上方椎体。比较两组患者的整体后凸角（global kyphosis，GK）、腰椎前凸角（lumbar lordosis，LL）、矢状面平衡（sagittal vertical axis，SVA）、LIV偏移距离、骨盆入射角（pelvic incidence，PI）、骨盆倾斜角（pelvic tilt，PT）及骶骨倾斜角（sacral slope，SS）。术前及末次随访时采用脊柱侧凸研究学会-22简明量表调查问卷（Scoliosis Research Society questionnaires-22，SRS-22）评估临床疗效。记录患者术中及术后随访期间的并发症发生情况，比较两组间矢状面形态的影像学测量参数及术后远端交界性后凸（distal junctional kyphosis，DJK）的发生率。结果:两组患者的性别、年龄、随访时间、手术时间、术中出血量及融合节段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0.05）。术前SSV组LIV偏移距离为（-7.9±11.0） mm，小于SSV-1组的（31.5±11.5） mm，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t=7.64， P<0.001）。SSV组术前GK为79.3°±10.5°，术后1周减小至44.4°±8.5°（ t=28.28， P<0.001），矫正率为44.0%±7.6%；SSV-1组术前GK为81.1°±10.6°，术后1周减小至44.9°±7.8°（ t=22.23， P<0.001），矫正率为44.6%±7.0%。SSV-1组与SSV组患者术前、术后1周及末次随访时GK、LL、SVA、PI、PT及SS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0.05）。所有患者术中均无神经损伤。随访期间SSV-1组有1例患者发生DJK，未见近端交界性后凸、假关节形成、内固定失败等并发症。末次随访时SSV-1患者的SRS-22量表的功能维度评分由术前（3.5±0.54）分改善至（4.1±0.62）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t=3.74， P=0.001），改善率为19.2%±3.2%。 结论:选择SSV-1作为STK患者矫形手术中的LIV可获得满意的矫形效果，且不会增加术后DJK的发生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