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探讨综合干预对脑卒中主要照顾者心理状态的改善作用。方法:将2016年3月至2017年10月某市社区91例脑卒中主要照顾者根据随机序贯法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对照组(45例)采用常规护理，观察组(46例)在此基础上开展针综合干预，对比两组护理效果差异。结果:护理后1个月、3个月、6个月观察组SAS(焦虑自评量表)评分低于对照组，PAC评分(照顾者积极感受量表)、CPS(拖延量表)评分高于对照组，面对应对得分高于对照组，屈服、回避应对得分低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5)。 结论:综合干预对社区脑卒中主要照顾者心理状态的改善作用显著。

目的:探讨成就动机在血液科护士完美主义和拖延行为间的中介效应。方法:采用分层抽样法，于2022年4月—2023年4月选取河南省14家三甲医院的280名血液科护士为研究对象，采用基本资料调查表、成就动机量表（AMS）、中文版Frost多维度完美主义量表（CFMPS）、一般拖延量表（GPS）对血液科护士进行调查，采用Pearson相关分析检验成就动机、完美主义和拖延行为的相关性，采用AMOS 26.0软件建立结构方程模型并进行中介效应验证。结果:本研究共发放问卷280份，回收有效问卷271份，问卷有效回收率为96.79%。271名血液科护士AMS中追求成功得分为（51.95±10.38）分，回避失败得分为（53.11±8.91）分；CFMPS总分为（83.79±17.18）分；GPS总分为（61.71±9.50）分；完美主义与拖延行为呈负相关（ P<0.01），完美主义与追求成功呈正相关（ P<0.01），完美主义与回避失败呈负相关（ P<0.01），拖延行为与追求成功呈负相关（ P<0.01），拖延行为与回避失败呈正相关（ P<0.01）；成就动机在完美主义和拖延行为间起部分中介作用，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47.89%。 结论:血液科护士的拖延行为和完美主义均处于中等水平。追求成功和回避失败均在完美主义和拖延行为间存在部分中介效应，可从行为动机角度出发，加强血液护士的教育引导，进而避免拖延行为，对血液科护士职业规划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目的:检验一般拖延量表(general procrastination scale，GPS)在中学生群体中应用的信效度。方法:通过分层随机抽样，采用GPS中文版、非理性拖延量表和学业倦怠量表对哈尔滨市10 825名中学生调查，间隔4周后，4 498名学生进行了重测。使用SPSS 27.0和Mplus 8.0进行统计分析。结果:各条目区分度良好，探索性和验证性因子分析均表明，GPS为两因子结构，包含主动回避与缺乏计划两个因子，模型拟合效果较好(CFI＝0.914，TLI＝0.901，RMSEA＝0.069，SRMR＝0.072)。GPS与非理性拖延量表、学业倦怠量表总分均呈正相关( r＝0.753，0.677，均 P<0.001)。GPS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864，折半信度为0.870，4周后的重测信度为0.756。 结论:GPS在中学生群体中具有较好的信效度，为衡量中学生拖延水平和后续开展相关的研究提供了标准。

早期疝与腹壁外科在我国未受重视，常有病人因拖延治疗危及生命。1997年我国引进无张力疝修补术，疝与腹壁外科进入新时代，实现快速发展。2015年中国疝病注册登记随访系统开始创建，2017年正式发布，同期成立中国疝病专科联盟。目前中国疝病登记随访系统录入数据已成为全世界第二大数据库。尽管随访率有待提高，但可初步了解和分析我国疝病情况。这项工作尚有许多困难，需多级协同和长期坚持。笔者希望通过中国疝病注册登记随访系统，提升我国疝与腹壁外科诊断与治疗水平或国际交流及合作能力，造福广大病人。

目的:探究大学生自我控制与强迫症状的关系，以及拖延与焦虑在两者间的中介作用。方法:采用自我控制量表、拖延问卷、症状自评量表对6 367名大学生进行问卷调查。采用SPSS 23.0进行描述性分析、Pearson相关分析，Mplus 7.4进行模型拟合度检验，并用PROCESS宏程序的Bootstrap法进行链式中介效应检验。结果:Pearson相关分析显示，自我控制、拖延、焦虑和强迫症状之间存在显著相关( r＝－0.71~0.78，均 P<0.01)。中介效应分析表明，自我控制对强迫症状的总间接效应(效应值为－0.303)显著，占总效应的63.13%；拖延在自我控制和强迫症状之间的效应值为－0.045，占总效应的9.38%；焦虑在自我控制和强迫症状之间的效应值为－0.239，占总效应的49.79%；此外拖延、焦虑在自我控制和强迫症状之间的链式中介作用显著，效应值为－0.019，占总效应的3.96%。 结论:自我控制显著负向预测强迫症状，并且拖延和焦虑在自我控制和强迫症状之间起链式中介作用。

目的:探讨隐睾症患儿腹腔镜下手术时机的影响因素。方法:选择2020年1月至2023年6月临沂市中心医院接诊的隐睾症患儿150例的临床资料进行回顾性分析。以全部接受手术患儿的年龄中位数作为截断值分为低年龄组（ n=75）和高年龄组（ n=75）。纳入调查患儿手术时机的选择情况。对隐睾症患儿腹腔镜下手术时机进行单因素分析、多因素分析，并建立腹腔镜下手术时机的预测模型和预测效能分析。 结果:单因素分析显示，不同手术时机患儿的家庭收入水平、医疗费用支付形式、父母受教育程度、居住地属性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χ 2=12.37、21.70、9.28、9.52、7.73，均 P < 0.05）。多因素分析显示，家庭收入水平偏低、医疗费用支付形式为自费、患儿父母受教育程度偏低、居住地为农村的隐睾症患儿为腹腔镜下手术时机发生延误的独立危险因素（ OR=0.31、0.21、0.08、0.05、0.12、0.13、0.14、0.21、0.42，均 P < 0.05）。依据多因素分析结果构建列线图风险模型，一致性指数（C-index）为0.713。利用各独立影响因素、 P值预测概率对手术时机情况进行预测，约登指数分别为22.67%、22.67%、25.33%、28.00%、22.67%、60.00%。 结论:接受隐睾症手术的患儿仍然会出现手术时机延后的情况，部分影响因素造成手术拖延，利用影响因素构建的预测模型具有良好的预测效能。

目的:探讨高中生未来取向和学业投入在感知教师支持与学业拖延间的链式中介作用。方法:2021年12月至2022年2月，采用感知教师支持问卷、青少年未来取向量表、学业投入量表和学业拖延量表学生版(general procrastination scale-for student populations，GPS)对550名高中生进行调查。采用EpiData 3.1软件录入数据，使用SPSS 26.0软件中的单因素方差分析、Pearson相关分析及Bootstrap法检验对数据进行处理与分析。结果:感知教师支持、未来取向、学业投入、学业拖延的得分分别为(3.77±0.80)分，(3.22±0.48)分，(68.11±18.08)分，(52.32±11.78)分。相关分析结果显示，学业拖延与感知教师支持、未来取向和学业投入均呈负相关( r＝－0.32，－0.38，－0.49，均 P<0.01)，感知教师支持与未来取向、学业投入呈正相关( r＝0.40，0.43，均 P<0.01)，未来取向和学业投入呈正相关( r＝0.56， P<0.01)。中介效应分析结果显示，感知教师支持对学业拖延直接效应显著(效应值为－0.10，95% CI＝－0.19~－0.02))，占总效应的32.26%；未来取向和学业投入在感知教师支持和学业拖延之间存在中介效应(效应值为－0.05，95% CI＝－0.09~－0.02；效应值为－0.09，95% CI＝－0.15~－0.05)，占总效应的16.13%、29.03%；未来取向、学业投入在感知教师支持和学业拖延之间具有链式中介作用(效应值为－0.07，95% CI＝－0.10~－0.04)，占总效应的22.58%。 结论:感知教师支持不仅能直接作用于学业拖延，还分别通过未来取向、学业投入的中介作用，以及而且还通过未来取向和学业投入的链式中介作用对学业拖延产生影响。

目的:探讨自我控制在医学本科生手机成瘾和学业拖延之间的中介效应。方法:采用便利抽样方法选取某医学院校本科生640名，运用一般情况调查表、手机成瘾倾向量表（smartphone addiction proneness scale，SAPS）、简明自我控制量表（brief self-control scale，BSCS）、大学生学业拖延量表（procrastination assessment scale-students，PASS）进行问卷调查。应用SPSS 25.0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独立样本 t检验、单因素方差分析及Pearson相关分析。 结果:相关分析显示，学业拖延得分与手机成瘾得分呈显著正相关（ r=0.29， P<0.01），与自我控制得分呈显著负相关（ r=-0.26， P<0.01）；手机成瘾得分与自我控制得分呈显著负相关（ r=-0.33， P<0.01）。中介效应分析显示，自我控制在手机成瘾与学业拖延之间的中介效应显著（效应值=0.13，95%CI=0.03~0.26），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38.24%。 结论:自我控制在医学基础课阶段本科生手机成瘾和学业拖延之间发挥部分中介效应。医学院校教育工作者可以从医学本科生手机成瘾和自我控制的角度进行干预，改善其学业拖延现状。

目的:调查医学院校学生学业拖延行为现状及其影响因素，并提出降低医学院校学生学业拖延的建议。方法:抽取黑龙江省三所医学院校的统招本科学生1 327名进行生活满意度、焦虑、学业拖延问卷调查。应用SPSS 23.0对数据进行统计分析。结果:①医学院校学生学业拖延总分为（35.00±8.92）分；②成绩水平、性别、选择本专业原因、是否独生子女四个方面的不同人口学特征的医学院校学生在学业拖延方面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不同年龄、不同年级医学院校学生学业拖延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③医学院校学生拖延程度与其焦虑水平成正相关（ r=0.102， P<0.01），与生活满意度成负相关（ r=-0.117， P<0.01）；④回归分析显示，成绩水平、性别、生活满意度、焦虑、选择本专业的原因以及是否独生子女六个预测变量共可以有效解释医学院校学生学业拖延14.2%的变异量。 结论:医学院校学生学业拖延总体程度高于非医学院校学生拖延；医学院校学生的成绩水平、性别、生活满意度、焦虑、选择本专业的原因以及是否独生子女是学业拖延的影响因素。

目的:探讨大学生生命意义感和拖延行为的关系，以及时间价值感在二者间的中介作用。方法:采用一般拖延量表、时间价值感量表和生命意义感量表对605名贵州省某高校大学生进行问卷调查，采用SPSS 22.0软件和PROCESS宏程序进行统计描述、相关分析和中介效应分析。结果:(1)大学生的拖延行为得分为(34.40±7.74)分，时间价值感得分为(33.17±4.41)分，生命意义感得分为(46.03±8.81)分。(2)拖延行为与生命意义感和时间价值感均呈负相关( r值分别为-0.38，-0.16，均 P<0.01)，生命意义感和时间价值感呈正相关( r＝0.31， P<0.01)。(3)时间价值感在意义寻求与拖延行为之间的中介效应占比为22.6%，生命意义感对拖延行为的直接效应占比为77.4%。 结论:意义寻求高的大学生拖延行为会更少，且时间价值感会在二者间起中介作用，提升大学生的生命意义感有利于通过时间价值感间接减少拖延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