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 本研究旨在探讨磁共振成像(MRI)和增强CT(CECT)对原发性肝癌(primary liver cancer,PHC)经导管动脉化疗栓塞术(transcatheter arterial chemoembolization,TACE)后残留和新发病灶的诊断价值和准确性.方法 研究对象为扬州大学第四临床医学院2021年1月至2022年1月收治的72例PHC患者,共92个病灶.所有患者均行TACE治疗,术后6个月随访.此外,所有患者均行数字减影血管造影(digital subtraction angiography,DSA)检查,并以DSA结果为金标准,评价MRI和CECT对肝癌患者TACE术后残留和新发病灶的诊断价值和准确性.结果 两种诊断方法的特异性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但MRI的诊断准确率和敏感性明显高于CECT(P＜0.05). MRI检出的残留和新发病灶数明显高于多层螺旋CT(MSCT)(P＜0.05),不同类型碘油沉积的PHC患者TACE后残留和新发病灶的检出率明显高于CECT(P＜0.05).术后MRI诊断的肿瘤包膜数明显高于CECT(P＜0.05).两种诊断方法对术后动脉期残余强化征象的评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此外,两种诊断方法对门静脉癌栓诊断及术后病变的血供来源无显著差异(P＞0.05).结论 MRI对肝癌患者TACE术后残存和新发病灶的诊断准确率和敏感性均高于CECT.然而,这两种诊断方法在门静脉癌栓的诊断、病变的血供来源以及术后动脉期残余强化的评分上是相似的.

目的 探讨布-加综合征(BCS)背景下肝细胞癌(HCC)的普美显(Gd-EOB-DTPA)磁共振成像特征.方法 回顾性分析14例有BCS背景的肝细胞癌患者和32例无BCS背景的肝细胞癌患者的临床资料,其中有BCS背景的HCC病灶24个,无BCS背景的HCC病灶41个,所有的患者均进行普美显增强MRI检查.比较两组肝细胞癌患者的MRI特征(强化模式、包膜、囊变坏死、出血、腹水等)及差异性.结果 门静脉期有BCS背景的肝细胞癌病灶呈高信号明显多于无BCS背景的病灶,延迟期有BCS背景的肝细胞癌病灶呈高信号多于无BCS背景的病灶,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肝胆期两者信号差别无统计学意义.有BCS背景的患者中有腹水的比例、女性患者比例明显高于无BCS背景的患者,病灶内出血比例低于无BCS背景的病灶,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 有BCS背景和无BCS背景的肝细胞癌在门静脉期及延迟期显示不同的增强模式,在肝胆期无显著差异.

目的:探讨N6-甲基腺苷(m6A)去甲基化酶ALKBH5在人肝癌中的表达及其对抗肿瘤免疫的影响.方法:采用免疫组织化学染色(IHC)检测50例肝细胞癌(HCC)样本中ALKBH5的表达;采用x2检验分析其与临床特征之间的关系;采用Kaplan-Meier法分析其与患者生存之间的关系;采用GSEA、GO、KEGG和Re-actome通路富集分析预测ALKBH5潜在的作用机制;利用TIMER、TISIDB数据库分析ALKBH5 mRNA与免疫细胞浸润及免疫检查点分子之间的关系.结果:ALKBH5在HCC组织中低表达,并且在肿瘤直径＞5 cm、有包膜浸润、ES分级Ⅲ/Ⅳ级的HCC组织中的表达更低,ALKBH5低表达组患者总生存(OS)和无进展生存(PFS)较差;基因富集分析显示ALKBH5可能参与免疫相关通路,ALKBH5与CD4+T、CD8+T、DC、NK等免疫细胞的浸润相关,与PD-1/L1和CTLA4的表达呈正相关.结论:ALKBH5可能通过影响抗肿瘤免疫促进肝癌恶性进展,导致患者预后不良.

目的 探讨肝脏炎性肌纤维母细胞瘤(HIMT)的MRI、CT表现与病理对照.方法 回顾性分析20例经病理证实为肝IMT的临床资料、CT及MRI表现,讨论并总结肝IMT的影像学表现及病理特点.结果 20例镜下均表现为不同程度的凝固性坏死、纤维组织增生及炎症细胞浸润.11例位于肝右叶,9例位于肝左叶,其中13例位于肝边缘或包膜下.16例CT平扫表现为稍低密度,1例呈等密度.T1WI 13例呈低或稍低信号,1例呈等信号,T2WI 14例均呈高或稍高信号.其中4例中央可见小结节状异常信号,相对于病灶主体在T1WI上呈更低信号,T2WI上呈更高信号,11例DWI上呈高或稍高信号,2例DWI上呈等信号.三期增强扫描:20例均表现为延迟性强化,15例呈环状强化;3例呈分隔样强化,3例呈全瘤样强化,4例可见"厚壁圆环中心点"征,4例见门静脉漂浮征.结论 肝IMT多发生于肝包膜下或肝边缘,增强扫描多呈延迟性强化,门脉期及延迟期环状强化、门静脉漂浮征具有一定特征性,对肝IMT的诊断及鉴别诊断具有一定意义.

目的:探讨急性淋巴细胞性白血病(ALL)患儿继发门冬酰胺酶(Asp)相关性胰腺炎(AAP)的临床特征、影像学表现及预后.方法:回顾性分析2014年10月—2022年1月在本院初诊为急性淋巴细胞性白血病(ALL)并接受Asp联合化疗后出现急性胰腺炎的14例患儿的临床和影像资料,主要包括ALL患儿的联合化疗方案、危险度分层、主要临床表现、发生胰腺炎时所处治疗阶段、药物累积用量、实验室指标(血常规、胰酶指标、肝肾功能、血脂血糖、凝血功能等化验结果)、影像学表现(胰腺是否坏死及坏死程度、出血、积液范围等影像特征)、转归及预后等.结果:14例中,男12例、女2例,中位年龄6.5岁(1～14岁);Asp用药1～8次(中位数为5次)后发病;中度AAP 9例,重度5例.14例行腹部超声检查,均可见声像异常,主要表现为胰腺增大,包膜回声欠光滑,实质回声增强且欠均匀,坏死部分表现为液性暗区,伴有胰周和腹、盆腔积液12例.13例行腹部CT检查,1例行MRI检查,主要影像特点为胰腺肿大、胰腺边缘毛糙和胰周液体积聚,其中11例胰腺实质内出现坏死灶;伴有腹腔积液11例,盆腔积液7例.禁食及药物治疗4周后随访结果为1例间质水肿性AAP发展为胰腺假性囊肿,8例出血坏死性AAP发展为包裹性坏死.2例AAP患儿分别于治疗后21及107天后再次使用Asp进行化疗,分别随访18、20个月,均未再发胰腺炎.结论:AAP是Asp药物治疗相关的严重并发症,随访显示AAP可完全吸收或形成胰腺假性囊肿或包裹性坏死,有必要及早通过临床影像特征确诊AAP,以便提早干预,从而改善预后.

目的:探讨炎症型肝细胞腺瘤(inflammatory hepatocellular adenoma，I-HCA)的超声造影(contrast-enhanced ultrasound，CEUS)特征。方法:回顾性分析2009年4月至2019年11月在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经病理及免疫组织化学证实的28例I-HCA患者28个病灶的CEUS表现，观察其动脉期增强方式、达峰时增强的均匀性、包膜下增强血管影及病灶内部灌注缺损区的显示情况。将所有病灶分为最大径>5 cm组(9个)和最大径≤5 cm组(19个)，并比较两组病灶CEUS表现的差异。结果:28个I-HCA病灶在动脉期均表现为高增强，其中39.3%(11/28)呈整体增强，39.3%(11/28)呈向心性增强，21.4%(6/28)呈离心性增强，25.0%(7/28)的病灶呈不均匀增强，10.7%(3/28)的病灶内见灌注缺损区，64.3%(18/28)的病灶见包膜下增强血管影。最大径>5 cm组的病灶动脉期不均匀增强( P＝0.020)和内部灌注缺损区( P＝0.026)比例较高，但两组在增强方式、包膜下增强血管影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门脉期及延迟期分别有42.9%(12/28)和57.1%(16/28)的病灶呈低增强。以CEUS"动脉期高增强、门脉期及延迟期持续高增强或等增强"为依据诊断良性病变，准确性为42.9%(12/28)。以CEUS"动脉期高增强、包膜下增强血管影、门脉期及延迟期持续高增强或等增强"中的任意一种征象为I-HCA的诊断依据，准确性提高至71.4%(20/28)。 结论:CEUS对炎症型肝细胞腺瘤的诊断具有一定价值。

目的:探讨局限性紫癜性肝病(PH)的计算机断层扫描(CT)与磁共振成像(MRI)特征。方法:选择2015年1月1日至2022年12月31日于乐清市人民医院经病理确诊的8例PH患者(10个病灶)，分析病灶部位、大小、形态等，以及患者的CT(4例患者4个病灶)与MRI(5例患者7个病灶)特征。采用描述性方法进行统计学分析。结果:8例PH患者中，6例患者病灶位于肝右叶，1例位于肝左叶，1例(3个病灶)位于肝左、右叶；8个病灶呈圆形或类圆形，2个病灶呈片状不规则形。病灶中位最大径(范围)为4.2 cm(2.2～9.3 cm)，其中2个病灶最大径<3.0 cm ，6个最大径为3.1～5.0 cm ，2个最大径>6.0 cm。9个病灶界限清晰，1个界限模糊。9个病灶有包膜，1个无包膜。1个病灶内有血管穿行。4例患者(4个病灶)CT平扫显示，3个病灶密度均匀，3个病灶呈低密度；CT增强扫描显示，动脉期2个病灶呈显著强化，门脉期3个病灶持续中度强化，延迟期2个病灶持续轻度强化。5例患者(7个病灶)MRI平扫显示，6个病灶信号均匀，T1加权像3个病灶呈低信号、4个呈等信号，T2加权像压脂序列6个病灶呈高信号，弥散加权成像3个病灶呈高信号、4个呈等信号；MRI增强扫描显示，4个病灶动脉期全瘤显著强化，5个病灶门脉期持续中度强化，6个病灶延迟期持续轻度强化。结论:PH病灶呈圆形或类圆形，界限清或不清，密度均匀或不均，CT和MRI平扫特征为低密度，T1加权像低信号，T2加权像和弥散加权成像高信号，CT和MRI增强以中度或显著持续强化为特征。

目的:探讨肝癌组织中G蛋白偶联受体48(GPCR48)的表达与肝癌转移和预后的关系。方法:选择2019年1月至8月在广西国际壮医医院肝胆外科行手术切除(R 0切除)的10例肝癌患者，其中男性6例，女性4例，年龄37.0～64.0岁；选择2019年1月至12月在广西国际壮医医院肝胆外科行肝部分切除术的6例因外伤或结石行肝部分切除的患者，其中男性3例，女性3例，年龄16.0～63.0岁。收集肝癌患者的肝癌组织、癌旁组织及肝部分切除患者的正常肝组织，利用实时荧光定量PCR、蛋白印迹技术和免疫组化技术检测肝癌组织、癌旁组织和正常肝组织中GPCR48的mRNA和蛋白表达，比较分析肝癌组织、癌旁组织和正常肝组织中GPCR48表达的差异。选择2009年6月至2019年6月在南宁市第一人民医院肝胆外科行肝癌切除术的68例肝癌患者癌组织标本以及相关临床资料，其中男性56例，女性12例，年龄范围31.0～76.0岁，采用免疫组化技术检测肝癌组织中GPCR48的表达，根据肝癌组织中GPCR48的表达水平将肝癌患者分为GPCR48高表达组和GPCR48低表达组，分析GPCR48的表达水平与肝癌转移和预后的关系。 结果:肝癌组织GPCR48 mRNA的表达水平高于癌旁组织[(0.894±0.086)比(0.583±0.095)]和正常肝组织[(0.894±0.086)比(0.485±0.111)]，肝癌组织GPCR48蛋白的表达水平高于癌旁组织[(0.772±0.080)比(0.453±0.052)]和正常肝组织[(0.772±0.080)比(0.329±0.046)]，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 P<0.05)。肝癌组织GPCR48蛋白阳性率为70.0%(7/10)，癌旁组织为20.0%(2/10)，两者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P<0.05)。GPCR48表达与肿瘤长径、TNM分期、血管侵犯、肿瘤包膜等相关( P<0.05)，与肝癌其他临床病理学参数无关( P>0.05)。68例肝癌患者中，GPCR48高表达组46例，GPCR48低表达组22例，GPCR48高表达组患者肿瘤累积复发率高于GPCR48低表达组(χ 2＝15.577)，累积生存率低于GPCR48低表达组(56.5%比27.3%，χ 2＝6.309)，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8.7%比36.4%， P<0.05)。 结论:GPCR48 mRNA和蛋白在肝癌组织中表达上调，与肝癌复发转移有关，影响肝癌患者的预后。

目的:探讨肝反应性淋巴样组织增生（RLH）的 18F-氟脱氧葡萄糖（FDG） PET/CT双时相显像表现。 方法:回顾性分析2016年9月至2021年7月于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行 18F-FDG PET/CT双时相显像并经手术标本或穿刺组织病理学检查结果确诊为肝RLH的7例患者的临床资料和影像资料，其中男性2例、女性5例，年龄（60.4±3.7）岁。观察肝RLH的 18F-FDG PET/CT显像表现，分别测量及计算病灶长径、病灶与邻近肝脏的CT值、早期显像及延迟显像的最大标准化摄取值（SUV max）、肝本底SUV max、滞留指数（RI）。符合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的比较采用两独立样本 t检验。 结果:7例肝RLH患者中，71.4%（5/7）患者为单发病灶、28.6%（2/7）患者为多发病灶，共11个病灶，均位于肝包膜下，其形态呈类圆形或椭圆形，边界模糊，长径5.5~19.2（14.9±1.2） mm。CT平扫结果显示，11个病灶密度均匀，其中2个病灶呈等密度，9个病灶呈低密度，其CT值为（42.1±3.1） HU，低于邻近肝实质的CT值（55.9±1.5） HU，且二者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t=-7.36， Ρ<0.001）。 18F-FDG PET/CT显像结果显示，63.6%（7/11）病灶的 18F-FDG摄取高于肝实质，其中85.7%（6/7）病灶延迟显像的SUV max升高，14.3%（1/7）病灶延迟显像的SUV max降低，早期、延迟显像病灶的SUV max分别为6.2±0.4和6.8±0.7，RI为12.2%（8.9%，15.5%）；36.4%（4/11）病灶的 18F-FDG摄取低于或邻近肝实质，延迟显像病灶的SUV max无明显变化，早期、延迟显像病灶的SUV max分别为2.2±0.4和2.1±0.4。 结论:肝RLH病灶多位于肝包膜下，呈均匀稍低密度灶，边界模糊。 18F-FDG PET/CT显像显示多数病灶 18F-FDG高摄取，少数病灶呈等摄取或低摄取，延迟显像SUV max多升高，多发病灶 18F-FDG摄取相近或相差很大。

目的:分析增强MRI影像组学技术筛选影像组学特征，联合临床相关因素构建的肝细胞癌根治术后早期复发预测模型的价值。方法:回顾性分析2015年1月至2020年12月在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五医院行根治性切除术的109例肝细胞癌患者资料，其中男性96例，女性13例，年龄(58.3±10.7)岁。依据术后12个月内是否复发分为早期复发组( n＝31)和对照组( n＝78)。109例患者按1∶4随机分为验证集( n＝23)和训练集( n＝86)。基于术前MRI多期增强扫描，在Radcloud平台上勾画肿瘤病灶并提取1 409个定量影像组学特征。利用方差阈值、SelectKBest和LASSO对特征进行降维、筛选，联合临床相关因素(甲胎蛋白、肿瘤长径等)，通过机器学习，建立预测模型，受试者工作特征(ROC)曲线下面积、准确率、召回率、平衡F分数评估模型的预测效能。 结果:早期复发组肿瘤形态不规则、肿瘤边界不清比例以及肿瘤长径高于对照组，假包膜比例低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5)。利用方差阈值方法从1 409个特征中筛选465个特征，再使用SelectKBest最佳方法筛选38个特征，最后使用LASSO方法筛选了7个最佳影像组学特征，联合临床相关因素，通过机器学习构建了5种预测模型，分别是：支持向量机、高斯朴素贝叶斯、逻辑回归、多项式朴素贝叶斯、K最近邻。5种模型中K最近邻模型的预测效能较高，在训练集中ROC曲线下面积、准确率、召回率、平衡F分数分别为0.90、0.98、0.74、0.84，在验证集中分别为0.76、0.92、0.75、0.83。最终选择了K最近邻模型作为预测模型。 结论:基于术前增强MRI的影像组学及临床特征构建的肝细胞癌根治术后早期复发预测模型K最近邻，准确率较高，具有较高的价值。