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比较慢性胰腺炎后糖尿病(PPDM-C)与2型糖尿病(T2DM)患者的临床特征。方法:回顾性分析2018年1月至2021年12月间上海市浦东新区公利医院住院确诊的142例CP患者的临床资料。根据是否并发糖尿病将患者分为无糖尿病的CP组(CP组，60例)和合并糖尿病的CP组(PPDM-C组，82例)，同时选取同期住院确诊的无CP的T2DM患者作为对照组(T2DM组，82例)。记录患者的年龄、性别、体重指数、发病特征、入院时实验室检查指标(空腹血糖、糖化血红蛋白、血肌酐、谷丙转氨酶)、胰腺影像学特征(胰腺萎缩、胰腺多发钙化、胰管结石、胰管扩张及胰管梗阻)、糖尿病治疗措施及疗效。结果:与T2DM组比较，PPDM-C组患者体重指数(22.06 kg/m 2比24.40 kg/m 2)及糖化血红蛋白水平(7.34%比9.20%)显著下降( P值均<0.001)，谷丙转氨酶水平显著升高(33.00 U/L比18.65 U/L, P＝0.021)；更容易出现上腹痛、恶心、呕吐、体重减轻、腹泻等症状；较少应用胰岛素和降糖药物联合治疗控制血糖。与CP组比较，PPDM-C组患者体重指数显著增高(22.06 kg/m 2比21.18 kg/m 2)，糖化血红蛋白(7.34%比5.70%)、空腹血糖(7.91 mmol/L比5.31 mmol/L)及谷丙转氨酶水平(33.00 U/L比26.50 U/L)显著升高，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值均<0.05)；胰腺萎缩、胰管多发钙化、胰管梗阻发生率更高( P值均<0.05)。 结论:PPDM-C患者比T2DM患者更易出现腹痛等消化系统症状，而比CP患者更易发生胰腺功能受损。更多地关注PPDM-C相关的临床表现和生物化学指标及影像学变化，可以识别其潜在的风险患者，进行PPDM-C早期诊断和治疗。

目的:分析慢性活动性EB病毒感染(chronic active Epstein-Barr virus infection，CAEBV)的临床特征，以降低疾病的漏诊、误诊率。方法:检索首篇文献发表时间(1987年5月)至2020年8月29日PubMed、Embase、Cochrane Library、中国知网、万方数据知识服务平台和维普网数据库收录的CAEBV相关文献，回顾性分析CAEBV患者的临床特点、实验室检查、转归和死亡原因等。统计学分析采用曼-惠特尼 U检验、 χ2检验或Fisher确切概率法。 结果:纳入文献46篇，共111例患者，年龄为22.0(10.0, 39.0)岁。年龄≥18岁组64例(57.7%)，年龄<18岁组47例(42.3%)。发热、脾大、肝大、淋巴结肿大为常见临床表现，发生率分别为95.5%(106/111)、84.7%(94/111)、57.7%(64/111)、56.8%(63/111)。年龄≥18岁组患者的皮疹和肝大的发生率分别为3.1%(2/64)和45.3%(29/64)，均低于年龄<18岁患者的27.7%(13/47)和74.5%(35/47)，其肝脏生物化学指标异常的发生率则高于年龄<18岁患者[45.3%(29/64)比23.4%(11/47)]，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χ2＝13.957、9.436、5.643，均 P<0.05)。70例随访结局可知的患者中，死亡38例(54.3%)，存活32例(45.7%)，死亡原因包括消化道出血、重症感染、呼吸衰竭、肝衰竭等，死亡组和存活组的脾大发生率分别为92.1%(35/38)和68.8%(22/32)，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χ2＝6.266, P<0.05)。年龄<18岁组患者的21例死亡和17例存活病例中合并噬血细胞性淋巴组织细胞增生症(hemophagocytic lymphohistiocytosis，HLH)者分别为15例(71.4%)和2例，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χ2＝13.527， P<0.01)。90例可获得HLH相关资料的患者中，合并HLH组38例，无HLH组52例，男性所占比例分别为36.8%(14/38)和65.4%(34/52)，性别分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χ2＝7.187, P＝0.007)。111例患者在病程中治疗方案多样，但缺乏详细资料。 结论:CAEBV临床表现多变，可有致死性并发症，缺乏有效治疗，且预后不佳，需要积极开展相关研究，探索有效治疗方案，降低病死率。

目的:随访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慢阻肺）合并肺动脉高压（PH）患者的临床特征，探讨其与慢阻肺急性加重的关系。方法:前瞻性纳入河南科技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呼吸科门诊的366例稳定期慢阻肺患者，其中男236例，女130例，年龄50~78（59±9）岁。所有患者均进行3年随访，每年完成肺功能检查、慢阻肺评估测试（CAT）、圣乔治呼吸问卷（SGRQ）、经胸超声心动图、胸部CT及相关实验室生物化学检测。根据静息状态下超声心动图测量的三尖瓣反流峰值流速（TRV）和其他指标评估肺动脉高压（PH）的可能性，用低、中、高可能性表示，以高可能性为PH组，低、中可能性为非PH组。比较2组临床特点。组间比较，正态分布采用 t检验，构成比用 χ2检验，对数据进行Pearson相关分析，采用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和逐步回归进行危险因素分析。 结果:67例（67/366，18.3%）合并PH可能性高，PH组平均肺动脉收缩压（sPAP）为（51.7±6.7）mmHg（1 mmHg=0.133 kPa）。与非PH组相比，PH组年龄（76.0岁比64.0岁）、体重指数 ［（21.4±6.0）比（22.6±7.2）kg/m 2］，脑钠肽［（50.8±9.1）比（36.4±8.1）pg/ml］、3年急性加重次数［（6.1±0.1）比（2.8±0.4）次］、CAT（17.0比10.0分）、SGRQ（48.9比32.1分）和D LCO占预计值% ［（51.9±21.9）% 比（67.0±22.1）%］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5）。慢阻肺患者D LCO占预计值%与sPAP呈负相关（ r=-0.28， P<0.01）。PH组胸部CT低衰减区（56.1%比34.3%）和肺间质异常比例（30.8%比15.6%）均高于非PH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1）。LAA%≥30%和肺间质异常是PH的独立危险因素（ β值分别为1.479和1.065， OR值为3.640~5.720，95% CI：1.462~8.571，均 P<0.01）。主肺动脉直径与主动脉直径的比值与sPAP呈负相关（ r=-0.35， P<0.01）。年龄≥75岁、FEV 1占预计值%<50%及合并PH高可能性是慢阻肺急性加重的预测因素（ β值为0.459~1.211， OR值为3.643~5.722，95% CI：1.463~8.904，均 P<0.01）。 结论:超声心动图评估的合并PH高可能性的慢阻肺患者年龄较大，体重指数较低，一般状况更差。PH高可能性和肺气肿密切相关，与慢阻肺急性加重相关。

目的:基于虚拟标准化临床生物化学实验室对常规临床生物化学诊断项目进行成本核算。方法:提取2019年1—6月上海市10家医院的临床生物化学实验室相关数据，通过对3名卫生经济专家和上述医院检验科主任的访谈，确定关键指标并构建虚拟标准化临床生物化学实验室模型。从物资损耗成本、人力成本和其他成本方面核算模型实验室的项目成本。根据检测方法原理对常规临床生物化学诊断项目进行聚类，采用配对 t检验比较同一聚类内项目的成本差异。 结果:采用速率法和干化学法检测丙氨酸氨基转移酶的成本分别为5.12元和11.63元；采用透射比浊法和散射比浊法检测免疫球蛋白G的成本分别为20.00元和22.26元。对214个常规临床生物化学诊断项目进行聚类分析，其中的202项被归为42个聚类，其日均检测量占总检测量的91.7%(4 493/4 900)。对丙氨酸氨基转移酶(速率法)、天门冬氨酸氨基转移酶(速率法)、胆固醇(酶法)和尿酸(酶法)这4种基于酶学的同一聚类实验室诊断项目进行成本核算，结果分别为5.12元、5.10元、5.24元和5.14元，其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 结论:本研究构建的临床生物化学实验室诊断项目成本核算方法纳入了人力成本核算，体现出医务人员的技术劳务价值，并可基于项目聚类核算成本，可为医疗服务价格制定和医院运营管理提供参考。

目的:探讨肝硬化患者并发显性肝性脑病（OHE)的危险因素。方法:回顾性研究设计，以住院肝硬化合并OHE患者为病例组，选取同期住院的肝硬化未发生OHE患者为对照组，比较两组患者临床资料以及实验室资料，分析影响OHE发生的危险因素。应用SPSS软件统计分析，采用 t检验或秩和检验比较计量资料，χ 2检验或Fisher确切概率法比较计数资料。采用logistic回归进行多因素分析。 结果:2017年8月至2018年12月期间住院诊断为肝硬化患者共500例，共40例发生OHE，作为病例组，并随机选取40例同期住院的肝硬化未发生OHE患者为对照组。病例组和对照组性别构成和年龄均可比。两组患者的肝硬化病因构成方面，均以病毒性肝炎（其中主要为乙型病毒性肝炎）为主，病例组和对照组分别为52.5%和57.5%。其余病因包括酒精性肝病、自身免疫性肝病等。在血生物化学指标方面，两组的血肌酐水平可比，但是病例组中血清总胆红素水平更高（34.30 μmol/L对比18.65 μmol/L， Z = -3.185， P < 0.05)、血钠水平更低（137.00 mmol/L对比140.08 mmol/L， Z = -2.348， P < 0.05）、凝血酶原时间更长（14.60 s对比12.20 s， Z = -5.078， P < 0.05），国际标准化比值更低（1.33对比1.07， Z = -5.632， P < 0.05），血白蛋白水平更低（30.6 g/L对比35.6 g/L， t = 3.386， P < 0.05）。在并发症方面，病例组的合并消化道出血比例更高（30.0%对比10.0%，χ 2 = 5.000， P < 0.05）、合并腹水比例更高（87.5%对比30.0%，χ 2 = 27.286， P < 0.05）、继发感染比例更高（32.5%对比10.0%，χ 2 = 7.813， P < 0.05）。在病情严重程度评级方面，病例组的Child-Pugh C级所占比例更高（62.5%对比10.0%，χ 2 = 26.593， P < 0.05）。在结局方面，病例组病死3例，对照组无一例病死。多因素分析发现肝硬化患者Child-Pugh分级为C（ OR = 12.696），合并腹水（ OR = 10.655）是发生OHE独立危险因素。 结论:单中心回顾性临床研究显示，肝硬化并发OHE者病情更重，并发症更多。为及时诊治肝硬化OHE，应更多关注合并腹水及Child-Pugh C级者。

神经酰胺在鞘脂代谢途径中起着重要作用，影响细胞信号通路，调节细胞和机体代谢，并与多种疾病的发生发展有关。近年来，随着质谱技术在神经酰胺检测方面的应用与发展，神经酰胺或不同种类神经酰胺组合可能作为新型生物标志物，用于多种疾病的临床辅助诊断、风险评估及预后判断。该文综述了神经酰胺的生物化学特性、检测方法及其临床应用新进展，并对其作为生物标志物的应用价值前景进行展望。

目的:总结慢性乙型肝炎（CHB）合并自身免疫性肝炎（AIH）的临床诊断和治疗方法。方法:回顾性分析2013年12月至2018年6月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消化内科门诊随访的19例诊断为CHB合并AIH患者的临床表现、实验室检查、影像学、病理组织学特点、治疗及转归情况，正态分布计量资料治疗前后比较采用配对样本 t检验；不符合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以中位数（四分位数间距）表示，治疗前后比较采用配对样本的Wilcoxon符号秩和检验。 结果:19例患者中男性5例、女性14例，发病年龄35～63（47.10±8.76）岁。CHB先于AIH诊断有12例，AIH先于CHB诊断有5例，AIH和CHB同时诊断有2例。明确诊断CHB合并AIH后，予以核苷（酸）类似物抗乙型肝炎病毒联合糖皮质激素治疗，并根据肝内炎症（炎症分级在G3及以上）及白细胞情况加用免疫抑制剂硫唑嘌呤或吗替麦考酚酯。治疗2周至16周不等（治疗中位时间6周），除1例刚诊断治疗随访中外，其余18例患者治疗前后生物化学指标、免疫球蛋白均明显下降，治疗前后指标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值均< 0.05），HBV DNA均< 20拷贝/ml。 结论:CHB合并AIH容易漏诊，需要结合临床特点、自身抗体、免疫球蛋白水平，尤其重视肝组织病理学特点进行综合诊断。对抗-HBc阳性使用免疫抑制剂治疗的患者，应加强对HBV DNA的监测，必要时需抗乙型肝炎病毒治疗。

目的:观察同型半胱氨酸（Hcy）、血尿酸（SUA）水平与2型糖尿病（T2DM）患者视网膜病变的相关性，初步探讨其预测价值。方法:回顾性研究。2020年1月至2021年3月于沧州市中心医院内分泌科住院治疗的T2DM患者324例纳入研究。检测患者空腹血糖（FBG）、糖化血红蛋白（HbA1C ）、三酰甘油（TG）、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LDL-C）、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HDL-C）、血肌酐（Scr ）、血尿素氮（BUN）、Hcy、SUA以及外周血内皮祖细胞（EPC ）、循环祖细胞（CPC ）、内皮细胞（CEC）计数，计算胰岛素抵抗指数（HOMA-IR）。根据有无糖尿病视网膜病变（DR）将患者分为无DR （NDR）组、DR组，分别为100、214例。对比观察两组患者临床资料和实验室生物化学指标。采用logistic回归分析法分析T2DM患者发生DR的独立危险因素；平滑曲线拟合分析法分析Hcy、SUA与DR的曲线关系，并利用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ROC曲线）计算Hcy、SUA及两者联合预测T2DM患者发生DR的ROC面积（AUC），评估Hcy、SUA对T2DM患者发生DR的预测价值。结果:DR组患者糖尿病病程（ t=5.380 ）、收缩压（SBP）（ t=2.935 ）、高血压（ χ2=10.248）、糖尿病肾病（ χ2=9.515 ）、糖尿病周围神经病变（ χ2=24.501）、FBG （ t=3.945）、HbA1C（ t=3.336）、TG （ t=2.898）、LDL-C （ t=3.986）、Scr （ t=2.139）、SUA （ t=7.138）、HOMA-IR（ t=3.237）、BUN （ t=3.609）、Hcy （ t=2.363）以及CEC计数（ t=19.396）显著高于NDR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EPC （ t=9.563）、CPC （ t=7.684）计数显著低于NDR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糖尿病病程、SBP、高血压、FBG、HbA1C、LDL-C、SUA、Hcy、EPC、CPC、CEC均是T2DM患者发生DR的独立危险因素（ P<0.05 ）。平滑曲线拟合分析结果显示，Hcy、SUA与DR的发生呈线性正相关。调整混杂因素后，当Hcy≥15 μmol/L时，Hcy每增加1 μmol/L，DR发生风险增加14%[比值比（ OR）=0.92，95%可信区间（ CI）0.88~ 0.98， P<0.05]；当Hcy <15 μmol/L时，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OR=0.96，95% CI 0.92~ 1.08， P>0.05）。当SUA≥304 μmol/L时，SUA每增加20 μmol/L，DR发生风险增加17% （ OR=0.80，95% CI 0.68~0.94， P<0.05 ）；当SUA<304 μmol/L时，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OR=0.83，95% CI 0.72~0.95， P>0.05）。ROC曲线分析结果显示，Hcy、SUA、Hcy联合SUA预测T2DM患者发生DR的AUC值分别为0.775 （95% CI 0.713~0.837， P<0.001）、0.757 （95% CI 0.680~ 0.834， P<0.001 ）、0.827 （95% CI 0.786~0.868， P<0.001）。Hcy联合SUA具有更优的预测效能。 结论:T2DM患者Hcy、SUA水平异常升高与DR的发生密切相关，为患者发生DR的独立危险因素。Hcy联合SUA对DR的发生具有较高的预测价值。

徐州医科大学依托国家级基础医学实验教学示范中心和江苏省重点实验室科研平台，组织临床医学专业本科生参加科研实践创新训练计划。以缺血性神经细胞损伤信号转导方面的科学研究为例，研究实践创新训练对医学本科生实验能力和科研思维的培训，并初步探讨实践创新训练对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教学改革的促进作用。科研实践创新训练提供了新的教学方式，有力推动了医学本科生的科研素质培养及理论课程的教学改革。

目的:探讨非围产期成人单核细胞性李斯特菌(LM)感染者的临床特征。方法:纳入2010年1月至2023年7月第四军医大学唐都医院收治的经病原学确诊的25例非围产期李斯特菌病患者，回顾性分析患者人口学资料、基础疾病、临床表现、实验室检查指标、头颅影像学表现、抗感染治疗方案、临床转归等特征。分别比较李斯特菌败血症组和李斯特菌性脑膜脑炎组、康复组和死亡组患者的临床特征。统计学分析采用独立样本 t检验和曼-惠特尼 U检验。 结果:25例患者年龄为(52.84±12.17)岁，男18例，女7例，主要临床表现为发热[23/25(92%)]、头痛[15/25(60%)]、意识障碍[12/25(48%)]、呕吐[8/25(32%)]，13例(52%)患者存在基础疾病(包括血液系统疾病、自身免疫病、实体肿瘤、肝硬化等)。李斯特菌败血症组和李斯特菌性脑膜脑炎组在血常规、转氨酶、蛋白质水平、肾功能、电解质、血糖、炎症指标之间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死亡组血小板计数高于康复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243.10±92.96)×10 9/L比(157.80±75.55)×10 9/L， t＝2.45， P＝0.022]，但康复组和死亡组在生物化学、炎症指标之间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李斯特菌性脑膜脑炎患者头颅影像学检查表现为颅内感染、脑水肿/脑积水或脑疝。19例李斯特菌性脑膜脑炎患者的脑脊液压力[220.0(130.0, 290.0) mmH 2O(1 mmH 2O＝0.009 8 kPa)]、脑脊液细胞总数[522.0(350.0, 783.0)×10 6/L]、脑脊液白细胞数[356.0(266.0, 668.0)×10 6/L]和脑脊液蛋白质定量[1 817.0(822.5, 6 000.0) mg/L]均升高，15例患者脑脊液氯化物降低[(111.70±8.51) mmol/L]，10例患者脑脊液葡萄糖水平降低[3.71(1.45, 7.11) mmol/L]。血培养和脑脊液培养药物敏感试验结果示LM对氨苄西林均敏感，分别有1例、3例、3例患者对青霉素、美罗培南、复方磺胺甲噁唑耐药。17例康复患者中13例使用基于氨苄西林或青霉素等敏感抗菌药物的治疗方案。 结论:罹患基础疾病、免疫功能低下的患者出现高热、中枢神经系统感染等临床症状时，应警惕李斯特菌病可能，早期应用以氨苄西林为基础的治疗方案有利于患者临床康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