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探讨严重多发伤患者伤后免疫紊乱与急性胃肠功能损伤（acute gastrointestinal injury, AGI）间的关系。方法:纳入同济医院创伤外科2018年4月至2019年10月收治的严重多发伤患者205例，选取23例健康志愿者作为对照组。依据AGI诊断标准将患者分为AGI组与不伴AGI组（N-AGI组）；AGI组根据严重程度又分为轻度AGI组（L-AGI组）与重度AGI组（S-AGI组）。收集患者临床资料，于伤后1、7、14 d采集患者外周血，检测淋巴细胞亚群比率及炎症因子水平。采用 t检验或 χ2检验比较各指标的组间差异，logistic回归分析AGI发生的免疫相关危险因素。 结果:79.5%的严重多发伤患者伴发AGI（163/205例）。与N-AGI组患者相比，AGI组在伤后1 d总T淋巴细胞（Tc）、辅助性T淋巴细胞（Th）比率；7 d的白细胞介素-6（IL-6）、肿瘤坏死因子-α（TNF-α）、白细胞介素-8（IL-8）及白细胞介素-10（IL-10）水平，抑制性T淋巴细胞（Ts）、Th/Ts与调节性T淋巴细胞（Treg）比率；14 d的IL-8与IL-10水平，Ts、Th/Ts及Treg比率方面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与L-AGI组患者相比，S-AGI组在伤后1 d的Tc、Th比率，IL-6与TNF-α水平；7 d和14 d的Ts、Th/Ts与Treg比率，IL-8与IL-10水平方面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Ts 7 d（ OR=2.018，95% CI：1.105~5.364， P=0.013）、Treg 14 d（ OR=3.612，95% CI：1.375~8.476， P=0.006）、IL-6 7 d（ OR=1.824，95% CI：1.011 ~5.835， P=0.024）、IL-10 14 d（ OR=2.847，95% CI：1.241~6.216， P=0.014）、TNF-α 7 d（ OR=1.754，95% CI：1.215~5.441， P=0.018）是严重多发伤后伴发AGI的高危因素。 结论:严重多发伤后机体免疫紊乱易诱发AGI，且伴发AGI将导致伤后免疫紊乱的持续加重。

目的:探讨肾氧饱和度(RrSO 2)和腹部局部氧饱和度(A-rSO 2)在婴幼儿心脏手术中的变化规律和临床应用价值。 方法:随机连续选取2019年4-8月河南省人民医院儿童心脏中心体外循环(CPB)下行房间隔缺损和/或室间隔缺损修补的患儿30例，男15例，女15例，年龄2～13个月，体质量4.5～10.0 kg，美国麻醉医师协会(ASA)分级Ⅰ～Ⅲ级。应用近红外线分光仪的探头分别固定于患儿右肾体表定位处和肚脐下方1 cm，术中持续监测患儿RrSO 2和A-rSO 2。分别记录麻醉诱导后(T 0)，体外循环开始即刻(T 1)，阻断升主动脉后5 min(T 2)，体温最低时(T 3)，开放升主动脉后5 min(T 4)，停机后5 min(T 5)的RrSO 2、A-rSO 2、平均动脉压(MAP)、鼻咽温等参数的变化。记录术中CPB时间、升主动脉阻断时间、手术时间等相关情况。记录围术期(术后)急性肾损伤(AKI)、胃肠道功能障碍等并发症发生情况。记录术后首次开始进食时间等相关情况。 结果:本研究共纳入30例患儿，患儿RrSO 2和A-rSO 2基础值分别为(70.00±7.50)%、(70.70±11.29)%。与T 0比较，患儿RrSO 2和A-rSO 2在T 1时下降，在T 2、T 3、T 4时逐渐升高，在T 5时恢复至T 0水平。患儿RrSO 2和A-rSO 2在T 0、T 1、T 2、T 3、T 4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earson相关分析显示患儿A-rSO 2与RrSO 2呈正相关( r＝0.806， P<0.01)，RrSO 2和A-rSO 2均与MAP呈正相关( r＝0.565、0.605，均 P<0.05)，与鼻咽温均呈负相关( r＝-0.365、-0.331，均 P<0.05)。其中，术后发生AKI患儿3例，AKI总体发生率10%(3/30例)。与T 0比较，患儿RrSO 2值在T 1、T 2、T 3、T 4时明显降低( P<0.05)。术后发生胃肠功能滞后患儿6例，胃肠功能滞后总体发生率20%(6/30例)。胃肠功能滞后患儿A-rSO 2值在T 0～T 5明显低于未发生胃功能滞后患儿( P<0.05)。 结论:作为一种新型无创监测手段，近红外线光谱技术在婴幼儿简单先天性心脏病修补术围术期肾功能和肠道功能的监测方面具有一定的临床指导价值。

目的:探讨改良版危重症营养风险（the modified NUTrition Risk in the Critically ill, mNUTRIC）评分对老年脓毒症患者发生慢重症（chronic critical illness, CCI）的预测价值。方法:前瞻性观察性研究2019年8月至2021年1月南部战区总医院重症监护室内科病区（medical intensive care unit, MICU）连续收治的住院时间大于24 h的老年脓毒症患者。统计患者入院时的年龄、性别、急性生理学与慢性健康状况评分系统Ⅱ（acute physiology and chronic health evaluation Ⅱ, APACHE Ⅱ）、序贯器官衰竭评分（sequential organ failure assessment, SOFA）、急性胃肠功能损伤（acute gastrointestinal injury, AGI）分级、临床衰弱评分（clinical frailty score, CFS）、mNUTRIC评分以及ICU住院时间、脏器支持情况。根据有无发生CCI将患者分为CCI组与快速康复（rapid recovery, RAP）组，比较两组间各指标的差异。采用log-binomial回归分析老年脓毒症患者发生CCI的独立危险因素。利用受试者工作曲线（ROC）评价mNUTRIC评分对老年脓毒症患者发生CCI的预测价值。以 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果:共纳入患者91例，其中14例（15%）在入住ICU一周内死亡，37例（41%）快速康复，40例（44%）发展为CCI。CCI组年龄、APACHE Ⅱ评分、mNUTRIC评分、CFS评分、机械通气与血液滤过比例显著高于RAP组（ P<0.05）。多因素分析显示mNUTRIC评分是老年脓毒症患者发生CCI独立危险因素，现患比为1.503（95% CI：1.007~2.244），其ROC曲线下面积（AUC）为0.706（95% CI：0.592~0.805）。 结论:mNUTRIC评分对老年脓毒症患者CCI的发生具有预测价值。

目的:观察脓毒症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ARDS）合并急性胃肠功能损伤（AGI）不同分级患者的临床特征及预后，进一步探讨患者不良预后的相关危险因素。方法:收集2023年3月至10月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重症监护病房（ICU）收治的脓毒症ARDS患者的临床资料。根据2012年欧洲重症医学协会AGI定义及分级标准，将患者分为AGI 0～Ⅳ级组。观察患者的临床特征及28 d临床结局；采用单因素和多因素Logistic回归法分析脓毒症ARDS合并AGI患者预后的相关危险因素；绘制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ROC曲线）和校准曲线，评估各危险因素对脓毒症ARDS合并AGI患者预后的预测价值。结果:共纳入92例脓毒症ARDS患者，其中AGI 0级组7例、AGIⅠ级组20例、AGIⅡ级组38例、AGIⅢ级组23例、AGI Ⅳ级组4例，AGI发生率为92.39%。随AGI分级增加，ARDS分级越高，急性生理学与慢性健康状况评分Ⅱ（APACHEⅡ）、序贯器官衰竭评分（SOFA）、腹内压（IAP）、白细胞计数（WBC）、中性粒细胞计数（NEU）、淋巴细胞计数（LYM）、淋巴细胞比例（LYM%）、28 d病死率均呈明显升高趋势，氧合指数（PaO 2/FiO 2）呈明显降低趋势（均 P<0.05）。Pearson相关分析显示，APACHEⅡ评分、SOFA评分和ARDS分级与患者AGI分级呈显著正相关（Pearson相关性指数分别为0.386、0.473、0.372，均 P<0.001），PaO 2/FiO 2与患者AGI分级呈显著负相关（Pearson相关性指数为-0.425， P<0.001）。脓毒症ARDS合并AGI患者中，28 d存活68例，28 d死亡17例。存活组与死亡组APACHEⅡ评分、SOFA评分、ARDS分级、AGI分级、PaO 2/FiO 2、IAP、AGI 7 d最差值、ICU住院时间及总住院时间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5）。单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SOFA评分〔优势比（ OR）＝1.350，95%可信区间（95% CI）为1.071～1.702， P＝0.011〕、PaO 2/FiO 2（ OR＝0.964，95% CI为0.933～0.996， P＝0.027）和AGI 7 d最差值（ OR＝2.103，95% CI为1.194～3.702， P＝0.010）是脓毒症ARDS合并AGI患者28 d死亡的危险因素。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SOFA评分（ OR＝1.384，95% CI为1.153～1.661， P<0.001）、PaO 2/FiO 2（ OR＝0.983，95% CI为0.968～0.999， P＝0.035）和AGI 7 d最差值（ OR＝1.992，95% CI为1.141～3.478， P＝0.015）是脓毒症ARDS合并AGI患者28 d死亡的独立危险因素。ROC曲线分析显示，SOFA评分、PaO 2/FiO 2和AGI 7 d最差值对脓毒症ARDS合并AGI患者28 d预后均有一定预测价值，ROC曲线下面积（AUC）分别为0.824（95% CI为0.697～0.950）、0.760（95% CI为0.642～0.877）和0.721（95% CI为0.586～0.857），均 P<0.01；当上述指标最佳截断值分别为5.50分、163.45 mmHg（1 mmHg≈0.133 kPa）、2.50级时，敏感度分别为94.1%、94.1%、31.9%，特异度分别为80.9%、67.6%、88.2%。 结论:脓毒症ARDS患者AGI的发生率约为90%，AGI分级越高患者预后越差，SOFA评分、PaO 2/FiO 2和AGI 7 d最差值对脓毒症ARDS合并AGI患者的预后均有一定的预测价值，其中SOFA评分和AGI 7 d最差值越大、PaO 2/FiO 2越小，患者病死率越高。

目的:探讨不同喂养不耐受变化轨迹外科危重症患者预后及影响因素。方法:采用回顾性队列研究方法。收集2018年3月至2019年7月中国重症营养临床研究小组-NEED研究中69家医学中心收治的354例外科危重症患者的临床资料；男247例，女107例；年龄为58（46，68）岁。根据354例患者喂养不耐受变化轨迹模型，分为无喂养不耐受、喂养不耐受下降、喂养不耐受持续分别为164、49、141例。观察指标：（1）不同喂养不耐受变化轨迹患者一般情况。（2）不同喂养不耐受变化轨迹患者营养治疗情况。（3）不同喂养不耐受变化轨迹患者生存情况。（4）外科危重症患者预后影响因素分析。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以 x±s表示，组间比较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偏态分布的计量资料以 M（ Q1， Q3）表示，组间比较采用Kruskal-Wallis秩和检验。计数资料以绝对数或百分比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χ2检验。等级资料比较采用Kruskal-Wallis秩和检验。两两比较采用Bonferroni校正。根据Stata17.0统计软件中Traj插件构建组基轨迹模型，最佳轨迹模型采用贝叶斯信息准则、平均后验概率参数评价。采用Kaplan-Meier法绘制生存曲线并计算生存率，Log-Rank检验进行生存分析。采用COX比例风险回归模型进行单因素和多因素分析。 结果:（1）不同喂养不耐受变化轨迹患者一般情况。354例外科危重症患者中，行肠内营养治疗257例、行肠内营养+肠外营养治疗97例，急性生理与慢性健康（APACHE Ⅱ）评分为17（13，21）分，序贯性器官功能衰竭（SOFA）评分为6（5，8）分，改良危重症营养风险（mNUTRIC）评分为4（2，5）分，合并症数量为2（1，3）个，急性胃肠损伤分级为Ⅰ级、Ⅱ级、Ⅲ级分别为293、55、6例，行机械通气、连续肾替代治疗、血管活性药物使用分别为224、17、61例。354例患者喂养不耐受发生率呈先上升后下降趋势，第3天发生率达峰值为25.42%（90/354），7 d内发生率为53.67%（190/354）。354例外科危重症患者中，无喂养不耐受、喂养不耐受下降、喂养不耐受持续患者APACHE Ⅱ评分，mNUTRIC评分，合并症数量，急性胃肠损伤分级，机械通气分别为16（12，20）分、17（14，25）分、18（13，22）分，3（2，5）分、4（3，6）分、4（3，5）分，2（1，2）个、2（2，3）个、2（2，3）个，Ⅰ级（152例、27例、114例）、Ⅱ~Ⅲ级（12例、22例、27例），95、39、90例，三者上述指标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H=6.14、13.11、28.05， χ2=37.96、7.65， P<0.05）；进一步分析，与无喂养不耐受患者比较，喂养不耐受下降、喂养不耐受持续患者均有更高的合并症数量和急性胃肠损伤分级（ Z=60.32、54.69， χ2=39.72、9.52， P<0.05）；与无喂养不耐受患者比较，喂养不耐受下降患者有更高的mNUTRIC评分和机械通气比例（ Z=53.41， χ2=7.59， P<0.05）。（2）不同喂养不耐受变化轨迹患者营养治疗情况。无喂养不耐受患者促胃动力药物使用，幽门后喂养分别为36例，13例，喂养不耐受下降患者上述指标分别为25例，10例，喂养不耐受持续患者上述指标分别为46例，19例，三者上述指标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χ2=15.76，6.20， P<0.05）。进一步分析，与无喂养不耐受患者比较，喂养不耐受下降患者有更高的促胃动力药物使用和幽门后喂养比例（ χ2=15.60，6.10， P<0.05）。（3）不同喂养不耐受变化轨迹患者生存情况。无喂养不耐受、喂养不耐受下降、喂养不耐受持续患者28 d总生存率分别为96.96%、95.92%、87.94%，三者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χ2 =10.39， P<0.05）；进一步分析，无喂养不耐受与喂养不耐受持续患者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χ2 =9.19， P<0.05）。（4）外科危重症患者预后影响因素分析。多因素分析结果显示：喂养不耐受持续是外科危重症患者28 d死亡的独立危险因素（风险比=3.92，95%可信区间为1.43~10.79， P<0.05）。 结论:与无喂养不耐受患者比较，喂养不耐受持续的外科危重症患者28 d总生存率下降，喂养不耐受持续是外科危重症患者28 d死亡的独立危险因素。

目的:探讨体部立体定向放疗（SBRT）联合改良FOLFOXIRI（mFOLFOXIRI，伊立替康、奥沙利铂、亚叶酸钙和氟尿嘧啶）和西妥昔单抗方案在KRAS、BRAF和NRAS基因野生型结直肠癌术后肝转移瘤治疗中的疗效，并评价治疗相关不良反应。方法:选取2018年1月至2021年1月山东省戴庄医院确诊的结直肠癌术后肝转移瘤患者86例，均为KRAS、BRAF和NRAS基因野生型，按照随机数字表法分为对照组和研究组，每组43例。对照组患者给予mFOLFOXIRI和西妥昔单抗方案治疗，14 d为1个周期，共12个周期；研究组患者在对照组基础上给予肝转移瘤SBRT。对照组2例患者因骨髓抑制（4级）不能耐受退出研究，研究组因1例骨髓抑制、1例胃肠反应和1例肝功能异常（均为4级）患者不能耐受退出研究。比较两组患者治疗后疗效、中位无进展生存期（PFS）、中位总生存期（OS）以及不良反应发生情况。结果:两组患者治疗12个周期后，研究组患者客观有效率（ORR）、疾病控制率（DCR）分别为55.00%（22/40）、80.00%（32/40），均高于对照组的31.71%（13/41）、58.54%（24/41），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 χ2=4.48， P=0.034； χ2=4.37， P=0.037）。研究组患者经治疗后可手术切除14例（35.00%），高于对照组的6例（14.63%），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χ2=4.52， P=0.034）。研究组患者中位PFS、中位OS分别为9.2个月、19.5个月，均长于对照组的6.5个月、15.2个月，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 χ2=8.83， P=0.015； χ2=7.52， P=0.027）。研究组和对照组患者白细胞减少[55.00%（22/40） vs. 46.34%（19/41）， χ2=0.61， P=0.436]、贫血[45.00%（18/40） vs. 39.02%（16/41）， χ2=0.30， P=0.585]、血小板减少[37.50%（15/40） vs. 31.71%（13/41）， χ2=0.30， P=0.584]、恶心呕吐[55.00%（22/40） vs. 48.78%（20/41）， χ2=0.31， P=0.575]、便秘腹泻[20.00%（8/40） vs. 17.07%（7/41）， χ2=0.12， P=0.734]、肝功能损伤[35.00%（14/40） vs. 29.27%（12/41）， χ2=0.31， P=0.581]、外周感觉神经病变[30.00%（12/40） vs.26.83%（11/41）， χ2=0.10， P=0.752]、急性胆碱能神经综合征[12.50%（5/40） vs. 14.63%（6/41）， χ2=0.08， P=0.779]和乏力[52.50%（21/40） vs. 43.90%（18/41）， χ2=0.60， P=0.439]发生率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结论:SBRT联合mFOLFOXIRI和西妥昔单抗治疗方案在结直肠癌术后肝转移瘤患者疗效优于单纯药物治疗，可有效延长生存期，不良反应可耐受。

目的:放射治疗是盆腔恶性肿瘤主要的治疗手段。然而，既往对放射治疗后出现肠道的放射性损伤及患者生活质量的研究相对较少。本研究旨在分析盆腔恶性肿瘤辅助放疗后放射性直肠损伤的发生情况，以加强对放射性肠损伤研究的关注。方法:本研究采用回顾性观察研究方法，分析STARS前瞻性随机对照试验（临床试验注册号：NCT00806117）数据库里中山大学附属肿瘤医院的病例数据。纳入2008年2月至2015年8月期间，在中山大学附属肿瘤医院接受根治性手术和术后治疗的848例确诊为宫颈癌的患者。纳入标准：（1）病理组织学确诊为宫颈鳞癌、宫颈腺癌及宫颈腺鳞癌；（2）行根治性子宫切除术和盆腔淋巴结清扫术；（3）术后病理检查证实至少有下列不良因素之一：盆腔淋巴结转移、宫旁切缘阳性、淋巴脉管浸润或宫颈肌层深部间质浸润；（4）术后接受过盆腔放射治疗；（5）同意并能够完成问卷调查。排除患有精神疾病及有智力或认知障碍的患者。全组848例患者在接受根治性子宫切除术和盆腔淋巴结清扫术后，均进行了放射治疗。盆腔放疗剂量为1.8 Gy/d或2.0 Gy/d，每周5次，总剂量45~50 Gy。563例患者在术后6周内开始放射治疗，其中282例患者采用单纯辅助放疗，281例患者采用同期放化疗方案（单药顺铂）；285例患者采用序贯放化疗方案（TP方案，紫杉醇+顺铂）。观察术后辅助放疗期间的急性期不良事件发生情况、慢性期患者消化道不良反应发生情况和总体生活质量状况、以及慢性放射性直肠损伤发生情况。其中消化道症状及生活质量评估采用欧洲癌症治疗研究组织生命质量测定问卷3.0（EORTC QLQ-C30），功能领域和整体生活质量领域得分越高，说明生活质量越好；症状领域得分越高，表明症状或问题越多，生活质量越差；分别于患者放疗前（即手术治疗结束后1周）、术后辅助放疗期间、全部治疗结束后的12个月和24个月进行评估。慢性放射性直肠损伤定义为放疗结束后>3个月时消化道症状不能好转或者改善，分级标准参考美国国家癌症研究所不良事件通用标准4.0版（NCI-CTCAE 4.0版）中的胃肠道部分。结果:848例患者放射总辐射剂量为（47.8±4.6）Gy。术后辅助放疗期间，急性期胃肠道反应症状包括恶心（46.0%，390/848）、呕吐（33.8%，287/848）、便秘（16.3%，138/848）及腹痛（10.3%，87/848）。治疗后12个月和24个月分别回收问卷346份和250份，QLQ-C30调查问卷显示，恶心或呕吐、食欲减退、腹泻、便秘等胃肠道症状得分均较放疗前（手术后1周）和术后放疗期间改善（均 P<0.05）。随着随访时间的延长，患者总体生活质量评分逐步提高[放疗前，手术后1周：59.7（0.0~100.0）分，术后放疗期间：63.1（0.0~100.0）分，全部治疗结束后12个月：75.2（0.0~100.0）分，全部治疗结束后24个月：94.1（20.0~120.0）分， H=253.800， P<0.001]。完成全部治疗结束后12个月时，慢性放射性直肠损伤发生率为9.8%（34/346），其中97.1%（33/34）为1~2级不良事件，表现包括腹痛、便秘、便血、腹泻；1例（0.3%）出现频繁腹泻>8次/d，为3级不良事件。全部治疗结束后的24个月，慢性放射性直肠损伤发生率为9.6%（24/250），并未随着时间延长而明显下降（χ 2=0.008， P=0.927）。1例3级腹泻患者症状未见改善。 结论:盆腔恶性肿瘤患者术后辅助放疗期间，常见的治疗相关性胃肠道症状包括恶心、呕吐、便秘、腹痛和腹泻；治疗后12个月和24个月时各种消化道症状明显好转，但仍有少部分患者出现慢性放射性直肠损伤，且随时间延长不能明显改善，值得临床重视。

重症急性胰腺炎(severe acute pancereatitis, SAP)是临床常见危重症疾病，常伴胃肠道功能障碍。急性胃肠损伤(acute gastrointestinal injury, AGI)共分为4级，可用于评估胃肠功能。有效防治AGI是改善SAP预后的关键环节之一。笔者在对SAP患者行常规营养风险筛查-评估-干预的基础上，将AGI的诊断与治疗应用到SAP的营养支持治疗中，同时，依据相关循证指南中的证据级别和专家成员意见，结合患者实际情况，成功为患者实施个体化营养支持。

目的:分析儿童毒蕈中毒流行病学特点、临床特征及血液净化疗效。方法:对2002至2020年入住湖南省儿童医院的51例急性毒蕈中毒患儿的临床资料进行回顾性研究，分析其流行病学特点及临床特征，对不同潜伏期患儿预后进行比较，并对其中给予血液净化治疗的36例危重症患儿进行疗效分析。结果:51例急性毒蕈中毒患儿的年龄分布为66(43，115)个月；毒蕈中毒有明显的季节性和空间聚集性。首发症状以消化道表现为主，表现为呕吐、腹痛、腹泻(94.1%，48/51)。临床分型中胃肠道型45.1%(23/51)，多器官损害型51.0%(26/51)。住院时间6(3，11) d。其中早发型45.1%(23/51)，晚发型54.9%(28/51)，早发型住院时间4(2，7) d，损伤器官数目1(0，3)个，晚发型住院时间8(3，12) d，损伤器官数目为4(2，4)个，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晚发型患儿器官功能损伤更严重，主要表现在肝功能、凝血功能、肾功能、心肌酶，两组间好转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给予血液净化治疗的36例患儿，丙氨酸转氨酶、天冬氨酸转移酶、凝血酶原时间、国际标准化比值、尿素氮、乳酸脱氢酶均有明显改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 结论:毒蕈中毒有明显的季节性与地域分布特点；首发表现以消化道症状为主；临床分型以胃肠道型及多器官损害型多见。早发型较晚发型患儿住院时间更短、并发症更少，血液净化治疗对毒蕈中毒患儿的肝功能、肾功能及凝血功能均有明显改善。

目的:评价电针刺激对重型颅脑损伤（sTBI）患者急性胃肠损伤（AGI）的疗效。方法:采用前瞻性单盲随机对照研究方法，选择2018年1月至2019年12月浙江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重症医学科连续收治的126例sTBI合并AGI患者。将患者按随机数字表法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两组均给予西医常规治疗，包括治疗原发疾病，留置鼻胃管每6 h回抽胃内容物判断胃残留量（GRV），在生命体征基本稳定后实施肠内营养（EN）并根据GRV调整EN饲入量及速度等，连续治疗7 d；观察组在西医常规治疗基础上，取足三里、天枢、上巨虚、下巨虚、中脘五穴进行电针刺激治疗，每天早晚各1次，每次30 min。观察两组患者治疗前及治疗3 d、7 d胃肠功能指标〔腹内压（IAP）、血清二胺氧化酶（DAO）和胃肠功能衰竭评分（GIF评分）〕的变化；记录两组患者ICU院内获得性肺炎（HAP-ICU）发生率、机械通气（MV）时间、重症监护病房（ICU）住院时间、28 d病死率及电针刺激的不良反应。采用Kaplan-Meier法进行28 d生存分析。结果:126例患者在7 d治疗观察过程中有26例退出研究，最终入组100例，观察组和对照组各50例。治疗3 d时两组患者IAP和DAO即较治疗前明显降低〔对照组：IAP（cmH 2O，1 cmH 2O＝0.098 kPa）为13.75±2.76比18.11±3.97，DAO（U/L）为129.88±24.81比158.01±22.64；观察组：IAP（cmH 2O）为13.56±2.19比18.50±3.54，DAO（U/L）为129.11±29.32比159.36±28.65；均 P<0.01〕；随治疗时间延长，两组患者胃肠功能指标均逐渐改善，且观察组治疗7 d时IAP、DAO和GIF评分均较对照组明显降低〔IAP（cmH 2O）：11.28±3.61比12.68±3.23，DAO（U/L）：49.69±17.56比57.27±20.15，GIF评分（分）：2.02±0.74比2.40±0.70，均 P<0.05〕。观察组患者MV时间和ICU住院时间均较对照组明显缩短〔MV时间（d）：15.72±4.60比18.08±4.54，ICU住院时间（d）：16.76±4.68比19.26±5.42，均 P<0.05〕，且HAP-ICU发生率和28 d病死率均较对照组显著降低（12.0%比30.0%，22.0%比32.0%，均 P<0.05）。生存分析显示，观察组患者28 d累积生存率明显高于对照组（86.4%比76.1%；Log-Rank检验： χ2＝37.954， P<0.001）。观察组患者无明显电针刺激不良反应发生。 结论:电针刺激相应穴位治疗能有效改善sTBI合并AGI患者的胃肠功能，有利于缩短ICU住院时间，促进患者康复，降低28 d病死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