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探讨妊娠期糖尿病(GDM)患者心理压力与应对方式及自护能力的相关性.方法:选取2020年10月-2023年10月本院收治的GDM患者108例,应用基线资料调查量表、妊娠压力量表(PPS)、简易应对方式量表(SCSQ)、自我护理能力测定量表(ESCA)调查患者基本特征、心理压力、应对方式及自护能力.比较不同基线特征GDM患者PPS评分差异,Pearson相关系数模型分析GDM患者SCSQ、ESCA评分与PPS评分关系,多元线性逐步回归分析模型探讨GDM患者心理压力影响因素.结果:本次共发放问卷108份,回收有效问卷105份,有效率97.2％.105例GDM患者PPS评分(54.02±14.37)分(39～74分),各因子条目均分最高的均是确保母子健康和安全而引发的压力感.不同年龄、是否计划妊娠、家庭月收入、产妇类型、流产史GDM患者PPS评分有差异(P＜0.05).SCSQ量表中积极应对评分23.57±4.92分,消极应对评分11.93±1.68分,ESCA评分84.26±13.80分.Pearson相关系数模型分析显示,GDM患者SCSQ量表中积极应对评分、ESCA评分与PPS评分呈负相关,消极应对评分与PPS评分呈正相关(均P＜0.05).由于SCSQ评分、ESCA评分存在明显共线性,因此将两者分别纳入多元线性逐步回归模型中分析显示,纳入SCSQ评分的模型中,非计划妊娠、初产、流产史、SCSQ量表积极应对评分低、消极应对评分高均为GDM患者心理压力主要影响因素;纳入ESCA评分的模型中,非计划妊娠、初产、流产史、ESCA评分低均为GDM患者心理压力主要影响因素(均P＜0.05).结论:本次调查的GDM患者心理压力明显,且与应对方式、自护能力密切相关,改善应对方式及自护能力可能是减轻患者心理压力的潜在途径.

目的:探讨上颌牙列缺失患者种植固定修复治疗前后鼻唇部软组织的变化及其影响因素.方法:选择2016年1月-2023年7月于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九人民医院口腔第二门诊行上颌全牙弓种植固定修复的患者50例.收集患者修复前后的病史、CBCT和三维面部扫描数据,采用配对t检验或Wilcoxon符号秩和检验比较患者戴牙前后软组织的改变,将各变化量与患者基本信息、种植方案和剩余骨相关参数进行双变量相关分析.使用赤池信息准则选择各软组织指标变化量的多元线性回归模型.结果:种植固定修复后,上唇长(sn-sto)、上唇红长(ls-sto)、上唇红面积(UVA)显著增加(P＜0.01),上唇凸点到E线的距离(ls-E)显著减少(P＜0.01),鼻唇角(∠cm-sn-ls)显著减小(P＜0.01),人中长(sn-ls)无显著改变(P＞0.05).除sn-sto和sn-ls外,其余软组织改变量均与年龄呈正相关关系(P＜0.01),其余骨组织参数、种植方案、性别与各软组织改变量无显著相关性.多元逐步后退回归分析显示,各软组织变化量与年龄和术前软组织情况广泛相关,个别与骨形态相关.结论:上颌牙列缺失患者种植固定修复后鼻唇部软组织发生显著变化,主要为唇红部扩大和突出.面部软组织变化主要与患者年龄及原有软组织条件广泛相关;患者年龄越大、原有软组织形态越凹陷萎缩,丰满度改善越明显,唇部凸度改变量与剩余骨形状也存在相关性.

目的 研究慢性心力衰竭(chronic heart failure,CHF)与红细胞分布宽度/白蛋白比(red blood cell distribution width to albumin ratio,RAR)的关系.方法 美国的国家健康与营养检查调查数据库(National Health and Nutrition Examination Survey Database,NHANES)提供了1999-2020间CHF的流行病学和随访数据,静海区医院(Jinghai District Hospital,JHDH)提供了2021-2022年的CHF流行病学数据.两个队列根据是否患有CHF,分为了CHF组和Con组.逐步特征消除被用来筛选协变量,广义线性模型被用来统计患病率的比值比(odds ratio,OR),使用4种模型观察CHF与RAR的关系.Cox回归模型对NHANES的CHF生存数据进行统计,分析RAR对CHF的远期预后价值.通过RAR的四分位分段(RARQ)观察RAR与CHF患病率之间的关系.限制性三次样条(restricted cubic spline,RCS)被用来寻找RAR预后的最佳分界值,Kaplan-Meier曲线用来分析RAR对CHF的远期预后.结果 NHANES队列包括Con组(n=58 687)和CHF组(n=2 067).JHDH队列包括Con组(n=12 760)和CHF(n=2 342).RARQ中Q1～Q4的CHF患病率在NHANES中是0.69%,1.52%,2.80%,6.00%;在JHDH中是4.75%,9.04%,17.42%,50.17%.Q4的CHF患病率是Q1的8.70倍(NHANES)和10.56倍(JHDH).两个队列RAR在Model4校正后的OR分别是2.27(95 CI%:1.5～3.42)和1.85(95 CI%:1.7～2.01).分析NHANES队列存活(n=784)和死亡(n=958)的CHF患者,校正后的RAR的危险比(HF)为2.28(95 CI%:1.55～3.36).RCS提示RAR对CHF远期预后的最佳分界值是3.4 dL/g.生存曲线显示高RAR组(>3.4 dL/g)的远期预后差于低RAR组(≤3.4 dL/g).RAR的预测价值远远高于传统的红细胞分布宽度(RDW).结论 RAR是CHF患病率和远期预后的危险因素.RAR对CHF的预测价值优于传统的红细胞分布宽度和血清白蛋白.RAR预测CHF远期预后的最佳分界值是3.4 dL/g.

目的:比较2型糖尿病（T2DM）患者与非糖尿病患者癌抗原19-9（CA19-9）、癌胚抗原（CEA）表达情况，探讨白细胞介素-6（IL-6）、肿瘤坏死因子-α（TNF-α）和高敏C反应蛋白（hs-CRP）在调节CA19-9和CEA中的作用。方法:选取2016年1—12河北省秦皇岛军工医院T2DM患者146例（T2DM组），根据年龄、性别、体质量指数（BMI）、腰围和臀围进行倾向评分匹配，按照1∶1不取代的最近邻匹配法完成健康对照组匹配共146例。将T2DM患者根据糖化血红蛋白（HbA 1c）水平分为四组：HbA 1c<7% 16例（A亚组），7% ≤ HbA 1c<9% 38例（B亚组），9%≤HbA 1c<11% 44例（C亚组），HbA 1c ≥ 11% 48例（D亚组）。采用逐步线性回归确定T2DM患者CA19-9、CEA水平升高机制中IL-6、TNF-α、hs-CRP的中介效应。 结果:T2DM组空腹血糖（FBG）、HbA 1c、IL-6、TNF-α、hs-CRP、CA19-9、CEA均明显高于健康对照组[（9.95 ± 2.98）mmol/L比（4.89 ± 0.77）mmol/L、（9.85 ± 2.18）%比（5.71 ± 1.91）%、（46.51 ± 13.17）ng/L比（32.41 ± 13.74）ng/L、（45.41 ± 17.25）ng/L比（21.54 ± 15.01）ng/L、（4.99 ± 3.51）mg/L比（3.19 ± 3.15）mg/L、（13.35 ± 5.34）U/L比（8.58 ± 1.08）U/L和（2.51 ± 1.04）μg/L比（2.14 ± 1.01）μg/L]，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1）。A亚组、B亚组、C亚组和D亚组性别构成、腰围、臀围、病程和FBG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四亚组年龄、BMI、IL-6、TNF-α、hs-CRP、CA19-9和CEA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1或<0.05）。T2DM患者HbA 1c与IL-6、TNF-α、hs-CRP、CA19-9和CEA呈正相关性（ r=0.863、0.802、0.495、0.883和0.766， P<0.01）。IL-6、TNF-α、hs-CRP在HbA 1c调节CA19-9中起着部分中介效应[分别为20.5%（0.181/0.883）、17.8%（0.157/0.883）、8.2%（0.072/0.883）]，TNF-α在HbA 1c调节CEA中起着部分中介效应[24.0%（0.184/0.766）]。 结论:T2DM患者的肿瘤标志物水平升高与血糖有相关性，其中炎性反应是二者之间潜在调节变量。

目的:研究基线体重及其变化对体检人群新发白蛋白尿或尿白蛋白/肌酐比值（ACR）增加的影响。方法:研究对象来自2013年9月1日至2018年9月1日在四川省人民医院体检中心完成2次及以上的体检者，收集体检者初次和末次体检的一般资料和实验室检查结果。按照体重指数（BMI）分为BMI正常组和超重/肥胖组，比较两组人群一般资料和实验室检查结果的差异。主要终点事件为新发白蛋白尿或ACR增加≥30%。采用逐步多重线性回归法分析ACR增加的影响因素，Cox比例风险模型分析基线体重及其变化对新发白蛋白尿或ACR增加≥30%的影响。结果:共1 761名体检者被纳入本研究，随访时间为（16.54±7.87）个月，新发白蛋白尿59例，ACR增加≥30%者30例，白蛋白尿逆转35例。多重线性回归分析显示BMI是ACR的独立影响因素（ β=0.127， P<0.001）。Cox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年龄增加（ HR=1.041，95% CI 1.018~1.064， P<0.001）、高血压（ HR=2.035，95% CI 1.278~3.242， P=0.003）、糖尿病（ HR=2.081，95% CI 1.310~3.305， P=0.002）和高尿酸血症（ HR=1.700，95% CI 1.084~2.668， P=0.021）是新发白蛋白尿或ACR增加≥30%的独立影响因素，而BMI（ HR=1.053，95% CI 0.975~1.137， P=0.191）及体重变化率（ HR=1.030，95% CI 0.972~1.092， P=0.322）不是其独立影响因素。亚组分析提示超重/肥胖与年龄、高血压、糖尿病、高尿酸血症分别存在交互作用（ P交互<0.05），体重超重/肥胖对预先设置的各亚组发生主要终点事件的影响基本一致。增重与高血压、糖尿病分别存在交互作用（ P交互<0.05）。增重可增加女性主要终点事件的发生风险（ HR=3.355，95% CI 1.164~9.670， P=0.025），对其他预设的亚组的影响基本一致（均 P>0.05）。明显减重组比明显增重组的白蛋白尿逆转发生率稍高，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考虑可能与减重幅度较小（-6.08%±3.51%）有关。 结论:超重/肥胖可增加白蛋白尿发生风险，合并糖尿病、高血压和高尿酸血症者发生风险更高。小幅度减重对逆转白蛋白尿的作用尚不足。

目的:探讨区域氧饱和度（regional oxygen saturation, rSO 2）水平在急性下肢缺血（acute lower limb ischemia, ALLI）患者预后评估中的应用价值。 方法:回顾性分析2021年6月至2022年6月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医院ICU收治的ALLI患者的临床资料，根据随访期间是否发生不良事件分为事件组和非事件组，比较两组患者的一般临床资料。采用多元逐步线性回归分析rSO 2相关的独立预测因子；采用多因素Cox回归模型分析不良事件发生的独立危险因素；采用受试者工作特征（ROC）曲线获得rSO 2预测不良事件的最佳截断值；根据最佳截断值将研究对象分为高值组和低值组，采用Kaplan-Meier曲线分析随访期间组间生存率差异。 结果:共有82例ALLI患者纳入此次研究，随访期间不良事件发生率为25.6%（21例）；事件组患者术后四个时段rSO 2、24 h rSO 2最大值、最小值、平均值及踝肱指数均明显低于非事件组；肌钙蛋白I、肌钙蛋白T、肌红蛋白、肌酸激酶、C反应蛋白及乳酸水平显著高于非事件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5）。多元逐步线性回归分析结果显示：C反应蛋白（ β=-0.320， P=0.002）、血浆乳酸（ β=-0.262， P=0.009）、肌钙蛋白Ⅰ（ β=-0.230， P=0.025）、吸烟史（ β=-0.211， P=0.034）均是rSO 2的独立预测因子。多因素Cox回归分析结果显示：24 h rSO 2平均值是ALLI患者发生不良事件的独立影响因素（校正后 HR=0.67，95% CI:0.54~0.83， P<0.001）。24 h rSO 2平均值对ALLI患者术后30 d、60 d和90 d发生不良事件均具有较好的预测价值（AUC分别为0.934、0.867及0.823），对应的rSO 2最佳截断值分别为59.36%，59.03%及59.03%。以24 h rSO 2平均值为59.36作为最佳截断值预测ALLI患者术后发生不良事件的敏感度和特异度分别为85.7%和85.3%。根据最佳截断值将研究对象分为高值组（rSO 2>59.36%, 59例）和低值组（rSO 2≤59.36%, 23例），Kaplan-Meier生存曲线分析结果显示：两组间无事件生存率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P<0.001），高值组明显优于低值组。 结论:24 h rSO 2平均值是ALLI患者术后发生不良事件的独立影响因素，对ALLI患者的预后具有良好的预测价值。

目的:探索影响体外膜氧合（ECMO）技术治疗严重儿童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ARDS）预后的因素。方法:多中心前瞻性观察性研究。以中国9家主要儿童ECMO中心2018年1月至2022年12月收治的95例ECMO挽救性治疗的严重ARDS患儿为研究对象，记录其一般资料、疾病危重度和脏器功能、综合治疗情况以及预后，根据出院时的转归分为存活组和死亡组，应用 t检验、 χ2检验、多因素Logistic回归和混合线性模型分析ECMO启动前基线情况和ECMO过程中连续监测的指标（小儿危重评分、血小板计数、白蛋白、纤维蛋白原等）与预后的关系。 结果:95例接受了ECMO治疗的严重ARDS患儿中男55例（58%）、女40例（42%），年龄36.9（0.5，72.0）月龄。12例患儿（13%）存在免疫缺陷。68例（72%）患儿采用静脉动脉模式，27例（28%）采用静脉静脉模式。95例患儿出院存活率为51%（48例），静脉动脉和静脉静脉模式分别为47%（32/68）和59%（16/27）。死亡组患儿比存活组免疫缺陷的例数更多，小儿危重评分、血小板计数、白蛋白、纤维蛋白原和氧合指数均更低，呼吸机驱动压（ΔP）和氧指数均更高，ECMO前ARDS持续时间更长（均 P<0.05）。年龄、性别、体重及ECMO模式等在不同预后组间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高ΔP、高氧指数、低氧合指数和低白蛋白均是影响预后的高危因素（均 P<0.05）。ΔP≥25 cmH 2O（1 cmH 2O=0.098 kPa）、氧合指数≤67 mmHg（1 mmHg=0.133 kPa）和氧指数≥35均是预测不良预后的阈值（均 P<0.05）。死亡组和存活组的ΔP、氧合指数、氧指数在ECMO后24 h起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5），并且随着ECMO进程差异逐步扩大；血小板水平从ECMO后7 d开始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并逐渐扩大；血乳酸水平在ECMO应用前、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并从ECMO后24 h逐步扩大。 结论:ECMO前高ΔP、高氧指数、低氧合指数、低白蛋白是影响ECMO治疗严重儿童ARDS预后的高危因素。ECMO过程中第24小时起ΔP、氧指数逐渐降低和氧合指数逐渐升高预示预后良好，而ECMO应用后乳酸逐步升高预示预后不良。

目的:探讨急性髓系白血病患者住院费用的影响因素，基于决策树模型进行病例分组，为完善该病种的DRG管理提供参考。方法:提取2020年至2021年福建省血液病研究所临床血液内科出院的以急性髓系白血病为主要诊断(ICD编码前4位为C92.0、C92.4、C92.5、C93.0)的病案首页数据，通过Wilcoxon秩和检验或Kruskal-Wallis秩和检验以及多元线性逐步回归分析确定住院费用的影响因素，并将其作为分类节点，运用 χ2自动交互检验法决策树模型对纳入病例进行分组。同时，按福建省试运行的C-DRG版本对纳入病例进行分组，比较两种分组方法的区别。 结果:住院天数、治疗类型、是否伴有并发症及年龄是急性髓系白血病患者住院费用的影响因素，将其纳入决策树模型形成9个病例组合；该模型的方差减少量为75.77%，组间异质性较高，变异系数为0.33~0.61，组内差异较小。按福建省试运行的C-DRG版本共分为2组，其方差减少量为27.57%，组间异质性不高，变异系数为0.59和1.25，组内差异较大。结论:根据住院天数、治疗类型、是否伴有并发症及年龄进行急性髓系白血病病例分组，分组结果较为合理，可为该病种的DRG管理和成本管控提供参考。

目的:探讨吞咽障碍与脑卒中患者预后和住院费用之间的相关性。方法:选取于潍坊市3家公立医院康复科就诊的脑卒中住院患者1370例，根据吞咽造影检查结果，将患者分为吞咽障碍组(499例)和非吞咽障碍组(871例)。收集患者临床资料，包括病案号、年龄、性别、医保类型、卒中类型、病灶部位、Charlson合并症指数(CCI)等。采用二元Logistic回归和多重线性回归模型分析吞咽障碍与肺炎发生情况、改良Rankin量表(mRS)评分、改良Barthel指数(MBI)、住院时长、住院总费用之间的相关性。结果:本研究纳入脑卒中患者的吞咽障碍发生率为36.42%。校正混杂因素后，吞咽障碍组肺炎的发生风险是非吞咽障碍组的2.417倍[OR＝2.417，95%CI(1.902，3.072)， P＝0.000]。出院时，吞咽障碍患者mRS评分≥3分和MBI<60分的风险分别为3.272倍[OR＝3.272，95%CI(2.508，4.269)， P<0.001]和1.670倍[OR＝1.670，95%CI(1.230，2.268)， P<0.001]。多重逐步线性回归结果显示，吞咽障碍与出院时较高的mRS评分(β＝0.265， P<0.001)、较低的MBI评分(β＝－0.210， P<0.001)、较长的住院时间(β＝0.053， P<0.001)存在显著相关性。从标准化回归系数看，影响住院费用的程度，从大到小的顺序依次为住院时长(β＝0.618)、吞咽障碍(β＝0.147)、MBI评分(β＝－0.416)、肺炎(β＝0.133)、幕上卒中(β＝－0.053)、出血性脑卒中(β＝0.058)、CCI评分(β＝0.039)。其中，吞咽障碍与住院费用存在显著相关性(β＝0.147， P<0.001)。 结论:吞咽障碍会对患者的预后和住院费用产生显著影响，应尽早识别并予以干预，以改善预后、减轻经济负担。

目的:探讨自尊和心理控制源在慢性心力衰竭老年患者再入院次数和自我感受负担间的中介作用。方法:选取5所三级医院346例慢性心力衰竭老年患者，患者病情稳定时采用自我感受负担量表(self-perceived burden scale，SPBS)、自尊量表(the self esteem scale，SES)和多维度健康心理控制源量表(multidimentional health locus of control scale，MHLC)进行调查。SPSS 20.0进行双变量相关分析和多元线性逐步回归构建结构方程模型；Process 2.13.2插件进行Bootstrap中介效应检验；AMOS 23.0进行结构方程模型验证和路径分析。结果:(1)慢性心力衰竭老年患者最近一年再入院次数为0～8次， M( P25， P75)为1(1，3)次；自尊量表平均分为(29.25±3.67)分，心理控制源中内控性得分为(22.67±3.85)分；有势力他人得分为(26.45±3.38)分；机遇得分为(19.84±3.82)分；SPBS平均得分为(22.19±9.49)分。(2)SPBS总分与自尊显著负相关( r＝－0.359， P<0.01)，机遇心理控制源显著正相关( r＝0.169， P<0.01)；自尊与内控性( r＝0.237， P<0.01)、有势力他人心理控制源( r＝0.225， P<0.01)显著正相关。因心力衰竭再入院次数与自尊( r＝－0.119， P<0.05)显著负相关，与内控性心理控制源显著负相关( r＝－0.173， P<0.01)、与自我感受负担显著正相关( r＝0.219， P<0.01)。(3)结构方程模型和中介效应分析结果显示：再入院次数、自尊、心理控制源可以解释自我感受负担总变异的18.0%；自尊和心理控制源在再入院次数和自我感受负担间存在中介作用，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20.00%。 结论:自尊和心理控制源在再入院次数和自我感受负担间存在部分中介作用，提高慢性心力衰竭老年患者的自尊水平，促进积极的内控性应对策略，将可能更加有效的缓解自我感受负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