脑室出血是危重的急性脑血管病,多继发于自发性脑出血,且常引发脑积水,手术是治疗脑室出血及相关并发症的主要方式.目前国内对脑室出血相关手术治疗基本框架虽已确定,但随着医学技术的快速发展,医疗理念的推陈出新,衍生出多种术式,编码时对各种术式的鉴别存在难度.通过依据《全国医疗技术项目服务技术规范(2023年版)》、国际疾病分类第九版临床修订本手术与操作(ICD-9-CM-3,2011版)的编码规则,总结术式核心理念与编码查找路径比较术式之间的异同并举例.相关编码有脑室血肿穿刺术01.09、脑室血肿清除01.39、脑室外引流术02.21、颅内脑室分流02.22、颅外脑室分流02.31-02.39.编码员在实际工作中应深入理解相关术式的临床分类,通过编码分类轴心提取关键信息,结合实际与编码规则进行另编码或省略编码,提高编码的准确性与完整性.

尿毒症(uremia)与脑血管疾病的发生与进展存在密切关联,相比于肾功能正常的脑出血(intracerebral hemorrhage,ICH)患者,尿毒症患者发生ICH的概率以及死亡几率均呈倍数增加,保守治疗的死亡率极高,有文献报道保守治疗死亡率达76％[1].为了挽救患者生命安全,临床必须积极采取有效措施控制血压水平,清除颅内血肿[2,3].尿毒症合并ICH病情危重,进展迅速,预后不佳,目前临床针对尿毒症合并ICH尚无标准化的治疗方案,外科手术在ICH治疗中应用广泛,现就尿毒症合并ICH外科手术治疗的手术时机、指征以及治疗方式进行综述.

脑淀粉样血管病(CAA)是由血管壁淀粉样蛋白沉积引起的小血管病，主要累及皮层和软脑膜小动脉和毛细血管。CAA主要见于老年人，发病率随年龄增长而增高。主要病理和临床表现为脑叶出血、脑微出血、皮层表面铁沉积、蛛网膜下腔出血、皮层梗死、脑白质异常、CAA相关自身免疫性脑膜脑炎和痴呆等。因为CAA患者易出现自发脑出血，如合并心房颤动需要抗凝治疗或急性缺血性卒中进行静脉溶栓治疗时，可能会增加脑出血的发生风险和导致病情加重，因此，抗栓治疗前需要评估CAA出血风险。CAA相关炎症病情危重，皮质类固醇和免疫抑制剂治疗有效，早期诊断和治疗可以明显改善预后。

目的:总结皮肤科病房危重症患者的临床特点及救治经验。方法:收集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皮肤科病房2011年7月9日至2020年12月31日期间收治的所有"病危"、"病重"患者，回顾其病历资料，总结疾病种类及构成比、主要并发症、病危/病重原因、重要救治措施及病情转归，对死亡病例进行死亡原因分析。结果:共收治危重症患者1 057例，男女比例1∶1.11，18~65岁者占64.81%，收治病种主要涉及药疹（332例）、结缔组织病（226例）、大疱性皮肤病（104例）、银屑病（57例）、红皮病（45例）、感染性皮肤病（67例）等。其中，银屑病（39例）和红皮病（32例）以男性居多，结缔组织病（168例）以女性为主。常见并发症主要涉及感染、重要脏器损害或器官功能不全、低白蛋白血症及水电解质酸碱失衡。病危患者94例，告病危的主要原因涉及皮肤原发疾病、血液系统异常、呼吸衰竭、神经系统异常、肾功能衰竭、脓毒症、水电解质酸碱失衡。在危重症的救治过程中，43例使用大剂量糖皮质激素冲击治疗，264例使用丙种球蛋白冲击治疗，355例输入其他血液制品，34例实施血液灌流/免疫吸附、血浆置换、透析或人工肝等特殊治疗；42例转入重症监护室救治，12例转入外科手术，12例转入妇产科分娩或引产。经救治，989例（93.57%）好转出院。14例（1.32%）死亡，其中，7例因继发脓毒症、2例因严重肺部感染、2例因呼吸黏膜脱落堵塞气道致窒息死亡，其他3例分别因消化道大出血、脑出血、神经精神性狼疮死亡。结论:皮肤科病房危重病例主要集中在重症药疹、结缔组织病和大疱性皮肤病等重症皮肤病以及合并重要基础疾病、出现重要器官功能障碍、脓毒症或严重的水电解质酸碱失衡等并发症的患者。治疗上，应尽早明确诊断并进行病情严重程度评估，监测及防范可能出现的并发症，及时请相关学科会诊协助。

目的:探讨危重中枢神经系统(CNS)感染患儿脑血管病变情况。方法:回顾性分析2017年7月至2018年10月北京儿童医院重症监护病房收治的需机械通气的43例CNS感染患儿临床资料，并对每例患儿采用经颅多普勒超声(TCD)检测双侧大脑中动脉的收缩期峰流速、搏动指数等，并结合头部CT或磁共振成像等影像学表现了解其脑血管病变情况。结果:43例患儿中TCD检查正常11例，异常32例。TCD异常患儿中流速增快27例，流速减低5例。在流速增快的27例患儿中，符合血管痉挛标准者15例；流速减低的5例中4例呈震荡波。全部患儿中21例(48.9%)有脑缺氧缺血性表现，6例(13.9%)出现脑出血(其中5例同时合并脑缺血)，2例(4.7%)住院期间即合并脑软化。全部患儿中共20例完成了头部磁共振血管成像，其中异常14例(70%)。出院时预后不良共32例(74.4%)，其中死亡或脑死亡10例(23.3%，10/32例)。结论:危重CNS感染患儿较多出现脑血流动力学异常及缺血性改变，其中达到血管痉挛者或流速度减低者预后最差。

目的:探讨脓毒症休克儿童左心收缩功能不全的临床特征及相关风险因素。方法:回顾性分析2016年2月至2021年6月就诊于首都儿科研究所附属儿童医院重症医学科诊断脓毒症休克患儿的临床资料。纳入标准：⑴符合脓毒症休克诊断标准；⑵休克治疗开始48 h内完善心脏超声检查，休克治疗期间动态监测心脏超声。排除标准：⑴既往有慢性心功能不全、心肌病、器质性心脏病史者；⑵合并急性脑梗死、脑出血、坏死性脑病者；⑶先天性遗传代谢疾病者；⑷资料不完整者。以左室射血分数（left ventricular ejection fraction, LVEF）<50%或LVEF较入科时的LVEF降低10%定义左心收缩功能不全。比较左心收缩功能不全与左心收缩功能正常患儿临床资料的差异。组间比较采用独立样本 t检验、Mann-Whitney U检验或 χ2检验，应用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左心收缩功能不全的相关因素。 结果:脓毒症休克患儿左心收缩功能不全发生率为30.0%，发生于休克病程第（2.4±1.3） d，左室射血分数最低值为（42±8）%，于休克病程第（6.7±3.3） d恢复正常。左心收缩功能不全患儿（ n=18）与左心收缩功能正常患儿（ n=42）相比，血行感染（77.8% vs. 40.5%， P=0.018）、小儿危重病例评分[（64±13） vs. （76±14）， P=0.003]、入室乳酸值[3.80（3.15，5.88）mmo/L vs. 2.70（1.85，3.80）mmol/L， P=0.001]、左室射血分数[（42±8）% vs. （67±5）%， P<0.001]、呼吸机应用（83.3% vs. 50.0%， P=0.033）、正性肌力药与血管加压药物应用（100.0% vs. 64.3%， P=0.009）、6 h复苏成功率（38.9% vs. 73.8%， P=0.010）、28 d病死率（38.9% vs. 12.8%， P=0.025）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年龄、性别、休克指数及致病菌差异无统计学意义。血行感染（ OR=7.358，95% CI: 1.198~45.197， P=0.031）、入室乳酸值（ OR=1.743，95% CI：1.041~2.917， P=0.034）是左心收缩功能不全的独立相关因素。 结论:脓毒症休克患儿左心收缩功能不全发生率为30.0%，多发生于休克病程2.4 d，病程1周恢复正常，与28 d病死率相关。血行感染、高乳酸值是脓毒症休克儿童左心收缩功能不全的独立危险因素。

目的:分析神经外科术后患者拔除引流管后出现高热的危险因素。方法:回顾分析2019年1月至2021年7月北京大学第三医院危重医学科收治的146例神经外科术后留置引流管患者临床资料。按拔除引流管后24 h内是否出现体温≥39 ℃将患者分为高热组和非高热组。收集两组患者一般临床资料及临床结局，基于格拉斯哥昏迷评分（GCS）对高热组和非高热组进行倾向性评分匹配，分析匹配后队列患者的年龄、性别、入院诊断、合并症、入院时急性生理学与慢性健康状况评分Ⅱ（APACHEⅡ）、GCS评分、引流管留置天数和留置位置、拔除引流管前微生物培养结果、拔除引流管前后白细胞计数（WBC）和中性粒细胞比例（NEU%）及临床结局，主要临床结局为住院病死率，次要临床结局为重症监护病房（ICU）住院天数。结果:① 146例神经外科术后患者中28例拔除引流管后出现高热，高热组患者入院时GCS评分明显低于非高热组，高血压和糖尿病比例明显高于非高热组。②基于GCS评分进行倾向性评分匹配，两组各得28例，两组间性别、年龄、GCS评分及高血压和糖尿病比例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患者入院时诊断以脑出血为主〔53.6%（30/56）〕。高热组患者脑室引流管留置比例和腰椎穿刺比例均明显高于非高热组〔32.1%（9/28）比7.1%（2/28），25.0%（7/28）比0（0/28），均 P<0.05〕，但引流管留置位置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高热组拔除引流管前1 d WBC〔×10 9/L：13.0（9.5，15.2）比11.5（8.8，13.3）〕、拔除引流管后NEU%〔0.892（0.826，0.922）比0.843（0.809，0.909）〕及引流液或引流管尖端培养阳性率〔7.1%（2/28）比0%（0/28）〕均较非高热组有所升高，但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两组间拔除引流管前肺部感染、泌尿系感染及血流感染比例比较差异亦无统计学意义。临床结局方面，与非高热组比较，高热组ICU住院天数显著延长〔d：17.0（8.0，32.3）比8.5（1.0，16.8）， P<0.05〕，住院病死率显著升高〔35.7%（10/28）比10.7%（3/28）， P<0.05〕。高热组患者住院期间耐碳青霉烯细菌培养阳性率明显高于非高热组〔32.1%（9/28）比3.6%（1/28）， P<0.05〕。 结论:神经外科术后留置引流管患者拔除引流管后出现高热可显著延长其ICU住院时间、增加住院病死率；其原因可能与留置颅内引流管继发感染及拔除时造成细菌颅内扩散，以及引流管导致颅内多重耐药细菌感染有关。

本文报道1例源于内科系统疾病继发血小板减少、静脉窦血栓形成、弥散性血管内凝血导致自发性脑出血的神经重症病例。准确及时地判断不同器官疾病的危重程度及变化趋势，谨慎权衡治疗利弊和冲突，联合多学科会诊，提早预防和积极处理相关并发症是患者获得良好预后的关键。

目的 探讨Snyder希望理论下前移式护理方案在危重症脑出血患者中的应用效果.方法 选择 2021 年 1月—2022 年 8 月聊城市人民医院收治的 80 例危重症脑出血患者,根据随机信封法将其分为对照组(40 例)和观察组(40 例).对照组采用常规护理方案,观察组在对照组基础上采用Snyder希望理论下前移式护理方案.比较两组护理效果、再出血情况、神经损伤程度、生活质量、心理状态和护理满意度.结果 观察组护理总有效率高于对照组(95.00%vs.85.00%),再出血率低于对照组(0 vs.7.50%),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干预后,两组意识水平、凝视、视野、面瘫、上下肢运动、共济失调、感觉评分及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卒中量表总分均低于干预前,且观察组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5.453、11.393、19.039、7.383、16.248、9.993、28.399、8.693,P＜0.05).干预后,两组定向、记忆力、即刻回忆力、注意计算力、语言能力评分及简易智能精神检查量表总分均高于干预前,且观察组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10.278、6.817、6.223、6.040、5.420、8.485,P＜0.05).干预后,两组行动能力、力量、交流、生活能力、社会能力评分均高于干预前,且观察组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4.784、14.700、14.281、4.069、6.556,P＜0.05).干预后,两组焦虑自评量表、抑郁自评量表评分均低于干预前,且观察组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11.479、12.575,P＜0.05).观察组护理总满意度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4.476,P＜0.05).结论 Snyder希望理论下前移式护理方案可有效改善危重症脑出血患者的护理质量、生活质量和心理状态,提高护理满意度,促进神经功能恢复.

目的 探讨与分析基于危机原则的全程化护理干预对脑出血危重患者神经功能的影响.方法 选择在我院诊治的危重脑出血患者66例,随机分为危机组与传统组,各33例.传统组予常规护理干预,危机组在传统组的基础上予基于危机原则的全程化护理干预,两组护理观察时间为14 d,记录患者神经功能变化情况.结果 护理后,两组的NIHSS评分与护理前相比显著降低(P＜0.05),且危机组的NIHSS评分显著低于传统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危机组护理期间的遵医依从性显著高于传统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危机组护理期间的护理满意度显著高于传统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危机组的并发症发生率显著低于传统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 基于危机原则的全程化护理干预在脑出血危重患者的应用能有效患者的神经功能,提高患者的遵医依从性与满意度,降低并发症发生率,有很好的应用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