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分析院际转运在危重症儿童中的应用现状，探讨如何进一步优化危重症儿童院际转运系统建设。方法:回顾性分析2018年2月至2020年12月深圳市儿童医院儿童疾病转运中心通过院际转运收治PICU的296例危重症患儿的临床资料。结果:296例院际转运危重症患儿主要来自深圳地区及深圳周边地区共74家医院，辐射半径2.5~365 km，其中164例(55.4%)转运半径为50~200 km，117例(39.5%)转运半径为50 km以内，15例(5.1%)转运半径>200 km。转运患儿中男186例(62.8%)，女110例(37.2%)。年龄范围1月龄~16岁(中位数1岁10个月)。所有转运危重症患儿中需要呼吸机辅助通气152例(51.4%)，转运途中发生不良事件4例(1.4%)。需紧急处理的：需吸痰18例(6.1%)，球囊通气1例(0.3%)，镇静药止痉4例(1.4%)，无一例患儿在转运途中死亡。转运病种呈多样化，其中意外伤害103例(34.8%)，呼吸系统疾病60例(20.3%)，神经系统疾病52例(17.6%)，心血管系统疾病24例(8.1%)，感染致多脏器功能障碍20例(6.8%)，消化系统疾病(含外科疾病)15例(5.1%)，传染性疾病11例(3.7%)，血液系统疾病5例(1.7%)，内分泌及免疫系统疾病各3例(1.0%)。296例危重症患儿均经过我院急诊科绿色通道收入PICU住院治疗，住院后经手术治疗39例(13.2%)，主要为颅脑手术29例(9.8%)，2例(0.7%)接受体外膜肺氧合治疗。住院天数1~246 d(中位数12 d)，243例(82.1%)治愈或好转出院，27例(9.1%)放弃治疗或转院，26例(8.8%)死亡。结论:危重症儿童院际转运系统在三甲医院尤其是儿科专科三甲医院的建立，有助于解决周边大部分综合性医院儿科医疗设备不齐全和医疗水平受限的问题，有利于更迅速、更积极有效地救治危重症患儿，而持续推广和优化院际转运系统对实现三级诊疗阶梯建设、保障儿童健康和生存质量极其重要。

德曲妥珠单抗（T-DXd）是靶向人表皮生长因子受体2（HER-2）的新一代抗体药物偶联物，具备旁观者效应。T-DXd不仅可以大幅改善HER-2阳性晚期乳腺癌患者的生存，还可以使HER-2低表达晚期乳腺癌患者从HER-2靶向治疗中获益。T-DXd已被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用于治疗HER-2阳性和HER-2低表达乳腺癌患者，未来T-DXd在临床实践中会很快被广泛应用。然而，T-DXd在临床试验中也显示出了与既往抗HER-2靶向药不同的安全性特征，如何更合理地管理T-DXd不良事件，充分发挥T-DXd疗效是当下临床亟需解决的问题。德曲妥珠单抗临床管理路径及不良反应处理共识专家组基于现有的临床循证证据和指南共识，结合临床实践经验，经过多次研讨，最终达成德曲妥珠单抗临床管理路径及不良反应处理中国专家共识（2024版）。共识内容包括T-DXd的临床使用方法、治疗前患者教育和T-DXd常见及需要关注的不良事件及管理等方面，其中T-DXd常见及需要关注的不良事件涵盖了输液相关不良事件、消化系统不良事件（恶心/呕吐、便秘、腹泻和食欲下降）、血液学不良事件（中性粒细胞减少、发热性中性粒细胞减少、贫血、血小板减少）、呼吸系统不良事件（间质性肺病/肺炎）、心血管不良事件（左心射血分数下降）、肝功能不良事件（转氨酶升高）以及其他常见不良事件（脱发、疲乏）等。共识重点介绍了各不良事件的预防、发生不良事件时的剂量调整和治疗以及对患者生活方式的建议，旨在提高临床医师对T-DXd的认识水平，为广大临床肿瘤医师提供T-DXd临床管理及不良事件处理的实践指导。

目的:探索经鼻高流量氧疗（HFNO）联合早期拔管对小儿腺样体-扁桃体切除术（简称扁腺手术）麻醉恢复期呼吸系统不良事件（RAE）发生率的影响。方法:选取复旦大学附属眼耳鼻喉科医院2021年12月至2022年1月接受全身麻醉扁腺手术的患儿40例，男21例，女19例，年龄［ M（ Q1， Q3）］为4（4，5）岁。按随机数字表法分为2组（ n=20）：HFNO早期拔管组（H组）和常规拔管组（C组）。H组患儿进入麻醉后监测治疗室（PACU）后通过鼻导管接受湿化加温的高流量氧气（流速25 L/min）支持，直至意识恢复；患儿自主呼吸恢复满10 min时拔除气管导管。C组患儿不接受HFNO，自主呼吸恢复超过10 min且出现不耐管现象时，或未出现不耐管现象但自主呼吸恢复满20 min时拔除气管导管。比较两组患儿麻醉恢复期RAE发生率、呛咳发生率、强化护理策略应用率、拔管时间、PACU时长，以及自主呼吸恢复及气管拔管时的各项生命体征。 结果:H组麻醉恢复期RAE累积发生率低于C组［30%（6/20）比65%（13/20）， P=0.027］；呛咳发生率少于C组［10%（2/10）比45%（9/20）， P=0.031］；强化护理策略应用率低于C组［20%（4/20）比55%（11/20）， P=0.048］；拔管时间早于C组［（33.4±4.5）比（42.7±5.3）min， P<0.001］，但PACU时长在组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除H组拔管时呼气末二氧化碳分压（P ETCO 2）高于C组［（52.9±9.4）比（48.9±3.1）mmHg（1 mmHg=0.133 kPa）， P<0.001］之外，两组患儿在入PACU、自主呼吸恢复、拔除气管导管、出PACU时的各项生命体征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 结论:扁腺手术患儿麻醉恢复期，采用HFNO联合早期拔管策略，可显著减少RAE发生率。

目的:调查中国急性缺血性脑卒中（AIS）患者行血管内治疗（EVT）围手术期麻醉管理和患者安全现状。方法:采用自行设计的问卷星小程序电子问卷，自2023年10月23日至2023年11月23日，通过多个学会和协会渠道进行调查，问卷覆盖中国大陆地区31个省、市以及自治区内的部分二级及以上具有国家EVT资格认证的医疗机构，参与问卷调查者需扫描二维码进入问卷星小程序进行答题，每个微信账户限定提交一份问卷。问卷核心指标包括：①医疗机构概况，机构所在地区、医院认证等级，年度内完成的AIS患者EVT案例数/年有效问卷数及占比；②麻醉医师在AIS患者EVT期间的参与程度，涉及患者交接流程（急诊室-急诊介入治疗室交接）、治疗团队结构（治疗团队麻醉医师组成）、EVT术前麻醉评估、EVT期间麻醉医师与介入医师的沟通和术后患者转运；③ EVT期间麻醉管理的相关信息指标及关注度，涉及循环、呼吸、血糖的维持，相应的药物干预策略、麻醉模式的选择与管理以及围手术期关键信息关注度；④麻醉管理的质量控制。应用以下方法判断问卷的有效性：填写时间超过5 min；同一单位填写多份问卷时，采用大数定律原则处理；在数据分析时，若某选项的反馈数量<1%的有效问卷数，将排除含有该选项的问卷样本。结果:748所具有国家EVT资格认证的医院共回收有效问卷（下简称"问卷"）1 096份，其中二级医疗机构146份（约13.3%），三级医疗机构950份（约86.7%）。医院年度内完成51~100例的问卷占比约为22.1%，为最高；而年度内完成401~500例的问卷占比约为2.2%，为最低。由急诊室转至急诊介入治疗室过程中，1 012份问卷（约92.3%）显示麻醉医师参与交接过程；984份问卷（约89.8%）显示治疗团队的成员构成中至少有1名麻醉医师；377份问卷（约34.4%）显示EVT术前未进行麻醉评估；72份问卷（约6.6%）显示，在EVT期间，麻醉医师与神经介入医师间几乎无任何信息交流；101份问卷（约9.2%）显示，麻醉医师几乎不参与术后患者转运。在治疗过程中，约67.1%受访者将术中收缩压管理目标值设置为140~180 mmHg（1 mmHg=0.133 kPa），约87.2%的受访者将AIS患者EVT术中动脉血二氧化碳分压维持在30~40 mmHg，吸入氧浓度维持在>40%的占比约为84.6%，仅约10.5%的受访者不注重围手术期的血糖管理；约56.0%患者术后带气管导管返回重症监护治疗病房；术后随访患者占比约45.4%；本次问卷中，689份问卷显示倾向选择固定程序型麻醉，407份选择情境适应型麻醉；在麻醉类型与管理倾向性方面，约82.9%的受访者更加注重AIS患者EVT期间的麻醉管理；受访者关注度最高的围手术期关键信息分别为患者的循环系统消息、意识状态及呼吸系统消息（前3位）。约87.5%的问卷（959份）显示，在EVT麻醉管理过程中将参考国内外指南；高达约77%的问卷（844份）显示在围手术期遇到过严重不良事件，包括心搏骤停、导丝穿透血管及过敏性休克等。仅有约40.7%的问卷（446份）显示麻醉科进行了AIS患者EVT神经介入麻醉质量控制报告。结论:麻醉医师是AIS患者行EVT团队的重要组成部分，治疗团队更加注重围手术期麻醉管理和相关危险因素控制，麻醉科在麻醉质量控制方面的工作有待改进。

目的:了解达妥昔单抗、达妥昔单抗β和那西妥单抗3种双唾液酸神经节苷脂（GD2）单克隆抗体（单抗）的不良事件（AE）风险信号，为临床安全用药提供参考。方法:收集美国FDA不良事件报告系统（FAERS）数据库中2015年至2023年第2季度以达妥昔单抗、达妥昔单抗β和那西妥单抗为首要怀疑和次要怀疑药物的AE报告。根据《国际医学用语词典》25.0版中的首选术语（PT）和系统器官分类（SOC）对AE进行标准化和分类，采用报告比值比（ROR）法和信息成分（IC）法进行AE风险信号挖掘。对3种GD2单抗的AE报告信息和AE风险信号进行描述性分析。结果:共收集到以3种GD2单抗为首要怀疑和次要怀疑药物的AE报告630例，包括达妥昔单抗465例、达妥昔单抗β 61例和那西妥单抗104例，涉及PT为341、24和125种，分别映射在19、2和12个SOC中。3种GD2单抗相关AE中，均有出现死亡、威胁生命、住院或住院时间延长不良结局的患者。采用ROR法和IC法进行信号挖掘，共检测出AE风险信号142、3和30个，其中未在相应药品说明书中记录的分别为73、0和6个。报告数居首位的PT，达妥昔单抗和达妥昔单抗β均为发热，那西妥单抗为低血压和疼痛；信号强度居首位的PT，达妥昔单抗、达妥昔单抗β和那西妥单抗分别为穿刺部位脓肿、器械相关的菌血症和喘鸣。3种药物重叠的AE风险信号为发热和疼痛，达妥昔单抗发热信号强度最强，那西妥单抗疼痛信号强度最强。在AE报告数前30位的PT中，那西妥单抗在呼吸系统、胸及纵隔疾病，皮肤及皮下组织类疾病，免疫系统疾病，血管与淋巴管类疾病的AE风险信号明显多于达妥昔单抗。那西妥单抗AE风险信号中，不同于达妥昔单抗且未在说明书中记录的PT为呼吸异常、发绀和代谢性酸中毒。结论:发热、疼痛和低血压为3种GD2单抗常见AE。那西妥单抗引起疼痛明显，呼吸异常、发绀和代谢性酸中毒为该药独有且未在说明书中记录的AE风险信号，临床应予警惕并及时干预。

目的:了解藤黄健骨片治疗膝骨关节炎的安全性。方法:收集2019年9月至2021年1月43家医院使用藤黄健骨片的膝关节炎患者的病历资料，对不良事件的发生率、临床表现、严重程度和转归等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结果:纳入分析的患者共2 505例，男性788例（31.46%），女性1 717例（68.54%）；年龄50~76岁，中位年龄61岁；患者用药时长（57±3）d；服药频率为2次/d者1 949例（77.80%），3次/d者553例（22.08%），1次/d者3例（0.12%）。2 505例患者中79例（3.15%）在服用藤黄健骨片期间发生82例次不良事件，其中消化系统不良事件39例（42例次）、全身性不良事件8例、感染类不良事件6例、皮肤及黏膜不良事件6例、神经系统不良事件5例、呼吸系统不良事件4例、眼器官不良事件3例、心脏类器官不良事件3例、损伤类不良事件3例、生殖系统及乳腺不良事件2例。对上述不良事件进行因果关系评价，仅1例评价为可能，其余均为可疑。仅1例患者发生不良事件后停用藤黄健骨片，其余患者均未停药，未处理或经对症治疗后恢复正常。结论:藤黄健骨片治疗膝骨关节炎的不良事件发生率为3.15%。常见不良事件为消化系统不良事件、全身性不良事件、感染类不良事件、皮肤及黏膜不良事件、神经系统不良事件等。

肝硬化患病人数多、死亡风险高，是全球疾病负担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近年来，特利加压素在肝硬化相关并发症中的作用已逐渐得到认可。中华医学会消化病学分会肝胆疾病学组和中国研究型医院学会肝病专业委员会组织国内消化内科、肝病、感染性疾病、外科，以及临床药学领域的专家，在系统回顾当前循证医学证据的基础上，结合各位专家的临床经验，共制定了10条有关特利加压素在肝硬化并发症中临床应用的实践指导声明。特利加压素可使肝硬化伴急性静脉曲张出血或肝肾综合征患者获益，但在肝硬化伴腹水、穿刺后循环功能障碍、细菌感染，以及接受肝切除或肝移植术的患者中的应用证据仍不充分；此外，使用特利加压素时应密切监测不良事件的发生，主要包括胃肠道症状、电解质紊乱，以及心血管和呼吸系统不良事件。本部临床实践指导推荐特利加压素用于治疗肝硬化静脉曲张出血和肝肾综合征；但也指出，有待更多高质量的研究进一步探讨特利加压素对其他肝硬化相关并发症的疗效及安全性。

目的:比较应用舒更葡糖钠和新斯的明进行深麻醉拔管，对腺样体切除术患儿围术期呼吸系统不良事件(PRAE)和麻醉后恢复室(PACU)停留时间的影响。方法:回顾性分析2021年2月至2022年4月南方医科大学深圳医院470例小儿腺样体切除术患儿进行深麻醉拔管的临床资料，根据肌松拮抗药使用情况分为舒更葡糖钠组(S组)和新斯的明组(N组)。S组术毕静脉注射舒更葡糖钠2 mg/kg，N组待四个成串刺激(TOF)值>25%时静脉注射新斯的明0.05 mg/kg复合阿托品0.02 mg/kg。记录两组患儿的拔管时间、PACU停留时间；术后即刻(T 0)、拔管后1 min内(T 1)、拔管后5 min(T 2)、拔管后20 min(T 3)的心率(HR)和平均动脉压(MAP)变化；记录PRAE情况。 结果:S组、N组各有138例患儿完成倾向评分匹配。S组患儿拔管时间、PACU停留时间均短于N组(均 P<0.05)；T 1、T 2、T 3时刻，S组患儿的HR和MAP明显低于N组(均 P<0.05)；S组术后持续咳嗽、血氧降低的发生率低于N组患儿(均 P<0.05)。 结论:与新斯的明相比，应用舒更葡糖钠拮抗残余肌松药后进行术后深麻醉拔管，可缩短患儿腺样体切除术后拔管时间与PACU停留时间，加速患儿康复，使围拔管期循环更加平稳，减少PRAE的发生。

新型冠状病毒(2019-nCoV)引发的COVID-19已蔓延至全世界，升级为国际突发公共卫生事件。COVID-19患者主要表现为呼吸系统症状，重症患者还可合并肺外多器官功能损伤。人体免疫系统可有效抵御病毒入侵，然而多项临床现象和病理解剖提示COVID-19患者病程中存在免疫应答失衡。免疫失衡和过度的炎症激活与COVID-19患者的疾病进展、不良预后密切相关。本文从机体固有免疫、适应性免疫、细胞因子风暴等角度综述了COVID-19患者发病过程中的免疫特征，以期阐述COVID-19免疫相关的发病机制，为临床预防及治疗COVID-19提供理论依据。

目的:分析结直肠癌腹膜转移（CRPM）患者实施肿瘤细胞减灭术（CRS）的围手术期安全性及相关影响因素，并构建预测模型。方法:采用描述性病例系列研究方法，回顾性收集2019年1月至2021年8月中山大学附属第六医院结直肠外科实施CRS的100例结直肠癌及阑尾黏液腺癌来源的腹膜转移患者临床病理资料和治疗情况（手术时间、器官切除数量、腹膜切除数量、失血量等）。全组男性53例，女性47例；中位年龄52.0（39.0~61.8）岁；同时性腹膜转移患者52例，异时性48例；术前行新辅助治疗患者52例；原发肿瘤位于左半结肠43例，右半结肠28例，直肠14例，阑尾黏液腺癌来源15例。偏态分布的计量资料用 M（范围）表示。分析围手术期安全性[围手术期Ⅲ级以上定义为严重不良事件（SAE）]，采用单因素和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发生SAE的相关危险因素。对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通过R软件绘制列线图预测模型，并用ROC曲线下面积（AUC）和校正曲线评价列线图的效能。 结果:全组中位腹膜癌指数（PCI）评分为16（1~39）分。68例（68.0%）手术患者达到完整肿瘤减灭程度（肿瘤减灭程度：0~1评分）；62例患者在术后进行了腹腔热灌注化疗（HIPEC）治疗。有21例（21.0%）CRPM患者发生了Ⅲ~Ⅳ级SAE共37例次，包括泌尿系统输尿管损伤2例次，围手术期大量出血或贫血6例次，消化系统7例次，呼吸系统15例次，心血管系统4例次，皮肤切口裂开1例次，腹腔感染2例次；未发生Ⅴ级SAE。多因素logistic分析结果显示，癌胚抗原（OR：8.980，95%CI：1.428~56.457， P=0.019）、PCI评分（OR：7.924，95%CI：1.486~42.259， P=0.015）、术中白蛋白输注量（OR：48.959，95%CI：2.115~1 133.289， P=0.015）和总输入量（OR：24.729，95%CI：3.956~154.562， P=0.001）是CRS围手术期出现SAE的独立危险因素（均 P<0.05）。根据多因素回归模型结果构建CRS围手术期SAE预测列线图，内部验证显示预测列线图的ROC曲线下面积为0.926（95%CI：0.872~0.980），模型Hosmer-Lameshaw检验计算预测效能为95.6%，具有良好的预测准确度和一致性。 结论:CRS是治疗CRPM的一种安全有效方式。严格筛选病例和围手术期液体管理是降低CRS不良事件发生的重要保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