乳腺癌保乳术后放疗方案中，瘤床及其靶区的准确勾画至关重要。利用不同医学图像与放疗定位CT图像进行配准能提供更加全面的信息从而辅助医生勾画靶区。根据几何变换性质可将图像配准方法分为刚性和非刚性两大类。由于软组织易形变的特性，刚性配准较难实现非刚性结构的严格匹配，非刚性配准的结果更加符合复杂形变的实际情况。文章旨在综述两类配准方法在乳腺癌瘤床靶区勾画中的应用，分析临床应用中存在的问题，并展望非刚性配准未来的研究方向。

多灶性/多中心性乳腺癌（MMBC）患者的检出率不断增高，其局部治疗也引起了更多关注。相关研究着眼于手术方法的选择、放射治疗的应用，以及局部消融治疗是否可行。鉴于回顾性研究结果显示保留乳房手术有较高的局部复发率，目前国内大多学者推荐对MMBC实施全乳房切除术。随着影像技术的进步、手术技术的提高、切缘的准确判断、新型治疗药物的不断涌现和放疗精准度的提高，近期也有研究结果显示，对于符合条件的MMBC患者，保留乳房手术在保证切缘阴性和美容效果的同时，并未增加局部复发率。MMBC患者在乳房切除术后是否必须接受辅助放疗存在争议，部分证据表明MMBC可能增加局部复发的风险，应成为放疗的重要考虑因素；也有证据显示，无论手术类型如何，MMBC的局部复发率都较高。总体而言，MMBC的局部治疗方式与单灶性乳腺癌的治疗方式基本相同，但需要更多的前瞻性研究来进一步优化。

目的:通过图像分析探究乳腺癌术后全乳房放疗中的皮肤定位摆位误差。方法:选择2019年1—8月在浙江省肿瘤医院行辅助放疗的乳腺癌保乳手术术后患者80例。治疗计划中为每位患者创建CT定位图像，放疗过程中在对患者摆位完成后扫描获得锥形束CT（CBCT）验证片，通过图像处理软件将CT定位图像和CBCT验证片叠加至每位患者皮肤表面位置。测量乳头-肺（ X轴）方向和颅尾（ Y轴）方向的等中心偏差以及叠加图像 X、 Y轴旋转角度的偏差。 结果:在80例乳腺癌患者中， X、 Y轴和旋转角度的系统误差（ μ）分别为（0.01 ± 0.01）mm、（-1.35 ± 0.14）mm和（0.06 ± 0.01）°； X、 Y轴和旋转角度之间的系统误差（ Σ）分别为（1.76 ± 0.72）mm、（1.49 ± 0.58）mm和（0.90 ± 0.12）°； X、 Y轴和旋转角度的随机误差分别为（1.34 ± 0.96）mm、（1.93 ± 1.02）mm和（1.0 ± 0.2）°；在整体和左右侧患者中总矢量误差分别为（3.02 ± 1.26）、（2.88 ± 1.03）和（3.25 ± 1.38）mm，均不具有临床意义。 结论:乳腺癌保乳手术后常规乳房放射治疗过程中依据皮肤表面位置并且结合使用图像处理软件可获得足够小的摆位误差。

目的:探讨真空垫联合乳腺托架固定在乳腺癌直线加速器调强放疗中的摆位误差。方法:回顾性分析海安市中医院2017年7月至2022年3月收治的72例接受乳腺癌保乳术后直线加速器调强放疗患者的临床资料，依据放疗固定方案将其分为真空垫组（24例）、乳腺托架组（27例）、真空垫联合乳腺托架组（21例），采用锥形束CT分析固定摆位误差，计算总体误差均值和系统误差的标准差值，并分析影响固定摆位误差的相关因素。结果:乳腺托架组、真空垫组及真空垫联合乳腺托架组组间前后（Z）方向平移误差（2.11±0.41、2.67±0.26、1.79±0.21）、Z方向旋转误差（1.14±0.24、1.05±0.21、0.91±0.22）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F值分别为45.86、6.21，均 P<0.05）；真空垫组Z方向平移误差高于真空垫联合乳腺托架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t=12.37， P=0.001）；乳腺托架组Z方向旋转误差高于真空垫联合乳腺托架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t=3.41， P=0.001）。乳腺托架组左右（X）、上下（Y）、Z方向的计划靶区（PTV）外放边界值分别为2.02、2.09、1.97；真空垫组X、Y、Z方向的PTV外放边界值分别为1.81、2.07、2.25；真空垫联合乳腺托架组X、Y、Z方向的PTV外放边界值分别为1.13、1.51、1.49。多因素分析结果显示，体质量指数（BMI）（ OR=4.208，95% CI 1.438~12.312）、乳腺体积（ OR=4.023，95% CI 1.375~11.769）均是固定摆位误差的独立影响因素（均 P<0.05）。 结论:真空垫联合乳腺托架应用于乳腺癌直线加速器调强放疗的固定摆位，有助于减小固定摆位误差，但固定摆位误差同时受患者BMI、乳腺体积等因素影响。

目的:探讨左乳腺癌保乳术后全乳腺野中野正向调强放疗（FIF-IMRT）与固定野逆向调强放疗（FFIO-IMRT）剂量分布的差异。方法:选取江苏省肿瘤医院2016年10月至2018年12月早期左乳腺癌保乳术后患者10例，均设计FIF-IMRT与FFIO-IMRT两组放疗计划，乳腺处方剂量为50 Gy，25次，5次/周，2 Gy/次。在计划靶区满足处方剂量前提下，用剂量-体积直方图（DVH）比较两种计划中计划靶体积（PTV）、危及器官、治疗跳数的剂量学差异。结果:PTV方面，两种计划适形指数（CI）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FIF-IMRT均匀性指数（HI）高于FFIO-IMRT（0.13±0.02比0.10±0.04， P<0.05）；两种计划95%处方剂量曲线包括的体积比例（V 95%）、V 100%及最大放疗剂量（D max）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FIF-IMRT V 105%及平均放疗剂量（D mean）均高于FFIO-IMRT[（37.63±8.85）%比（18.64±5.27）%，（51.81±0.17）Gy比（51.37±0.26）Gy，均 P<0.05]。心脏剂量方面，两种计划不小于30 Gy照射的体积比例（V 30 Gy）、V 40 Gy、D max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FIF-IMRT V 5 Gy、V 10 Gy、D mean均低于FFIO-IMRT（均 P<0.05）。冠状动脉剂量方面，两种计划V 20 Gy、V 30 Gy、D max、D mean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FIF-IMRT V 5 Gy、V 10 Gy均低于FFIO-IMRT（均 P<0.05）。左心室剂量方面，两种计划V 20 Gy、V 30 Gy、V 40 Gy、D max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FIF-IMRT V 5 Gy、V 10 Gy、D mean均低于FFIO-IMRT（均 P<0.05）。左肺剂量方面，两种计划V 20 Gy、V 30 Gy、D max、D mean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FIF-IMRT V 5 Gy低于FFIO-IMRT（ P<0.05）。右肺、右乳及脊髓剂量方面，两种计划D max、D mean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治疗总跳数方面，FIF-IMRT低于FFIO-IMRT（255.6±5.6比525.8±86.9， P<0.01）。 结论:与FFIO-IMRT相比，FIF-IMRT虽然靶区均匀性略差、靶区高剂量区体积大，但仍在可控范围内，可满足治疗的要求。FIF-IMRT可有效降低正常组织低剂量辐射，治疗跳数明显低于常规FFIO-IMRT，可缩短单次治疗时间，减少治疗过程中患者体位移动造成的不准确性，并对机器损耗小。

目的:比较3种调强放疗技术在早期左侧乳腺癌保乳术后全乳腺放疗中的剂量学差异。方法:回顾性分析2019年3月至8月在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治疗的12例早期左侧乳腺癌保乳术后女性患者，年龄32~50(42.4±6.8）岁。分别设计基于固定角度适形调强放疗的混合调强（3DCRT+IMRT）、容积旋转调强放疗的混合调强（3DCRT+VMAT）和切线弧容积旋转调强放疗计划（t-VMAT），并比较3种放疗计划的计划靶区、危及器官剂量参数以及治疗效率的差异。组间数据比较采用配对 t检验。 结果:3种调强放疗计划的靶区剂量分布和危及器官受量均能满足临床要求。3DCRT+IMRT和t-VMAT两种计划相比，3DCRT+VMAT的靶区剂量学指标适形性指数（0.84±0.05对0.74±0.06对0.79±0.06）和均匀性指数（0.10±0.03对0.14±0.03对0.13±0.03）最优，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t=-9.01~6.47，均 P<0.05）；3DCRT+IMRT对患侧（左）肺的V 5[（35.92±8.01）%对（49.33±12.05）%对（60.58±12.94）%]、V 10[（25.50±6.91）%对(26.92±7.23）%对（41.25±10.37）%]、D mean[（10.14±2.43）Gy对（11.07±2.88）Gy对（14.52±3.32) Gy]和健侧（右）肺的V 5[（0.50±1.45）%对（2.17±3.76）%对（3.00±4.94）%]、D mean[（0.55±0.21）Gy对（1.79±0.58）Gy对1.75±0.70）Gy]及健侧（右）乳腺的V 5[（0.17±0.58）%对（1.92±4.10）%对（8.25±8.61）%]、D mean[（0.86±0.38）%对（1.65±0.45）%对（2.46±0.86）%]的保护最好。3DCRT+ VMAT的心脏V 30[（4.50±2.88）%对（5.00±3.25）%对（8.42±2.78）%]、V 40[（2.50±2.11）%对（3.25±2.53）%对（4.58±2.07）%]明显优于3DCRT+IMRT和t-VMAT，且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t=-17.11~3.45，均 P<0.05 ）。3DCRT+IMRT的平均机器跳数最小（280.90±52.18），t-VMAT的治疗时间最短。 结论:3DCRT+IMRT在低剂量区（<20 Gy）对健侧肺、患侧肺，健侧乳腺等危及器官的保护比较好，3DCRT+VMAT在提高靶区的均匀性和适形性方面有明显优势，且在高剂量区（>20 Gy）对患侧肺及心脏保护更好，t-VMAT缩短了治疗时间，提高了治疗效率和患者舒适度。

目的:评估腋窝淋巴结清扫术(ALND)中施行识别并保护上肢淋巴系统技术(DEPART)对预防或减轻乳腺癌患者术后上肢淋巴水肿的效果。方法:采用随机对照研究方法。纳入2017年11月至2018年6月在武汉大学中南医院甲乳外科拟行乳腺癌手术的265例患者，通过随机数字表法，将患者随机分为ALND+DEPART组(132例)和标准ALND组(133例)。ALND+DEPART组患者术前注射示踪剂吲哚菁绿和亚甲蓝，术中清扫腋窝淋巴结时，采用分级显影方法示踪上肢淋巴系统，对长径>1 cm、质硬可疑转移的上肢淋巴结做1/4部分冰冻切片，选择性保留上肢淋巴结及淋巴管。标准ALND组患者行标准ALND。术后分别采用5点周径测量体积法和Norman问卷调查，对患者的上肢淋巴水肿情况进行客观和主观指标评估。结果:ALND+DEPART组132例乳腺癌患者中，121例(91.7 %)完成DEPART。ALND+DEPART组和标准ALND组患者的年龄、体质指数、病理类型、腋窝淋巴结清扫数目、N分期、TNM分期、分子分型、区域放疗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中位随访24个月，5点周径测量体积法评估显示，ALND+DEPART组和标准ALND组的淋巴水肿发生率分别为5.0%(6/121)和15.8%(21/133)，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05)。Norman问卷调查法评估显示，ALND+DEPART组和标准ALND组的淋巴水肿发生率分别为5.8%(7/121)和21.8%(29/133)，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01)。两组患者均未出现局部区域复发。 结论:对腋窝淋巴结阳性的乳腺癌患者，ALND术中施行DEPART，能在保证肿瘤安全性的基础上，减少或避免上肢淋巴水肿的发生。

目的:对比自主呼吸门控系统(ABC)和Catalyst呼吸门控系统在左侧乳腺癌保乳术后的剂量学差异。方法:回顾性选取深圳市人民医院放疗科2020年11月至2021年8月收治的左侧乳腺癌保乳术后女性患者48例，分成ABC和Catalyst组，设计动态调强放疗(IMRT)计划。分析2组计划的靶区和危及器官的剂量学差异。结果:2组呼吸门控IMRT计划在胸壁靶区的 D90%、 D98%、 Dmax、 Dmean、适形指数、均匀性指数及机器跳数方面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2种呼吸门控深吸气屏气(DIBH)模式IMRT计划在患侧肺、心脏方面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ABC组和Catalyst组冠状动脉左前降支 Dmean、 Dmax、 D2%依次为(1 047.72±1 401.84) vs.(454.48±206.26)、(1 619.28±809.05) vs.(1 068.53±419.63)、(1 405.85±798.30) vs.(1 016.54±592.00)cGy，Catalyst优于ABC呼吸门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t＝ －2.07、－3.18、－2.07， P<0.05)。 结论:ABC和Catalyst呼吸门控系统均满足临床治疗要求，Catalyst较ABC呼吸门控可进一步降低冠状动脉左前降支受照射剂量。

目的:探讨程序性细胞死亡蛋白1（PD-1）抗体联合全程新辅助治疗对高风险局部进展期中低位直肠癌患者应用的安全性和可行性。方法:采用描述性病例系列研究方法。回顾性分析2019年1月至2021年4月期间，在北京大学肿瘤医院胃肠肿瘤中心三病区24例接受PD-1联合全程新辅助放化疗的高风险局部进展期中低位直肠癌患者的临床资料。纳入标准：（1）经病理学确诊的直肠腺癌，患者年龄范围18~80岁；（2）内镜下肿瘤下缘距离肛缘≤10 cm；（3）美国东部肿瘤协作组（ECOG）体力状况评分0~1；（4）初始MRI局部分期为T 3c、T 3d、T 4a和T 4b，或壁外血管侵犯（EMVI）阳性，或mrN 2，或直肠系膜筋膜（MRF）阳性；（5）治疗前无明确远隔转移证据；（6）无盆腔放疗史、直肠癌手术史或化疗史；（7）不伴需抗生素治疗的全身性感染以及免疫系统疾病。排除标准：（1）预期新辅助治疗后肿瘤仍不可切除；（2）过去5年内罹患过其他可能影响患者结局的恶性肿瘤或过去6个月发生过动脉栓塞性疾病；（3）接受过其他类型的抗肿瘤或试验性治疗；（4）孕期或哺乳期女性；（5）合并有其他疾病或精神状态异常；（6）即往接受过抗PD-1抗体等免疫治疗的患者。新辅助治疗包括3个阶段，即PD-1抗体（信迪利单抗200 mg，静脉滴注，每3周1次）联合CapeOx方案（奥沙利铂+卡培他滨）3周期；长疗程放疗（调强放疗GTV 50.6 Gy/CTV 41.8 Gy/22 f）；放疗结束后CapeOx方案化疗2周期。第3阶段治疗结束后经过肿瘤疗效评估，行手术治疗或选择等待观察。分析其手术安全性、病理组织学改变及近期肿瘤学结局。 结果:24例患者中男性15例，女性9例，中位年龄65（47~78）岁，肿瘤下缘距离肛缘中位距离4（3~7）cm。肿瘤最大径中位值5.1（2.1~7.5）cm。cT 3和cT 4期分别为20例和4例；cN 1、cN 2a和cN 2b期分别为8例、5例和11例。MRF阳性10例，EMVI阳性10例。所有患者均为错配修复蛋白阳性表达（pMMR）。新辅助治疗期间，6例（25.0%）发生了Ⅰ~Ⅱ级治疗相关不良事件，包括3例免疫相关不良事件。截至2021年4月30日，83.3%（20/24）的患者接受了手术治疗，19例为R 0切除，16例接受保留肛门括约肌手术；术后并发症发生率为25.0%（5/20），包括2例Clavien-Dindo Ⅱ级（吻合口出血和伪膜性肠炎各1例），3例Ⅰ级吻合口狭窄。病理学完全缓解（pCR）比例为30.0%（6/20），主要病理学反应率为20.0%（4/20）。 Ras/Raf突变者无一例出现pCR或cCR（0/5），17例 Ras/Raf野生型患者中6例pCR，3例cCR，显著高于 Ras/Raf突变型（ P<0.01）。 Ras/Raf野生型且为分化型腺癌的16例患者，9例达到pCR或cCR。4例未接受手术的患者中，3例为cCR，采取等待观察策略；1例为SD，因无法保肛拒绝手术。末次中位随访时间为11（6~24）个月，仅1例印戒细胞癌患者出现复发。 结论:PD-1抗体联合全程新辅助放化疗治疗局部进展期直肠癌，具有较好的安全性及组织病理学退缩结果。联合组织学及基因检测有助于筛选可能获益人群。

乳腺癌新辅助全身治疗的有效率提高，使患者的腋窝治疗朝着降低治疗强度、保留腋窝的方向发展。尤其对于新辅助治疗后腋窝淋巴结降期的患者，豁免腋窝淋巴结清扫成为可能。但腋窝放疗能否取代腋窝淋巴结清扫仍有待进一步研究。另外，如何对腋窝转移淋巴结能达到病理完全缓解的患者进行预测，以挑选出能够豁免腋窝手术的人群也是临床关注的焦点。本文对乳腺癌新辅助全身治疗后保留腋窝的研究进展进行综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