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探讨某石油化工企业女性职工月经异常的影响因素。方法:于2018年7月至2019年12月，采用整群抽样方法选择某石油化工企业5 186名女性职工作为研究对象，从基本情况、职业情况、工作心理状况、生殖及生育健康四方面进行问卷调查，采用多因素logistic回归模型进行统计学分析。结果:5 132名女工中，676名女工绝经，4 456名非绝经女工中，近6个月月经异常的1 117人（25.1%）；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年龄（<30、30~35岁）、工龄（≤20年）为保护因素（ OR=0.573、0.590、0.798， P<0.05）。年龄（40~45、45~50岁）、睡眠时间（<6 h）、母系亲属过早或过晚绝经、职业接触粉尘、职业接触化学物、未配戴耳塞、近6个月因身体原因请假、近6个月生殖道感染或症状、自然流产、人工流产、躯体疲劳、脑力疲劳是女工月经异常的危险因素（ OR=2.318、5.544、1.231、1.199、1.336、1.403、1.351、1.539、1.613、1.584、1.199、1.601、1.936， P<0.05）。 结论:女工月经异常受职业过程中多因素影响，针对危险因素采取具体措施可改善女工生殖健康。

目的:分析石化企业职工抑郁的影响因素，探讨职业应激和职业环境与抑郁的关系，为提高石化企业职工的身心健康、防治抑郁提供科学依据。方法:采用横断面研究，以整群抽样的方法于2018年3月抽取辽宁省某石化企业1 888名职工进行问卷调查。回收问卷1 888份，有效问卷1 521份，有效回收率为80.56%。调查石化企业职工的一般情况，并分别用《抑郁自评量表》（CES-D）、《付出-回报失衡问卷》（ERI）和《感知的工作环境量表》（PWE）评价职工的抑郁、职业应激和职业环境。采用构成比描述不同人口学特征、工作情况以及生活方式石化企业职工的分布情况；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和 t检验比较不同特征职工抑郁倾向得分的差异；采用Pearson相关分析探讨石化企业职工职业应激和职业环境与抑郁之间的关系；采用多元分层回归分析抑郁的影响因素。 结果:石化企业职工抑郁倾向得分为（18.94±9.21）分。抑郁症状发生率为59.8%（909/1 521）。其中<35岁年龄组、单身/寡居和月收入≤4 000元的职工表现出高抑郁倾向得分，普通工人、炼油工、夜班和非固定班以及缺乏体育锻炼、睡眠质量低的职工抑郁倾向得分高，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0.05）。职业应激的外在付出和内在投入维度以及职业环境的恶劣程度与抑郁均呈正相关（ r=0.254、0.242、0.274， P<0.01），回报维度与抑郁呈负相关（ r=-0.348， P<0.01）。多元分层回归分析显示，职业应激和职业环境对抑郁有明显的预测作用，解释变异量分别为18.4%、12.1%。 结论:石化企业职工抑郁倾向水平较高，人口学特征、工作状况、生活方式和职业应激因素及职业环境因素均是抑郁的影响因素。

目的:了解国内不同行业的工人使用护听器的降噪效果现状及其影响因素。方法:于2020年10月至2021年4月，采用随机抽样的方法，选取石化厂、纺织厂、零部件制造厂1 197名噪声作业工人为研究对象，利用护听器适合性检验系统测试工人佩戴日常使用的护听器的降噪效果[个人声衰减值水平（PAR）]，比较3家企业工人的PAR，对于未达到企业要求降噪效果的工人进行针对性的干预和重复性测试，比较干预前后工人的PAR的变化情况。两组或多组基线PAR的比较用曼惠特尼检验，基线PAR与干预后PAR的比较用威尔科克森符号秩和检验，两组或多组定性资料的比较用χ 2检验。 结果:所有工人的基线PAR的中位数为15 dB，男性、年龄<30岁，文化程度在大专及以上、工龄5~15年，使用护听器5~15年者的PAR值较高，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0.05）。三家企业工人的基线PAR中位数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H=175.06， P<0.01）。未通过基线受试者的PAR的中位数经干预后从3dB提升至21 dB（ Z=-27.92， P<0.01）。 结论:部分工人佩戴护听器并未达到要求的PAR，低PAR可能与不正确的佩戴方式和不正确护听器选型有关，护听器适合性检验系统作为一项检测、培训和帮助选型的工具对于工人听力保护具有重要意义。

目的 了解高血压家族史与高尿酸对代谢综合征(MS)患病的交互作用,为MS的防治提供参考依据.方法 采用1∶2匹配的病例对照研究,选取2022年1-12月在甘肃中医药大学第四附属医院体检中心参加职业健康检查的某石化企业职工,通过体格检查和实验室检测等信息将诊断为MS的840例患者作为病例组,以同期参加健康检查且同性别、年龄(±3岁)的非MS者1 680例作为对照组.采用SPSS 25.0软件进行x2 检验、logistic 回归分析;通过相乘和相加模型评价高血压家族史和高尿酸的交互作用对MS患病的影响.结果 病例组和对照组在肥胖、高血压家族史、糖尿病家族史、高尿酸的情况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x2=315.314、9.502、7.920、80.730,P均<0.05).调整混杂因素后,多因素logistic 回归分析结果表明,高血压家族史与MS无关,高尿酸(OR=2.059,95%CI:1.639～2.588)与MS患病的高风险相关,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交互作用分析显示,高血压家族史与高尿酸对MS患病存在相乘交互作用(OR=2.129,95%CI:1.275～3.555,P<0.05);同时二者也存在相加交互作用,相加交互作用评价指标,如超额相对危险度(RERI)、交互作用归因比(AP)、交互作用指数(S)分别为1.407(95%CI:0.223～2.591)、0.381(95%CI:0.160～0.603)、2.102(95%CI:1.210～3.650).结论 高血压家族史与高尿酸对MS患病存在交互作用,两者同时存在增加MS的患病风险.

目的 了解石化企业职工代谢综合征(MS)患病情况及其影响因素,为石化企业职工MS防制提供依据.方法 选择2021年5月—2022年12月在甘肃中医药大学第四附属医院健康体检的石化企业职工为调查对象,通过问卷调查收集人口学信息、生活行为和职业因素等资料,通过实验室检测收集血液生化指标.采用多因素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MS的影响因素.结果 调查2 479人,其中男性1 684人,占67.93%;女性795人,占32.07%.年龄为(44.84±7.87)岁.检出MS 905例,检出率为36.51%.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性别(男,OR=2.246,95%CI:1.353～3.728)、年龄(≥40岁,OR=3.523,95%CI:2.003～6.194)、噪声暴露(OR=1.894,95%CI:1.272～2.821)、吸烟指数(＞0～200支年,OR=1.907,95%CI:1.155～3.149;>200支年,OR=2.257,95%CI:1.320～3.859)、高尿酸血症(OR=3.013,95%CI:1.852～4.900)和γ-谷氨酰转移酶(异常,OR=2.691,95%CI:1.589～4.559)是石化企业职工MS的影响因素.结论 石化企业职工MS发生风险与性别、年龄、噪声暴露、吸烟指数、高尿酸血症和γ-谷氨酰转移酶水平有关.

目的 了解石油化工企业工人职业性噪声接触与听力损失情况.方法 采用方便抽样的方法,选取4家大型石油化工企业的2 052名工人为研究对象.采用个体噪声剂量计检测其相应岗位的噪声接触水平,对其进行纯音听阈测试.结果 企业工作场所各岗位噪声接触水平为83.2～86.7 dB(A);61.1%的岗位累积噪声暴露量(CNE)>95.0 dB(A)·年.研究对象高频听力损失检出率为12.6%(259/2 052),语频听力损失率为5.5%(112/2 052).CNE分层分析结果显示,在2.0、3.0、4.0、6.0 kHz频率和高频下,研究对象听力损失检出率均随CNE增加而逐渐升高(P值均<0.05).结论 石油化工企业的噪声危害较为严重,长时间职业性噪声接触可增加工人听力损失发生的风险;应加强噪声治理和听力保护工作.

目的 探讨抑郁症状在石化企业员工职业紧张与工作相关肌肉骨骼疾患(WMSDs)间的中介效应,为制定WMSDs的干预措施提供科学依据.方法 采用整群抽样方法于2021年7-10月在江苏省某石油化工企业抽取4 066名员工进行问卷调查,采用Spearman秩相关分析其职业紧张、抑郁症状与WMSDs的关系,并采用分层回归分析和Bootstrap法验证抑郁症状在职业紧张与WMSDs间的中介效应.结果 最终纳入分析的3 763名石化企业员工中,检出WMSDs者2 934例,WMSDs检出率为77.97％.石化企业员工WMSDs得分为(3.47±3.17)分,抑郁症状得分为(10.04±5.99)分;职业紧张得分为(45.79±9.48)分,其中社会支持、组织与回报、要求与付出和自主性维度得分分别为(19.81±3.75)、(15.85±4.94)、(12.35±3.39)和(4.62± 1.80)分.Spearman秩相关分析结果显示,石化企业员工WMSDs得分与职业紧张、组织与回报、要求与付出和抑郁症状得分均呈正相关(r=0.334、0.284、0.202和0.463,均P＜0.01),与社会支持和自主性得分均呈负相关(r=-0.256和-0.141,均P＜0.01);石化企业员工抑郁症状得分与职业紧张、组织与回报和要求与付出得分均呈正相关(r=0.621、0.540和0.410,均P＜0.01),与社会支持和自主性得分均呈负相关(r=-0.419和-0.196,均P＜0.01);石化企业员工职业紧张得分与组织与回报和要求与付出得分均呈正相关(r=0.848和0.639,均P＜0.01),与社会支持和自主性得分均呈负相关(r=-0.648和-0.310,均P＜0.01).中介效应分析结果显示,抑郁症状在石化企业员工职业紧张的社会支持和要求与付出维度与WMSDs间具有部分中介效应,中介效应值分别为-0.137(-0.155～-0.120)和0.177(0.159～0.196),中介效应百分比分别为72.87％和78.67％;抑郁症状在石化企业员工职业紧张的组织与回报和自主性维度与WMSDs间具有完全中介效应,中介效应值分别为0.146(0.131～0.160)和-0.126(-0.158～-0.094),中介效应百分比分别为90.12％和98.44％.结论 石化企业员工WMSDs检出率较高,抑郁症状在其职业紧张与WMSDs间具有中介效应,可通过缓解员工的抑郁症状来预防或减少部分WMSDs的发生.

目的 了解江苏省南京市某石化企业员工职业紧张状况及其对早期健康效应的影响,为开展员工心理干预措施提供科学依据.方法 于2021年9-10月采用整群抽样方法在南京市某石化企业抽取4066名员工进行问卷调查,分析该企业员工职业紧张状况及其对早期健康效应的影响.结果 南京市某石化企业最终纳入分析的3763名员工中,职业紧张者1143人,职业紧张率为30.4％;1143名职业紧张员工中,轻度职业紧张者607人(53.1％),中度职业紧张者256人(22.4％),重度职业紧张者280人(24.5％);抑郁症状、焦虑症状、低生活满意度、失眠症状、疲劳蓄积和肌肉骨骼疾患分别检出1670、1338、2016、1548、2377和2934人,检出率分别为44.4％、35.6％、53.6％、41.1％、63.2％和78.0％;在控制了性别、年龄、文化程度、婚姻状况、月平均收入、职务、岗位、岗位工龄、周工作时间和是否倒班等混杂因素后,多因素非条件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轻度、中度和重度职业紧张石化企业员工抑郁症状检出风险分别为无职业紧张石化企业员工的3.582、6.114和14.016倍,焦虑症状检出风险分别为无职业紧张石化企业员工的4.268、4.429和9.365倍,低生活满意度检出风险分别为无职业紧张石化企业员工的2.790、2.896和7.849倍,失眠症状检出风险分别为无职业紧张石化企业员工的2.425、3.033和5.218倍,疲劳蓄积症状检出风险分别为无职业紧张石化企业员工的4.806、8.818和18.017倍,肌肉骨骼疾患检出风险分别为无职业紧张石化企业员工的2.189、2.381和4.367倍.结论 南京市某石化企业员工职业紧张检出率较高,降低职业紧张程度可减少其早期健康效应的发生.

目的 探讨石化工人职业紧张与职业倦怠现况及其影响因素,为促进石化工人身心健康提供理论指导.方法 2021年6-7月,采用随机整群抽样法抽取海南省4家石化企业一线工人为研究对象,采用基于工作要求-自主性模式(job demand control model,JDC)的工作内容问卷、付出-回报失衡问卷(effort-reward imbalance model,ERI)和职业倦怠通用量表进行现况调查并对数据进行分析.结果 共调查434名石化工人,JDC和ERI模式职业紧张检出率分别为51.2％和68.4％,职业倦怠检出率为32.3％.存在ERI模式职业紧张组石化工人职业倦怠综合得分高于非职业紧张组(P＜0.05);ERI模式职业紧张与职业倦怠呈正相关关系(P＜0.05);性别、学历、饮酒和ERI模式职业紧张是职业倦怠的影响因素(均P＜0.05).结论 石化工人存在一定的职业紧张和职业倦怠,且随着付出-回报失衡程度的增加导致职业倦怠加重.

[背景]蓄积性疲劳如不加以干预,会严重威胁劳动者身心健康.轮班和生活满意度与疲劳蓄积存在一定关联. [目的]探讨生活满意度和轮班及其交互作用对石化企业员工蓄积性疲劳的影响,为预防蓄积性疲劳的发生提供科学依据. [方法] 采用整群抽样的方法,于 2021年 7—10月,抽取江苏省某石化企业全体员工为调查对象进行横断面研究.采用项目组自行设计的问卷,调查员工轮班作业情况;采用《世界卫生组织五项身心健康指标》《劳动者的疲劳积蓄度自己诊断调查表》对生活满意度和蓄积性疲劳程度进行测量.应用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生活满意度和轮班对蓄积性疲劳的影响;采用相加和相乘模型分析生活满意度和轮班的交互作用. [结果]共回收 4066份问卷,其中有效问卷 3763份,有效回收率 92.5％.石化企业员工中蓄积性疲劳者占63.2％(2377/3763);生活满意度低和轮班的石化企业员工分别占53.6％(2016/3763)和 54.2％(2041/3763).单因素分析结果显示,除不同婚姻状况分组间石化企业员工蓄积性疲劳的分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176)外,不同年龄组、性别、学历、平均月收入、职务、岗位工龄、工时、夜班、吸烟、饮酒、体育锻炼、生活满意度和轮班分组间石化员工蓄积性疲劳的分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 ＜ 0.001).调整年龄、性别、学历、平均月收入、职务、岗位工龄、工时、夜班、吸烟、饮酒和体育锻炼等混杂因素后,多因素非条件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生活满意度高者发生蓄积性疲劳的风险为生活满意度低者的 0.129(95％CI:0.109～ 0.154)倍,轮班者发生蓄积性疲劳的风险为不轮班者的 3.792(95％CI:2.713～5.300)倍,生活满意度高且轮班者发生蓄积性疲劳的风险是生活满意度低且轮班者的 0.105(95％CI:0.081～ 0.135)倍.交互作用分析显示,生活满意度及轮班交互作用的相对超额危险度比、归因危险度和交互作用指数分别为-5.504(95％CI:-7.247～-3.760)、-4.728(95％CI:-7.575～-1.880)、0.029(95％CI:0.002～0.351),即生活满意度和轮班对蓄积性疲劳的影响存在相加交互作用.生活满意度和轮班之间存在相乘交互作用(OR=0.688,95％CI:0.476～0.936). [结论]生活满意度和轮班是石化员工蓄积性疲劳发生的影响因素,两者对蓄积性疲劳发生风险存在交互作用.生活满意度高可以降低轮班导致劳动者产生的蓄积性疲劳发生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