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考察不确定性容忍度(intolerance of uncertainty，IU)对中、低特质焦虑大学生的状态担忧、状态焦虑以及皮肤电反应的影响。方法:采用特质焦虑量表(trait anxiety inventory，TAI)和不确定性容忍度量表(intolerance of uncertainty scale，IUS)对北京地区1 378名高校学生进行调查，筛选出中、低特质焦虑个体(TAI得分≤54分)537名，再从中筛选高IU个体(IUS得分≤58分)和低IU个体(IUS得分>58分)，按照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IU得分配对分配到不确定组( n＝28)和确定组( n＝28)中，完成改编的NPU范式任务并填写简版宾州状态担忧量表(Penn state worry questionnaire，PSWQ)、简版状态焦虑量表(brief state anxiety measurement，BSAM)，记录个体完成NPU范式任务时的皮肤电反应。使用SPSS 26.0进行两因素(分类：高IU、低IU；组别：不确定组、确定组)方差分析。 结果:两因素方差分析结果显示，个体的状态担忧分类与组别的交互作用不显著[ F(1，55)＝0.05， P>0.05， η2＝2.16]。分类主效应显著[ F(1，55)＝24.17， P<0.05， η2＝1 143.01]，高IU个体的担忧程度显著低于低IU个体( P<0.05)，组别主效应不显著[ F(1，55)＝0.03， P>0.05， η2＝1.45]，不确定组和确定组在状态担忧方面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个体的状态焦虑分类与组别的交互作用结果显著[ F(1，55)＝4.38， P<0.05， η2＝3.02]；简单分析结果显示，在不确定组中，高IU个体的状态焦虑显著低于低IU个体( P<0.05)；在确定组中，高、低IU个体的状态焦虑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个体的皮肤电反应分类与组别的交互作用结果不显著[ F(1，55)＝0.03， P>0.05， η2＝0.00]。分类主效应不显著[ F(1，55)＝0.07， P>0.05， η2＝0.00]，高、低IU个体的皮肤电活动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但组别主效应显著[ F(1，55)＝4.86， P<0.05， η2＝0.03]，不确定组的皮肤电活动高于确定组( P<0.05)。 结论:在中、低特质焦虑大学生群体中，IU是个体在不确定条件下状态担忧和状态焦虑程度的有效预测源。

利妥昔单抗是采用基因工程技术合成的人鼠嵌合单克隆抗体，通过特异性结合B细胞表面的跨膜蛋白CD20而发挥药理效应。利妥昔单抗临床治疗效果显著，但药理机制复杂，药代动力学/药效动力学（PK/PD）呈非线性且变异度很大，为临床应用的有效性和安全性带来较大的变异性和不确定性，需要实施个体化治疗来提高其用药合理性。目前，利妥昔单抗已具备治疗药物监测（TDM）的基本条件，如血药浓度检测技术、肿瘤生物标志物和相关基因多态性的检测技术等。利用这些技术，结合疾病诊断、人群特殊性、给药途径和药物相互作用等因素综合分析，可以构建利妥昔单抗PK/PD模型，对其疗效、毒性和耐药进行预测。药师参与利妥昔单抗的个体化治疗，开展TDM，具有重要意义，可为患者提供更安全有效的个体化治疗。

粒子射线放疗（PBRT）是基于质子和重离子（目前临床以碳离子为主）射线的放疗技术，通过扩展Bragg峰实现卓越的剂量分布，实现靶向肿瘤部位并保护周围正常组织，从而提供精准的肿瘤治疗。在生物效应方面，质子射线的相对生物效应（RBE）为1.1，略高于光子射线；而碳离子为高传能线密度射线，RBE一般为2~3，针对放射抗性和乏氧肿瘤更具优势。PBRT临床应用包括单线束放疗和混合线束放疗，后者综合不同粒子的优势，是肿瘤治疗研究的重要方向。目前PBRT仍面临着众多挑战，技术上如运动靶区、剂量的不确定性，因此需要呼吸门控和自适应计划等先进技术；临床上，有限的随机对照试验（RCT）限制了PBRT的临床验证。现有的RCT研究，如美国MD安德森癌症中心的研究，虽观察到PBRT的获益，但也表明仍需进一步研究来确认其长期疗效和安全性。未来的研究除将PBRT与光子治疗进行比较外，还应探索将PBRT与免疫治疗等全身治疗相结合的治疗获益。回顾PBRT的临床实践和研究概况，并进一步讨论其在肿瘤治疗中的成本效益，有助于为读者提供全面的理解，推动PBRT在肿瘤治疗中的发展和应用。

目的:探讨大学生无法忍受不确定性与网络成瘾的关系及负性认知偏向和情绪调节困难在二者关系中的作用。方法:2022年9月，使用无法忍受不确定性量表、负性认知加工偏向问卷、情绪调节困难量表和网络成瘾量表对1 762名大学生进行横断面调查。采用SPSS 24. 0进行描述性统计和相关分析，使用AMOS 23. 0构建多重中介模型并采用Bootstrap法进行中介效应检验。结果:(1)无法忍受不确定性评分为34.00(28.00，40.00)分，负性认知偏向评分为42.00(34.00，50.00)分，情绪调节困难评分为26.00(20.00，32.00)分，网络成瘾评分为36.00(28.00，46.00)分。(2)Spearman相关分析结果显示，无法忍受不确定性、负性认知偏向、情绪调节困难以及网络成瘾彼此间均呈正相关( r＝0.343～0.626，均 P<0.01)。(3)路径分析结果显示，无法忍受不确定性对网络成瘾的直接效应不显著，总间接效应为0.402(95% CI＝0.354～0.451)。负性认知偏向在无法忍受不确定性和网络成瘾中的间接效应值为0.253(95% CI＝0.200～0.305)，占总间接效应62.94%(0.253/0.402)；情绪调节困难在无法忍受不确定性和网络成瘾中的间接效应值为0.052(95% CI＝0.033～0.076)，占总间接效应12.93%(0.052/0.402)；负性认知偏向和情绪调节困难在无法忍受不确定性和网络成瘾中的链式中介效应值为0.097(95% CI＝0.068～0.131)，占总间接效应24.13%(0.097/0.402)。 结论:无法忍受不确定性与网络成瘾显著正相关，且其对网络成瘾的影响分别受到负性认知偏向、情绪调节困难的单独中介作用以及二者的链式中介作用。

目的:评估肺癌质子调强治疗(IMPT)中肿瘤运动所致的相互影响(Interplay)效应，并比较不同次数的等能量层重扫描技术对Interplay效应的缓解效果。方法:选取8例肺癌患者进行回顾性分析。所有患者行4DCT扫描，生成10个时相。基于商业化质子治疗计划系统，采用稳健性优化算法，在4DCT图像的参考时相设计临床靶区(CTV)概念的IMPT计划。稳健性优化过程中不确定性因素包括：摆位不确定性±5 mm，射程不确定性为±3.5%，CTV在4DCT中各时相变化不确定性。采用蒙特卡洛算法计算IMPT计划的最终剂量分布。评估Interplay效应时，基于混合形变算法及质子治疗模拟程序，计算患者4D静态剂量和4D动态剂量分布在感兴趣器官(ROI)的DVH差异，定义Interplay效应的评价指标[ΔI (ROI，DVH)]，利用该指标定量评估IMPT计划的Interplay效应；采用等能量层重扫描技术对IMPT计划分别进行3、4、5、6、7次重扫描，并利用ΔI (ROI，DVH)标评估不同次重扫描对Interplay的缓解效果。结果:由Interplay效应导致IMPT计划中靶区CTV的D 95%、CI、HI的均值分别降低了13.7%、12.7%、24.6%，危及器官中双肺V 5Gy、V 20Gy、V 30Gy分别提高了0.8%、3.4%、2.6%。与未使用重扫描技术相比，不同次数重扫描技术使得CTV靶区覆盖D 95%的均值分别提高了4.5%、3.8%、3.8%、3.6%、5.7%。危及器官中双肺平均V 20Gy分别减小了1.5%、1.8%、1.7%、1.6%、1.9%。 结论:Interplay效应导致IMPT计划剂量分布变差，等能量层重扫描技术的应用可以改善靶区剂量分布，建议结合患者自身特征选择最佳重扫描次数。

近年来，利妥昔单抗(rituximab，RTX)越来越多地应用于儿童难治性原发性肾病综合征的治疗，并取得了肯定的疗效。实验证据表明RTX可能通过直接作用于B细胞和T细胞、干扰B细胞与T细胞相互作用以及直接保护足细胞发挥其治疗效应。但目前RTX治疗肾病综合征作用机制的研究数量有限，缺乏确定性证据，因此在学界尚未达成共识。该文总结了近些年的实验研究成果及多位学者提出的合理推测，并综述了RTX作用机制研究的意义及该领域现存的研究空白，以期为RTX的临床应用提供理论指导。

目的:获得神经介入手术中患者峰值皮肤剂量数据(PSD)，评估患者确定性效应发生风险。方法:使用Gafchromic XR RV3胶片采集北京市某三级甲等医院神经介入手术患者的峰值皮肤剂量，主要研究血管栓塞术、血管成形术、血管造影术等3种常见的神经介入手术。使用Epson Expression 10000XL扫描仪扫描胶片，利用ImageJ和Film QA Pro?2014软件测量和分析胶片。结果:共采集49例神经介入手术患者的峰值皮肤剂量数据，包括血管栓塞术23例、血管成形术14例、血管造影术12例。PSD≥2 Gy患者20例，其中血管栓塞术15例，血管成形术5例。血管造影术患者的PSD均<2 Gy。部分神经介入手术患者的峰值皮肤剂量超过国际放射防护委员会(ICRP)第118号报告中的确定性效应剂量阈值。结论:神经介入手术存在发生确定性效应的风险，建议针对风险较高的患者进行随访观察，及时了解其辐射损伤情况和后续诊治。

目的:对常见职业性放射性疾病诊断标准在放射工作人员中应用情况进行调查，为卫生标准的修订、宣贯和标准化管理提供依据。方法:采用整群随机抽样的方法，在2021年1~5月对国家职业性放射性疾病上报系统信息中有上报病例的1市、7省、1集团的放射工作人员开展对标准的知晓、辐射健康效应和职业性放射性疾病诊断的认知情况及对诊断工作建议的调查并分析。结果:2 839名被调查放射工作人员，对不同诊断标准的知晓率、知晓标准的途径、复杂诊断标准中内容的知晓率、电离辐射不同效应概念的知晓率、申请职业性放射性疾病诊断所需材料的知晓情况存在差异( χ2＝416.06、2 924.14、83.45、895.67、815.94， P<0.001)。对电离辐射确定性效应和随机性效应的正确理解率分别为80.63%和43.64%。对申请职业性放射性疾病诊断需要提供资料中职业病危害因素接触史、职业健康监护档案、个人剂量监测等资料认可率较高，分别为96.79%、94.72%、93.55%。参加过上岗前相关知识培训率80.20%，在岗期间培训率81.19%，未参加过任何培训3.77%。对职业性放射性疾病诊断工作建议较多的是加强培训，重视个人剂量监测、职业健康检查，强化卫生监督执法力度等。 结论:放射工作人员对部分诊断标准知晓率偏低，对诊断程序知晓率较高，仍要加强电离辐射健康效应及职业性放射性疾病诊断标准的宣贯、培训并不断优化职业性放射性疾病诊断程序。

目的:基于自杀行为的动机-意志整合模型考察威胁自我调节因素(无法容忍不确定性)和动机调节因素(生命意义感)在自杀诱导因素(归属受挫与负面评价恐惧)和结局变量(自杀意念与自杀行为)之间的作用。方法:采用归属受挫问卷、简明负面评价恐惧量表、无法容忍不确定性量表、生命意义感问卷、积极与消极自杀意念量表和自杀行为问卷对1 325名高校大一新生进行调查研究。采用SPSS 24.0对数据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独立样本 t检验、Pearson相关分析和调节效应分析；采用AMOS 20.0进行中介效应分析。 结果:(1)女生比男生有较多的负面评价恐惧体验[(41.89±9.96)分，(40.31±10.68)分， t＝2.03， P<0.05]；来自农村地区的学生比来自城镇地区的学生体验到较多的归属受挫[(23.83±8.87)分，(22.49±9.17)分， t＝2.51， P<0.05]。(2)归属受挫、负面评价恐惧及无法容忍不确定性与自杀意念、自杀行为之间存在显著正相关( r＝0.24~0.59，均 P<0.001)，生命意义感与自杀意念、自杀行为之间存在显著负相关( r＝－0.43， r＝－0.22，均 P<0.001)。(3)自杀意念中介了归属受挫与自杀行为( β＝0.34， P<0.001)及负面评价恐惧与自杀行为间的关系( β＝0.11， P<0.001)。(4)与无法容忍不确定性较低的学生相比，无法容忍不确定性较高的学生，其归属受挫对自杀意念的预测力更强( β＝0.27， P<0.001； β＝0.41， P<0.001)，其负面评价恐惧对自杀意念的预测力也更强( β＝0.08， P<0.001； β＝0.14， P<0.001)。与生命意义感较低的学生相比，生命意义感较高学生的负面评价恐惧对自杀意念的影响较小( β＝0.20， P<0.001； β＝0.12， P<0.001)。 结论:本研究支持了自杀行为动机-意志整合模型；结果提示人际关系感知压力对自杀意念的影响受到生命意义感和无法容忍不确定性的调节，减少人际关系感知压力、降低个体的无法容忍不确定性、开展生命意义教育是减少大学新生自杀风险的潜在干预途径。

目的:探讨腹腔开放治疗急性胰腺炎合并腹腔间隙综合征（ACS）的临床疗效和预后影响因素。方法:采用回顾性队列研究方法。收集2013年1月至2020年12月国内6家医院收治的186例（解放军联勤保障部队第910医院65例，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46例，福建省立医院33例，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31例，泉州医学高等专科学校附属人民医院7例、石狮市总医院4例）急性胰腺炎合并ACS患者的临床资料；男142例，女44例；年龄为（43±8）岁。观察指标：（1）患者腹腔开放治疗情况。（2）不同治疗结局患者临床特征分析。（3）不同治疗结局患者尿量、乳酸、肠内营养摄入量及序贯器官衰竭（SOFA）评分的变化趋势。（4）患者预后影响因素分析。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以 x±s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t检验。偏态分布的计量资料以 M（ Q1， Q3）表示，组间比较采用Mann-Whitney U检验。计数资料以绝对数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χ2检验或连续性校正 χ2检验。重复测量数据采用重复测量方差分析。相关性检验采用Spearman相关性分析。单因素分析采用COX回归模型，多因素分析采用COX向前逐步回归模型。 结果:（1）患者腹腔开放治疗情况。186例患者腹腔开放治疗前腹内压、氧合指数、乳酸、SOFA评分分别为（23.3±1.9）mmHg（1 mmHg=0.133 kPa）、（121±24）mmHg、（5.0±3.4）mmol/L、（10.4±3.6）分；治疗后168 h上述指标分别为（11.2±2.9）mmHg、（222±38）mmHg、（3.2±2.1）mmol/L、（4.4±2.3）分；两者上述指标时间效应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F时间=855.26，208.50，174.91，208.47， P<0.05）。（2）不同治疗结局患者临床特征分析。186例患者中，166例住院期间生存并顺利出院，20例住院期间死亡。腹腔开放治疗前，住院期间生存患者年龄、SOFA评分、术前ACS持续时间、乳酸分别为（41±7）岁、（9.4±3.4）分、13（10，21）h、（4.2±0.6）mmol/L；死亡患者上述指标分别为（45±6）岁、（11.5±2.4）分、65（39，84）h、（5.2±0.5）mmol/L；两者上述指标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t=-2.10，-2.71， Z=-5.36， t=-7.16， P<0.05）。腹腔开放治疗后，住院期间生存患者术后急性胃肠损伤持续时间，连续肾脏替代治疗时间，脱离机械通气时间，血管活性药物使用时间，早期确定性关腹，术后肠瘘类型（无肠瘘、高位肠瘘、低位肠瘘）分别为4（2，6）d，4（3，7）d，34（21，41）d，3（2，6）d，126例，131、23、12例；死亡患者上述指标分别为13（10，17）d，10（8，18）d，0（0，3）d，8（6，12）d，1例，2、15、3例；两者上述指标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Z=-5.60，-3.75，-3.64，-3.06， χ2=41.43，45.86， P<0.05）。（3）不同治疗结局患者尿量、乳酸、肠内营养摄入量及SOFA评分的变化趋势。腹腔开放治疗前，住院期间生存患者尿量、乳酸、肠内营养摄入量、SOFA评分分别为（0.29±0.10）mL/（kg·h）、（4.2±0.6）mmol/L、0.0 kcal/（kg·d）、（9.4±3.4）分，治疗后168 h上述指标分别为（2.22±0.15）mL/（kg·h）、（1.9±0.7）mmol/L、（20.7±2.9）kcal/（kg·d）、（3.7±2.2）分；住院期间死亡患者上述指标分别为（0.28±0.08）mL/（kg·h）、（5.2±0.5）mmol/L、0.0 kcal/（kg·d）、（11.5±2.4）分，治疗后168 h上述指标分别为（0.28±0.09）mL/（kg·h）、（7.7±0.8）mmol/L、（4.6±1.8）kcal/（kg·d）、（12.4±2.1）分；两者上述指标时间效应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F时间=425.57，188.59，394.84，37.52， P<0.05）；两者上述指标不同时间点与治疗结局存在交互效应（ F交互=383.14，233.04，169.83，36.61， P<0.05）；两者上述指标组间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F组间=2 739.56，877.98，542.05，240.85， P<0.05）。（4）患者预后影响因素分析。单因素分析结果显示：年龄、SOFA评分、术前ACS持续时间、降钙素原、乳酸、术后肠瘘类型（高位肠瘘）、腹腔出血、术后急性胃肠损伤持续时间、连续肾脏替代治疗时间、血管活性药物使用时间、早期确定性关腹是影响腹腔开放治疗患者预后的相关因素（风险比=1.07，1.18，1.39，1.16，8.25，12.26，2.83，1.29，1.56，1.41，0.02，95%可信区间为1.00~1.15，1.45~2.27，1.22~1.57，1.02~1.32，1.75~38.90，7.37~41.23，1.16~6.93，1.22~1.37，1.23~1.99，1.08~1.84，0.00~0.16， P<0.05）。多因素分析结果显示：术前ACS持续时间延长、术后高位肠瘘、术后急性胃肠损伤持续时间延长是影响腹腔开放治疗患者预后的独立危险因素（风险比=1.05，7.95，1.17，95%可信区间为1.01~1.32，2.05~30.87，1.13~1.95， P<0.05），早期确定性关腹是独立保护因素（风险比=0.10，95%可信区间为0.01~0.89， P<0.05）。Spearman相关性分析结果显示：术前ACS持续时间与术前SOFA评分呈正相关（ r=0.71， P<0.05）。 结论:腹腔开放治疗急性胰腺炎合并ACS患者有效。术前ACS持续时间延长、术后高位肠瘘、术后急性胃肠损伤持续时间延长是影响患者预后的独立危险因素，早期确定性关腹是独立保护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